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欣

　　“一个时代的纪念碑在她心里轰然倒塌了。”

　　——艾伟《爱人同志》

　　在“60后”作家群体中，艾伟称得上执着的历史书写者。从1996年在《花城》发表《少年杨淇佩着刀》开始，艾伟以细腻的审美感觉驾驭儿童叙事、伦理叙事和“人性复杂性”的悲喜剧，赢得读者和批评家的亲赖。在成熟的叙事技巧和智慧背后，我们会发现他所讲述的“故事”都关乎中国当代史的细部，在反写和反思中重塑我们感知历史“纪念碑”的情感结构。《越野赛跑》（2000）、《爱人同志》（2002）与《风和日丽》（2009），三部成熟的长篇作品展现了艾伟想象历史的方法，重读这三部作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艾伟的小说技艺及其“野心”，并由此开启对“纪念碑”叙事的反思。

　　一

　　《爱人同志》的结尾处，女记者多年后再次来到“花房”，发现十多年前的战斗英雄成了终日隐匿在黑暗中的怪人，英雄的妻子“圣母”则成了在粗俗地叫骂着的泼妇。当她逃出“花房”时，发现心中的“纪念碑”坍塌了。这是女记者内心的声音，映射出的是艾伟对于英雄和历史的根本态度，也勾连起当代文学史中著名的“纪念碑”叙事。如果说江河将纪念碑视为“生活应该有的一个支点”，于坚走进纪念碑的阴影仰头望见的“全是死人的名字”，艾伟则醉心于纪念碑的“重塑”。在艰难“重塑”纪念碑的过程中，艾伟同时重塑着英雄，并以此回望历史。

　　对于自己的创作，艾伟的自剖总能切中要害。关于《爱人同志》，作家是这样解释的：“《爱人同志》是八十年代初期的革命理想主义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人被抛离的那种阵痛，我让一对被符号化的自卫反击战残疾英雄和一位爱人英雄的圣女去承担这种阵痛，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刚好在时代的节点上”。当我们回顾当代文学史时会发现，新中国的“英雄”叙事一直存在符号化的现象，特别是“文革”阶段的“样板戏”中“高、大、全”的“典型”形象，这些英雄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禁欲。在“样板戏”的叙事模式中，英雄的情欲是被完全抽空的，白毛女、吴琼花等“女英雄”也被摘除了情欲线索。但艾伟笔下的英雄则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毫不夸张地说是“纵欲”英雄。自卫反击战英雄刘亚军双腿瘫痪，终日只能与轮椅相伴，但是却保留了旺盛的性欲。刘亚军之所以能够成为战斗英雄成为“纪念碑”，也同“情欲”相关联。战场上的刘亚军将目光投向越南女人丰腴的身体，在黑暗中凝视着“她的手在她的身体上运动，她裸露的双乳不停地颤动，非常诱人”。在这个时刻，战友催促着刘亚军撤离，但是他舍不得离开，警觉的越南女人引爆地雷，刘亚军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永远站不起来了。受伤的详情刘亚军虽然不曾告诉任何人，但是在一次报告会上，他却这样讲述着自己的侦察兵生涯：

　　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作侦察兵，那是因为做侦察兵还能感受到日常生活的气息。我深入敌人的村庄，闻着村子里牲畜的气味，稻谷的芬芳，听到孩子们的哭声和成年人的吆喝声，望见远处袅袅的炊烟，看到妇女们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孩子，我的心就会变得十分宁静。我在战场上还见到裸体女人，她们在敌人的堡垒中。我喜欢看她们，也许你们觉得这有点下流，有点不正常，但却是战场上最让人感到平静的事情……

　　也正是这一段讲述使得女记者将刘亚军视为真正的英雄，因为在女记者的认识中刘亚军的战争有七情六欲，“你讲到你看到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吃奶时，我都哭了。在战场上你还关心这些事情，你真的很有人性，你真了不起”。“人性”是理解艾伟的关键词，他认为自己喜欢写展示人的复杂性的小说，“小说的复杂性就是人的复杂性”。不止刘亚军，《风和日丽》中的“将军”同样难逃情欲的纠缠。

