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祥

　　张宜春的长篇小说《叹斜阳》是一部精心营造的作品。

　　作者没有任何的迟疑，小说的营造工程从标题的第一个字就开始了。“叹”，有很多种，如悲叹、慨叹、赞叹、惊叹等等多种意思。不管喜怒忧伤，总之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斜阳”，是一个意象，一个常见的意象。它的别名有夕照、夕曛、夕晕、夕阳、残阳，斜晖等等，意思大概都是黄昏时的太阳。当它与“叹”相接时，很容易让人想见这多半是悲的。尽管有“夕阳无限好”，虽有赞的意味，底色究竟还是悲，与之天然相勾连的是那种潜藏于中华文化血脉里的晚景意识。到此，标题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任务，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暮色时分叹息声起。

　　题记，是对标题的进一步阐释。作者依然没有迟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恨不得用一句话就将他所有的意思传达给读者。作者未作任何保留，利用题记毫不隐晦，近乎直白的告诉了读者他所想要讲述的一切。题记中有两个关键词：斜阳和官员。而这两者，构成了整部小说构造的主要组成要素。

先说斜阳——意蕴空间的构造

“斜阳”从标题开始就参与了整部小说的构造。作者从“历代词家”里的晁补之开始，在小说中大量引用他们包含斜阳意象的词作，贯穿全篇。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匠心的安排是将二十二句含有斜阳意象的词作作为章节标题。一般而言章节标题总是能提示或概括这一章节的线索或内容。然而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拘泥于这样的常规，章节标题并没有这样的功能，读者很难找出它们与章节内容之间具有明显的逻辑关系。作为标题它们缺少应有的严格性，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反标题的。它们就这样被硬生生地置入了故事发展的起承转合之间。此时，它们是以章节标记出现的，奠定了小说叙述的节奏，构成了小说的外部框架。但它们的作用却不仅止于此。这种跳脱固有思维的安排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最具视觉感也最为重要的作用是意象的内外联结。正是这种画面感十足的结构形式反复召唤起读者大脑皮层中有关夕阳的意象，让读者不断的从文本中跳脱出来，稍作停顿，听一声叹息，再返回故事情境中去。如此反复，将作者的意图不断强化，层层深入到读者的脑海里。它们越过章节内容而直接与篇名相呼应，形成了小说外在的脉络。而作为篇名的“叹斜阳”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充当了这声声召唤的回音壁，多重的回音声中余音袅袅，相互激荡。

　　“斜阳”是一个时刻，它作为意象来源于前人的生命体验，从历史深处走来。从历史出发既是为了实现远距离寄托，从而唤起时间轴线上的纵深感，更是为了和当下联结。至此在历代词家的夕阳意象的串联下，由标题和题记，由题记而章节标题，融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们既作为小说的结构标记出现，更重要的是构造出了全篇气韵流淌的意蕴空间。对于词，作者显然心有戚戚焉。即便作为文本中的道具，主人公之一的章嵩涛读的书也要是《唐宋词三百首》。如此的刻意安排，竟是如此的自然和气韵相通。章节标题本身即是一种无声的表达或者自语。作者用章节标题来建构小说空间不是偶然的，在作者之前的作品中我们就能常常看到作者娴熟的运用这样的形式。只是在《叹斜阳》中作者在运用手法上更为大胆，是更具创造性的实践。

