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锋

　　吴玄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作家。他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与同代作家颇不相同的审美格调和精神禀赋。从表象上看，他的小说有几分荒诞，又有几分孤独；有一些无聊，又有一些无望，让人不免想起一大串20世纪中西方文学史中的代表作品，如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变形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抑或是鲁迅的《孤独者》，郁达夫的《沉沦》等等，尤其是他笔下一个个“陌生人”形象，似乎都能从这些经典作品中找到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然而，如果深而究之，我们会发现，吴玄是一个充满了强烈解构意愿的小说家。他常常以一种近乎漠然的情感姿态，让人物置身于喧哗与躁动的时代深处，揭示现代人孤独与飘忽的精神状态，直击现代人在繁杂世界中所感受到的无聊烦闷、杂乱无序的生存意绪，并由此传达出创作主体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处境的形而上的哲思。

　　一

　　纵观吴玄的小说创作轨迹，既不像上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那样带有断裂性的风格转变，同时也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呈现出某种消极性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体现在小说的主题上，便表现为某种力度不断加强的解构——从解构他者到解构自我，从解构传统的文化伦理到解构现代的日常形态。在创作过程中，吴玄往往以充满幽默、戏谑甚至夸张的叙述语调，刻画了一个又一个肉体无处安放、灵魂漂泊无依的孤独个体的形象，并且展示了他们在喧哗与躁动、冷漠与空虚时代下的失根状态。

　　吴玄早期的作品，既有着先锋文学的实验色彩，流露出强烈的现代性启蒙意愿，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韵致和情思有着内在的勾连。如《玄白》，乍一看来，我们或许会想到阿城《棋王》中的“棋呆子”王一生，《玄白》中同样有着“棋疯子”刘白，但是两者却不尽相同。前者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作，从根底上来说，是一部文化小说，其中蕴涵着道家修身养性、清心寡欲的文化理想，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潜在魅力。后者虽然也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更多地展示了这种精髓的瓦解与消亡。这主要体现在人物生存境况与文化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在《棋王》中使王一生能够超然物外、自由救赎的棋道精神，在《玄白》中却让刘白身陷囹圄，生活支离破碎。《发廊》则采用了类似于鲁迅的“归乡模式”的叙述策略，叙述了出生于农村的方圆在现代都市与乡村的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处境。对方圆来说，她不能再依靠传统意义上的“自力更生”，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获得生存的资本，然而遗憾的是，农村固不是她的栖息之地，城市亦非她的容身之所，因此，她只能如候鸟一般，在无边的迁徙之中，呈现出无根的漂泊状态。

　　在对传统文化伦理进行解构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吴玄早期小说中所表露的现代性启蒙意愿，其中有对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审视与思考，也有对传统文化伦理的反叛与重构；既包含了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异化的批驳与反抗，又体现了对某种理性价值的诘问与诉求。这使得其早期小说颇具先锋意味。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吴玄似乎想要通过这种解构，重构起某种新的文化伦理或者唤起某些业已消失的价值理想。如《玄白》通过刘白对棋道中落的惋惜和怅惘，传达出作者对追名逐利的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反思。《西地》也并非仅仅是为了展示“我”父亲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而是为了揭示现代文明进程对于传统乡村伦理秩序的巨大冲击，传达出现代文明与传统伦理、都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裂隙。《发廊》通过对方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游离和她所遭受的排斥之呈现，反映了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像方圆这样的“多余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双重错位与隔膜。总体来看，无论是他在小说中所折射出的现代性启蒙意愿，还是在创作中流露出的古典韵味，就其精神来说都是先锋的。

　　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吴玄开始摆脱早期小说中所表露出的先锋意味和古典余韵，更加关注人物内在的精神状态，解构色彩也愈发浓厚。此时，解构的目标已从早期的传统文化伦理转向了日常生活形态，如对家庭、工作、理想、欲望等个体生存基本欲求的解构。这种解构已不像其早期小说那样为了建构而解构，而是为了解构而解构，体现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质，如对虚无、非理性的精神追求，讲求“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的价值立场，以及祛魅化、大众化的审美取向。《像我一样没用》中的丁小可，就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解构意图，尤其是丁小可身上那样无欲无求的日常生活状态，妻子、女儿、事业、金钱、性爱乃至生命在他这里都变得毫无意义。《同居》叙述了蜗居在北大附近地下室的旁听生何开来和柳岸共居一室的生活，但是何开来面对柳岸的投怀送抱，却一次次婉转相拒，其中暗含着他对基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伦理的消极回避。到了《谁的身体》和《虚构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精神无所依托的傅生和章豪，只有在网络上才找到自己的心灵寓所，于是他们开始逃避现实，沉溺于网络中的爱情，并且都不愿意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生活。他们之所以沉溺于网络，实则是对真实的日常生活形态的回避，向往着无物无他甚至无我的虚无人生。作者在这里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将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基本欲求都进行了全面地解构。