　　尹将军因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而被秘密转移到上海，因为是抗日名将，被安排住在医院院长的家里。院长的女儿也就是杨小翼的母亲在将军养伤期间与其相爱，并怀有身孕，而此时，将军已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多年后，费尽心力来到北京的杨小翼终于得见自己的亲生父亲，他比她想象的要矮小，但是身板硬朗，筋骨结实，像一堆钢铁，“他虽然矮小，但坐在那里，却让人高山仰止”。这位曾经在法国里昂留学，带着浪漫气质与热情的革命家老年沉默寡言，性格乖戾，当他参透杨小翼的身世时，只是冰冷地回答“你回去吧。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战功赫赫的英雄，被记载在教科书上的革命家不过是一个负心之人，不但抛弃心爱之人，对自己的亲身骨肉也是置之不理。艾伟笔下的英雄是被拉下神坛的，人性超越了英雄所背负的神圣戒律。

　　艾伟塑造英雄的方式是在主流话语的定型之外开掘一条截然不同的，通向人性隐秘幽暗之处的路径。刘亚军是作家本人十分钟爱的一个人物，他之所以被作家标记为英雄，标记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并不因为他是被镌刻在纪念碑上的亡灵，反而是因为他的血肉丰满，他的七情六欲。英雄刘亚军最终被时代抛弃，女记者心中的纪念碑之所以坍塌，是因为英雄自身的人性已被时代碾压得一干二净，曾经蓬勃的情欲都消失殆尽。刘亚军最终性功能的丧失，也意味着时代对于英雄的“去势”。艾伟是格局颇大的作家，他有着书写历史的雄心，洪治纲曾将艾伟笔下的历史比作触须异常发达的八爪鱼，“总是以各种不可预测的方式缠绕着个体的生存，制约着个体的成长，甚至影响着个体的人生和命运”。刘亚军这般的“纵欲”英雄，尹将军这般被人性捆绑的英雄，无一不是艾伟思考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值得我们深入观察。

　　二

　　艾伟认为自己的作品一直有两类，一类是完全写实的，一类轻逸飞扬。《爱人同志》的写作让他对小说有了新的意外的发现和认识。“一部小说的深度和复杂性完全可以由人物的深度和复杂性去承担。并且通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小说最终可能成为一个寓言，一个时代的隐喻。在两种类型的交叉跑动中，它们终于汇集到了一点”。事实上，不论是写实的《风和日丽》，还是超现实的《越野赛跑》，“寓言”构成了艾伟书写历史的方式。

