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梅

　　如何背叛，怎样冒犯：论戴来

　　朱红梅

　　我愿意用理智来归纳戴来和她的小说。她的小说里没有常见的主观宣泄和自我表达的意图，相反，她是将自己包裹好，或者是摘除出来的。多年来，她认真而不知疲倦地用小说之笔，剥除伪装、袒露真相或是隐私，尽管那隐私也许不大体面，真相也未必为平庸所待见。

异常的日常性

戴来小说日常性的表现之一，是她的故事背后没有什么重大、特殊的背景，甚至，是没有背景。没有故事和人物是能够脱离外在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不同的是，有人将环境拉到前景里来，有的则把它虚化为背景，戴来的做法接近后者，又显示出区别：她的小说是那种不大考虑观众的舞台剧，没有一切讨好的摆设与伎俩，人物是唯一、重要的核心。戴来的叙事，就是一道径直的光：只是为了让角色发光发热，活色生香，所以她的小说简单、朴素，同时极具穿透力。

　　她感兴趣的人物，是要熟悉，但又不是了如指掌，这样才有想象的余地，有创造和发挥主动性的空间。写十分了解的人物对于戴来来说缺少诱惑力和挑战性，所以身为女作家，她小说的主人公却多是男性。

　　《表态》里的“我”周旋于前妻和女友之间，两者同样的“偏执、任性、较真”让“我”疲惫不堪，走投无路。偶遇给自己贴“寻人启事”的老头安天，他紧张、破败的家庭关系更让“我”对婚姻家庭生活倍感绝望。作为主人公的“我”，对于老头安天是一种镜像般的存在，却不可恢复。而懦弱的“我”，也处于各种关系的围追堵截中，结果恐怕也难免被捕获的命运。所以，小说名为《表态》，其实表不表态都无关紧要。主人公在结尾“脑中灵光一现，闪过一个念头”，那是个什么样的念头呢？他会和安天一样，从生活里出走吗？他能以什么样的方式，逃离这个他无法驾驭与掌控的现实世界呢？戴来的态度也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是一个没有态度的“表态”。

　　戴来笔下的“安天”们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质：基本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落败或处于弱势的人，始终表现得无力又无用，始终无法安置好他们的肉身与灵魂。“安天”们这么多年来活跃在戴来的小说文本中，也活跃在现实中，活跃于当下。通常意义上看来，这些小人物不乐观、不随主流的生活是悲剧性的。但戴来并不如此认为，她没有赋予自己陟罚臧否的权力，原因即在于她对这一权力始终存疑。疑虑让她的小说具有了宽厚和暧昧的特质，这样的小说光滑而充满弹性，犹如年轻的皮肤——吹弹欲破，却总也破不了。

　　人物是卑微的，生活是琐碎的，然而潜藏于其中的人性是深刻与丰富的，值得永恒的推敲与书写。戴来用笔挑开了人性的遮羞布，暴露出那么多的难堪与啮咬，而对于这些问题，她没有试图给出解决办法。戴来通过小说，或许正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态度：现实中不存在一种完美人生。她刻意颠覆传统伦理关系中男性坚强、刚性、有所担当的形象设置，并不是对于既定模式的单纯冒犯与反动，在她冷静的文本表述背后潜藏着强烈的怀疑精神——是那种对于一切貌似笃定的安全、正常、由来已久的规则与范式的不信任。戴来的暧昧与无所作为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如果说她是自觉地具备了某种打破禁忌，蔑视常规的勇气，这话或许有些一厢情愿，我觉得这更像是歪打正着，对于一个心中没有预设禁忌的人，怎么活，活成什么样，写什么，写成什么样，完全是随遇而安。她心中没有藩篱，自然就没有必要刻意地绕过藩篱。

另类“夕阳红”

除了“安天”的无厘头青春和焦虑中年，戴来还热衷于表现一系列老年人的“夕阳红”生活。“夕阳红”题材有很多传统、安全的话题选择，戴来却直接一脚跨进了大众的盲区，去探究老年人，尤其是老年男性的性心理和性渴望。一群本来活得滋润、安详、悠闲的老人们，仿佛一脚踏空，在自由落体般的惊恐和眩晕中，流露出人性里原始的贪婪、脆弱与恐惧，年龄和阅历的武装都被“收缴”后，人性最初和最后的表情居然惊人地一致。这是一群被误读和强迫背负枷锁的群体，他们正常的需要和欲望得不到正视、尊重和纾解，僵化、板结的道德伦理观在自律和他律的双重钳制下，成功完成了对于主体的耻感教育：要塑造一个貌似健康、正派、无欲的老年形象——本质上却是对人性的阉割与戕害。

