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一杭

　　一

　　在《繁花》的双线叙事里，“饭局”是一个在小说九十年代的记述部分出现频率极高的场面。如果说六十年代部分人物的活动空间集中在弄堂、公园、咖啡馆这一类场所，那么九十年代便是由一场接一场的饭局川流不息地衔接而成。人情世相，饮食男女，一切或大或小的碰撞都发生在“饭局”这样的平台之中。九十年代自身的象征意义似乎全部被抽离干净，只剩下一顿顿无意义的流水宴席，以及宴席之上你来我往的男男女女。 “饭局”作为一个市井味十足的应酬场所，仿佛穿过交错的杯盏与餐桌之上的灯光，紧紧地攥住了九十年代的上海人们生活的脉搏。

　　实际上，“饭局文化”在上海这座城市可谓“扎根”已久。《上海饭局发展简史》之中，对于上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饭局景象有过这样的记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济济一桌不分主座次位，饭菜自头顶滚动，酒水从耳边流淌，主人未说感谢有以下一、二、三、四点，客人早已勺箸翻飞，于冷、热菜上来之间隙，举杯祝愿助咽下适才卡在喉咙的食物，称颂感谢感谢。过去食物匮乏的阴影还长期存在于前两代人的心底，从一截带鱼也做得出5种吃法岁月走来的市民阶层，若非最后买单的人如溺水呼救般挥动钞票，旁边的人也礼节性地抢着买单。”虽然此中描述的景象同《繁花》中呈现的不尽相同，然而从这段文字之中，我们也约莫能够感受到，“饭局文化”已然渗透在了八九十年代上海的空气之中，于饭桌之间形成了一方独特的景象，也成为了当时的上海市民生活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比文章《上海饭局发展简史》中对于彼时的饭局场面穷形尽相的描写，《繁花》中的饭局，似乎多是面目模糊的。一场宴席过去，我们好像并不记得席上客人们吃了些什么，又在饭局之上具体地聊了什么。他们好像什么都聊，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聊，至于席间的吃喝，饶不过是一场众人的闲话之间无谓的点缀与过场，在小说之中，仿佛丝毫没有被加以记录的必要。金宇澄的笔墨鲜少切实而直接地落到对于饮食的描写上，即便提及食物，也多是借由人物之口报一嘴菜名，谈一谈做法。他没有选择用那些标识性的、常识性的实物将人物和“饭局”这一场景联系起来，因而粗略地看过去，《繁花》中的“饭局”场面，似乎更像是让一群人簇成一圈儿，七嘴八舌地插科打诨。具有辨识性的事物都被清浅而随意地几笔带过，余下满篇满篇的“小毛说”“阿宝说”“汪小姐说”。一句接一句，一人又一人，紧锣密鼓好不热闹，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架势。

　　从场面本身的设置意义来看，《繁花》中的“饭局”仿佛是一个平台，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台。金宇澄设置了这样一个露脸频率极高的场所，在对它的反复运用中，使得八九十年代“饭局文化”流行之下的一种上海生活得以复现。它出现在《繁花》九十年代的叙述之中，勤勤恳恳地为那个时代的人事物服务，由此串联出沪生、阿宝、李李、汪小姐、小毛等等一众“《繁花》中人”的生活，将他们不由分说地从四面八方聚拢在一起，聚拢到一张张饭桌上和一场场局之中。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人情冷暖，万千世相都在它的席上一幕幕上演。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繁花》中的“饭局”，更大程度上应该是承担了一种“容器”的功能。它为小说中进行或是即将进行的一切提供了一个场所，却丝毫不干涉在这个场所之内将会发生什么。

　　评论家项静在文章中指出，金宇澄的饭局之所以写得令人印象深刻，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对饭局上的万物万事“清单式”的写法。闲言碎语，各色人物都是清单一般具体地列出来的，一个挨着一个，有名有姓地在“饭局”这个平台之上比肩而立。一板一眼，极有秩序又极其平淡的呈现中，明面上的、晦暗中的，当讲与不当讲的，仿佛都已经说透了。

　　二

　　谈及“饭局”场面对于《繁花》的重要性与功能性，文章《市民主义的复活及其批判——简评金宇澄的长篇新作〈繁花〉》之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如果要为《繁花》确定一些关键词的话，我以为应是‘对聊’、‘弄堂’ 和‘宴会’这三者，三者的有机组合，织就了上海这座大城市三十多年来的非典型发展史。”这里所提到的“宴会”，便是本文将要重点探讨的“饭局”场面。

　　如前文所说，《繁花》中的“饭局”场面，与我们常规认知之中呈现的样貌有所不同。密集的日常对聊将一场场本应充斥着酒肉气味的流水宴席满满当当地填塞着，酒桌、餐具、菜肴乃至上菜的服务生，这些种种属于“饭局”的“规定性动作”都被生生地架空于《繁花》的饭局场域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生活气息十足的日常对话，是点到即止却又值得琢磨的言言语语（所谓“饭局语”），以及一些无意设置却又耐人寻味的细枝末节。