　　《风和日丽》看似是一个写实性很强的作品，但是对比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我们会发现，小说的深层实际上是一个“寻父”的寓言，但与通常意义上的“寻父”不同，《风和日丽》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私生子”的故事，杨小翼不仅仅是革命英雄尹将军的私生子，更是共和国的“私生子”。艾伟没有选择从正面进入中国当代史，而是选择了这样一个隐秘的视角窥探历史发展深处的秘闻。或许为了要展示自己书写历史的雄心，作家赋予了女主人公两重身份：一个是学者，一个是纪实文学作家。艾伟通过杨小翼的眼睛检视那些被“正史”抛弃的材料，并将杨小翼的寻父之旅作为线索去勾勒共和国的历史。共和国的英雄和私生子之间构成了一种悖论，这个悖论的节点就是“人性”。作者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讨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因为对这种关系的不同理解构成了以杨小翼为代表的“私生子”一代人与其父辈“英雄”一代人之间的分裂。在差点成为战争遗孤的夏津博眼中，父母是非常坦率的，因为这坦率中有她们的价值观，有她们引以为傲的东西——“自我牺牲”，“国家和民族之类的概念永远高于个人”。所以，在战争中将唯一的儿子送给老乡的夏中杰和王莓从来没有内疚过。出生于上海一个显赫资本家家庭的王莓在革命年代很少想到儿子夏津博，即便偶有念头，也是沾床就睡，但是她是放心的，因为她相信组织会照顾自己的儿子。当杨小翼以研究者的身份面见晚年的尹将军时，期望通过将军在法国的早年经历进入他的个人情感世界，可将军却直言“历史和个人情感没有任何关系”。当杨小翼追问将军的法兰西情人和自己母亲的旧事时，将军有点儿恼，只说到：“对于一个革命者而言，个人情感不值一提”。在私生女杨小翼的眼中，这个时刻的将军目光坚定，仿佛在回顾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对自己的所作作为从来不曾遗憾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私生子的“寻父”之旅终于画上了句号，因为历史的“私生子”和历史的创造者始终无法达到和解，而这种分裂的根源来自两代人对个人与集体关系之理解上的分歧。艾伟借用北大历史系出身的杨小翼的目光去观察“革命者”父辈。杨小翼采访了成百上千个革命者的遗孤及私生子，通过采访，她发现革命者遗孤的处境比私生子要好得多。革命者的遗孤基本上有着极好的照顾和培养，而私生子因为伦理和某种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则被抛弃在民间，因为血统问题，教育往往不得继续。杨小翼在走访中遇到一位中央某高层的私生女，竟然目不识丁。对此，杨小翼的分析是：“革命者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就是‘私利’。‘私利’和共产主义理想是冲突的，要靠近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必须把这私心祛除，于是革命的生涯转换成了把自己身上的原罪彻底祛除的过程。当‘公’成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时，在革命队伍的内部，革命者的身体属于组织，思想属于组织，个人的所有一切都属于组织，私是不能公之于众的罪，这种罪甚至涉及到亲情和家庭之中”。

　　艾伟以杨小翼为中心，铺设了众多革命的后代与革命者之间的冲突与裂隙，《风和日丽》这个“寻父”寓言的精神内核事实上是一个关于“革命”的寓言。“革命”特别是“文革”构成了艾伟这代60 后作家的“原点”。正如作家自己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六十年代这代人，都经历过文革，因此青春期的问题比较多，比较特别，面临着身体内部的冲突和思想的冲突，可以说，在八十年代我们都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蜕变。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在艾伟的长篇作品中，《越野赛跑》可以称得上是革命寓言的极致。艾伟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定义为一部超现实的作品，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很容易在其中看到八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痕迹，虽然作家本人一直都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认为这个词十分专横霸道，“透着马尔克斯的气息”。

　　三

　　在《越野赛跑》的世界中，现实和幻想是融为一体的，飞翔的马，飞翔的小女孩，如马一样爬行的人，所有的生物都充满奇幻的灵性。作者还创作了“天柱”这样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天然昆虫博物馆。天柱像是太虚幻境，是一个似乎只能出现在梦中的地方，在天柱，人像是某种爬行的昆虫，走到近处才变成人。天柱不仅是生命的奇幻之境，更是一个乌托邦。步年和小荷花是一对“四类分子”，他们的结合让光明村的人们非常吃惊，可是被发配到天柱的他们却在那里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步年变成一匹马，小荷花变成一只狐狸精飞向天柱，在天柱夫妻俩有了一个女儿，活泼健康的女儿吃虫子上瘾。小女孩像是一个精灵，在月光下飞来飞去，她抚摸村里的狗，狗也不对着她叫。但可悲的是，小女孩脱离天柱的环境来到光明村，就被无情地射杀了。天柱作为“乌托邦”，它象征的是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年代里，生命和人性可以自由发展的净土。天柱是《越野赛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作者在其他细部也设置了很多隐喻，“比如，冯小虎被打倒时和马儿的比赛，他跑了一夜，天亮了，马儿已经不跑了，但他还在无意识地独自赛跑。这隐喻了政治运动已进入了人们的无意识领域，成为一种不受意识控制的本能反应。比如，马儿在‘文革’时没有发情，改革开放后马儿才突然发情，其用意不言而喻”。《越野赛跑》虽然是一则寓言，但其中却灌注了作者极强的历史意识，作者少年时代经历的“文革”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比神话还要不可思议；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人性中的各种东西纷纷释放，社会生活也具有神话性”。我们通过《越野赛跑》窥见的艾伟及其一代人经历的“历史”。“文革”和“八十年代”可以被视为艾伟的两个历史节点。

