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文学道路是从故乡出发的，这正如他自己的诙谐比喻那样：“我的手伸进故乡，抓出来的是一条小鱼，那就是一篇短篇小说，如果抓出来的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那就是一个中篇小说，如果运气好，抓出来的是一条大鱼，那就是一个长篇了。”可以说，那个叫做“高密东北乡”的故乡给他带来了永恒的创作记忆和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自获得诺奖近五载之后，2017－2018年度之交，莫言从故乡“再出发”，于短短数月间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相继发表了七个短篇，引发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在“归来”后的短篇新作中，他将故乡“高密东北乡”作为“镜子”，并以此来回望历史、对焦当下、关照心灵，进行了多个维度、多重空间的重新寻绎与开拓，大大丰富了“高密东北乡”本土叙事的外延和内涵。
一、回望历史：重拾尘封的人性记忆
直面历史的文学书写，是莫言小说中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檀香刑》中的残酷刑罚，到《丰乳肥臀》的母性赞颂，再到《生死疲劳》的生民悲歌和《蛙》中的生命拷问，对于“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呈现又往往只是作为一种凭借和依托，写作的旨归常常却是落在了故乡特定岁月风云变幻中人性问题的思悟上的。而在由《地主的眼神》《斗士》和《左镰》三个短篇构筑的《故乡人事》小说序列中，莫言将写作视域仍锁定在“高密东北乡”的历史记忆中，但较之以前的作品，新作叙述有了更多故土回望的意味，有了更多土地的温情，有了更多关于人性的穿越尘埃的时空沧桑和诗意裁判。《故乡人事》的一个显明特色，便是通过回望“高密东北乡”特定历史，用孩童的童年视角来“镜鉴”隐秘人性。在《地主的眼神》中，“我”是个半劳动力，所以在麦收时节和妇女老头们一组，而本该接受劳动改造的50岁左右的地主孙敬贤却声称自己有病，也与我们混在一起，“他的那两只黄色的眼珠子里同时也会射出阴沉沉的光芒。”在这里，老地主的“眼神”里似乎隐含着狡诈和阴险。但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又从另一些向度述说着他更为复杂的人性：比如他儿媳对她想要喝自己奶的控诉；比如父亲认为他被判为地主确有几分冤，置地不求质量只求数量；比如他在割麦时，不停地呻吟，打呃，仿佛忍受着病痛，而父亲说这是他“五分病，五分装”等等。在此，孩子眼中的地主“眼神”变得丰富和多元起来，对其善恶评判也呈现出很大程度对于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的超越性；在小说《斗士》中，孩童视角下“流氓斗士”武功的形象也同样具有这种人性的鲜活意蕴：武功这个人，有血气和个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为了不让“对手”侵吞自己的财物，当着众人将整副象牙棋子撇到河里；他不仅经常惹事“战斗不止”，还坏事做绝危害村民。而在另一侧面，他也有被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的现实经历，有每次打架总是处于下风的惨相。事实上，武功之“恶”也使他自己深受其害，变得人性扭曲看不到世间的温情，他亦是那个“搞阶级斗争，人都变得不像人了”的特定时代的产物。正是通过孩童“我”的眼睛，武功邪恶“斗士”性格的呈现才纠结着那段黑暗岁月荒诞“馈赠”的意味；而在小说《左镰》中，故事的主人公田奎是一个被时代深深“烙伤”了的少年。因为一场孩子间的打闹，让作为地主的田千亩的儿子田奎被指认为“挑头者”，进而失去了一只右手。而在“我”的眼中，田奎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少年，他总是独自一人手持左镰蹲在树林子里，他在坟墓间割草且引领“我”去看坟洞里的大蛇。这样一个生活中只能离群索居的孤独少年，正印证了那段特殊岁月里人性中最隐秘的晦暗因子。