　　《突然》里的老缪，他的人生始终处于受抑制的状态，年轻时是物质的压抑，老了以后是性的压抑、存在感的缺失。究其根源，他始终无法正视自己的观念与情欲之冲突，更加无法为这种冲突找到一个出路。《茄子》中的老孙是个颇有典型意味的人物形象，他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边角落里活跃着，可能是你小区值班室的看门人，也可能是你们办公室快要退休的老同事，甚至是你熟悉的亲戚或朋友。自我约束让他们成为了通常意义上的规矩人，但内心的欲望与冲突始终伺机而动，在某个不可知的契机下，以非常态的形式表现出来，打碎常规和假象，令人瞠目结舌。

　　到了《前线，前线》，戴来终于把故事撕开来写了。《前线，前线》发表于2013年，比《茄子》刊发差不多晚了十年。可细想想，两篇小说又有着某种内在的延续性。父子两代人的差异和较量，夫妻婚姻关系的萎缩异化，本我欲望与现实的冲突……戴来在小说里探讨的仍然是这一类问题。十年过去了，十年前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是在那儿，却由一粒问题的种子长成了树，结出了更多更棘手的问题果。从未婚的小龙到已为人父的石松，从恋爱的纠结与彷徨到婚后的疲乏与苦闷，从老孙内心的隐秘欲念到老石亲临“前线”考察的跃跃欲试继而以身犯险，故事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朝前走，甚而至于“跑起来”，这正是戴来为之沉迷的写作状态。

　　那么，正因为如此，我关心的是，戴来接下来还会怎么写，写到何处去？

“我对文学做了什么”

以1998年为开端，戴来的小说写作延续至今。过去的十几年，戴来变换着角度，悬置了性别，用不同的语气和声量说话，还一直说得妙趣横生。她不能容忍无趣，那种机智、俏皮和冷幽默，是属于她的标配。这种近乎搞怪的能力，就是她作为小说家的天赋：没正经，但有调性。戴来不盲目，却也不悲观。女作家天然的情绪化和脆弱、怀旧的特质好像被她屏蔽掉了，她的眼光和笔调都异常冷冽，无论是故事，抑或氛围，戴来没有湿漉漉的时候，她永远是干净、干脆的，不煽情，不取悦。从来不给读者送温暖和献爱心，这是一个吝啬而有主见的写作者。

　　在很多的女作家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些审美倾向和来路。例如张爱玲，她的语言和对话总脱不掉《红楼梦》的影子；再如魏微，她某一阶段的小说里，总能看见张爱玲的灵魂在闪光。戴来则不同，她自成一格，虽然不尽美，却独美其美。如果硬要将作家分成男女两个阵营，戴来应该是处于两者相切处：细腻和敏感，理性而节制，使得她的作品酸碱度刚好中和了。

　　但是写作是不设终点站的，走过青春期的戴来，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她的写作：物质的和精神的。戴来自称写作有时就像与故事赛跑，她跑起来几乎是一根筋的。多年来她并不试图去“跑马圈地”，而是相对固定地去关心一小撮人的生活。这可以从她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依据，她不怎么爱折腾，也不怎么眺望远处，但是，屏声静气地观察一个小角落，或是某些人，然后慢条斯理地把一些细节和这些细节后的内心戏，通过日臻成熟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戴来的“现实”，可是外界却对她有着额外的期待，期待着她有更多的“可能”。

　　对于写小说，戴来也常常摇摆于自矜和自我怀疑之间：为什么要写作？在写了百八十万字后，这个问题有一天突然冒了出来，像是当头一记棒喝，把我自己也给问住了。与此同时，最初那种新鲜的隐秘的写作冲动和热情越来越少，觉得再写出来的东西并不比之前的好，至少没有多大的进步和变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惯性中接着写呢……（戴来《我对文学做了什么》）对于重复自我的抗拒，对于超越自我的不确定，这样的问题，也是如今人生和写作都步入中年的70后作家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70后们在不由分说中被挤进了中年，文坛于他们不再是自在撒欢的地方，而是不断地被要求去“挑战难度”，去追求思想性和历史深度，去向被“经典化”靠拢等等。