　　不管是书写纵欲英雄的《爱人同志》，还是“寻父”寓言的《风和日丽》，抑或是超现实的寓言《越野赛跑》，艾伟总是在着书写和思考当代史。历史是复杂的，很难辨认全貌，这就需要通过一个切点，艾伟的选择就是“人性”。虽然艾伟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自己经历过“文革”，但事实上出生于1966 年的艾伟并未直接体验到“文革”前期的血腥惨烈以及斗争的残酷性。用艾伟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回忆其自己的“文革”岁月时头脑中“出现的不是疯狂，而是安静的气息，阳光灿烂”。作家对于童年的真实感受是，毛主席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欢乐是童年的底色。革命意识形态喂养大的孩子有着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的狂念。但是艾伟和其他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一样，少年时期因革命意识形态的喂养而具有“理想主义”情怀，青年时代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见证了‘革命意识形态’破产后时代及人心的阵痛，见证了‘信仰’崩溃后一个空间膨胀的物欲世界”。艾伟属于在信仰崩塌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喂养，但因为这种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就已经遮蔽了“革命”的复杂性，所以他们很难透彻地领悟到革命的“真实”，89 事件又完成了对这种“被狂欢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摧毁。所以艾伟执着地在《风和日丽》中写到“天安之死”，伍天安虽然死在逃亡的路上，但是最终原因还是在广场。“天安之死”的隐喻意义就是“革命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表面上看，枪口对准了学生，但实际上，枪杀的是革命本身。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基石，学生运动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八九年后，这种合法性彻底丧失，再没人相信了”。革命在本质上是无法成为艾伟的纪念碑的，但艾伟用“人性”重塑了属于他个人的纪念碑，而这一点无疑是具有先锋品格的。

　　提及先锋作家这个群体，艾伟既没有将自己排除在外，也没有同余华、苏童、格非等站在同一个阵营，只称自己“恐怕只能勉强算得上广义意义上地先锋作家”，他认为自己同余华、格非等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写作开始于80 年代，而自己的写作起始于90 年代，这两个年代的“精神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依然享受着先锋的遗产：首先，“先锋改造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先锋通过超现实的寓言式书写，使叙事变得更为迅捷”。其次，先锋文学改造了文学语言。通过作家的自剖，我们可以看出，在艾伟的认识中先锋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在文学形式的革新上，“90 年代的文学在方法论上继承了先锋小说的传统”。而自己的创作与先锋文学的不同以及突破在于，先锋文学将人变成一种符号，而“我们写作的时候，会更关注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除了叙事形式以外，我们更关注人和这个时代的紧密关系，探讨时代意志下的真实境况”。的确，先锋文学一直着力于“向内转”，注目于人的内心、精神世界，而抽离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艾伟称自己坚持的是书写人的复杂性、人与时代的关系，但是此处不禁会引发一个问题，即过度聚焦所谓的“人性”是不是亦存在着简化历史复杂性的可能。诚然，90 年代是“告别革命”“去政治化”的年代，在这个整体语境下，艾伟的写作显得尤为珍贵。但是，在信仰废墟上成长起来的艾伟，试图以“人性”来重塑纪念碑的策略可能会稍显空洞。在直接谈论自己的历史叙事观念时，艾伟指出：“当我们在谈论小说中的历史时，其实是在谈论小说的起点或背景，当人物从那个背景走到前台，小说家要把历史放下，他的根本任务是按人物自身的逻辑演进，直至终点。”但当一部叙事作品在重塑历史“纪念碑”的过程中抽身而去，让植根于特殊历史阶段的人物按自身逻辑推动叙事，像毫无相关历史经验的世俗男女一样“任性”而为时，这个人物已经失去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具体历史性”，因为把他们放置于任何历史情境中都是充斥欲望的身体。艾伟在《爱人同志》中哀悼英雄被时代抛离的阵痛，但是英雄刘亚军从一开始就是被过度的欲望所缠绕，因此在战场上失去双腿，或许也是因为这种战场上“自然而然”的七情六欲注定了刘亚军失败的一生。“肉欲”这种所谓的自然人性在小说中是被重塑起来的人性“纪念碑”，虽然在上世纪80 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它还有属于那个年代的“历史合理性”，但它绝非人的全部，仅仅只能构成“人性”的一个侧面，甚至平庸到乏善可陈。回到本文开头处女记者得见刘亚军真实面貌后的赞叹“你真的很有人性你真了不起”，我们今天要追问的是“你有人性那又怎样”，说到底这些过于平庸和软弱的主体只能是伪造的纪念碑，他们无力构成革命时代的历史动力，人性“纪念碑”的限度正在于此。在《风和日丽》中，我们看到的英雄尹将军大多是通过革命的私生子杨小翼的视角去呈现的，而将军以及将军一代人对于革命、对于集体主义的理解实际上呈现得并不够立体，同样存在被符号化的倾向。而在《越野赛跑》中，由于天柱这个乌托邦的存在使得“和解”成为可能，最终家破人亡的步年在寻找“天柱”的过程中如同夸父一般，但他坚信太阳、土地、水和劳作。这种“宽容温和”是艾伟的特色，但是否也是一种面对历史的无力或溃败呢？总之，“人的复杂性”并不能局限于人的欲望化，而离开历史本身的寓言可能仅仅与抽象的人性相关。

