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其福

　　文学教育背景下鲁迅《故乡》的阅读与阐释

　　左其福

　　鲁迅的《故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名篇，同时也是中学语文教育的经典文本。自民国以来，《故乡》便进入教材领域，成为中学国文教育的范本。据考证，192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沈星一编、黎锦熙与沈颐校）已经收录了《故乡》。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至少还有其他4套中学教材也收录了这部作品。20世纪30、40年代，《故乡》多次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主要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教材，其重要性有了明显的提升，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初中国文·第四册》、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刊行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第六册》分别将《故乡》分为上、下篇和正、续篇两个部分来讲授，并且加入了系统的注释、解说和提问。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故乡》基本上纳入了全国各类统编和省编教材，成为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少有的超稳定的现代文学篇目。

　　《故乡》自1921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以来，已历经近一个世纪，人们对它的阅读、批评和阐释极为丰富，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掘出了新的内容，形成了隔膜说、农民问题说、批判辛亥革命说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将《故乡》作为“启蒙文本”来对待，另一种则是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文本”来探讨。但无论哪一种，都没有足够重视并处理好《故乡》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反映在文学教育领域，便是文本的思想解读比较深入，而审美分析却不尽人意，个中原因值得思考。本文试图以钱理群、王富仁、孙绍振三位学者对《故乡》的解读为契机，探讨《故乡》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一

　　作者认为，叙事者“我”的归乡寻梦之旅总体上是失败的，“归乡”叙事本身充满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因为文本在“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架构中，显示的是一个“幻影”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一个想象中理想的“神异的图画”逐渐被“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替代的过程，也是归乡之时潜藏于心灵深处的英雄少年影像从清楚到模糊的过程，其中闰土的变化、杨二嫂的出现是梦幻“惊醒”的决定性事件。在作者看来，“幻影”与“现实”的剥离以及故乡梦幻的觉醒不代表“理想”的失落，而恰恰是“理想”的高悬，只是高悬于彼岸的“理想”——“海边碧绿的沙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已不具有变成“现实”的任何可能性，不再成为人们的“精神避风港”，但是作为“希望”的象征，它照亮了世界，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不满，进而激发出变革“现实”的热情与努力。因此，《故乡》的基调不是消极的感伤，而是积极的重建，即在走向一个日益接近而又永远达不到“理想”目标的进程中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换言之，人生的过程便是意义，它需要每个人自己去行走、去开拓。在此框架下，作者指出，《故乡》中“我”的“离去－归来－离去”，表面上是文本叙述结构的呈现，实质上它又是叙述者自身完成的一次“希望－绝望－希望”的心理循环，它“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生命体验”。

　　钱先生是一个富有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并且极具人文情怀的学者，它的解读紧扣作品的文本结构及内在的张力来把握其诗性内涵，有效避免了过去《故乡》解读以及教学过程中先“内容”后“形式”、先“思想”后“审美”的二元化思维，其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客观上讲，钱先生无意于《故乡》的审美建构，而是巧妙地将它纳入到了鲁迅的抗争哲学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体系之中，他所特别强调的文本叙事和“‘我’的精神历程”，实质上可以理解为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一种仪式和象征：开始的“离去”不过是想暗示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与真理的寻求，“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而最后的“离去”则隐喻了因洞穿现实而感到绝望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启的人生信念和“希望”的重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钱先生说《故乡》是一首“心灵的诗”，大约如此。

　　二

　　王富仁的《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以下简称《失落》），被视为改革开放后对于《故乡》最权威的解读，它不但被各种语文教学论著收录，还经常被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比如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2009年出版的《语文》八年级下册教师教学用书在“有关资料”栏目中将其全文收录，可见该文对《故乡》教学的影响。

