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军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当代小说的书写语言，无论对于作者来说还是接受者来说已经是潜意识的知识了，但是普通话作为中国小说的书写语言是近一百年的事情。普通话作为一种标准语是在近现代中国深刻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形成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汉语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相伴随，相互影响。陈忠实的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组成部分，其小说语言也是汉语现代化、标准化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忠实运用这种语言进行小说叙事的努力和探索。

一、从国语、白话到普通话——现当代小说语体的形成

汉语现代化与文学创作相互伴随，相互影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言文字改革是当时社会教育文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太过基础，被政治改革、思想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等社会洪流所淹没，但是它对当时及后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晚清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普及教育，提高汉语汉字的学习效率，发明了一些拼读汉字或当时口语的字母，从而形成了较有影响的切音字运动。这一民间发展起来的语言运动影响了晚清政府，1911年，清朝学部颁布了《统一国语办法案》，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法案没有实施。1912年7月，民国政府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其中有《采用注音字母案》提案，12月当时教育部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审定了7100多字的标准读音，并制定了《国音推行办法》，在小学中进行国语标准语教育。当时学者对于标准语形成规律的认识比较模糊，在国语标准音的拟定上存在很大分歧，确定标准音时采取了投票的方法。同时，推广国语的其他条件也不成熟，因此当时国语推广的效果并不理想。

　　直到1919年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国语的普及和推广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是巨大社会思想文化变革，其具体表现就是文学语言的变革，她直接受到当时标准语运动的影响，同时反过来也直接影响了当时标准语国语的形成和普及。蔡元培曾组织北京国语研究会的学者和北京大学主张文学革命的学者进行会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从欧洲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标准国语都是在以某种方言为基础的伟大文学作品的语言基础上形成的，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白话”可以充当这种“方言”，其《白话文学史》就是证明白话文学可以作为国语文学正统，文学的国语自然应该就是国语的标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作战口号，做到了两件事：一是把当日那半死不活的国语运动救活了；一是把‘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也减少了一般人对于‘俗语’‘俚语’的厌恶轻视的成见。”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人们对国语标准的意见渐趋一致，“1924年是共同语‘成年’的日子。从1913年到1924年，经过十年时间，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统一认识。”1932年，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出版。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新白话文学作品，白话文作为共同语的语体越来越深入人心，最终也成为汉语书面语的基本语体，实现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言文合一”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大力推广共同语，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也不是一个新词语，原指说得不太标准的官话，即不太标准的共同语，这时她成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名称了。

　　陈忠实成长的年代正是汉语共同语普通话最终形成和大力推广的时代。陈忠实，1942年出生，五十年代初上小学，当时小学语文教学已经有汉语拼音教学，可以说已正式接触普通话教育。从1962年到1968年，陈忠实担任小学、中学老师，可以说普通话就是他的工作语言，这种经历显然对他共同语的认识、学习和掌握是有利的，使他能够跟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保持一致。1968年之后，陈忠实从事文化和文学创作部门行政工作，而这些部门又是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执行、普通话推广和普及的重要单位，这对陈忠实语言生活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尽管他口头上说着西安方音，但是书面上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语体。这在他的小说语言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他能用很标准普通话语体进行创作，也能在普通话语言中进行方言书写。

二、陈忠实小说的方言叙事与汉语规范化

小说语言同方言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汉语语境中从创作和接受来讲，小说的方言叙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小说语言方音化；二是共同语中掺入方言因素；三是纯粹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小说语言的方言叙事和汉语规范化存在着矛盾。共同语形成的过程也是语言规范推广的过程，就是用普通话的标准对各种书面语和公共领域中多样的口语进行规范，小说作为书面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言因素正是被规范的对象。不过从现实来看，小说作为一种书面文体，其语言也具有特殊性，其方言因素并没有被消除，而往往成为小说语言的特色之处。陈忠实的方言叙事既是其小说风格的构成要素，对汉语规范化条件下的小说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当前汉语规范化中小说语言传播的时代特征。

