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妃

　　当贫穷已成往事，贫穷的幽灵依旧盘桓。

　　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贫穷的恐惧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并时时刻刻以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病症提醒着过去。要经历多少漫长的时间去遗忘、去治疗，“贫穷”无形而又坚硬的囊尾才可能被根除。张翎长篇新作《流年物语》不仅将并未远去的贫穷年代带入读者的视野，同时也将后贫穷年代的精神疾病暴露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流年物语》承续张翎历史书写时那股不动声色的残忍，呈现一代人想忘却又无法忘却，想告别又无法告别，进退失据的窘迫人生。

　　两双（刘年）是一个身处多重边缘而被迫早熟的少年。在家庭中，父母漠视他的存在，“两双”是他们为他“老四”的身份而做的命名。在学校，他被隔离在绿、蓝、灰三种颜色光谱之外，既不可能进入“绿色”阵营——军分区干部子弟圈，也进不了蓝色圈子——工人阶级子弟圈。“蓝圈子离绿圈子很近，却又不是绿圈子的影子。他们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绿，于是他们就努力维持着蓝的独立和骄傲。”“在绿圈子和蓝圈子之外，还站着一群灰色的人，他们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父母大多还处在前程未卜的那个幽暗时期。他们游移在绿色和蓝色的光影之外。”两双的阶级颜色本应该是蓝色，但他的蓝色属性已经因为过度贫穷褪色得几乎看不到颜色。他被生活抛掷到最底层——在这个五十名孩子筑成的围墙之外，孤孤零零地站着第五十一个人，那就是两双。当噩运接二连三的到来时，他只有辍学承担。尽管他很幸运地被父亲众多的工友们同情，并获得工厂领导——全崇武（两双后来的岳父）的照顾与提携，成了“刘年”。“刘年”就是记住那一年，也是“流年”的谐音，隐喻其无法言说的一生。经由个人奋斗，刘年成为国企领导，继而在改制过程中成了资本家。然而，摆脱贫穷的成功企业家刘年却长期生活在贫穷的阴影当中。他不敢正视与妻子的生活，尽管他们认识四十年，做了三十年的夫妻。他只敢将叫“两双”的生命交给与他有相似底层境遇的情人尚招娣（他们的情人关系与金钱、美色无关，更与爱情无关）。他将与情人所生的儿子取名“欧仁”，以纪念《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并将他们母子送到巴黎拉雪兹公墓附近居住，以便于常常前往那个不可告人的隐秘圣地，凭吊生命中巨大的青春创伤——它是刘年与生活抗争的精神力量之源，同时也是精神黑洞之源。

　　欧仁·鲍狄埃、创伤记忆与解放之路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虽然《国际歌》已被唱响近一百五十年，但人类解放的日子仍然没有到来。

　　欧仁·鲍狄埃是刘年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也是他自我拯救的动力——若鲍狄埃能从如此卑贱的泥尘里长出伟岸的枝干来，说不定他也能。在对鲍狄埃生活的想象中，他常常自我比附，以纾解现实苦难，其中常常伴随着愤怒的诘问:欧仁穷，是因为有压迫者。可谁是他的压迫者，是谁篡夺了他本该是主人的地位，叫他沦为奴仆？欧仁的妈妈是否也躺在床上，用一根松开的裤腰带，来换取她儿子的铅笔盒？“主人何以不成其为主人”是刘年对社会最有深度的质问，但贫穷让他挣扎在活着的边缘，他处于萌芽状态的深层思考被对金钱的极度渴求替代了。

　　从“两双”到“刘年”——参加工作后改的名字，改变的不只是名字，更是摆脱贫穷的自我宣誓，一个全新的人生起点。遗忘过去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刘年对过去采取了封存的方式，一旦遇到合适的温度与土壤，他的贫穷记忆就会立即被激活。记忆是有阶级性的，不在一个阶级哪怕夫妻也无法共享。刘年与“情人”共享的不是金钱、地位、欲望，而是曾经的阶级身份，将叫刘年以前的那段历史交给她，他才有安全感。

