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杨

　　199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学日趋繁荣的过程中，一大批作家勤于创作长篇小说以彰显自身创作实力，似乎一个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与其长篇作品的关系更为密切。不可否认，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创作体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但在这个意义上，以中短篇小说写作为主的作家在星光熠熠的文坛往往显得不那么耀眼。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使那些偶作长篇，但主要发力点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不太容易被文学批评所关注。钟求是就是这么一位作家。作为讲故事的人，钟求是不仅讲的故事与别的作家不同，而且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讲故事的风格。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在叙事形式上花样翻新，也不意味着他的小说在“形式即内容”的美学逻辑下掩盖了故事本身的魅力。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小说在内容与形式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美学关联。陈建功曾将这种关联总结为：“他的作品对现实有着清醒独特的探察，对人性有着冷峻深入的挖掘，加上不动声色的冷静的叙事，形成一种直逼人心的力量。”面对这位看似老老实实地写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我们更应深入发掘的是他何以能呈现出这样的艺术效果，从而破译他小说的诗学密码。

　　一

　　最近二三十年，小说发展的一个趋势确乎是产生了一批“回归琐碎的现实的密集信息量和当下生活气息浓厚而且混合着大量新鲜生猛的观念和语言的作品。”也即因此，我们阅读当代小说久而久之难免产生审美疲劳。也许是因为以文学碰触中国当代社会的某些特定年代或重大问题的冲动，也许是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召唤，也许是在文学边缘化的年代迎合批评家的“问题意识”能受到关注，近二十年来，有不少名家仿佛深入考虑的不是现实生活及生活中的人该如何表达，而是用足了文学的虚构功能，从一些二手材料出发虚构故事，将之降解为承载某种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材料。这样一来，因为问题意识的趋同性，许多小说在美学上其实是异质同构的，因而同质化和作家的自我重复也无可避免。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钟求是在体量并不大的小说创作中，凭借他的认真、细腻和对情感、对人性的一念执着，用越轨但又真实到能触动人心的情节，刻画出一系列在历史与现实中左冲右突的人物。似乎在钟求是的笔下，我们很难见到一个圆满的、常态化的、温情脉脉的家庭，而情节与情感的奇与变则恰恰显示出他选材的严格，也为日常生活叙事超越一地鸡毛的庸常提供了一种可能。但这样的奇与变并不是猎奇与突变，而有着坚实的细节和经验作为铺垫。

　　他有一批小说以昆城（或称昆阳）为实体经验与艺术想象出发的原点，又站在外部回叙或讲述一个故事。按他的说法：“儿时的故乡记忆是基础性的，它左右着一个人一生的思考方向……我从童年记忆出发，写下了一组以小镇为背景的小说。”《未完成的夏天》就是其中的代表。一个身份不明的单身老背尸工被置放在“外面闹起了运动，死人的事也越来越多”的年代，被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带去偷窥了一对姐妹，背后指向的当然是禁欲年代中欲望与情感无处释放，以及人与人之间缺乏尊重、理解的社会现实，但作者把笔致集中在情节的内在逻辑的严密而不是用社会批判思维结构情节。情节的发展使得这一偷窥事件的后续影响扑朔迷离，当小真被偷窥之后，同处一室的大真却在不断试图证明而无从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愈想证明愈加深了恋人的嫌隙而成为民众的笑柄，捍卫尊严的努力最终却尊严尽失，即便五一爷自己刺瞎双眼也无从挽回她的生命。然而，这样一场悲剧并没有扩散为社会性的叙事，作者把叙事的笔墨和批判的锋芒收敛于在个人的内在情感世界，从个人遭遇的“洞孔”窥见时代中人性的扭曲，在大量回避心理描写和社会透视之后，小说的最后五一爷在心里说，“在他家小洞里瞧见的身子，才是自己这辈子看到的最美的东西。”一个人，在一个镇，在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最美的东西，只能是从洞孔里窥见的，小说在一系列的转喻后完成了一个大的社会隐喻。

　　由是观之，在昆城记忆的小说中，他是从那些撕裂的生活出发，叙事的焦点却集中到如何将生活经验转化为人性书写的深度，写出的是生命中那些不易察觉的隐痛。在《你的影子无处不在》中，见梅的弟弟由于弱智而给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使父亲在疲于维系家庭中最终于暴雨之夜溺死了弟弟，情节的逻辑是因为弟弟把父亲“旧色的毕业照皮和毕业证书，再加上几张花花绿绿的奖状”全部毁了，虽是傻子的无心，却彻底击垮了父亲在回忆中获得生命最后一点温情的可能。然而，悲剧并没有结束，见梅在如影随形般地冷视中等到了父亲酒后吐真言而告发了父亲，这背后的情感复杂性与内心的挣扎作者没有直接写出来，他从第4节开始置换了小说的叙事空间。自此，父亲的心脏挽救的生命成为见梅呵护的对象，而引起对方的错觉意欲施暴，于是见梅杀了他而到公安局自首。她最后说：“我本来不想这样做的，我应该把他送到刑场上毙掉，但那样的话子弹会打在心脏上。这次我爸没做坏事，凭什么要替他挨枪子？”这样的小说看起来都是些离奇的故事，但故事背后又都是最朴素而真挚的人的情感把情节的奇拉回到情感的正上。这恐怕就是扎实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给了作家在想象的世界里飞翔的翅膀。