质言之，通过历史遥望中的孩童视角，使《故乡人事》中的人物变得灵魂完整、血肉丰满了起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性的纯真度。同时，作者借助于时空的拉长，使作品中的历史叙述有了更多距离感，这种跳出历史看历史的视角，能打破一些观念性的惯性思维，因而便有了岁月沉淀下的澄澈与真味。而从另一个维度来看，《故乡人事》并非单向度的缅怀历史或呈现人性之作，它又有着更高层面的弥合意味，它要给历史一个交代，给岁月一缕暖阳，给人心一种慰藉。在《地主的眼神》最后，孙敬贤儿子为父亲举办的豪华葬礼在乡亲们毫不在意的反面衬托下谢幕，似乎也征兆着作者对这一“热闹”与“荒诞”并举的历史终将在遥望历史尘埃中谢幕的用心；在《斗士》一文最后，作者写道：“我似乎明白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往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在这里，作者对于武功这样一个岁月雕琢的邪恶“斗士”给予了人文意义的同情与关照；而在《左镰》中，作者也不愿给这个少年纯净的心灵上种上“仇恨”的种子，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左镰”的锻打中，他让岁月的爱恨情仇得到淋漓呈现和消解。如此，“左镰少年”身上便寄予着作者对历史岁月对人性造成创伤的弥合和对未来美好的期许。
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人学，蕴含着对人的情感和心性的关照。作家李洱在《思维的精微或鲁迅传统的一翼》一文中曾对莫言温暖的“人文维度”给予极大的肯定。他认为，莫言在鲁迅精英叙事（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中，作者茕然孑立）传统之外又开拓了一片崭新天地——叙事人与主人公同甘共苦，给底层民众赋予丰富而清醒的感知能力，从而塑造了丰满的感性世界中的民族肖像。在《故乡人事》中对于“老地主”孙敬贤、“流氓斗士”武功、“左镰少年”田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精神烙印和文化心理结构，在这种展现中作者以故乡“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为镜，映射的是整个民族的人性肖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乡人事》对于人性的真诚呈现，其指向是芸芸众生的“存在和幸福”这一主题。从这个意义来看，新作《故乡人事》用饱含温暖的笔触，穿过历史尘埃，唤醒遥远记忆，直抵芸芸众生人性中最隐秘也是最柔软的部分，从而将“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人性书写提升到了存在主义的高度，蕴含了更多历史空间中关于人性的温情慰藉和诗意裁判。
二、对焦当下：省视蔓延的欲望洪流
如果说《故乡人事》小说序列在重拾历史记忆中丰富了人性意蕴，那么《天下太平》与《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三个作品则直接关注当下社会肌理，对“高密东北乡”的现实空间进行了新的开拓。同其他一些社会现实感强烈的作家一样，莫言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社会在几十年一切都在加速，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道路的同时，给“高密东北乡”这样的乡土空间和新生一代造成了严峻的生态溃败和欲望冲击。在《生死疲劳》《酒国》《蛙》等作品中，这样喧嚣浮躁的欲望书写已初露端倪，而在新作《天下太平》中，莫言更是将关照视野从人拓展到动物，以自然失谐和生态恶化为切口来窥望人心嬗变。《天下太平》的故事架构是精巧的，在作品中首先呈现的是村西大湾一派安详宁静的景象，这里有麻雀、知了、壁虎、蛤蟆、鲫鱼、黄鳝等小动物。但随着一老一小打鱼人的到来，和谐表象下的颓败气象浮出了水面，打鱼人在那个被叫做“大湾”的大坑中相继打捞上来的“有沤烂了的鸡毛掸子、有破塑料盆、还有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子”。如此，环境的恶化可见一斑。接下来，作为孩童的小奥被鳖咬住不放，更有了浓郁的象征意味。小奥作为个体是善良天真的，但“被咬”事件却无疑有接受父辈肆意妄为导致的自然生态反向“馈赠”的意味。在此，莫言以“大湾”为观察窗口，看到了时代推进中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种种问题给无辜后代种下的“恶果”：在商业利润的鞭子抽打着的病态发展的欲望驱使下，在土地愈加荒芜和土壤日益恶化的触目现实面前，人类终将难逃敬畏沦丧、悖离土地的惩罚。因而，即便各色人等轮番上阵，鳖始终咬住小奥不松口。令人欣慰的是，小奥最终获救，而鳖身上“天下太平”的刻字也在人们放生它的一派欢呼声中有了清晰的伦理层面的历史回音：在物质利益和欲望之途上日益迷失的芸芸众生，唯有迷途知返刹车自省方可获取自救天下太平，这也是作家对深爱着的人类的一记劝诫和一丝希冀。