　　与众多的婚外情题材小说不同，《流年物语》摆脱了简单粗暴的“二奶”“小三”的揭露模式，将早已陌生的“阶级”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但张翎在处理“阶级”这一概念时并非强调其政治内涵，更多将它视为自我认知范畴。因为金钱占有的多少并不能改变刘年根深蒂固的“阶级”自我划分。在刘年看来，他和妻子分属于两个阶级，这个阶级最初的分界线是铅笔盒。第一次来她家时，他对她对印象是：我看见你从书包里拿出两个铅笔盒，一个粉色，一个天蓝，一个装铅笔，一个装毛笔，当时心里就想，这才叫阶级，我一个没有，她有俩。事实上，《流年物语》中，刘年的岳父全崇武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甚至超过妻子全力。如果说欧仁·鲍狄埃是刘年遥远的想象，全崇武就是刘年的现实偶像，他同时又是刘年的对照组。尽管刘年在自身的努力、岳父的影响栽培下成功了，但他却完全不敢像岳父一样快意生活。岳父全崇武战争英雄的身份，使他有勇气，敢犯错误。他从解放战争转战朝鲜战场，转业到地方成为温州城里第五大企业的领导，还得到老首长的庇荫。他有底气面对生命中每个阶段的“桃花”，与叶知秋惊心动魄爱了一场，与居委会组长老黄、小保姆秀娟也关系暧昧。而刘年即便已经是一只苍鹰，内心却像老鼠一样生活在阴暗之城。早期的贫穷和后来受到的恩情都变成病原体，不断侵蚀他的健康。膀胱癌就是身体对其生命态度的反应。

　　张翎在谈到《余震》时曾说，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因为直面，王小灯走出了地震的心理阴影。承认人在苦难面前的软弱和无奈，谅解他人、与贫穷的时代和解是智者的行为。刘年的妻子带着复仇的目的来到巴黎，但她最后选择了宽宥。而刘年始终没有勇气面对屈辱的过去、欺骗的现在、不可知的将来。对妻子、女儿来，他到死也没有告知真相，让新婚时“我会对你好”的承诺变成对无辜的妻子的嘲弄，让妻子女儿在他死后永远生活在欺骗的阴影当中。对儿子刘欧仁，他无力解释爸爸存在的真实意义，他这个有钱的爸爸到底是不是穷人，他自己是不是穷人，以及“欧仁”为什么被全世界的穷人喜欢，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明天”是什么。但他很确定一件事：我再有钱也是穷人。他也无法面对尚招娣，“她一直在替他养着他的儿子，按照事先说好的规矩和方式。这本是一桩生意，却难得她把一桩生意做得如此上心，几乎就像经营一段感情。没有合同，没有指印，她只是一个心眼地信了他。”刘年身边没有恶人，他是幸运的。但他依然无法正常地生活，最后他伤害了所有人。那只卡迪亚三色金钻戒无意中隐喻了刘年同时经营的两段扭曲的情感。“三位一体”的高贵名字，卡迪亚最经典持久的品牌，拥有各自独立的含义：黄色代表忠诚，白色代表爱情，红色代表友情。它的含义是丰富的同时也是暧昧的，它的身份是模糊的。他想用它补偿妻子却意外触动了三人行的事实。刘年的购买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是荒诞的、可笑的。他拥有了财富，但还没有能够领会购买奢侈品的姿态，所以他继续生活在精神的贫瘠中。

　　刘年，一个规矩却失去自由的人，他要寻找的心理安全感，是金钱无法给予他的。他从认识妻子全力的那一天就喊她“姐”，尽管他比她大，他经常在妻子面前说“你死了，我怎么办”。他要疯狂地赚钱，从儿子出生那一刻开始，他要孩子免除贫穷的恐惧。人的解放如果只是金钱的获得与满足，那么它砸碎的就不是枷锁，而是重新戴上金钱的枷锁。走不出贫穷的阴影，也就无从获得自由。刘年追求自由解放之途已经背离了鲍狄埃以及《国际歌》的精神，成为新的囚徒。列宁曾经这样评价鲍狄埃：“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 刘年把儿子取名欧仁，是对欧仁·鲍狄埃精神的反讽。《国际歌》丰满的意义与内涵被删减为经济版本，贫瘠得只剩下金钱。理想光辉的丧失，欧仁·鲍狄埃与《国际歌》就只剩下一个符号意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还是《国际歌》以及国歌、军歌这些歌曲，更能触动我们这些在革命运动中长大的人的敏感神经和深处心弦！”