　　二

　　钟求是始终试图处理的是反常的、越轨的故事，从常理来说，这种反常性本身是小说可读性或传奇性的有效支撑，但也往往会降低小说的审美品质和严肃思考。然而通读钟求是的小说，一反常态的故事层面和同样反常的叙事层面形成了负负得正的叙事效果，这使他的小说在故事和叙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消解又相互依存的机制，或可视为“奇正相生”的一种有效路径。对于钟求是来说，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包裹在大巧若拙的叙事中，又因其逻辑的细密、叙事的稳健而不至于让读者只停留在奇文欣赏的层面。

　　从他部分小说比如《秦手挺瘦》中，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出情节的突兀，细节支撑跟不上，情节发展带动人物性格显现，叙事的节奏变化使所有喜怒哀乐是前景化的，情节的推进中也能看到作家刻意安排叙事效果的痕迹。这篇小说并非不好，而是这样的叙事能力是许多作家都具备的，并不具备辨识度。写作经验的积累，使他在处理作品的时候有了自己较为成熟的叙事风格，因而无论什么题材，怎样的情感，他都能在不紧不慢的叙事节奏中展开故事，他减少了叙事节奏的变奏感和对人物内在世界的外在展示，而获得了对叙事有效控制的能力，用研究者感性的话来说，“那种淡然而舒缓的娓娓道来，触碰着你最敏感的神经，开启了一次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职是之故，他常常能把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讲述得漫不经心。

　　其实用叙事学的技术仔细分析他每一篇小说的叙事，并不难发觉上述直观感受和小说的技术层面是有乖离的。在他的小说中，时间发展并不是匀速的、线性的，那么，时间尺度的伸缩怎么被隐藏在叙事中而不易察觉？叙事者的叙事姿态和叙事语调，使小说的叙事节奏和阅读感觉读来是整一的。换句话说，叙事者的情感并不是与情节的跌宕起伏同频共振。这就体现在他相当数量的小说讲述的是以一个人为中心的两三段存在明显转折的故事，却又把情节的逻辑性严丝合缝地用细节串起来，然而在情节的转折处并没有因为情节单元情感容量的增减而变换叙事节奏。这种结构在长篇小说《零年代》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赵伏文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经历了与林心和云琴的两段感情，这两个人把他的生命划分为三个阶段。小说结构的精巧和叙事的缜密使得这两段感情围绕着林心村和孩子不断发生潜在的关系，其中还有一些人物穿插，这种精巧和缜密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个偶然基础上的，否则哪有一个人会机缘巧合地把一堆孩子一个个都送到恰到好处的家庭。在偶然之中由于作者前后连贯的铺叙，又处处有隐秘的联系而显示出必然。然而，无节制的生育给他们原本脆弱的生存基础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而别离代替死亡成为了新的故事的终结，但这种别离又是以一个孩子送给林心的父母作为外孙女为呼应的。这使得作家没有陷入到枝节丛生之中而疲于变化叙事的节奏，而是一天也好，一年也罢都用一个讲述关于生命的大故事的叙事姿态述说着恋爱、死亡、出生和别离。我们会发现这已经超越了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层面，作者把生命本身的延续和发展作为超越性的主题，用波澜不惊的方式讲述一个情节不断转折的故事。

　　他的中短篇小说同样也是这样。两段故事之间的交汇点其实是小说的转折点，一般现实主义小说转折的叙事节奏会有明显变化，但钟求是却没有这样做。小说《谢雨的大学》粗读下去是一篇用现代的人性观去观照英雄的故事，说它有反讽的色彩或反思意识并不为过，一个大学生“捎去安慰”的“积德的事”，却换回了战斗英雄强暴了自己。这样惊悚的情节看起来是隐喻式的叙事，然而在情节的突转前，大量的细节使之成为一个耐心的转喻式的叙事。从谢雨探望重伤的周北极回校后满城风雨，到她不忍心对周北极一封封来信置之不理，再到她用诗人北岛为男友的借口回绝了周北极，她不忍心而又回头去找周北极，使周北极人性中的欲望有了持续性的压抑过程和瞬间性的发泄契机。我们固然可以借助小说修辞学的理论讨论和认定强奸行为的突发性是隐含叙事者干预叙事的结果，但从理论解读他的小说反而把他的艺术读浅了。在一个作家叙事的针脚细密度和人物行动的逻辑完整度都较高的文本中，读者依然能读出大量的空白，这就是作家的功力和用心。小说随着周北极的再度上战场以死亡救赎自己，却把生的艰辛留给了谢雨和孩子，在关于孩子去留的叙述中，作者耐心地讲述着谢雨如何要堕胎，如何要将孩子送人的细节，这些行动最终都失败了，然而对这些细节成为谢雨抱走孩子不告而别的动机，一个艰难的决定最后付诸行动才让人回溯式感到谢雨之前的不舍与伤痛，小说的故事走向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的乖离，是逆着读者基于生活经验的期待视野而写作的，而作者的叙事延宕了也积攒了读者的情感经验在情节中释放的时机。

