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_小说评论_杂文_网络文摘

聂茂

　　少鸿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思考的有抱负的作家。他的新作《百年不孤》是一部书写“诗性乡土”的现代变迁与“善德文化”如何发展、“精神信仰”如何传承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曾经在农村生活过8年之久、在乡村的风雨和泥土中度过了青春期的作家，少鸿对大地与乡村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故乡是他精神漂泊中的灵魂栖息地与安放所。

　　文本以一个清幽秀丽的南方小县城——双龙镇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展现了岑吾之、岑励畬与岑国仁等重义守德的三代乡绅的命运进程，真切细腻地描绘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民与政治风云、人情世故等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途程。其中，“德不孤，必有邻”一语作为统领全书的主题意旨，既揭示出中国传统乡绅文化所遗存的传统美德在历史沉浮中的重要意义，也向读者展现出“向善”“守德”“重义”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价值。此外，小说所采用的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既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又汲取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书写精华，这样的作品对于崛起后的中国如何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欲望中坚守崇高的道德信仰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诗性与生命力:立足大地的“原乡况味”

或许是年少时的乡村经历在少鸿的头脑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中常常蕴涵着一丝淡淡的乡土“况味”，无论是山水房屋、鸟兽鱼虫还是风俗人情都萦绕着某种诗性与生命力。这些洋溢着乡土“况味”的原始生命因子与少鸿记忆深处的精神“原乡”一道构成了一处充满“原乡况味”的空间，原始文化精神中的诗意与生命力也得以在这个空间延续、展开。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提到:“看来，大脑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可称之为诗化记忆，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在《百年不孤》一书中，少鸿对双龙镇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就呈现出这种诗性的质地，这种诗意植根于大地深处的生命本性，源自双龙镇百年历史滋养的诗意特质。

　　“一路上他总觉有不明物在身后追赶，脚步匆忙而凌乱。看到镇子里参差排列着的黑瓦屋，双龙河边转动的水车，以及路边尚未插秧的白水田，他的心情终于舒缓下来。”文本开篇少鸿就有意着重渲染了主人公岑国仁凌乱而匆忙的脚步声与紧张不安的心情，过快的叙事节奏一方面带给读者一种好奇的心理体悟，引导读者更好地进入文本深处去探求其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下文所叙写的双龙镇祥和、安宁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带给读者一种诗意的审美体验。“水车”是贯穿这部文本始终的一个特殊意象，始终与主人公的命运发展紧密相连。“水车”不仅磨砺了岑国仁坚韧的心志，同样滋养了生活在双龙镇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们，它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日复一日地将双龙河中的水舀起再倒下，将生命力传递给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时，也将其与生俱来的包容与无私的优秀品质输送到人们的心中。

　　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水车”这类诗意之物像并非是游离于文本叙事之外的无关点缀，相反，它恰恰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的，与文本中人物的心性或事件发展的境况相吻合的必然要素，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一种综合了作者审美意蕴与审美趣味的诗性思考。文中林小梅去世后，何大闰向岑国仁抱怨说人生在世，匆忙一场，没有什么意思。而岑国仁则感叹人生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这种“有意思”更多则与自身看待万事万物的心境与方式有关：“有时候你看到一粒露水滴落，一只鸟儿飞过，一根瓜藤开花，一条泥鳅溜走，一架水车在转动，都觉得有意思。”很明显，这段话实际上蕴含着少鸿本人对生命自然的真切感悟与诗性判断，大地上的一切物体在他眼中均是富有生命力的珍贵存在，它们是自在地生长与运动着，每一个物像都有自己的生命姿态与生存方式，都在按照自然界运行的规律生长，然后死亡。当然，诚如《管子》所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这些充满诗性与生命力的自然物像归根结底是与大地、“原乡”、故土连结的。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既定情结，是原始精神的根性与生命归宿的直接显现。因此，土地、生命力、诗性三位一体的意识也成为少鸿把握“原乡况味”的基本感知和表达方式。

二、重义与守德：审美视域中的乡绅叙事

法国哲学家丹纳认为：“我们要对种族有个正确的认识，第一步先考察他的乡土。”从这个层面来看待少鸿的《百年不孤》，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样是一部叙述中国乡村社会中乡绅阶层兴衰历史的文本。乡绅是中国农村一个古老的阶层，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乡绅”是一种既独特又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他们虽没有有形的权力，却能凭借自身丰富的人脉与特殊的地位获得乡民的尊重与推崇。他们一方面深受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滋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与思想深度；另一方面又在乡村享有极高的威望与名声，实际承担着维护乡村平安与稳定的重要作用。在《百年不孤》这部文本中，少鸿秉持着“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这一初衷，在向读者展示一个更为客观多样的“新乡绅”形象的同时，致力于挖掘他们传承下来的“向善”“重义”“守德”等优秀美好的精神文化，从而展现出中国现代“乡绅”叙事的多元化审美形态。

