詹 玲

　　从早期的城乡底层生活叙事，到后来的民国传奇书写，海飞的小说越写越好看，拥有的大众读者数量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学院派对海飞的关注也在增加，无论是单篇作品的文本分析，还是从创作整体的梳理与探讨，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各类文学奖项接连不断地获得，也标明了文坛对他的创作的赞赏和肯定。是什么让海飞的小说能够同时获得学院派与大众读者的认同？笔者认为，海飞通过以底层群体为主体的伦理与价值取向、细节的准确与真实呈现以及诗意的气质构建，让孤岛时空中的战争历史想象拥有了“生活的温度”，得以重建以民族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侠义精神，让情感孤寂无依的现代人获得了温暖的力量。

一、城乡底层叙事中的“孤独”情感

海飞对文学的最早接触，从住在上海杨浦区龙江路弄堂里的少年时代开始。在他的记忆中，舅舅们都是颇为时尚的“文艺青年”，订阅了不少像《十月》《当代》这样的纯文学杂志。这样的文学滋养，沉淀在海飞的思想里，让他在辗转工厂之间，打工谋生的时光里，依然拿起笔，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之梦。

　　海飞的小说始终是沿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前行的。在《乡愁是被大风吹散的月光》一文里，他写道：“其实，我的半个故乡在浙江诸暨一座叫丹桂房的村庄，我的另半个故乡在上海市杨浦区龙江路。我是被风吹来荡去的蒲公英。”蒲公英的自我譬喻，传达出的，是作家自少年时代便已累积成形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丹桂房与龙江路，构成了海飞童年与少年生活的两端，也是他记忆中最难割舍的两处所在。然而，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丹桂房的道路早“被水泥覆地”，没有了青砖黑瓦，“没有了院门，没有了菜园，没有了竹篱笆，没有了一个从竹园隐约处一闪而过的女子”，作家曾经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如今已“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站在高楼的面前，海飞觉得自己“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故地面目全非产生的失魂落魄，让沉淀在少年时光里的孤独感与漂泊感，被迅速放大，浓重地浸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

　　尽管对于作家个体来说，徘徊于城乡，找寻不见归路的孤独，是一种基于他自身生存经验的情感，有着可触摸的真实与诚挚，但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城乡题材小说而言，书写底层人物“生活在别处”的心灵痛苦与情感孤独，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表达。在这一方面，海飞的创作并没有与其他作家有多大不同。从丹桂房村走出来的人，不过是汇入城市中万千底层大军中的一员，讲述着同样的孤独故事。并且，在叙事的手段和技巧上，或许是太想讲好故事，“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海飞试图通过一些看起来具有现代意味的叙事技巧，让自己的小说看起来更有深度和意味，但由于作者使用手法的不熟练，常常导致故事讲述失败。比如《谁谋杀了小青》里，作者希望用主体介入的方式来形成元叙事，但创作主体与故事内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处理好。小说里的“我”，当思想脱离了身体飞升起来后，视野和思考却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思维层面，原本可能的诗意和超验性的空间没有打开，“我”的存在也显得十分多余。《烟囱》采用了一只猫的视角来讲述春官和三宝的故事，但讲着讲着就逸出了猫的视角，从异态的限知叙事变成了全知叙事，从而造成了文本前后不一致。

二、“孤岛”时空里的侠义人物形象构建

如何看待小说以及小说的本质？在为《蓝耳短腔调系列》写的序中，海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小说就是一个‘假语’的世界，假语为虚，世界为构，所以我们常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正是对小说虚构艺术的本质认识，使海飞在发现以现实生活为参照的城乡底层叙事，除了不断堆积故地消失带来的孤寂与悲哀之外，别无他法时，尝试着做了另一个努力，那就是将现实推开，用想象在文本中搭建故地的骨架，为情感的慰藉找寻新的出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要做一些补偿，要把上海写进我的故事里，做一次文艺创作上的主宰。”在这样的故事里，上海不再是现实生活中高楼林立，不断向前飞速跃进的现代化都市，而是永久停留在作家想象中的静止时空。如何为这个时空做一个特定的历史定位？从《上海滩》的歌词里，作家发现了“孤岛”这个上海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时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于是，海飞笔下的主人公，在从故乡诸暨枫桥镇丹桂房村走出后，步入永恒的“孤岛”时空，谱写出一个个“可以跨越年代和生死”的历史传奇。