　　在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的路上，曾经被《国际歌》激励的一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中有4重维度：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精神解放。“在政治解放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个人、作为私人、作为物质利益的追求者，是个利己主义的存在。每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把别人当作工具，最后造成人与人的分裂、人与共同体的分裂，而人的普遍性，那个共同体的性质，只能以一种虚幻的形式存在于国家之中。”这种人与人的本质相疏离的状态就是异化。“人的解放变成了改变生存状况的客观的历史活动，这一过程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科学批判中才能得以实现。”

物语、双城与失职的眼睛

谈到技巧，张翎自认老派，曾经也非常认可以不变应万变的说法。“我从来关心的是故事，故事和如何讲述故事，就是把故事讲得精彩，所以我对风格上、技巧上的探讨，并不很在意。在这点上，我承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正统的古典小说家，像狄更斯、哈代，还有乔治艾略特这些。”是创作的对象使然，也是有意识的自我突破。张翎在想象力逐渐固化的边界上，“至少踹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写作《流年物语》的最初阶段，张翎按以往的惯性结构，将一个家庭的变迁放置于时代的发展洪流当中。但随着情节的推进，她逐渐对已成型的文字的叙述方式产生了腻烦。这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社会，一个充满盲点的世界，眼睛失职了，不再能承担在复杂的世界“探查真相”的功能。于是，张翎顺理成章地让“物”现身，以全知视角搜索无数阳光照不进去的角落，同时，为人代言。物语源于人的无语，在无暇抒情的年代，人无法言说的地方，物摆脱了有形的束缚，开始自言自语的旅程。

　　《流年物语》中的物并非单一的随意选择的物象，而是一个复合系统。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的人们很容易被这些物象唤醒记忆，产生代入感。“麻雀” “钱包”“铅笔盒”见证贫穷，“手表”见证变迁，“苍鹰”“老鼠”“猫”“戒指”“瓶子”或揭示或隐喻变调的生活与夫妻关系。苍鹰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俯视这座叫温州的城市，这座由“明城”和“影子城”套合而成的城市。少数领受了上帝神谕的人，“他们生来就谙熟两座城市之间的隐秘通道，无师自通地掌握着两个世界的生活习性话语系统和做人的规矩。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从中间劈开，一半献给明城，一半献给影子城。他们在两个城市间穿梭自如，两边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背叛妻子，隐瞒真相。在“看得见的生活”当中，刘年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谦恭与克己。在体面的妻子面前的无能与在低贱的情人身上的自信与勇猛，都是贫穷时代落下的精神疾病，最终累积成身体疾病。贫穷的病根由来已久。第一次见到妻子全力时，“男孩子第一次抬头看了全力一眼。那一眼心虚得像贼，他几乎完全没记得她的模样。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起了她圆鼓鼓的双颊，还有嘴唇上的那抹红。这个丫头从来就没饿过肚子。一顿都没有。”而新婚之夜，他坐在床沿上抽烟，眼角的余光里，看见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洗脚。“她的脚依旧像两段没有一个虫眼的藕，在木盆里扑通扑通地相互嬉戏搓揉着。他没见过这样的白，那白在他眼角晃来晃去，不是在踹水，倒像是在踹他的心。”（141页）这一夜，他们没能完成该有的仪式。初见时的“那抹红”与新婚之夜的“那段白”，都是两双／刘年赤贫时代触目惊心的颜色。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示着他的出身，他和她之间无法共同分担那些隐秘的屈辱经验。长期的自我强迫导致他终身都无法坦荡地面对全力，事业的成功也无法治愈他在妻子面前的性无能。最后，身体全方位溃败。