在《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两个作品中，莫言以“伪文学青年”金希普和宁赛叶为两面“哈哈镜”，反射出了欲望疯狂驱使下的社会乱象和精神生态。金希普和宁赛叶两人的名字无疑具有反讽和戏谑意味，它直指的是文坛的种种混乱现象。众所周知，普希金和叶赛宁是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诗人的两面旗帜，而作品中二人反向取名，不单表征着标新立异，更有着纯粹美好“文学时代”没落的征兆。金希普和宁赛叶因未生在中国的文学时代80年代，便深感怀才不遇，牢骚满腹。而以他们的故事为鉴，也似乎可以洞察当下浮躁和欲望交织而成的文学境态。金希普自诩的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以及一系列自我吹嘘的头衔名誉和招摇撞骗的无尽演讲，似乎对当下“口水诗”泛滥和“人人皆可成为诗人”的诗坛怪相有着淋漓呈现。而宁赛叶文学道路的“丰富”履历则从另一角度见证着文学圈子林立、刊物关系固化，以及社会中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疏通贿赂等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行径。与《天下太平》不同的是，《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立足的是重重社会乱象对人们精神肌理上的碰撞与创伤，在金希普和宁赛叶二人疯疯癫癫的言语狂欢和虚假文学梦的表象下，隐含的是整个社会在狂飙突进的欲望驱动下表现出的精神癫狂和人心不稳，是莫言对精神生态审视揭露基础上的沉重隐忧。
对“高密东北乡”的当下欲望聚焦，无疑有极为广阔的镜面映射作用。是啊，时代列车轰隆前行，而故乡尚在，故乡的子孙后代尚在，莫言将关照的视角对准“新时代”“新故乡”中的“高密东北乡”的新生二代、三代的居民身上。他们已不再是那些历史苦难与沧桑巨变中的原生先辈，而是在欲望漫溢的当下，有着更多世俗浮躁和功利心态。在此，在强力批判的同时，是莫言对欲望日渐肆意横流的“高密东北乡”的痛心疾首和人类迷途知返的殷切期盼。这正如见证历史变迁的犹如岁月“活化石”的鳖身上“天下太平”的刻字一般，唯有用理性、平和的心态，故乡才不会在纷扰世态中被滚滚欲望吞噬掉。
三、关照心灵：追索缺失的信仰灯塔
在“高密东北乡”历史和现实空间开拓的同时，莫言新作中也从另一向度对心灵层面的精神信仰问题进行了孜孜追索。在《寻找摩西》中，莫言跟随主人公漫长的“心灵史”，将追索的脚步贯穿了近半个世纪“高密版”的中国底层信仰步履。《寻找摩西》的主人公柳摩西，是一个性格执拗、个性鲜明的人：他在文革中改名柳卫东，并竭嘶底里地带头批斗作为“教徒”的爷爷柳彼得，在扇耳刮子时被咬掉了一根指头，因而成为大义灭亲的英雄；他通过自由恋爱，“拐”跑了本已同林业工人“买好了结婚车票”的村花马秀美，被其哥哥们打得头破血流几乎殒命；他在80年代初期觅着改革的春风，成为东北乡的首付。但作品的叙述却就此急转直下，1983年春天，“我”回乡探亲，很多人跟“我”讲起了他失踪的事。在此，柳摩西的故事出现了长达30年耐人寻味的空缺和断裂，《寻找摩西》的故事似乎才进入正题。而随着摩西本人的失踪，呈现出的却是他的妻女承受的沉重代价。30年来，她的老婆一直在等他，而这种等待一方面是她和两个女儿锲而不舍地往加油站过往的大车上刷寻人启事，一方面是她们生活上几度受到饥饿威胁乃至濒临死亡边缘的悲惨境遇……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莫言设置这样一个长达30年的对于摩西的找寻与等待，其用意何在？思索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摩西消失的30年“空档期”究竟发生了什么。显而易见，这30年（1983－2012）正是中国大地上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而在此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眼花缭乱之下，广大农村在物质水平逐渐丰富的同时，精神思想领域却出现了极度的漂泊无依与迷惘恐慌。莫言选择柳摩西这样一个极端化的人物，正是要对这段太过复杂的社会变动给乡土人们的巨大心灵冲击做一隐晦表达。柳摩西的名字无疑象征着“圣经”文化中的英雄摩西，他在无论是“革命时代”（文革中）抑或“改革时期”都是领风气之先的英雄典型，然而当市场经济大潮疯狂袭来，“英雄摩西”却消失不见了。柳摩西的消失无疑有着精神信仰无所倚靠的窘境，因为原先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摩西”迷失了方向进而消失了，这似乎意味着广大农村精神信仰之塔的倒掉，他们唯有在漫长的极度煎熬中等待“摩西”的归来。