　　《失落》一文分五个部分对《故乡》进行解读，依次是“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故乡’与‘祖国’的同构”“悠长的忧郁，悠长的美”，前四个部分集中剖析“故乡”的文化、政治内涵：和谐快乐的神异世界（回忆中的故乡）——精神分离、丧失活力的孤独之地（现实的故乡）——没有隔膜的美好未来（理想中的故乡），只有第五部分谈到了作品“忧郁”“悠长”的抒情风格和美学特征，这种明显失衡的论述结构无疑流露出论者对于文本思想的浓厚兴趣，而将“故乡”“国家”并行同构的解读策略又有力彰显了论者自身的政治偏好，文中明确交代，“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基于此，《故乡》的审美意蕴注定不会成为文本分析的重心和主线，也不可能走向细腻和深刻，就像中学语文教学中文章“艺术特色”的尴尬处境，授课者总是有意无意将其置于课文讲解的最后，大而化之，然后匆忙结束。

　　相比前面四个部分，《失落》一文对《故乡》的审美分析的确不够份量，也很不充分，比如将“悠长”指认为“整篇小说谋篇布局的特点”，显得有些随意，比较模糊；而对于“忧郁”这一重要特色，论者也语焉不详，一笔带过，“忧郁是一种悠长的情绪，又是一种昏暗的、阴冷的、低沉的情绪。整个《故乡》的色调，也是昏暗的、阴冷的、低沉的。……忧郁是灰色的，《故乡》的主色调也是灰色的。”如果说《故乡》的基调是灰色的、忧郁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故乡》所写的“希望”？《故乡》结尾以“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激励人们拆除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厚障壁”，积极创造新的生活，同时又宣布“所谓希望”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偶像”，比之闰土的迷信崇拜更加渺茫，这种情感基调自然是低沉忧郁的，其内在的情绪却是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形应当详加考察。当然不管怎样，论者对于《故乡》美学风格的关注与定位，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作品分析和评论，其意义不容忽视。

　　三

　　在《故乡》的阅读历程中，孙绍振的《审美“故乡”的必然失落和“新的生活”的无望向往》（以下简称《向往》）是对鲁迅《故乡》的一次极具审美自觉和反思性的文学阅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学教育背景下《故乡》阅读的“审美论”转向。

　　孙绍振是文学“审美阅读”理论的重要倡导者和积极的实践者，他所构建的审美阅读理论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系统性的“名作细读”实践在学界已广为人知，对中学语文教学也颇有影响。有感于长期以来人们阅读《故乡》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诉求，作者坚定地站在艺术审美的立场来解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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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首先评论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和王富仁的《失落》，指出了《故乡》阅读史上文化批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以及聚焦作品“社会史的观念”等种种阅读方式存在的问题。作者强调指出，阅读《故乡》，首先要将它看成一个“艺术品”，而不是“民族话语建构的文献”，不能将《故乡》纳入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作家论的宏大话语体系中去，即不能以普遍的“一般”来演绎具体的“个别”；在作者看来，作为艺术品，《故乡》的存在具有“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读者的阅读就是对其唯一性、不可重复性进行“还原”与重建。

　　概而言之，《向往》一文对《故乡》的“还原”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作品的差异与“内在矛盾”，二是在微观层面呈现出文章的“情感脉络”。两者相互交织，紧密关联。

　　在作者的阅读体验中，《故乡》是一个处处充满了差异和矛盾的文本：第一，记忆与现实构成反差，“故乡”在“我”的记忆中是 “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以及“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构成的“神异的图画”，而现实中的故乡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第二，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和“我”的关系形成反差。少年闰土健康活泼、充满童趣，给我带来无尽的知识和快乐，成年闰土在“我”面前变得苍老而麻木，不仅“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恭敬地叫“我”老爷。第三，闰土与杨二嫂之间存在反差，“闰土苦而无言，而杨二嫂不苦却巧舌如簧；闰土纯朴而自卑，杨二嫂却强取而自得”。第四，“我”与母亲、宏儿之间同样存在着反差，“故乡”将“我”隔成孤身，使“我”气闷、悲哀，母亲和宏儿却无所察觉，在启程离乡的船上安然入睡。