　　有多重隐秘生活的不只是刘年，岳父全崇武、妻子全力、叶知秋都各自隐藏着另一重不可告人的生活。全崇武经历无数次桃花劫，全力在知青点被强奸，叶知秋与丈夫有名无实又相互扶持的尴尬。也许，在所有这些人之上，小说中未能充分展开的，对世界隐瞒得最多、最深的，反而是全崇武的妻子、全力的妈妈朱静芬。她稚拙少言，但每一次出手保护家人都极其精准，她用包容与宽恕，更确切地说是智慧，维系了家庭的完整和安稳。她的内心世界无人知晓，无人能懂，就像她得了老年痴呆症后，那穿过全崇武的目光，遥遥地散落在窗外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形式上，《流年物语》被“物”与“人”分割成两个部分。由“人”主导故事情节，让生活以原生态的方式展开，每一个主人公的日常行为都遵循着生活的逻辑、时代的逻辑。他们始终忙着应对生活，挣扎着生活，无暇追问、反思生活。这一部分的文字张翎严格遵循写实主义，不让第三者有介入的余地。“物”则主导抒情，揭示“人”行为背后的合理动因，同时也反思生活逻辑。张翎将失职的人类之眼让位给上帝之眼。“物语”时而冷静旁观，扮演局外人的角色，时而又像诗神俯瞰众生，眉宇间常带着悲悯。当贫穷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一个巨大的生存语境，人无论如何挣扎也逃脱不了。与小说主体部分的紧张、焦虑、无所适从形成对照。在“物”看来，人是多么渺小又可笑，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悲剧。他们被生活折磨，相互折磨而不自知。他们不知道如何止疼、疗伤，按着生活的惯性一路过下去。物的世界尽情抒情对照人的世界情感荒凉，无力抒情，任由被压抑的扭曲情感在影子城里狂滋暗长。

　　借助于“物语”，张翎拉开了与小说人物，与贫穷时代的距离，避免将自己变成当事人，陷入非理性的情绪当中。《流年物语》看似文本分裂，但又处处可见作者缝合的用心。沿着“物”自由窥视的轨迹，揭密隐私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作者像私家侦探一样不断挖掘出新的案情，新的内幕。物成为人的生命隐喻，物的命运连接着人物内心世界的起承转合，关系着人的命运走向。作者巧妙地安排物与物的照应，细节与细节的接合。“瓶子”一路跟随人物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到上海再到巴黎的旅行，就是小说情节的重要载体。“瓶子”首先是刘年隐秘病情、隐秘病根的物证，瓶子的幽暗与封闭就是刘年的心理世界。刘年死后，瓶子又变成妻子全力复仇心理演变的物证。随着真相逐渐浮出，全力发现丈夫的背叛与道德堕落无关，丈夫的情人与私生子与想象中的狐狸精故事无关。她最后谅解了丈夫、情人和他们的孩子欧仁，艰难地放下了。也许离治愈的时刻还很远，但全力已经学会理性地告别贫穷时代留下的伤害。

　　以“物语”的方式呈现，从全知视角去把握人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张翎并不是想去揭露社会的黑幕或是人性的丑陋，而是想写“苦难过后留下的影子”。这种对待笔下人物的态度在张翎的创作中是一贯的。作为一个有着17年从业经验的听力康复师，张翎以专业的态度去倾听患者的心声，哪怕他们经常失语，她仍然用悲悯的心情去理解。巨大的灾难、痛苦对人的身体戕害是毋庸置疑的，但远不及灾难过后的心理创伤影响深远。看不到的伤痛才更需要引起疗救的注意。与一些作家的残酷写作相比，张翎的文字多了一些不彻底性。与张爱玲相比，张翎式的尖锐是让你痛但不见血。然而，对当下人际冷漠疏离的社会而言，如此同情式的批判却是读者更需要的。

　　尽管《流年物语》似乎融入了多种主题：假象与真相，欲望和道义，追求和幻灭，但这些都是小说的副主题，它们背后真正的根源都来自贫穷——这一持久的个人乃至民族的伤痛记忆。贫穷“拖着一个巨大到没有尽头的影子，这个影子在贫穷自身消亡后，还会存活很久。贫穷不仅是生活状态，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世界观，一团决定人际关系的潜意识”。