再说官员——经验空间的构造

潢源，又见潢源，潢源是作者经验空间的母体。“潢源县”已在文学的版图上多次亮相。无论是早期的《你无法改造你自己》《虎年纠结时间表》《百足之虫》《射日》等中短篇，还是其第一部长篇《乡镇党委书记工作指南》作者在在都将小说中的场景设置在“潢源县”。作者在赣榆县任基层公务员多年。要说张宜春笔下的“潢源县”——作品中所描述的苏北海滨小城——会让人很自然的与当下现实中的赣榆县相联结。若说作品中的潢源县是以赣榆县为原型的大概也算不上牵强附会。赣榆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陌生的，但对于作者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而言，那里存放着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潢源县”是出于作者处心积虑的构造，虽然归根结底它只是出自作者的虚构想象。作者通过他的小说创作不断的将潢源推向前台和读者见面，我们很难否认这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对于地方的依恋，不断的重复所叠加而形成的累积效应或许才是作者真正的用心所在。其中也许蕴藏着作者强烈的创作野心——一项有计划的长期的造城计划——即将“潢源县”塑造成文学版图上一个新的地理坐标。它的建构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文学版图的整体书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鲜样本。当然，这将是一个艰辛累积的过程，包含生命体验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它在这里作为作者个体生命的精神原乡出现，既是作者出发之地，也是回归之所。假如这样的造城计划能够实现，会极大提高现实空间的可见性，则不失为作者对于现实空间的一种反哺。关于潢源县的命名作者曾试图在另一部未发表的小说中阐明其出处，但这并不是谈论小说《叹斜阳》应该关注的重点。我们还是直接打开潢源县的城门向内看，看看作者如何阐述它的经验与想象。

　　作者即是官员。他的特定身份为其将读者引领进入小说中这些游离于公共视野之外的经验领域提供了便利。这种便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作者来说是经验的来源和积累；对读者而言这足以使读者在心理上会先入为主地打消对于故事真实性的疑虑，相信故事里的情节其来有自，使读者能顺利的进入到故事情境中去。多年的公务员生涯使作者对基层政府部门的运行状况熟稔于心。所谓“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作者向我们讲述的是他熟悉的人与事，这无疑强化了故事里细节的可靠性。对于大众而言在生活中接触官员的机会并不会太多，即使有也仅限于外部接触。虽然现在是信息爆炸和大数据的时代，但官场的内部运行状况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仍然是一座不得其门而入的陌生之城。作者通过小说虚构使我们得以进入潢源县官场内部的核心地带。县，这一体制在我国已经历经两千多年的变迁。它的最初解释即为“悬之”，悬而未决之意。“县”的格局历经千年未见重大改变，权力的运行规则似乎更为顽固。回到小说里的潢源县，它的内部正经历着一段和权力有关的悬而未决的故事。

　　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官员——在小说中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串联起这群官员的是一项政策——在潢源县实行多年的科级干部提前离岗退养政策的变与不变。它是悬挂在潢源官场特别是到龄干部头上的一把剑。如果说“斜阳”是小说外部结构构造的主要联结要素，那这项政策就是小说内部构造的主要线索。历经十几年的政策变与不变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当年的年底作为时间的底线所带来的紧迫感，是构成小说内部张力的两个重要的来源。

　　离岗退养，就其实质而言即是权力的抽离。对于牵涉其中的官员而言，意味着提前失去官位和权势，政治生命戛然而止。他们的个体生命将进入另一个段落——无官一身轻的段落，这样的“轻”不可承受。这在官本位的情境里，是绝对的不可承受之重。而这正是整部小说所有叙述的逻辑起点，作品中所有的故事的展开都是从此处出发的。在小说中法院院长宋连生是首批离岗退养政策中退下来的，有人用段子揶揄他：

　　法院院长宋连生的“一二三四五”的故事。说昨天宋院长谈完话回到家里，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两手掐着脚脖子，连喊三声亲妈妈，儿子官丢了还不如死（四）了，呜呜（五）。

　　“官丢了还不如死”，这虽是揶揄，更是官员离岗退养后内心的“不甘和失落”的真实写照。权力加身时可以轻易获取各种利益和便利，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权力从身体抽离之后，官员们一时间难以接受生活节奏这样的急遽变化，难以自持。身心处于失重的状态，丧失了原有的平衡。熟悉的事物突然变得陌生，没有了原有的理所当然。权力的抽离让他们一夕回到了人间，但眼见的却是“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今夕何夕之感油然而生。甚至丧失了生存的基本能力，仿佛走路都变得困难，不知道如何做回普通人了。曾经沧海到底难为水，权力加持胀满驱壳而成沉重肉身和权力抽离后飘摇的肉身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官员心理上的失衡构成小说内部张力一个更为重要的来源。