　　譬如第二章中，康总、梅瑞、宏庆与汪小姐四人到表舅家拜访，围坐在八仙桌前吃馄饨，在表舅分房时提及“每间一只大床，一门关紧，两对小夫妻，刚巧正好”之后，“有两个人手里的调羹，哐啷一响落到碗里”；以及同样的场景中，表舅表达自己为了迎接四人作客特意打扫了一天房间时，汪小姐“停咬馄饨，朝宏庆白了一眼”——这两个细节都非常琐碎，亦发生得非常隐晦，它们都是饭桌之上一闪而过的行为，却又都在饭桌上产生了异常奇妙的意蕴与味道。梅瑞与康总两个人将明未明的关系，汪小姐的性情，以及她与宏庆的相处状态，皆在这两个画面之中呼之欲出。

　　另一处通过饭局场上的动作折射人物性格的桥段出现在第四章。《繁花》最具风情与韵致的女性角色，“至真园”老板娘李李的首次登场，便是在这场饭局上。金宇澄对于李李和香港男席间相互敬酒的场景作出了简练而流畅的描写：

　　李李举杯，香港男超过警戒线，滑上滑下，一搭。李李面部看不出任何反应，心里倍感激动，还是意外，烦恼，甚至讨厌，人多不便发作，闪让，其他，李李不透露痕迹，一概不语，但等大家吃了酒，李李捏紧红酒杯，准备回身出去，脚下全高跟，因为椅脚，桌围，裙摆的限制，小心转身，顺势于港男肩上一扶，极自然的动作，表明心迹尚佳。

　　一百五十余字，句短神完，无一处闲笔。“面部看不出任何反应”“一概不语”“不便发作”一系列词，写透了李李在社交场合极高水准的自我控制，而其后她虽然准备离席，却依旧“小心转身”“顺势一扶”，以这些细微的动作来“表明心迹尚佳”，其中点滴更是婉转地在客人面前维护住了表面的太平，于人于己，都留足了面子，再欠身谢幕。由此，李李游刃有余的伶俐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亦恰到好处地呼应了阿宝初见她时想到的那句，“李李其秀在骨，有心噤丽质之慨”。

　　“敬酒”这一环节，在九十年代一场场成年男女逢场作戏的饭局中出现过多次。第八章常熟徐府的饭局上同样也出现了这一桥段：

　　阿宝说，我建议汪小姐，代表大家，感谢徐总，吃个交杯酒。丁老板说，好。大家拍手。苏安不响。李李踏了阿宝一脚。此刻汪小姐，凝神闭目，慢慢有了反应，腰一摇，风流波俏，软绵绵立起身。徐总笑眯眯，也立起来。汪小姐两颊红到头颈，目光迷蒙，脚上是全高跟，腰忽然一软，徐总扶紧，两个人，臂膊勾拢，缠接了半刻，酒水滴滴答答，总算头碰头，候到杯口，一口咽下。大家拍手。此刻阿宝发现，苏安不响，面色不好。

　　这一段也是敬酒，然而这里的镜头，却由敬与被敬酒者转移到了旁人身上，读者的视线也随之转向了画面之外，聚焦于旁观者微妙的反应。此处“苏安不响”出现了两次，而阿宝提议汪小姐给徐总敬酒时，一旁的李李更是“踏了阿宝一脚”——这两处一静一动的人物行为，都相当值得品味。

　　还是汪小姐与徐总，这两个人物在第十四章的饭局中有了同前文不大相同的表现。第十四章的饭局又挑在了“至真园”，落座以后，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徐总是老习惯，遇到陌生女宾，椅子就拖近一点，这次一拖，大约汪小姐勾牢凳脚，只能保持原位。汪小姐靠近，徐总比较冷淡。”把这一段与之前二人在徐府时的情境两相对照，不难发现人物关系之中暗藏的转变与玄机，这一处描写也可以说为后文苏安的意外闯入、汪小姐怀孕暴露一事埋下了一个含蓄的伏笔。初看其实略显突兀，然而将这一处细节与这场饭局的最末几句话衔接起来看，一切又变得十分流畅自然，合情合理。

　　《繁花》在叙述中有意无意地聚焦的“饭局细节”，大抵都是这样的一些小动作。比如上文中梅瑞与康总盛饭时的一次手抖，汪小姐忽然停顿的咀嚼、酒过三巡吴小姐肩上搭上的阿宝的外套、敬酒时李李腰身间攀上的手、汪徐二人座位的远近和行为的亲疏……这些小动作都是零碎而隐秘的，是在酒桌之上极易被忽略不计的。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却又只能发生在饭局上，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它们在有限的空间之中释放出如此值得玩味的能量。