　　在摒弃了元叙事、异态视角等现代叙事手法后，海飞小说中因技巧运用不熟练而出现的阅读障碍基本扫除。为了建构起“汪洋恣肆的”，能够“瞬间击中读者的阅读神经”的好故事，海飞开始调动他的另一重阅读记忆，那就是武侠题材的小说与影视剧。少年时代的海飞，除了在上海的龙江路弄堂里阅读了大量的《十月》《当代》等纯文学杂志外，也曾在丹桂房村看了《少林寺》《霍元甲》《陈真》《木棉袈裟》《八百罗汉》等影视剧，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武侠。那些刀光剑影与英雄传奇，构成了他纯文学之外的第二种文学记忆。并且，出生于吴越之地，刚烈坚韧、崇武尚剑的侠文化精神是这一地域悠久醇厚的文化传统。这种精神自越王勾践立下洗雪国耻目标的时候便已凝聚成形，历经宋明，积淀成越人特有的文化心理。“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的地域性格，使得海飞从精神血脉里便有着侠义并举，刚柔相济的品性，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一颗“武侠的初心。”因而，当海飞在他的文本世界里筑起民国上海这样一个生命中“时常重复的长梦”时，武侠就成了这个长梦中的人物最显著的精神气质。

　　《旗袍》里的钱鹏飞，《麻雀》中的陈深，都是具有狂放不羁的意气与豪情的侠文化精神代表。除了钱鹏飞、陈深这样不羁率性的游侠形象外，海飞笔下还有一种很有特色的侠女形象。如《女管家》里的东方靖琪，既是非常能干的女管家，又在国难当头之际为全县百姓挺身而出，接下县长一职；为了救下工厂工人，东方靖琪不惜背上汉奸骂名，出任伪维持会会长，表现出大仁大义的侠者风范；《花红花火》里的花红，面对土匪强盗宁折不弯，在田家遭遇危机之际，不计前嫌施以援手，抗日战争时期，她又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带领兄弟们抗击日军，成就了抗日民族英雄的侠义形象。

　　在《向延安》《惊蛰》《捕风者》等小说中，主人公则是以一种成长的进行时姿态出现的。这也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人物模式，即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身负某种使命踏入江湖社会，经历各种复杂、艰险的考验，以及血与火的洗礼后，成长为众人敬仰的大侠。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古龙的《天涯·明月·刀》等都是如此。革命历史小说的成长叙事，突出的是意识形态的规训作用，因此，在人物的成长经历中，往往都会有年纪较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充当导师这样的角色，来指导人物前行，但在武侠故事中，突出的则是个体生命通过磨练之后的成长与成熟，而衡量其是否转换成功的标准，是能否成为人类社会的文化道义之最集中的体现与象征。从这个标准来说，海飞这些小说里主人公的成长，更具有武侠叙事的特征。他们或许在某一阶段会受到革命前辈的帮助和指导，如《惊蛰》中的张离之于陈山，《捕风者》里的梅娘之于苏响，但这些前辈人物并不能担任精神导师的角色，主人公的成长从根底里是要靠自己，在亲情、友情与爱情的多重矛盾纠葛里辗转痛苦，被命运的推手推向一场场变故才会成熟。