　　这种解构在其长篇小说《陌生人》中发展到了极致。毕业于名校的主人公何开来，先是背离了父亲为自己设想的远大前程，他与黄小丫、李少白、杜圆圆三个女人的关系也都因何开来的消极遁逃变得无疾而终，与此同时，他对待父母亲人也都冰冷漠然、麻木不仁。在小说中，作者对何开来的事业、爱情、婚姻、亲情、性爱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深度解构，当所有的这些日常形态全部破灭，何开来想到了自杀，但是以他那玩世不恭、近乎虚无的处世哲学，断然不可能走向自杀之路，于是他逃往了北京。在小说所呈现的空虚、无聊、冷漠、麻木不仁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何开来走向自杀之路定然会显得与这种语境格格不入。正如利波维茨基所言：“自杀与冷漠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从极端悲惨的自杀做法，到对生命与死亡的极端关注与轻视来看，自杀与后现代的宽容论是水火不容的。在虚无的远景里浮现出的并非是自动的毁灭，也不是一种彻底的绝望，而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大众病理学，抑郁、‘腻烦’‘颓废’等都是对冷淡及冷漠进程的不同表达，这是因为一方面缺乏吸引人的戏剧性，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那种局部流行的、永恒的、冷漠的在兴奋与抑郁之间的摇摆不定。”在《陌生人》中，何开来、何雨来表现出的极度自我的行为，以及何燕来那种平面化的性格特征，无疑都是这种大众病理学的真实写照。

　　通过这些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吴玄已经不再热衷于其早期先锋叙事中含沙射影式的意义建构，而是消弭了一切日常形态的存在意义，并且一步步走向荒谬、虚无的境地，充分享受着解构的快感。作者之所以对人物日常生活形态进行如此酣畅淋漓地解构，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生存之根，既有的生存现实、文化、伦理、情感等等，都不足以缓解人物在冷漠时代下的空虚、无聊和寂寞。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吴玄笔下的人物都秉持着一种类似于塞亚·伯林所提出的“消极自由”的人生观有着紧密联系，洪治纲对此曾有较为精到的论述：“吴玄笔下的那些准知识分子们之所以不断地逃避或逃跑，主要就是为了摆脱外在角色的制约与干涉，维护个体自在的活动空间，拒绝社会公共力量包括一切世俗伦理的潜在规约。他们不想拥有任何具有明确的理性意志的主体意识，但也不想被任何意志所左右，体现出非常明确的消极自由观。”这种软绵静止、毫不抗争、消极逃避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吴玄所极力探讨的生存哲学。

　　二

　　这种消极自由的生存哲学，使得吴玄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与我们惯常所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无边的疏离之感。诸如入世的人生哲学、远大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知行合一”的精神传统等等，这些几千年来一直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恪守的价值理念，在吴玄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萨义德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同样，萨义德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反抗性、批判性、代民众立言等特性，在吴玄的笔下亦得到了消弭。

　　由此观之，吴玄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丧失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特质，同时也不具备萨义德所指出的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品性，他们是消弭了一切价值理想的“多余人”或 “局外人”，与整个社会的存在秩序格格不入。但是，吴玄笔下的“多余人”或“局外人”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20世纪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人物有着天壤之别。“多余人”虽然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但他们至少愤世嫉俗、并且有着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局外人”虽然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不抱任何希望，实则是用荒谬对抗荒谬，他们的荒谬内蕴着对社会秩序和强力意志的积极对抗。吴玄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与整个的社会价值观是普遍疏离的，他们之所以置身事外，只不过是为自身寻求一点消极自由的空间，其疏离是逃避性的、非对抗性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这种疏离与中国古代的隐士相比拟，因为隐士往往是那些渴望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攀附权贵、潜心于学问的知识分子，显然吴玄笔下的这些“局外人”并不具备这些隐逸者的品性。