　　钟求是小说中有他独到的叙事经验，一种小说叙事模式的成熟，免不了是作为作家自我重复的开始。所幸的是，在新近创作的小说中，他对这种叙事模式有了适当的调整。不过，从审美体验上来说，他小说的叙事风格似乎依然有其恒定的一面。一个作家的叙事风格离不开他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尤其是要激活语言内部的张力。

　　三

　　通常来讲，即便是最先锋的小说，或者声称是“零度写作”而不介入叙事者情感的小说，叙事者也会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悄无声息地调整叙事节奏。然而，钟求是的小说由于其叙事节奏的稳定，因此他更着意于在具体的语句中发挥语言的修辞功能，回过头来又反哺了他的叙事节奏和叙事姿态。

　　在钟求是刚开始写作小说的时候，语言的活泼、生涩常常是刻意为之而来的陌生化效果。比如“饭菜中却添了偷袭别人被识破的不好滋味。”（《秦手挺瘦》）这样的语言处理，在他日后的创作中也并非没有延续性。如：

　　“两万元是个缩头缩脑的数字”。（《零年代》）

　　“脸上搁着一些认真”。（《皈依》）

　　“这种感叹一不留神还深入睡眠中。”（《练夜》）

　　我们并不否认这种陌生化的策略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但这是一种已经常规化的语言处理方式，作家以之调节小说的阅读效果并非不可；但一个作家写作的独立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句子。随着他对现实经验和叙事经验把控能力的提升，他对语言的处理从这种做出来的语言转变为一种随着情节流出来的语言，譬如：

　　“年头一多，日子就旧了。日子一旧，心思也松了。”（《皈依》）

　　“再没出息的人也是攒着年头的，有了年头就有了历史。……现在我攒了一大把的年龄，不需要一声不吭了，我愿意把有些话说出来。这些话不是说给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而是掏给自己听的。”（《两个人的电影》）

　　“咱们让时间逼着了，因为时间让孩子们长大了。”（《零年代》）

　　类乎这样的句子把一个短句中的巧，融在长句中的气里，也与小说一以贯之的叙事基调相匹配。这并不是仅仅凭借着努力和模仿就可以实现的，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种父兄不能传于子弟的文气，落在小说语言上就需要作家不断调试汉语写作的感觉而形成自己的文气。另一位作家东君在论及钟求是的小说时说：“他的句子是一句接一句写，不妄不乱。他把小说写长了，自己的调子就出来了，别的作家就罩不住他了，慢慢地他的文字里就抽生出了一种可供辨识的语言风格。”此言不虚。比如《零年代》里有一句话：“赵伏文不知道，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自己会怎样回忆医院里的这个决定。”这乍看起来有着《百年孤独》第一句话的影子，但又注入了只属于这个文本的标记。本来这样的时间和时态标记是为了打开时间纵深感，但放在《零年代》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上下文中，全知叙事者突然写了这么一句内聚焦叙事的句子，人物在特定时间内对未来的茫然和对生活的无奈跃然纸上。

　　其实这就是钟求是小说的文气，他的小说有一股绵延于语言中的气，支撑着他的在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讲述方式上得以不疾不徐。应该说，用准确干净的语言表达出丰富隽永的含义是许多作家不懈的追求，但若失了文气而图取巧，舞文弄墨以逞一时新鲜也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只不过，钟求是的语言功力从后者向前者迈进。明晰的能指和内涵丰富的所指构成了他小说语言的内在张力，这固然取决于作者对动词的独特把握，即一般读者都能看出来的选取一些贴切但又新颖的动词，达到语言“陌生化”的效果，其实更取决于他在句子中对词语和句式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他语言的细致已经细腻到每篇小说有若干句子平均分布在小说中，每一个句子的成分都精心打磨。这使得他的小说语言所形成的审美表征不单单是表象性的，还是情感性、思维性的，并贯穿于整篇（部）小说中。

