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娉婷

　　从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看《人境》的历史意识

　　范娉婷

　　2016年6月，被视为文坛“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识分子气质”的，“能够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当代作家刘继明出版了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人境》。作品以上下两部分用史诗般的长篇巨制描绘了以河口镇神皇洲为代表的湖北农村近30年的历史变迁以及当代学术界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追求与探索。颇有意味的是，作品虽然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农村的历史转变，但《人境》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结构起整部作品的并不是类似《三里湾》《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所展现的社会历史转换下的乡村巨变，作者也没有着力塑造大量典型性的农民形象。《人境》中的灵魂人物实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填充起来的。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国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的责任担当承载着作品丰富的历史意识。

一、“底层代言人”

慕容秋是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贯穿上下两部分的人物形象之一，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她青年时代曾上山下乡插队到神皇洲，受时代氛围的影响，她以满腔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在农村积极参与集体劳动，和农民同吃同住，并与农村青年马坷真诚相爱。文革结束考上大学后留校任教，与官二代辜朝阳结婚后离异。慕容秋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她不再是伤痕文学中对文革充满愤恨，渴望控诉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反，她对革命浪漫主义、对农村艰苦的集体生活颇为留恋，这不仅仅来自于她和马坷短暂却真挚的爱恋，更多地来自于她对农村、对土地的深切依恋，对中国现有矛盾和困惑的诚挚思考：“慕容秋同样重视芝加哥学派所推崇的实证主义和调查研究，在这一点上，她继承了三四十年代以来由梁漱溟、费孝通和吴文藻等开创的中国乡村社会调查的传统”。

　　换句话说慕容秋所坚持的是从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出发，从人民性的实际出发，对主流的思潮和方法论保持理性思考且不放弃批判精神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慕容秋经历过“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她的形象是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具象化。马坷对慕容秋的爱慕包含着农民被“知识”启蒙的向往，农民仍是知识对象化的客体。另一方面，慕容秋对马坷的爱慕则包含着知识分子对农民、对筋肉劳动者的尊重和肯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的，可以说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仍是相对平等的。但由于知识分子也担负着知识“启蒙”的作用，所以知识分子自然地承担起“为民代言”的历史使命。尽管经过了后“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农民从“主人”的位置上日益滑落为“底层”，但是慕容秋所坚守的“为民代言”的左翼知识分子立场使得她成为“底层代言人”。然而当下的知识界的学术氛围却令慕容秋感受到的极其强烈的压抑感，这种压抑不仅仅来自沉闷的学术环境，更是源自农村、农民在后“三十年”不断底层化以及知识分子与底层关系断裂感的映射。

　　幸好，慕容秋并不孤单，作品中出现的写出《何家庄变迁》的何为、《C县农民调查》的旷西北乃至慕容秋的女儿鹿鹿都是慕容秋式的“底层代言人”。他们试图打破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西方现代理论话语所形成的单边的权力—话语结构对中国复杂现实的遮蔽。尽管“在精英主义几乎一统天下的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或许难以产生自己的代言人，‘被叙述’注定它摆脱不掉的命运”，但慕容秋们深入农村调查的行为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试图恢复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有机联系的尝试。如果知识分子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仍需成为“底层代言人”的话，那么这种尝试无疑可以使得“代言”真正地成为民意的传声筒。

二、“中国精英”

刘继明在各种场合中不止一次地表述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当前语境下,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按照《梦幻与现实——中国中产阶级手册》一文的描述,中国社会已经迅速变成权贵资本的社会,一群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精英全面出山,他们就是近年来大量涌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繁华都市、有着商业头脑和全球意识的年轻的‘中国精英’。”《人境》中自然也不乏“中国精英”式知识分子的身影。

　　其中辜朝阳的形象具有中国现实的独特性。官二代的身份一方面给了他红色的血统，一方面也给了他对权力的渴望和依附。文革后中国政治思想的巨变使他对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指向的中国道路产生了极大困惑：“多年以后，辜朝阳想：如果7.20事件发生那几天，父亲不是忠心耿耿地拱卫梅岭1号，而是采取了相反的行动，中国历史会不会呈现出另外的走向呢？这样的假设当然有点大逆不道，而辜朝阳还是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叛逆冲动。心怀这种冲动的不单是他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中国历史的另外走向”是辜朝阳们对国家道路的想象，是1980年代“告别革命”话语形态的世俗化表述，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后“三十年”。从社会主义实践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使辜朝阳们走向西方，用资本回来改造中国。从脱掉绿军装到西装革履代表外国资本收购大型国企，辜朝阳们用“商业头脑”、发展主义理论和部分基层政府官员对资本的追求心理，一路高歌凯旋在把自己打造成成功人士、商业精英的同时也践行着他们所期待的“中国历史的另外走向”。

　　中国高校内的知识分子庄定贤，当跟随费正清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老庄成为德高望重的庄老，当文革时被迫害的知识分子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对文革的全面否定使得“解放思想”与解放资本的浪潮一同涌进中国。权力—话语结构化为资本与话语权的结合，怀有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意志保持一致性，庄定贤们将手中的话语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工具。这种行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群体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一种思想维度，是借外来力量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危机的一种干预手段，同时也是对遭遇危机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面否定。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后三十年的发展，庄定贤们彻底摆脱了在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卑微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文革中所遭遇的轻视和打击。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里，知识分子们改变了与工农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成为当下社会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精英的一员。