　　艾伟认为自己“大概算是中国作家中比较注重历史的一位，比较多地通过写作打量和反思历史”，的确，艾伟通过自己的写作梳理着中国当代史，并且对于“禁区”丝毫没有表现出畏惧，反而在“正面强攻”。艾伟同时也认为“小说家是人类经验的鉴赏者和收集者”，只是当小说成为“经验的容器”的时候是否会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原本作家关注并力图探索的历史只会沦为展示人性的单薄的背景板？这也许是艾伟个人的问题，或许又不是。六十年代生人习惯于强调自己的“文革”经验，认为正是这样的经验使自己成为被“革命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征召的一代。艾伟的文革记忆充满怀旧的浪漫气息，孩子们通过村里的高音喇叭听到来自最高层的“最新指示”和“欢欣鼓舞的消息”，坚信中国人民是唯一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以拯救全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己任。于是“尚武”成为孩子的最高美学，艾伟称其中隐藏着“革命意识形态美学造就的诗意”，但在“革命”的余韵中获得的诗意只是革命话语营造的一场“狂欢”，当它构成一种叙事动力时，与真实的革命历史间的鸿沟仍旧无法填平，单凭“人道主义”或历史“寓言”的辩证法仍旧无法还原革命和英雄那复杂的“真实”面相。但也正是这点遗憾，让我们对艾伟的写作充满了期待。

　　注释：

　　adefg 艾伟：《爱人同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年，第265 页、封底、55 页、61 页、69 页。

　　b 江河：《纪念碑》，《从这里开始》，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年，第2-5 页。

　　c 于坚：《纪念碑》，《于坚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第143页。

　　hilmn 艾伟：《风和日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年，第108页、118 页、255 页、372-373页、316 页。

　　j 洪治纲：《从“寻父”到“审父”》，《文艺报》2010 年3 月12 日。

　　k 艾伟：《水上的声音》，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24 页。

　　otza 艾伟、房伟：《小说的复杂性就是人的复杂性——艾伟访谈录》，《百家评论》2013 年第6 期。

　　pqr 黄百竹、艾伟：《让苦难成为一场狂欢——关于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的对话》，《越野赛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年，第399 页、398 页、395 页。

　　sb 艾伟：《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六十年代作家的精神历程》，《花城》2016 年第1 期。

　　uvwx 艾伟：《从“没有温度”到关注“人的复杂性”》，《文艺争鸣》2015 年第12 期。

　　y 艾伟：《当我们在谈论小说中的历史，我们在谈论什么》，《山花》2016 年第1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