　　显然，如果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70后”作家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问题就在于他们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各种难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从内部讲，恐怕就是因为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在现阶段，否认个人经验或者经验的个人性当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的。

　　以上种种，无不说明70后一代“内外交困”的写作境遇。这一拨在途的作家正在经受来自时代、社会、历史、自身的重重考验。如何建立与这个时代有效而牢固的对话关系，在关注个体的同时兼顾社会群体共性的探讨，为自己这一代人找回历史，找回生成的背景和可预见的未来，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如何背叛，怎样冒犯

不管怎么说，戴来也在悄悄地变化。她当然仍然追求趣味，但绝不夸张和恶形恶状，而是一种节制、冷峻和收敛的表达。时下相当多的文艺作品，它们是在展示热闹而非生活。于是大多数人以为艺术就是热闹，生活就是热闹。热闹始终暗含着某种取悦，而艺术和生活都不为此负责。好的小说，在生成的过程中已经困难重重，它们值得更睿智的头脑和更刁钻的口味来接受和消化。至此，戴来的写作已经具有了负重前行的自觉。

　　多年来，戴来用笔构建了一个失败者的城市。对于这座城市，李敬泽简单概括了它的本质特征——“绝对的孤独，莫名的警觉”。戴来并未置身事外，她也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游离的分子，孤独又警觉。正因如此，对于这城市以外的世界，戴来了解得似乎还远远不够。她始终未能跳出自己存在于其中的这片疆域，以一种外观的，有距离的视角，来审视和把握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生活。进一步说，如果能在城市经验之外获得另一种参照体系，这无疑将大大改变戴来的认知路径和判断标准。这对于戴来来说，是偏离她曾经熟悉的路径，去尝试另一种抵达方式。这当然是一种冒险，但未知的可能性也在于此。正如程德培所说，戴来既然已经从“把门关上”的写作渐渐地走向把门打开，我们也就有理由期待看到更多的“室外剧”，让自己的感知再多经历一次由“熟悉”转身为“陌生”的旅途。

　　每一个小说家在通往成熟的路上，须得背叛曾经的笃信，冒犯经验的权威，在这条路上结果往日的自己，从陈旧的驱壳中抽出崭新的枝芽。

　　戴来的创作从未过多依赖自己的女性视角和躯体化经验，她的反女性化叙事使得她在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群体中获得了鲜明的辨识度。观察力，敏锐度，这些戴来都不缺，她或许应该像当年刻意远离自己的女性叙事者身份一样，远离她从未稍离的城市经验，在一种刻意的陌生化和间离效果中，开始对于自己文学堡垒的解构与重建。

　　从苏州到新乡，再回到苏州，戴来的生活轨迹对于她的文学地理产生了怎样具体的影响，很难说清。戴来的城市是暧昧和漂浮的，它的自足性和疏离感，是戴来作为典型的70后作家，其个体经验书写发挥到极致的产物。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将个体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和集体记忆接洽？又如何将个体记忆自觉地融入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逻辑和氛围中去呢？张莉于《在逃脱处落网》一文中提出，“也许，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与认识作家写作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应该认识到个人写作之于社会的公共性特质与公共责任。”她呼唤那种有力量、有承担、有关怀的文学作品，而拒绝70后们“没有越轨的企图，没有冒犯的野心，没有超越可能性的尝试”；拒绝他们搁置历史，逃避责任，“放弃与世界的争辩”。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格非的“文学时空观”似乎也给戴来的城市书写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数。在他看来，“文学它最根本的目的，它要提供意义，它要阐述它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它有个巨大的情感上的诱惑力”，“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的荒芜”。

　　戴来在特定时代开拓的自我文学空间——她用笔塑造出来的那座城市，始终具有不确定性，始终是漂浮的。而结束漂浮的宿命，回到结实的大地上来，回到时间的河流中来，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朱红梅 苏州市文联

　　注释：

　　①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迷”文学处境》，《外面起风了·总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②程德培：《熟悉与陌生的对峙——戴来的三个短篇及其他》，《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③张莉：《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出生小说家的创作》，《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

　　④格非：《重返时间的河流》，“人文清华”讲坛演讲稿，201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