　　对社会价值观的疏离，必然会导致人与人的疏离。因为人作为一种社会的人，是被无限多的社会关系所塑造而成的，作为个体的人，也必然承载着他人所施予自己的使命，如对亲人的关怀、对情人的怜爱、对朋友的体贴、对同事的信任等等。人的这些基本使命无疑都是社会所赋予的，所以当人与社会的价值谱系普遍背离之时，必然会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这种疏离在吴玄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人物对亲情、爱情的双重疏离。一方面，他们与自己家人之间的亲情伦理不断崩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试图在爱情上寻找寄托。在《陌生人》中，何开来对妹妹何雨来的放纵视若不见，对父亲之死不闻不问，对女友李少白的爱情吁求置若罔闻，这些境况无不增加了人物的疏离之感。《像我一样没用》中的丁小可，对女儿的发烧漠不关心，而他对妻子胡未雨的“出轨”看似隐忍与包容，实则是对夫妻双方那种分享自己、帮助和成就对方需要的义务的逃避与疏离。此外，像《玄白》中的刘白、《同居》中的何开来、《谁的身体》中的傅生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疏离。

　　不管是对传统价值观的疏离，还是基于亲情、爱情、友情层面的疏离，其实都是对伦理的疏离，只不过前者归根结底是人与社会的疏离，后者则是人与人的疏离。在我看来，无论是人与社会的疏离，抑或是人与人的疏离，都不足以使人真正抵达虚无之境。真正能够掏空人物内心，并且让其感到无边的绝望与虚妄的，是人与世俗化的生存欲求的疏离。所谓世俗化的生存欲求，如对事业攀升的愿望、对金钱增加的追求、对情欲的本能反应、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挣扎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凡夫俗子的个人在世俗环境下的基本需求。人一旦与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欲求也发生了疏离，那么作为一个实体的人的存在也便值得怀疑。在吴玄早期的小说中，人物的这种世俗化的生存欲求还并未丧失，如《西地》中赵伯虎对性的痴迷、《发廊》中方圆对金钱的崇尚、以及《门外少年》中米燕和小石那种原始的性本能等等。然而在其后期小说中，这些基本欲求全面消退，人物变得越发空虚、寂寞。这些都反映了人物与世俗化的生存欲求的极度疏离，这种疏离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愈发飘忽不定、孤独无依。

　　孙志文曾说：“个人生命的形成，个人当初诞生以后在根本上也一直是那把他召入生命的力量。因此人生命的意义便在于努力地去追寻、去达成创造人的那位给人锁定下的目标，因此个人绝对无法在自我当中找到生命的意义。人全部的存在都是来自另外一位。”“个人人际互赖关系如果被切断的话，那么个人生命不论身体或精神都会很快萎谢，因为个人被剥除了身体、心理、社会、种族、语言、精神、宗教，还有许多既有的关系，因而缺乏完整生长所需的必要条件。这种人的生命将无意义，变得非人化。”因此，当何开来、丁小可们与社会的价值观、与他人双双疏离，企图在自我狭小的天地中获得立足之地时，却发现无法在自我中找到生命的意义，自我甚至比世界更荒谬。于是，人的空虚、寂寞和焦虑也随之而来，由此便出现了人与自我的疏离，人彻底沦为行尸走肉般的“非人”。就像吴玄在《陌生人》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何开来卸下了所有的社会角色，儿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职员，几乎都不是了，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裸体的自我。这个自我，丧失了参照，很可能会沦为一面空虚的镜子，自我的陌生感于是就来了。”正是这种与自我的疏离和陌生之感，使得吴玄小说中的人物最终抵达了真正的虚无之境，成为自我的“陌生人”。

　　在吴玄的观念里，孤独已演变为现代人的一种常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现代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无聊而且冷漠，甚至还包含着一些自恋乃至自闭的意味，这是一种虚无的、无关痛痒的存在之态。正如利波维茨基所言：“孤单能衬托出诗情画意一般灵魂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小说中的人物认为，孤单便是一种无活力的孤单。与孤单伴随而来的，是没有了反叛也没有了致命的诱惑，这种孤独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现实’，其与日常生活的言行一样是平淡无奇的。”吴玄小说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发现了这种孤独，并且深入到孤独的内部，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这种孤独存在的必然性。