事实上，这种来自民间的精神信仰缺失由来已久。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五四”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民族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启蒙运动皆发生在极有限的一小撮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底层则呈现出新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荒原带”。因而，他们在新的社会巨变面前，就会出现一种精神的错位乃至断裂，这样精神信仰的“荒漠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评论家王春林曾说，“你很难想象，一个缺失了启蒙精神烛照的民族，能够确立某种牢固而坚定的精神信仰。”近些年，来自民间的精神信仰荒芜导致的心灵孤独和灵魂无依，在文学领域表现得愈加突出。单就找寻“摩西”这一形象，便有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吴摩西”的言语“失伴”，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小女孩李雯的心灵创伤。除此之外，张忌的《出家》、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徐则臣《耶路撒冷》等众多作品也都将笔触延伸到社会急遽风云变幻给人们信仰领域带来的困惑和迷茫。耐人寻味的是，《等待摩西》的主人公最终回来了，但“英雄摩西”却最终沦落为一个女儿不愿相认，神神叨叨却又虔诚信教的默默无闻者。但这片沉重的底层大地，却似乎习惯了一切苦难一样，并不曾有丝毫变动，最后“我”自嘲地感慨道：“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这种无奈的慨叹，较之鲁迅在《故乡》结尾处对于“故乡”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一丝希冀，似乎有更加浓郁的悲怆和感伤。是啊，作为生命的柳摩西消失而又归来了，那么作为广大底层心灵层面的精神信仰“摩西之塔”何时才能重建起来？莫言在此将关照视角落在了中国大地上最广大底层芸芸众生的心灵依托上，因而有着震撼人心的启发意义。
四、余论或“阿基米德支点”
2012年，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中国本土作家莫言摘得，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事件。而一定意义上说，莫言的荣耀也是“高密东北乡”的荣耀，因为这里是他文学世界的根脉所在，换句话说，这里是撬动他整个文学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莫言曾说，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作家往往有着把异乡当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的缩影，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作品的旨归是在于整个人类的“存在和幸福”这一主题上的。而在“归来”后莫言的短篇新作中，他通过更为自觉的“故乡书写”，在“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人性、时代欲望、精神信仰的诸多层面描画中，撬动了“高密世界”——“众生世界”的书写链条，从而实现了超越故乡的新的可能性。他通过对故乡土地岁月记忆、山水民风和人性意蕴的孜孜探寻，为我们重新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子”，给人以温暖的心灵慰藉和久远的思想启迪。注释：
①童庆炳：《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②李洱：《思维的精微或鲁迅传统的一翼》，《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③王春林：《现实政治批判与精神内审》，《长城》2017年第4期。
④钱欢青：《莫言访谈：高密东北乡是中国缩影》，《济南时报》201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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