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达 沈思涵

　　《软埋》的历史镜像与叙事伦理

　　沈嘉达 沈思涵

　　始终标注“历史深度、人性内涵、艺术创新”这一价值标准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中国小说学会已经推出了17届。在资深的雷达会长看来，2016年度的小说就其创作实绩而言，堪称是一个“大年”：一方面，小说的叙事空间在不断拓展——“从城市到乡村，从现实到历史，从生存到生命，从物质到灵魂，应有尽有”；另一方面，“作家的叙事技能也在砥砺中不断提升，逐渐圆融。”一般地说，长篇小说代表着一个时段内一个国家的最高创作水准，贾平凹的《极花》、方方的《软埋》、李凤群的《大风》、吴亮的《朝霞》和唐颖的《上东城晚宴》五部上榜长篇小说，也就可以看作是2016年度发表、出版的林林总总小说中的翘楚之作。

　　方方的《软埋》毫无疑问印证了雷达会长的评价。作者将细腻而敏感的笔触深入到了土改这段历史深处，展示了地主儿媳胡黛云（也就是丁子桃）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创伤，延续了方方关注边缘人、关怀女性的写作理路；似乎更为论者看重的是，“方方在《软埋》中所采用的，是一种先合后分的回溯探寻式艺术结构。所谓先合后分，就是指小说虽然实际上采用了两条并行的结构线索，但这两条结构线索却先是合并叙述，然后才分而述之。”也有论者解释为“一方面是倒叙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双重的视角，在历史的倒叙之中，既有着亲历者胡黛云的切身感受，又有着回望者丁子桃的打量与审视，从而让小说在真切沉重的现场感之外，又拉开距离，进行间离和反思。”总之，在业界看来，方方的《软埋》很好地诠释了“大年”的含义。

一、作为叙事对象的“土改”及其“土改文学”

方方的《软埋》未曾延续对世纪之交平民百姓的“时代叙事”，转而叩问我国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期的土改历史。方方颇为自得：“在这部小说中，我给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我只是想记录一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而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它的影响却至深至远，深远到我们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上。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生存秩序和生活形态。现今，很多人在谈中国乡村成为空村的问题，谈乡村道德、文化缺失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呈现，都离不开当年的土改运动。而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是当年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开始认真反思这段历史。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反思。基于我对乡村生活的了解不足，我是没有资格去反思的。我所能做的，只是记录而已。”

　　其实，严格地说，关于土改及其土改文学（小说），并未曾被人忽略。譬如陈学昭的《土地》，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王西彦的《春回地暖》，梁斌的《翻身记事》，陈残云的《山谷风烟》，王希坚的《雨过天晴》以及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等。进入新时期后，乔良的《灵旗》，张炜的《古船》，尤凤伟的《诺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枫杨树故事》，柳建伟的《苍茫冬日》，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等，都曾经展开扇面描述。只不过，他们或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规约，将地主与农民、得地与失地、痛苦与欣慰等尖锐对立起来，以显示时代的进步和压迫者的解放；或在新历史主义影响下，从个体视角切入对大规模的土改历史进程进行反思甚至诘问，揭示作为运动的土改在推动时代进步的同时，亦造成对人姓的戕害和人的现代性的反动。

　　当然，最为突出的当属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暴风骤雨》（周立波）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伴随着周立波尤其是丁玲的风风雨雨，两部长篇小说特别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上下沉浮，论说竟有云泥之别。刘再复、林岗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丁玲的放任暴力立场差不多是全盘否定。陈思和也认为：“丁玲努力把土改中暴力行为喜剧化、把地主阶级丑角化，从而淡化了暴力的残酷性。”

　　振聋发聩！陈思和坚决地认定：“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不是这些土改小说中没有政治属性、时代色彩，更不是没有刻画出一时风云人物，究其根源，就在于作为“革命”（政治运动、军事运动、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土改”必然被打上了变革时代的残酷性色彩。中国的革命并非渐进式的议会改良，而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因而天然地具有了血腥意味。这样，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就绕不开如何对待暴力问题。在陈思和看来，只有张炜的《古船》，可以算得上对民众暴力和国家暴力作了深刻反思和直面书写：“《古船》对暴力的反省达到了文学史上最高水平。作家张炜不是一般地揭示人性与暴力倾向的内在关系，而是把人性中的暴力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异化的产物。这样，就与一般地从抽象人性角度来探讨暴力划清了界限；同时，他也没有把土改中的暴力行为仅仅归结为少数流氓痞子的本性使然，而是把暴力视为一定阶级关系下必然性的表现：既是农民的，也是地主的。换句话说，所有的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都可能产生暴力行为。”——这才使得《古船》这部小说“仍然具有经典的意义”。