　　借助于这种带有自恋意味的孤独处境的戏谑化表达，吴玄深刻地洞察到现代社会中人们价值观与信仰的普遍危机，其中暗含着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处境——在当代消费社会中，一方面，个体由于挣脱了传统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得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在挣脱了规范和禁区之后却又没有能力建构起自我的主体意识，由此导致了主体性的退隐与丧失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使得个体沉湎于自我的狭小天地中，与社会、与他人双双疏离，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体普遍的自恋型的神经质和抑郁症，人人都变成了浑浑噩噩的个体，冷漠淡然、麻木不仁，生存的热情已然消失殆尽，生活的空虚感亦不断蔓延，这种带有大众病理学的特征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对此似乎并未察觉。吴玄的这种思考，尖锐地触及了现代人在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存在问题，显示出创作主体敏锐的艺术直觉和思想深度。

　　三

　　为了将人物在空虚、无聊、烦闷时代下孤独的精神处境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吴玄往往动用一种内向型的叙事策略，通过对人物内在精神状态的反复盘剥，以及对人物深层意识的挖掘与表现，将人物内部精神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表露无遗。在《谁的身体》中，当李小妮制造了浪漫温馨的氛围，想要与傅生做爱之时，傅生的表现却是极度挣扎的，李小妮精心设计的情趣并不能激发他的兴趣，做爱的过程也极其枯燥乏味。小说在描写傅生做爱后的复杂心理时这样写道：“他并没有想过要跟她做爱的。当然做爱也不是什么大事，做也就做了，问题是什么地方有点不对，而且没什么劲，似乎还不如手淫，手淫充满了自由和想象。是一种艺术，就像写诗。傅生就想起了一指，独自笑了一下又想起李小妮是他带来的，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他和李小妮做爱了，是否就算有了关系？傅生想了想。觉得这样的结论是很庸俗的，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关系。”在这里，作者通过对傅生做爱后矛盾心理的反复盘剥，将人物内心深层的犹疑不定、无可奈何与厌烦倦怠的意绪巧妙地呈现出来。类似的情形在《陌生人》《同居》《虚构的时代》等小说都有诸多体现。吴玄十分擅长这种内心化的叙事，并且能够借助这种叙事的盘剥，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纠葛、无望与挣扎一步步撕开并揉碎，直击人物焦虑、紧张、空虚、孤独的无根状态。

　　在叙事过程中，吴玄总能将故事性与思想性、通俗性与艺术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取得了别样的魅力。他的小说不仅故事性强、通俗易懂，而且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张力。这些小说往往存在着两个反方向的力量，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的互相拉扯、挣扎，而其结果往往是虚无战胜并消解了理智。《像我一样没有》中的丁小可和胡未雨，《同居》中的何开来与柳岸，《谁的身体》中的傅生和李小妮等等，都存在着这种对抗性关系。在吴玄的小说中，女性们往往代表着理性，她们对生活有着细密的规划、保持着应有的热情，对男女情感也有着正常的愿望与诉求，与之相对的是，她们身边的男人却对此毫不怜惜、视如草芥。这种对抗的结果是何开来们以其冷漠麻木、玩世不恭的消极生存策略，消解掉这些女性们的理智，让她们的情感和精神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同居》中的何开来面对柳岸的投怀送却多次拒绝，最终导致柳岸精神崩溃，伤心欲绝，不惜糟践自己，用金钱来换来与何开来的做爱。“何开来一把抓过柳岸，扔到床上，又一把撕了她的衣裙，奇怪的是柳岸并无反抗，何开来愤怒进入的时候，看见躺在下面的柳岸，哭了。”这样一个场景读来令人颤栗不已，不仅使何开来的冷漠无情一览无余，同时也将柳岸因这种麻木不仁所致的绝望与崩溃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在《虚构的时代》中，章豪将自己封闭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面对诺言的求爱总是敷衍了事，即使得知诺言与陌生男子买醉甚至出轨也无动于衷、毫不怀疑，最终彻底激怒了诺言，毁掉了章豪的电脑，也预示着章豪所赖以寄生的虚拟空间的解体，走向更为虚无的生存境地，以更为消极的态度游戏人生。

　　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深度探寻，对无聊时代下大众心理的幽默剖析，一直以来都是吴玄所赖以保持的创作姿态。中国当下并不缺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但是缺乏像吴玄这样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创造者。在中国当代文学愈发同质化的趋向下，吴玄虽然作品产量不丰，但是却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姿态，通过其笔下一个个“陌生人”形象的创造，丰富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象谱系。而这，也是吴玄独特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a 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

　　bh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 论当代个人主义》，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页、42页。

　　c 洪治纲：《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标本——吴玄小说论》，《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d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3页。

　　ef [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与希望》，陈永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99页、101页。

　　g 吴玄：《陌生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4页。

　　ij 吴玄：《玄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251页、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