　　文化一直以来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思想积淀与实践经验的产品，是连接一个民族过去记忆与现实交往的重要线索和精神密码。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换言之,文化是社会群体间互相约束与制约的一种“契约”符号，个体长期浸润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总是会不自觉地受到相关文化因子的影响，表现出趋向某种文化的显性特征。在《百年不孤》一书中，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文化的滋养，始终将“向善”与“守德”作为人生实践的基础，即使是在风雨飘荡、饱受折磨的年代，仍然坚守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价值观，以自身的实践赢得了乡邻的尊重与敬仰。

　　旧时乡绅阶层作为乡村伦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时常扮演着维系社会安宁与稳定的重要角色。在《百年不孤》一书中，少鸿则通过设置“中人”这一细节从侧面反映出以岑励畬、岑国仁父子为代表的乡绅在乡邻心目中的身份和地位。在双龙镇里，中人一般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多帮忙调解乡邻纠纷或见证财产买卖等事宜。“中人”的身份既象征着正义与公平，也代表着高尚、谦和的品德。面对李旺才家大、小儿子分家不均的争执，岑励畬的想法中带有“谦让”的倾向，更多则是劝说兄弟二人学会为对方思考，谦让为上；而岑国仁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公正为主要原则，提出抽签与补偿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兄弟二人的矛盾。虽然父子二人面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方式并不相同，但究其本质而言都是“善德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二人“重义”“求善”的思想倾向。在另一处有关“中人”的情节中，岑国仁接过父亲的担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中人”来评判王李两家端午划龙船的比赛胜负。面对王李两家为了夺取比赛胜利而在日常操练中大打出手的行为，岑国仁说道:“要比，就要比划船的真本事，不能比打架。人只能比好，不能比坏，人若比坏，越比越坏。”这同样显示出其浓厚的“重德”意识，体现出以岑国仁为首的乡绅对于道德行为的坚守。

　　然而，在土地改革时期，乡绅阶层因占有较大比重的土地而被划分为剥削农民的“万恶”地主，不但被没收了财产和土地，还要经常接受批斗和改造。《百年不孤》中的岑励畬、岑国仁父子在这个时期同样难逃厄运。然而当岑国仁的二弟岑国义提出能否通过卖掉田产山林以求摆脱地主的“头衔”时，岑励畬轻声说道:“只怕迟了，这个时候哪个敢买?再说谁买了谁就当地主挨批斗，那不是害人家吗?”即使深处最艰难的时期，岑氏父子依然秉持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美德，始终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将“善德”作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同样地，当作为“地主分子”的岑国仁与林小梅、孟九莲一同遭受批斗时，他真诚地请求乡邻放过这两个女人，自愿代替她们来承担所有的罪责:“女人是母亲，她们是生我们的人，纵有千错万错，生我们没有错。若非母亲怀胎苦，哪有世上相亲人?养育之恩不能忘。”一席话触动了在场乡人的心弦，人们都为其大义与体贴的操守而震动不已。

　　可以说，以岑氏父子为代表的乡绅身上深刻地体现出“守望相助”“与人为善”“重义守德”等优秀文化和乡邻精神。岑氏父子身上所展现的种种优良品行不仅“来自《论语》，来自《增广贤文》，来自祖辈的教诲，也来自人情世故。”因此，笔者以为，少鸿的乡绅叙事从更深层面则是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善德文化”的社会场域与儒家伦理精神的审美空间，人们在这个场域和空间中能够感受着“善行”与“德义”之凝聚力的同时，其自身的精神也在这个场域和空间中得到塑造和滋养。作者以此为基础，强化了传统美德对于乡邻和睦和社区文明的重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弘扬和承继这种优秀的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

三、信仰与爱情：时空记忆的动人感悟

杨义先生认为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因此，一篇文本的叙事结构同样蕴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经验，是读者诠释一部文本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少鸿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的“革命+爱情”的模式，通过叙述岑国仁三弟岑国安与杨霖之间的爱情记忆辐射出中国革命期间许多如他们一般忠心于革命却不得不学会忍耐、学会将美好的爱意埋藏在心底的革命人士。实际上从更深层面上探讨了人类在面对欲望与信仰之间的冲突时该如何选择的重要问题。在这部文本中，作者通过时间与空间、叙述主体与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使用了将近一个章节的篇幅细腻、深入地叙写了岑国安对待信仰与欲望的矛盾心态。然而最令我感到奇特的是，这份动人的记忆感悟并非由叙述者直接讲述，而是通过岑国安创作的小说《伊》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口吻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