　　方方的《软埋》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展示了自身价值。就笔者看来，《软埋》绝不仅仅是刻写了土改这一时段历史——因为在方方之前，土改已经成为了作家们叙写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因为《软埋》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所谓“双线索”“逆时间叙事”等手段，说到底，这些仅仅是形式，对小说的存在价值并没有产生根本性影响。《软埋》真正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小说作者用直面血腥历史的勇气，以乡绅家族中胡黛云（丁子桃）等人的终生命运，来揭示土改历史进程对家庭、人类所产生的的难以逆转的深刻影响；《软埋》叙写出了陆子樵等历史上被定位了的“乡绅”新形象，发人深思；作者告诉我们，无论是刘晋源这样的运动主宰者，还是胡黛云这样的运动受害者，其实都参与到了这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浩劫”之中。

二、作为历史镜像的的“土改”及其叙事伦理

我们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土改”何以成为方方笔下的历史镜像？

　　且听听方方所言：“引起我写这部小说，首先就是‘软埋’这两个字。我一个朋友，一直跟我说她母亲的事。她母亲当年就在从四川土改时逃跑出来的……几年后，她母亲去世了，她再次谈到她的母亲。并且说她母亲头脑清醒时，一直说‘我不要软埋’。突然间，我就被这两个字背后的内涵所震撼到。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两个字太有份量，太沉重。”

　　何谓“软埋”？

　　陆喜欢说：“就是把人直接埋进土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棺材，连包裹的席子都没有。听老人说，我们这里，一个人如果带怒含怨而死，不想有来世，就会选择软埋。”

　　很明显，“软埋”即“裸埋”，皆因“带怒含怨而死，不想有来世”。

　　而“软埋”的第二层含义是“埋葬”，譬如：

　　青林说：“是的。……走了这一趟，在路上，也这样悟出了：有些事，上天并不想让人知道。它把他们交给时间，让时间去风化掉，也让时间去……软埋它。”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遭遇与情愫，让方方不能忘怀以至不吐不快一吐为快呢？“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朋友）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由此看来，朋友母亲不幸遭遇的感同身受与家族悲情故事的铭心刻骨，使得悲天悯人、习惯性叙写底层人和边缘人的方方，再一次将目光投注到这段共和国不可或缺而在文学领域游移不定的土改历史进程上，以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气，将胡黛云等小人物的命运推到聚光灯下，进行“刀锋叙事”。众所周知，无论是早期的《风景》中的亡灵，还是《奔跑的火光》中的弱女子，乃至《水在时间之下》的“水上灯”、《言午》中的“言午”、《出门寻死》中的何汉晴等，无不是身处社会边缘、“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而在《软埋》中，这种“刀锋叙事”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小说观念（理念）的刚性突出，情节故事的先行预设，以造成极端化的刀锋效果。作者并不注重生活细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演进，在《软埋》一书中充斥着诸多巧合与偶然，无论是吴青林与刘晋源一家关系，还是到川东寻访旧宅等，皆属于此。显然，作者完全无意丰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予读者以鲜活的感性，而乐于“直奔主题”直接呈示作者的理路，显示人物的悲凉命运。二是将焦虑与内审情绪贯穿于整个小说之中。最让读者难以释怀也是让评论家津津乐道的，无非就是丁子桃十八层地狱之旅——通过逆向叙事，让胡家以及胡黛云（丁子桃）当年的悲惨世界浮出水面，与正向的吴青林寻根之旅最终合二为一，形成较为完整的家族衰亡史和人物的悲凉史。可以说，与其认为是胡黛云的故事打动了读者，不如说是作者方方在小说中所营造的氛围让人极端压抑，挥之不去，从而产生感同身受的叙事效果。