　　“从技术崇拜到制度崇拜再到意识形态的崇拜，这一内在的逻辑力量无论经过怎样的理论修饰都很难阻挡它的逻辑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最终被定格在对‘西方’的模仿上——从制度设计到文化生产。”当辜朝阳与庄定贤汇合，当资本操控话语权，代表“底层”的工农对于“中国精英”们而言，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让神皇洲人离开原地的痛苦不是由大水造成的，而是由“中国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或‘新阶层’）、学者，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利益的共同体，或者所谓的‘铁三角’”造成的。在刘继明笔下，从“底层代言人”到“中国精英”的分化，恰恰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在前后两个三十年里“传声”对象的转变。

三、“有机知识分子”

作为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的马垃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有机知识分子”，马垃所传递和承载的实际上是刘继明对于当代中国历史政治的思考。马垃的经历与成长具有极强的象征性，马垃父亲早亡，母亲带着他和哥哥马坷一路漂泊至河口镇才被接纳并安定下来，然而不久母亲意外死亡，与之相依为命的哥哥马坷也在一次救火中光荣牺牲，十四岁的马垃成为孤儿。哥哥马坷在少年时代的马垃心中是父亲般的存在，马坷身上所体现出的不怕苦不怕累、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价值取向。哥哥的牺牲使得马垃再次成为精神上的孤儿，直到在沿河师范读书期间结识了老师逯永嘉，他的“心灵重新获得了依靠的平安和喜悦，仿佛他的整个生命已经同逯老师融为一体了。”逯永嘉原本是资本家父亲的私生子，解放战争时期被逃往台湾的父亲抛弃在大陆，他的身上带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征。一方面具有浓烈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富于浪漫性，喜欢饮酒读书，生活放浪，推崇雪莱，崇拜浮士德，梦想购买海岛建立乌托邦似的理想国。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因作风问题从教师位置上被清退之后投身商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曾获得巨大收益 ，最终在妄想借权贵之力投机走私车辆失败之后备受打击，死于艾滋病。马垃在逯永嘉的身上不仅获得了心灵上的依托，也逐渐接纳了逯永嘉所体现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然而由于受到走私案的影响马垃被判处八年徒刑加之以逯永嘉的死这使得他获得的情感归属感瞬间瓦解，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浪漫主义思想和市场经济万能的信仰也受到了挑战。

　　马坷、逯永嘉对马垃影响再现了社会主义、启蒙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理论对当代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当今社会产生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已然成为现实的话，那么，中国历史的复杂性独特性是否正是当下农村和农民阶层培养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契机？如果中国农民阶级拥有了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他该具备怎样的特质？马垃形象的塑造正是这些问题的回应。恰恰因为当代中国政治历史的独特性，中国的农民阶级在被“革命”“启蒙”和“发展”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民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已经在“启蒙”和“革命”的双重洗礼中具备了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同时面对当下的农村的实际需求。同时也在对1980年代“告别革命”话语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主体性”以及不断成长的可能。逯永嘉和马坷在马垃头脑里不断的辩论正是马垃不断进行反思和自我否定的过程，那些挥之不去的声音是历史的尘埃也是重新选择的必经之路。

　　出狱回乡后他将视野投向故乡和土地，特别是面对着青壮年进城务工后土地荒芜的现状，像列文一样践行着自己的土地改革实验：他利用在劳改农场学来的种植猕猴桃的技术承包果园、利用网络和知识研究分析市场，联合个体农民组成同心专业合作社并且在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如果说前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一是从‘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某种‘现代经济’分工合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意识；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也即‘私有经济’）中‘解放’出来，从‘集体经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平等和公正……更重要的是如何教育农民从‘集体化’体会到一种新的‘自豪感和尊严感’”，那么马垃所实验的新型专业合作社则是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将个体农民重新联合起来共同致富的同时，还具备抵御外来资本入侵农村市场的作用。这种自觉的“大生产”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体现着农民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对城乡关系的理解和界定：农村既不是与“现代性”相对的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也不应该沦为城市的附庸。除此之外，他还将逯草儿、小拐和谷雨等处于城市和乡村被边缘了化的弱势人群聚拢在自己身边，身体力行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用“集体化”的生活使得这三个象征着被城市化进程所击垮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获得了重新弥合的可能。马垃的种种努力体现了他对自1980年代以后逐渐退场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回归和探索。

　　“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他必须是群众的组织者；他又必须是组织起其业务的投资者、其传品的顾主等人给予他‘信任’的人物。”此时的马垃已具备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能力。他是“农民？知识分子？文人？这个目光坚定、深情沉着，身上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人。”他的形象使得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民不再完全需要知识分子为民代言，他已经能够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得国家的“主人”终于脱离了合格的劳动力的的尴尬身份而重新回到“主人”的位置上去。可以说马垃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扩充了当代农民形象的定义从而使其具有了现代性的某种特质，农民不应该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品，他们应该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事实受益者，他们具备成为克服当下社会危机的潜在力量。但是，刘继明并没有把简单化地将马垃塑造成一个坚定的斗士。相反，马垃仅仅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他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屋顶上的大风车都残留着逯永嘉式的浪漫主义想像；他头脑中始终无法调和的两种声音意味着他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思想体系。文中那一场淹没了马垃合作社的大洪水则是隐藏着刘继明对“有机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深切忧虑。

　　范娉婷 哈尔滨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②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天涯》2005年第5期。

　　③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两个“三十年”与“革命时代”之后的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5期。

　　④李云雷：《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⑤罗岗：《人民至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144页。

　　⑥［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