　　除了“小动作”之外，《繁花》对于饭局场上的其他元素也有着别开生面的运用。酒桌上的任何一个物件，大到具体的餐食，小到杯盏都能够拿来作出趣味横生的人情文章。依然拿第四章的“至真园”夜饭为例。这顿饭上的“茶”与“酒”堪称台面之上两个非常出彩的小角色。这两个物件先是由汪小姐对阿宝的提问挑起。“汪小姐说，我一看吴小姐，就是好酒量，章小姐，只吃菊花茶，宝总预备照顾哪一位呢。”汪小姐这句话表面讲的似乎是一人饮酒，一人喝茶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区别，实则却又别有所指，意味十足。而酒过三巡之后，“开初章小姐吃了几杯啤酒，之后只吃菊花茶，竟无人发觉”——这一段一笔带过的小细节，从“吃酒”到“只吃茶”的转变，不声不响地反映出了章小姐在同康总夫妇与沪生相谈甚欢心思的转变。似是同饭局开场时汪小姐的问句相呼应，一头一尾，“茶”“酒”两物，活画出了酒席上人物的心迹与情态变化。

　　

　　与《繁花》前大半部分章节中面目模糊的“流水饭局”不同，《繁花》的第二十八与二十九章，故事接近结尾，小毛与梅瑞举办的这两场饭局可以说是笔墨最为集中的两处，也是第一次切切实实地在“饭局”这个场域之中正儿八经地搭起了戏台。这两场宾客众多的“大饭局”，对于人物和世情的呈现方式都更为直接，更为“敞亮”，也更为紧凑。虽然两场饭局的阶层组成截然不同，场上人物发声的紧凑程度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然而相较梅瑞那一头，小毛的饭局中明显具有更加温暖的、更具人情味的底色。两场饭局一前一后，鲜明的对比之中，不仅仅呈现了市民阶层的分化，亦不仅是各类人等生存状态的写照，更是尖锐地揭示了庸常生活的表面之下，无限苍凉而又无限复杂的人生世态。

　　三

　　金宇澄讲到《繁花》与上海时曾说，“老上海生活的风貌、场景已经过去了，那些细节逐渐被遗忘，我写这个小说，应该把它补上，把当时生活的场景还原出来，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消失的时代。”这种对于旧日时光的呈现与还原，恰恰是《繁花》能够为人们所喜爱并接受的一大原因。再往更深处追溯，《繁花》的“盛放”，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它所致力复现的那段上海岁月永恒的怀念，它犹如一种“文化乡愁”，显影在《繁花》给予人们的阅读体验之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天的中国，就像作家余华曾经感叹过的那样，正在经历以单元年份跨越世纪的变化。上海作为中国的名片，自然也不会幸免。甚至可以说，在它身上，变化只会来得更加猛烈。不过二十年，九十年代那个歌舞升平的、慵懒而浪漫的、“爱以闲谈消永昼”的沪上，在今天已然变成了甫跃辉笔下压抑而惊悚的生存地带：一个个小人物挣扎地苟活于资本交换的系统之中，被压迫而又无力抗争，置身城市尖锐的齿轮之下，如同粒子一般游离而飘零。九十年代的上海铺天盖地皆是饭局，川流不息的宴席严丝合缝地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再看今时今日，上海女作家滕肖澜的《大城小恋》里依然时有大小饭局在男女主人公的交往过程中穿插着出现，然而却大多被几笔轻轻带过，退为故事的配角。饭局依然存在，饭局上的人情也一式一样地流动着，只是那种宾客满堂七嘴八舌的“饭局”场面，那种饭桌之上活色生香的“时代性”的热闹，已经永久地停留在了九十年代。“至真园”与“夜东京”变成了《大城小恋》中的港丽餐厅、避风塘，而“饭局”也终于由彼时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悄然转化成日常叙事中平凡的布景，再难作为一段岁月的主调而存在。

　　金宇澄先生是老上海的说书人，更是上海文化的拾荒者。当这个城市里的人们追随着时代的列车轰鸣而去时，他以少见的耐心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他们衣食住行、悲欢忧乐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瞬间。他对上海生活的记忆与记录，打个未必准确的比方，就像是《东京梦华录》对北宋汴京的追忆。他的笔下，对觥筹交错的书写，对衣香鬓影的描摹，均不仅仅体现了他是一个俗世生活的热爱者，一个珍重常人常识的有趣味的人，其中也有未曾明言的“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怅恨”（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序》）以及“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的文化乡愁。《繁花》作为一部具有先锋性的特殊文本，却依然能够获得普通读者们普遍的喜爱与认可，其中包孕的这种隐隐怀旧的伤感情结，或许也正是原因之一。人们看《繁花》，看到《繁花》的饭局，看到糖醋小排、葱烤鲫鱼、和平饭店、梅龙镇酒家……实则都是看到了那个已经流逝在时间中的老上海。那是一段被《繁花》重新拾起，仔细擦拭，着力再现的流金岁月，亦是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传奇时光。

　　注释：

　　①引自何菲《上海式饭局》，《上海采风》2007年12期。

　　②引自项静《除了饭局，还有什么能让我们靠近——当代小说里的饭局》，腾讯《大家》，2014年12月。

　　③引自周景雷《市民主义的复活及其批判——简评金宇澄的长篇新作〈繁花〉》，《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

　　④⑤⑥⑦⑧⑨⑩引自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31页、61页、107页、183页、58页、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