　　在具体人物叙写上，方方再次着意设置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尖锐关系。表面上看，似乎胡黛云的悲剧命运制造并没有指向方方作品中惯常的男性，相反，胡黛云在全家服毒自杀之时得以逃生，是得益于公公陆子樵对她的“关照”；甚至可以说，胡黛云的后半生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度过，也应感恩于刘晋源政委的施救——这才有了与吴家名医生建立新的家庭，生下儿子吴青林。然而，仔细想想，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为什么丈夫吴家名遭遇车祸去世，丁子桃突然发现，“一直藏在她身心里的恐惧，已然消失。那只潜伏并且老去的魔鬼，也被这个成天安慰她的男人带走了，他同时还拔掉了生活背后的那根毒刺。仿佛吴医生的死有如风暴卷走了所有令她害怕的东西，海面安静如镜。从此她的生活面对的便是这开阔而平静的场景。”

　　最合理的解释当然是吴家名医生也就是当初从永谷河里将她救上来的人，从胡黛云的气质、言谈中猜中了她的大户人家子弟身份的这个男人，因了对胡黛云的“了解”使得胡黛云始终无法面对过去，面对那段历史。所以，吴医生的死也就意味着胡黛云往事扩散的的可能性终结。吴家名就是一面镜子，是历史往事的触发者。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吴家名已经与胡黛云的往事合二为一。吴家名就是历史，就是悲伤往事本身，是土改历史进程的延伸（吴家名自身也深受土改之“害”），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土改阴魂。

三、历史如何进入文学？

文学与历史显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与概念。作为文学重要领域与叙事对象的历史，从来都是文学表现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历史”，都可以以一种堂而皇之的姿态进入文学。历史进入文学，首先是作者的历史观进入文学。笔者的意思是，写作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来观照、统摄历史？是所谓的正统史观，以历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证载体？还是一如作家刘震云“着意的是把历史作为框架，寄寓着自身的现时寓意，表达作者的个人话语”？

　　有趣的是，当方方的《软埋》广受好评之时，也有论者很不以为然。郭松民和鹿野就分别以《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和《为什么要“斗地主”？》为题，对《软埋》颇有微词。郭文就认为：“虽然《软埋》荒诞不经，可谓玄幻，但方方的立场却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坚决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方方的情感也是真实的、清晰的，那就是对土地改革怀恨在心、绝不忘记。”鹿文以为：“斗地主既是大陆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需要。……贬低大陆的斗地主是不合适的。”

　　一部优秀的作品从来都不会是一部单纯的作品。尽管方方号称自己只是那个时代的“记录者”，但方方从来就不是、今后也不会是纯粹的历史摄像师。实际上，一部作品能够进入到文学领域，尤其是进入大众视野并且能够激起反响，必定有其“经典”之处。方方既没有将那段历史简单地“喜剧化”处理，用历史洪流完全淹没人性的光辉，也没有一味地剑走偏锋，呈示出个人化的历史镜像，从而显示出一种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倾向。历史无从回避，历史不容回避，尤其是“土改”已经进入一个甲子之时，完全有必要用一种审慎的、辩证的态度去重新阅读历史、反思历史。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小说中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叙事。”关键点就在于作者历史观的介入。我们“既要去传奇化，也要去道德化；既要去故事化，也要去本质化；同样也要还原其日常生活形态和混沌色彩，及其多重趋向。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在小说中以其尽量丰富而感性的的形态存在；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其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

　　就我看来，《软埋》所呈现出的“丰富而感性”的“历史叙事”，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叙写出了以陆子樵为代表的新的乡绅形象；二是深刻揭示了当事者胡黛云的内审动力——胡黛云本身就是家族悲剧事件的制造者之一；三是在小说中全面设置了既有历史创造者对历史落魄者的压倒性关系。这恰恰是《软埋》所提供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态和混沌色彩及其多重趋向”，我们绝不可以满足于小说写到了“土改”、对历史到底是“记忆”还是“遗忘”等显性状态。

　　讲到“乡绅”叙事，笔者自然联想到湖北作家何存中的入围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太阳最红》。《太阳最红》预设舅舅傅立松和外甥王幼勇兄妹作为敌对双方，来展示革命年代的血雨腥风。这里，显然是将舅舅傅立松作为革命的“敌人”来定位的。然而，《太阳最红》能入围茅盾文学奖，除了作者文本素养与叙事技巧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并没有简单地从启蒙视角切入让乡绅成为“伪善与卫道”批判对象，更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为“革命视 阈中的”“凶狠与残暴”的“单向人”。“乡绅文化、乡村秩序以及像傅立松这样的也曾与董必武一起大闹学堂参加反对帝制的乡村知识分子（同时当然又是乡村封建秩序维护者），是否一无是处、坏到透顶？而就革命参与者来说，他们就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痛苦的承受者。”