　　对于小说语言来讲，最普遍的就是共同语中掺入方言因素，共同语叙事与方言叙事相融合，陈忠实的方言叙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很多学者已经指出，陕西关中方言的运用是其小说的语言特点之一。陈忠实方言叙事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方言主要出现在人物对话中。我们阅读陈忠实小说，语言上得到明显的印象就是，情节叙述用普通话语体，人物对话则充满了陕西方言。其人物对话方言叙事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凸显人物性格特征；一是显现地域色彩。小说情节的展开是具体场景中的，陈忠实小说主要反映陕西西安一带人的生活，所以运用当地方言进行叙事安排是自然合理的。陈忠实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包括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官员、警察等等，各种角色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说方言。人物语言用方言在小说叙事中非常普遍，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如《红楼梦》中人物语言就有明显的北京话色彩。清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对话纯粹用吴方言，如果不懂吴方言，小说中人物对话几乎看不懂，这对小说的传播是不利的，所以后来小说中的方言叙事多不采取这种方法。陈忠实小说语言中的人物对白则不是对陕西方言的机械模仿，而是有所加工和提炼。

　　第二，选择容易被其他方言区的人理解的陕西方言词。陕西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而北方方言是现代汉语的基础方言，基础方言是普通话词汇的主要来源，这并不意味着北方方言中所有的词汇都是普通话的词汇。从词汇上讲，北方方言是一个充满差异的集合，只是那些基本的、北方方言中共有的词汇才能进入普通话的词汇，而那些边缘的极具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是不能进入共同语的。如果小说中有过多的方言土语，就会影响小说的阅读和传播，因此，陈忠实小说所运用的方言是经过加工和提炼的，陈忠实“给自己定了一条写作中的戒律：从字面上可以让非陕西籍的读者了解80%以上的意思，只有这样的方言我才用。如果从字面阅读跟真事表达的意思不统一或者无法理解的那种方言，我坚决不用。”人们通过上下文基本可以判断所用方言词的意义，但是那些指代陕西地区特有名物的词汇对于其他方言区的人来说理解时确实有些困难，所以其方言书写有时影响阅读，这是所有方言叙事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

　　第三，行文中对不好理解或蕴含特定文化含义的方言词进行解释。有时在叙述语言中解释，如《到老白杨树背后去》：“喜娃不耐烦了：‘跷尿骚呀——’……跷尿骚，就是说要用一条腿从薇薇的头上跷过去！大人们结婚时，怕新娘子疯长，跷了尿骚就不再长了。”《辘轳子客》：“辘轳子客是乡间对那些赌博成性的赌徒的通称。龟渡王村的人把做豆腐营生的叫豆腐客”。有时通过人物语言来解释，如《毛茸茸的酸杏儿》男主人公说：“刺蓟，消毒良药，中药材里的药名叫小蓟。还有大蓟，乡里人叫马刺蓟。”总得来看，陈忠实小说中这类方言叙事要少一些，其方言的解释往往根据情节的需要，非常自然。

　　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来说，小说语言的方言色彩还体现在语音上。小说语言从词汇和语法上讲是共同语，但是语音却不固定。 2012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陈忠实时，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陈忠实的陕西方音，陈忠实小说的语言是普通话语体，但是在他的心中，小说语音却是陕西方音，那么在全国各地的读者心中，其语音更是千差万别。不过，随着普通话推广的深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从受众角度来讲，陈忠实小说的语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三、陈忠实的语法特点与汉语语法现代化

语法现代化是汉语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组织规则也是新文学革命之后文学家们、学者们在继承传统白话语法规则基础上学习西方语言语法规则而逐渐形成的新的规则体系。我们的语法能力要通过这套规则体系来发挥和运转，陈忠实也不例外，从陈忠实的小说语言和其创作经验来看，他不但无意识的自如运用这套规则，而且这套规则在他小说语言中得到了强化。

　　汉语语法现代化比较重要的内容是欧化。“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种变化虽然还只多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话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欧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汉语句子不精密，不能表达复杂的意思。欧化伴随白话文运动，伴随着这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形成，是现汉语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现代汉语的欧化现象归纳为七种情况，“复音词的制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连接成分的欧化”，“新代替法和新称数法”，“新省略法，新倒装法，新语法及其他”。其中“复音词的制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等欧化现象对于现代人来讲已经司空见惯了，并不觉得异常，但是对于一些过长的同我们的口语差异比较大的句子，我们仍然觉得有些陌生。实际上，我们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处在这种欧化趋势中。

　　陈忠实小说语言有三个特点典型体现了汉语语法的欧化倾向。第一，擅于组织长句。小说运用白话散文语体，长句、短句交错运用是一种常态，不过在陈忠实的小说中时常出现形体特别长的句子，显然是刻意创造的。如：

　　①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分、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虎。（《信任》）