三、构建故事话语场的三种叙事手段

作为“谍战小说的领军人物”，麦家曾呼吁书写战争的小说家应肩负“重塑人民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的责任。”但现有的抗战及谍战小说往往或用现代个性启蒙意识置换了曾经占据主导的革命集体伦理观念，或“以解构主义叙事策略剥离历史的意识形态外衣，以此还原或解密历史的真相”，结果导致革命历史合法性与自我认同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这一方面，海飞重新回向民族文化传统，寻找“侠”这一对中华民族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文化质素，或可看作是重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另一可行性路径。当作家把民胞物与、义薄云天、浩然正气等这些与现实生活迥异的价值观放在虚拟的“孤岛”时空中展开时，如何才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话语场？靠什么支持能够使故事叙述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与影响力，获得读者的认同？

　　首先，以底层群体为主体的伦理与价值取向。与早期的城乡叙事一样，海飞的民国上海战争传奇同样以底层人物为对象，以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为主线展开叙事。这些小人物并没有盖世的武功，也没有超凡的头脑，他们的理想也不是有朝一日能够雄踞天下，成就一番霸业，而是不受惊扰地过着柴米油盐的小日子。《向延安》里的向金喜，一心只想做个好厨师，做一桌精致的菜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对《惊蛰》里的陈山来说，能够混饱自己的肚子，让妹妹和父亲安安稳稳地活好，就是他的目标；《回家》里的士兵们，无论是国军还是新四军，他们共同的理想都是回家种田，搂着老婆孩子过完一生。在作者的笔下，不光是中国人对家有着特别的渴望，那些到中国来作战的日本士兵，也无不日夜思念自己的家乡，把回家作为理想和目标。就像作家所说的，“我以为‘回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字眼，温暖得如同‘棉花’。但是有战争，回家就变得无比奢侈，路途漫长。”在革命历史话语被消解弱化的当下时代，海飞以底层个体日常生活需求为新的价值立足点，通过弱者在乱世中的离乱命运与对和平生活的渴求，让读者得以重新思考国族话语、集体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因为都是底层的小人物，本身并不具备呼风唤雨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当他们被迫拿起刀枪保家卫国，实践道义精神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像同时期的一些谍战、抗战小说里的孤胆英雄一样，独自深入虎穴，或者凭借非凡的个人技能破译敌方的重要情报，获得战争的胜利，而是与许多跟他们一样的底层的革命志士并肩作战，与大家一起完成革命的使命。如《旗袍》里的关萍露，既有老地下党员钱鹏飞、宋方春、尚小兰等人的引导，她的同伴李芬芳、陈瞎子、胖子也一直在她的周围帮助和支持她；《捕风者》中的苏响经历的三个男人，都曾是她的战斗伙伴，他们的不同命运和遭际成就了苏响的成长。同样，在《惊蛰》《麻雀》等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也都是一组组“烽火年代的无名英雄”群像。在这些底层小人物身上，已经看不到城乡叙事中的孤独、悲凉，大时代历史情境下的战争思维重新提出个体对集体的服从需求，以及牺牲、奉献、仁心、正义这些话语力量的重新复苏，让个体的灵魂找到了可以安放的位置。集体的存在让信仰有了温度，也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其次，细节的准确、真实与日常生活的呈现。战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极端经验，国族战争尤为如此。用极端经验构筑的历史想象，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读者来说，一方面会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带给读者新奇感、刺激感，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另一方面，因为与读者的生活经验距离远，很难让读者在情感上产生真正的共鸣，其结果只是看了一个离奇、好看的故事，文本中蕴藏的价值话语则较难被接受和认同。“十七年”的不少革命历史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红岩》，还有许多武侠小说，都是如此。优秀的历史小说家，会采取选用与极端经验相对的日常经验进行文本填补的方法，让日常经验穿插于极端经验之中，从而有效拉近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情感距离，使读者自觉认同小说的价值阐释。在这一方面，海飞是做得很成功的。他笔下的孤岛上海，本身就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时空场域。海飞用大量准确、真实的细节描写，填实了文本的虚泛空间，从而将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融合一体。在谈《回家》的创作时，他说自己在创作开始的时候就“给小说中的主人公设定了一条真实的‘回家’之路”，日本军人在战时的种种细节也“都是从一些日本画册、书籍中了解”的，《麻雀》更是“小到衣服上的一颗纽扣材质，教堂（鸿德堂）的地理位置，当年人事细节，都做了严谨的历史考据。”为了加强真实感，《麻雀》中还加入了不少那一时期的老照片，照片上真实的历史人物为虚构的文本提供了极佳的历史现场感。通过这些细节的准确与真实，作家得以重建孤岛时期的上海景观，让读者得以触摸历史的质感和温度。