　　《软埋》显示了方方新的思考。一方面，作为历史的“土改”及其土改对象——乡绅，作者毫不避讳叙写了胡家和陆家的“劣迹”，譬如种植鸦片起家、豪奢生活等，另一方面，作者又敏锐地意识到，正是这些乡绅“承担了保护地方平安与建设的责任”，“以道义支撑了乡土中国的运转。”以胡黛云的公公陆子樵为例：他并不赞成借金点母亲难产之机而巧夺金点家土地；在家人即将被游斗而尊严尽失之时，全家服毒自杀，而单单坚决要求儿媳胡黛云从地道逃生；其前，解放军川东剿匪，陆子樵资助了大量物资钱财，因为他看到了历史的发展必然性，而自觉地站到了革命的一边……这样的“乡绅”哪里是传统意义上的“土豪恶霸”呢？就我看来，恰恰是方方的独立思考，还原了历史的复杂形态，给我们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历史种种”。而这，也许更接近于历史的“丰富而感性”的本来面目。至少，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软埋》的另一个文学新质是胡黛云的内审动力。评论者多关注胡黛云的十八层地狱挣扎，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胡黛云何以如此？胡黛云的十八层地狱之旅仅仅是革命者的残暴，抑或是金点的私欲所致？显然不是如此简单。胡黛云的内审，更大程度上说，是源于自己的（故意）“失言”——正是胡黛云自己要警告金点“莫打慧媛的注意，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残酷地告诉了金点其母亲难产致死真相，从而导致金点（后来的“土改工作组组长”）快意报复东家致使胡家遭受灭顶之灾。这样，胡黛云的内审（不是“无染原罪者”）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时代的悲剧意识，又深入到了个体的人性深处，探幽发微，别有况味。

　　第三个新质是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也许是作者的无意之举——作为受动者的吴青林一方，永远是作为主动者、革命者的刘晋源一方的压倒性对象。无论是吴青林的父亲吴家名、母亲丁子桃还是吴青林自身（包括被冤屈五十年的李东水），都是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刘晋源政委及其子女的“拯救对象”。他们或者被拯救，或者为其保姆，或者为刘晋源儿子刘小川打工等等。不光是物质上处于下风，更是在精神上、政治上依附刘家。吴家名（即“无家无名”）的“缺席”与刘晋源的始终“在场”，吴青林的“犹疑”与刘小川的“遥控”，包括刘晋源的突然死亡（意味着吴青林追寻历史真相的中断）等，是否是在做某种暗示，某种难以解脱的命运暗示？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胡黛云、陆子樵、吴青林等人生轨迹，其实就是在昭示：作为历史巨轮下的悲剧性个体对族群的顽强性楔入及其不可能。历史是不会为这些卑微的个体做合法性认证的，相反，历史从来都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所书写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吴青林所言的“一切的意义都是最没有意义的”，便有了深刻的意义；同理，吴青林作为个体对家族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了。

　　沈嘉达 黄冈师范学院

　　沈思涵 华中师范大学

　　注释：

　　①行超：《中国小说学会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中国作家网http://ex.cssn.cn/ts/ts_scfj/201701/t20170116_3385026.shtml

　　②王春林：“土改”、“文革”的艺术表现及其他》，《长城》2016年第3期。

　　③吴佳燕：《在历史与时间的软埋之下——评方方长篇小说《软埋》》，《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4期。

　　④解慧、方方：《对于〈软埋〉，我只是个记录者》，http://www.cbbr.com.cn/article/109345.html

　　⑤⑥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⑦方方：《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与〈文学报〉记者的对话》，《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

　　⑧⑨?方方：《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241页。

　　⑩於可训：《方方的文学新世纪—— 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沈嘉达：《历史寓言与个人话语——评〈故乡天下黄花〉兼及其它》，《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郭松民：《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http://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81148400671660#_0）；鹿野：《为什么要“斗地主”？——兼谈被夸大成就的台湾土改》，http://www.chanyeren.com/baijiazhengming/zhengmingtansuo/2017/03/03/10339.html

　　?徐勇：《小说中历史叙事的陷阱、误区及其可能》，《山花》2016年第23期。

　　?晏洁：《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绅”叙事》，《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沈嘉达：《〈太阳最红〉：革命战争语境下的叙事伦理》，《小说评论》2012年第3期。

　　?刘毓庆：《为何乡绅维护了乡村的稳定》，《中华读书报》2016年10月12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