　　②冷先生的父亲老冷先生在白鹿镇开辟这个中药铺面坐堂就诊时，得助于嘉轩的爷爷的鼎力支持，要不然一个南原山根的外乡人就很难在白鹿镇扎住脚。（《白鹿原》）

　　例①是单句，①二十三个词。例②是一个复句，由两个分句组成，第一个分句二十四个词。现代汉语中，由于词语多数双音化，十五个词语往往会用二十几个字来记录，十几个词语组成的句子就比较长了，二十多个及更多的词组成的句子就往往就是长句了。长句在现代汉语中并不罕见，但是在小说叙述语言中还是比较少的，如果对比一下路遥、贾平凹等作家的语言，就会看到路遥、贾平凹的小说很少出现长句，而在陈忠实的小说中则经常出现。

　　第二个特点就是句法成分结构复杂多样。句法成分包括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等，这些句法成分或由单个的词充当，或由短语充当，而结构复杂意义丰富的短语充当这些句法成分在陈忠实小说语言中非常普遍，其句法复杂的程度和结构复杂句子在作品中的分布远远超过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其单句中经常包孕着小句形式，“这件事冷先生根本不用预测就可以料到结局。” （《白鹿原》第三章）这是一个主谓谓语句，大谓语“冷先生根本不用预测就可以料到结局”由一个主谓句形式构成，而小谓语“根本不用预测就可以料到结局”则是一个假设复句紧缩形式，这个句子虽然不长，但其结构复杂程度远远超越现代汉语中词语数量大致相同的一般句子的句法结构。前面说他刻意组织一些长句，长句一般都是有结构复杂的并列成分和多层成分组成的。

　　第三，非常注重关联词语的使用。关联词连接句法成分、分句，也可以连接句子和段落，是段落语篇组织的重要手段，大段文字的组织往往离不开关联词。在小说语言中，为了追求自然的效果，一般尽量少用关联词，但陈忠实的小说语言对关联词并不避忌。如：

　　①“那不仅是单纯的经济上的收益上的实际利益，重要的是标志着作为父母教养儿女的光荣啊！尽管他们自己在梆子井村里不打算加入共产党，甚至开会是总朝拐角挤，甚至甘当落后：但他们几乎一律诚心地希望儿女们在学校……思想进步，最好能加入共产党”。（《梆子老太》）

　　在陈忠实的小说中，关联词随处可见。陈忠实小说中的关联词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或者是叙述者的态度评价，或者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活动的揭示，不只是体现连接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语意关系。

　　陈忠实小说语言的这些特点既是汉语共同语现代化、欧化倾向的影响，也是他主动学习的结果。2012年，陈忠实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就是在‘十七年文学’中从文学少年到文学青年，整个是在其中成长起来，当时具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我都读过，比如《艳阳天》《山乡巨变》《创业史》，都是当时农村题材颇具影响的作品。还有新文学，包括沈雁冰、郭沫若、巴金。到新时期，……我当时从短篇开始练习写作，选择了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个世界短篇大师的作品作为范本来读，最后又选择了莫泊桑精读。”茅盾、郭沫若、巴金、柳青等作家的作品都是汉语共同语形成过程中创造的白话体，方言写作是这种新白话体的特点。莫泊桑、契科夫等作家是欧洲作家，汉语翻译过来的他们的小说自然保持着它们自己欧式语言的风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陈忠实又阅读了《百年孤独》《王国》等西方现代派的小说，这些阅读对他小说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陈忠实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他西方小说的阅读经历，1986年发表的《打字机哒哒响》主人公阅读过《斯巴达克斯》《牛虻》。这些特点使得陈忠实的小说叙述语言严谨、细致、精密，克服了传统汉语疏略简单，不能表达细致复杂意义的弊端，其高超的语法能力也丰富了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和语体。

　　综上所述，陈忠实小说的语言是汉语共同语现代化、规范化的结果，其语法上的欧化特点体现了汉语共同语现代化的趋势。陈忠实对小说语言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其方言写作丰富了普通话的内容和语体；其小说的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对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忠实试图用小说记录现代人的生活，叙述民族的生活和精神历史，而他的记录工具普通话体现 了“陈忠实生活时代”的眼光和视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深化，其小说的历史意义和语言学意义也正在显现。

　　注释：

　　①李明宇：《纪念〈统一国语办法案〉颁布一百周年》，《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08页。

　　②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杨犁，《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

　　③周有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页。

　　④⑤郄远春：《〈白鹿原〉方言词运用探微》，《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5页。

　　⑥朱自清：《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