　　四

　　在对上述情节、叙事、语言三个艺术层面剖析的基础上，我们最终要分析钟求是小说中的情感价值。诚然，他写的是底层，甚至是畸零的人与畸形的人生，而这种题材给人习以为常的审美感觉“是惊怵、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式的玩味和暴力化的戏谑。”但钟求是小说中的却有一种难得的安稳。出轨的军嫂，代孕的歌女，单亲的少年，丧子的双亲，瞎眼的背尸工，失身的大学生……这些支离破碎的家庭，满目疮痍的爱情，本身倒也并非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与怜悯，但在叙事者对生命的理解体认和人物对寻找情感皈依的努力下，却化为生命的大通透，使读者获取的不仅仅是一种猎奇的即时快感，还有冷静的沉思。小说中的个体生命都有不完满之处，而因为个人的缺陷所以在表达情感时无所适从，因为情感的畸形所以要寄放灵魂时无处安放。生存固然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话题，在文学中书写生存，往往离不开挣扎，离不开焦虑，钟求是小说的叙事姿态和语言风格决定了他书写挣扎而又超越挣扎，书写焦虑而又超越焦虑。这样来看，他的小说中有一种难得的通透感，而在这种通透中包含着作家的温情。

　　笔者所说的通透与温情并不与前文所讲的沉静的笔调和从容的语言相冲突，因为钟求是展示出的是另一种可能，即并不是只有炫彩华丽或温情脉脉才能触动读者那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他带给我们的不是冷峻下的紧张，而是从容中的超越，以及对生命、生活的看视时的那种经风霜后的严肃与通达。说实话，近年来不少作家惯于“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因而家对笔下人物苦难人生所持的只是表面的、廉价的同情，但钟求是在同情之外还有这一层更深的悲悯。初读他的小说，我总觉得他写的小说让人读来心里不是滋味，仔细看下去才发现，作家和读者之间留出来一大块情感的空白点使读者的情感体验不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情节上。如果说，历史的荒诞与现实的残酷撕碎了人际关系上那层应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那钟求是在写了撕碎的过程时，又观照到那从被撕碎的面纱中残存的温情。

　　这样的表现方式在钟求是的小说中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他把一个悲情兮兮的故事讲出不以惨状动人却让人为之动容的效果。《两个人的电影》就是其中一篇。这篇小说初看来是写婚外情的小说，但是作者把它放置在三十六年前的特殊语境中，给了人生欲望和感情以合理的历史舞台。若梅与我的相识源自于我的文化和她对文化人的尊重，由之而来的是两个年轻人第一次进城看电影后，因青春的悸动而险些出轨，“我”坐牢的代价却是两个人的情感存在方式发生了转向，“每年聚一次面，一起看一场电影，不做越界的事。”尽管开始时有过一次越界，但自那之后两人反而超越了床笫之欢而成为了真正的精神伴侣。40年前张洁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一句至理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写出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借以否定特殊年代造成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如果婚姻成了评价爱情道德与否的标准，那在几十年后，作者从1970年代的温州南部的小镇上写起，确认过眼神的人，默契地呵护着在三十多年中一年只一次的认真，三十多年的感情细水长流但双方却没有说过一个爱字，最后凝结一封没有情话只有一长串电影名称的信中，用一句“你替我看吧”超越了一切的海誓山盟。就这样从《卖花姑娘》到《妈妈再爱我一次》，从《霸王别姬》到《泰坦尼克号》，这一系列电影不仅承载着时代变革和历史记忆，也使作者能从一个老套的“伤痕文学”故事讲起，出人意料地写出了一段干净、平凡而又感人至深的情感。难能可贵的精神理解和扶持而非捆绑在婚姻里厌倦到老的相互占有，这样的感情已经很难用世俗意义上的爱情来界定。

　　钟求是的写作已到中年，他也已在杭州写作多年，不知道他在已经取得的写作实绩中有没有感到中年危机。当代文学不乏勤奋制造长篇的作家，也应该有这样珍惜笔墨，不浮躁的作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叙事根据地，如果说要克服或者超越中年危机，恐怕也要走出根据地，带着更为丰富的处理日常生活经验的能力和更为成熟的对生命、情感的思考返回昆城那个叙事根据地，写出直面生命的隐痛而更深沉、更精致的小说。

　　注释：

　　a 《钟求是长篇小说<零年代>研讨纪要》，《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1期。

　　b 郜元宝：《中国小说的“奇正相生”》，《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6期。

　　c 钟求是：《洞孔里的小镇》，见《谢雨的大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12-113页。

　　d 鲍良兵、孙良好：《书写陌生化年代的生存困境》，《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e 魏·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页。

　　f 东君：《缝隙与转角——钟求是小说论》，《野草》2018年第1期。

　　g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h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