　　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与利的磁场，同时也是修罗场。权力的魅影明明灭灭闪烁其间，到处沟壑纵横。权力与利益交织成网，为了利益明争暗斗更是所在多有。潢源县并不是“法”外之地。在众多权与利交织的场景里，我们看到的是在可能即将失去权力的前夜，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费尽心机努力的去让手中的权力如变戏法般即时变现，或者在将来变现，所不同的只是戏法。而作者提供的诸多细节让这些戏法显现出不可思议的生动。作者将与此政策所涉及的对象，一个一个引向舞台的中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样人性的现实图景。虽然也有信访局长钟力光这样的例外，他是小说中作者着墨较多的正面形象。“钟力光，一个笑面佛一样的基层小官，对上听话，对下亲民，有怨不说，有功不表，任劳任怨”。他是权力法则里的异类，也是潢源官场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但与之对应的却是整个官场黯淡。这种不成比例的对照，也是作者价值追问的聚焦之处。文中在钟力光确诊是癌症晚期之后，作者借主人公章嵩涛的内心独白发出这样的追问：“他不相信宿命，但却常常思考所谓的好人，为什么总是遭遇多于常人的磨难？”

　　组织部是官场的一部分，但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能够让所有官员联结起来的一个神奇机构，它天然带有神秘的属性。上级组织部的部长王群在小说就是以不可捉摸的形象呈现的。组织部和官员之间构成一种逻辑结构，组织部是牵线者。它的绳索上连接着所有的官员，把控并决定着他们所有的位移，平行的，上下的。它某种程度上是权力之权力。它的所有作为虽有迹可循，却无踪可追。在政策最终确认之前，一切讳莫如深，一切宛如隐语，即便小道消息漫天飞舞，并没有人去证实或证伪。它是一种现实或现实的一种，也是一种隐喻——它隐藏在整个喧闹现实的背面。绳索上的官员虽然各自拥有权力，但在面对组织部门的时候却完全失去了着力点，做什么都不对，无所适从。这种虚与实之间的无力感构成小说另外一种张力的来源。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牵线者轻轻一抖，这些丧失权力加持的肉身即如尘埃一般飘落，落地无声。而线上，依旧人头攒动，面目似变未变。小说结束在“斜阳”里，以一个“笑脸”结尾，可以解释为释然吗？未必。而这一切就是作者通过经验与想象集中呈现给我们的多重而沉重的经验空间里的图景。

空间的融合与碰撞

如果说作者用斜阳意象构造的意蕴空间是一个由古及今由外向内的收缩过程，那经验空间的呈现则是一个展开的过程。两者相向而行，通过“斜阳”意象的内在意蕴相联结，使得两者之间得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融和。多重不同空间图式的融合应该是一种多元而一的构造，它在整体上则构成另外一种敞开的过程。与此同时实现的是意义向另一个层面的转渡。转渡之后应该实现某种超越或有所追问。即是说意蕴空间和经验空间相互碰撞融合之后所呈现的应该是一个新的局面，是一种拓展而不是小于它的什么。就小说《叹斜阳》而言或许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解读。所谓的离岗退养可能只是一时的政策，然而有关权力与利益、有关人性的复杂等这些种种显然不是一时的，它们具有强大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作者一再通过“历代词人”的词将读者引向另一个时空，似乎在不断的提醒读者，作为人类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遗忘，在于我们只是在不断重复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今天的夕阳和昨天的甚至明天的夕阳并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叹息和千年前的叹息声也没有多少不同。经验空间里埋藏的是沉甸甸的现实，然而再沉重的现实也会轻易的被时光冲走，而能够留下的痕迹可能就只剩那一声声斜阳里的叹息声。当我们沿着时间的轴线回望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真正更为沉重的是什么。关于人性灯火的高低明灭，千年来仿佛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作者用“斜阳”意象构造了一个意蕴空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同时也是一个历险的过程。其危险性在于其中的联结点只有作为意象的斜阳，虽然它本身是多义的。然而略显泛滥和单调的斜阳意象给读者指明的是过于明确的情感流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本内部生发的多元情感指向。它们不仅是对冲的，互相削弱的，而且在对位关系上也存在偏差。作者在不断的建构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拆解。于是就像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图像上，出现了若干不和谐的噪点。令人遗憾的是创造性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应有的创造性追问。然而这样的遗憾并不能否定作者在创造方面的价值，说到底还是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