　　在《流年物语》中，张翎没有刻意去追求普世性的写作理想，将人性的深刻揭示作为创作圭臬。这看似是一种自我设限，但何尝不是医道仁心的普世关怀。她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中国的疼痛始终是她的疼痛。

返乡与可持续写作

“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不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当作家有望或者有“野心”成为一位名作家，可持续写作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天才、灵感、时势都是成为名作家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持之以恒，坚毅地潜伏到生活当中，他／她才可能达成所愿。即使是天才作家，倘若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可能因此而江郎才尽。常年旅居加拿大的张翎后发优势锐不可当，从41岁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她的小说始终没有离乡——温州与瓯江。

　　“你虽然被叫作瓯江，但你依旧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河流。你还要曲曲折折地流过许多连地图上也不会标注出名字的江南小镇，才会汇入一片比你宽阔得多的叫钱塘江的水域。可是钱塘江依旧还不是海，它也要走过数不清的河床浅滩，才会汇入真正的大海。你虽然不是海，你离真正的海洋还遥隔千山万水的路程，可你却是我主人眺望大海的起点。”从瓯江出发寻找海洋，再溯源眺望大海的起点。张翎以写作不断返乡，重构文学温州。然而，凭记忆、感觉与天分，写作的资源与灵感都可能出现枯竭。经过近二十年的挖掘，张翎担心生活库存不足，她近年频频重返“母亲的藻溪，父亲的矾山”，进行调研式的重新体验生活。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我们的确不难找出（新海外华人文学，本文作者加注）思想层面的某些疏漏。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反观，容易陷入一种单向度的观看模式，只盯着文化之隔，看不到人性与历史境况的‘通’，对于中国文化生成的特殊环境和它的合理性，也就多刻薄少同情。”对于这一具有打击面过大的论断，张翎是不在其中的，她对历史以及历史中的小人物都具有理解的同情，其中有深刻的尖锐但不缺乏人性的温暖。《雁过藻溪》、《余震》《阵痛》莫不如此，《流年物语》亦然。

　　此外，海外华文作家都有一个普遍性的“敬畏”——不敢轻易下笔写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往往反映一个大的时代进程，需要对正在发生的现实拉开适当的观察距离，才可能沉淀出有份量有思想的优秀作品。这一点对长期生活于国内，与中国当下现实同时共处的作家尚且是一个难题，更何况是远离中国本土的海外新移民作家。她们意识到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有隔膜而不敢轻易下笔。最近在北京参加读者交流活动时，张翎表示，常年居住海外，写当下时常常觉得境地尴尬，但这次却“蹚了浑水”写了当下，希望“局外人”的看法可以让读者吃一惊。严歌苓近期的写作状态也相似：很想但不敢写“当代”中国生活，譬如进城、出国、下乡等。原因之一是“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把握不住当代中国人生活状况和心态，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此外，距离也造成了她对自己写当代缺乏底气。重新调动新的文学话语以解释中国的现状，她寄希望于长住中国，再使自己和中国产生一个自信，那时候就可以写了。

　　随着对当下中国的熟悉，张翎的自信正在累积当中，她正在将写作的阶段性突破视为个人的写作史、生命史来完成。当下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全球化中的中国现实为每一个中国作家，包括海外华裔/华文作家提供了可供持续写作、深层挖掘的无限丰富性与可能性。《流年物语》虽写当下但更多溯源——贫穷的精神疾病之源，是一个过渡，也是试水之作，而中篇小说《死着》则已经开始真正“趟浑水”了。

　　注释：

　　①⑥张翎：《流年物语》，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98页、192页。

　　②常名：《寻找欧仁鲍狄埃》，《新湘评论》2014年第10期。

　　③李楠：《人类的命运与历史的指向——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④张翎：《任何概念或主义都不能撼动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⑤韩春燕：《“回归故乡”与当代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鸭绿江》2013年1月。

　　⑦陈思、季亚娅：《涉渡与回返——评 〈人民文学〉 “新海外华人专号”》，《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

　　⑧《张翎：对故土失去局部感》，《北京晨报》2016年3月15日。

　　⑨李洪华、邱苗：《把脉时代，关注民生——“中国当代小说高峰论坛”综述》，《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