　　第三，诗意的气质。无论是战争年代有家不能回的痛苦，还是和平时代乡村生活的困窘，作家并没有用绝望、悲观的情绪笼罩这些充满苦难的人物，而是尽可能地用一种较为轻盈的讲述方式，让叙事保持了天然的诗性成分与飞翔气质。谍战小说中常见的审讯刑罚，作家没有像很多新历史小说家那样，用高密度的、具象化的手段，呈现令人窒息的暴力画面，叩问战争对人与人性的扼杀和摧残，而是经常简单地一带而过。这种逃离了血腥与毁灭的写法，让抗战这样的主题变得没有那么沉重，对战争本质的还原也并没有落到残酷的底色。那些埋藏在各类人物共同的美好情感和人性渴望，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保持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张力，使故事在悲伤的情调之外，延伸出一些诗意的成分，叙事的基调也显得舒缓有致。

　　遍观近些年来的谍战、抗战小说，大多以制造紧张的悬念吸引读者眼球，像海飞这样具有温暖的质感，让人读来张弛有度的则不多。而这样的质感的获得，来自于海飞的创作态度。在他眼里，小说最关键的点都是“写生活，写人生，写情感”，即便是谍战类小说，要“以生活为主要呈现面，谍战桥段为辅。”海飞特别重视生活的温度，他认为“温度就是一种质感，一种味道，一种让人赏心悦目的感觉。……温度有时候，指的就是生命力。我们的人体温度是37度，这就是生命”，“是刚刚好。包括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以及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门类的作品，更包括人际交往，以及万事万物，刚刚好很重要。”为了重建生活的温度，架构一个梦想中的旧上海，成了作家让时光暂驻的方式。通过细节的精心架设与人物心理的细微把握，文本的时空被放大，叙事的速度慢了下来，温度也就达到了刚刚好的时候。因此，尽管海飞的故事里随处可见一触即发的危机，给人的阅读感受却没有其他的谍战小说那么紧张，反而有一种意外的从容。这或许也是海飞的民国战争传奇让不少读者手不释卷的原因之一吧。

　　注释：

　　aegjsu 金莹：《海飞：文学性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讲究》，《文学报》2016年11月24日，第3版。

　　b 海飞：《乡愁是被大风吹散的月光》，《杭州日报·西湖副刊》2017年9月29日。

　　c 海飞：《我遥远的丹桂房》（后记），《丹桂房的日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dm 海飞：《上海往事》，《麻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181页。

　　f 海飞：《且以小说慰生活》，《蓝耳短腔调系列：战栗与本案无关，但与任何女人有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hq 袁欢、金莹：《海飞：同酿酒一般“养故事”》，《文学报》2017年10月26日，第6版。

　　irt 傅逸尘：《历史烟尘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观照——关于海飞小说与剧本的对话》，《文学报》2014年12月18日，第7版。

　　kl 海飞：《武侠的年代》，《杭州日报·西湖副刊》2016年7月15日。

　　n 吴敏、周晓婷：《谍战题材创作变“流水线生产”，作家被“挟持”》，《南方日报》2011年3月23日，A19版。

　　o 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167页。

　　p 海飞：《一声枪响》，《名作欣赏》2017年第4期，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