　　在对“差异”的叙述中，作者展开的“矛盾”分析也有四个：首先是杨二嫂言行的矛盾，杨二嫂顺手牵羊却捏造别人“阔”的事实、明拿暗取反嘲弄“我”的小气、无理取闹竟然振振有词。其次是不隔膜与隔膜的矛盾，我与闰土童年时代的不隔膜虽然美好，但很幼稚，成年时代的隔膜尽管使“我”孤独，但它又是社会的必然，无可逃避。再次是审美与实用的矛盾，“我”对未来“新的生活”的憧憬，原本是不计利害关系的审美期待，但在对“我”“闰土”和“杨二嫂”的三重否定中沦为“不隔膜、不辛苦”的世俗考量。最后是“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一方面“我”对新的生活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又质疑其可能性，将它等同于闰土虚妄的“偶像崇拜”。

　　作者认为，上述的差异与矛盾烘托了叙述者“我”的悲凉、隔膜以及对新的生活的某种“无望的向往”，但这些情绪无关民族、国家与政治，指向的仅仅是普遍的社会人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因此作者拒绝将《故乡》中的“我”看成是“知识阶层的代表”，进而反对将“故乡”作为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体系中的一个表意性符号来理解，“小说中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似乎都没有政治意味很浓的祖国的观念，有的只是人生，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难以交流，能够交流的只有小孩子，小孩子之间的纯洁的沟通，是非常美丽的，因而故乡是美丽的，而童年总要过去，注定是暂时的，而成年的隔膜使故乡变得不美丽，令人凄凉、尴尬和孤独却是长期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指出，《故乡》言说的是审美“故乡”的必然失落和对美好未来境界的茫然期待。

　　孙先生的阅读不仅呈现了丰富的文本细节，而且重构了《故乡》的情感逻辑，打开了长期以来《故乡》被遮蔽的审美空间，为读者阅读《故乡》提供了新的入口和思路，这对于中学语文教学和中学文学教育尤为重要。但是也应当看到，单纯从艺术审美和一般的人生论、情感论角度来解读《故乡》是远远不够的，其缺失在于：它过分拘泥于文本的技术环节，而忽略了文学的价值考量，同时为了强调单个文本的“个别性”，而放弃了作家创作的“一般性”。这最终将影响《故乡》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即便是对文本细节的分析也难以走向深入。比如在对待闰土与杨二嫂的问题上，作者将他们视为正反相对的两个人物，强调无论“好人”与“坏人”、无论有感情和没感情都无法沟通与交流。这样的理解，大大缩减了两个人物的意义。事实上，对于闰土与杨二嫂这两个人物既需要审美论的考察，更需要认识论的判断。从审美的层面来看，闰土表现为弱者，杨二嫂表现为强者，闰土似乎值得同情，杨二嫂明显令人厌弃；但如果从思想认识的层面上看，闰土的“弱”与杨二嫂的“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相反相成，不过是国民劣根性不同侧面的审美表现而已，都是鲁迅所要批判的对象，著名作家毕飞宇在《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文中将它们视为国民性中的“奴性”与“流氓性”：“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从《故乡》结尾对“希望”的怀疑以及鲁迅创作的历史使命来看，这样的理解可能更为“准确”。由此而论，《故乡》的主旨便不是简单的非语境化的“人与人的交流”所能概括了。

　　四

　　从“心灵的诗”到“精神的‘故乡’”再到“审美的‘故乡’”，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学文学教育背景下《故乡》阅读的历史进程与内在逻辑，即逐渐淡化了《故乡》的思想性和意识形态性，而突出其艺术性和审美性，并且从对作品内容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了对作品形式的考察。这是《故乡》阅读回归“语文”和“文学”本位的表现，也是对《故乡》审美价值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故乡》阅读的审美论转向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学文学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审美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问题，它没有有效地将作品的技术要素（如创作技巧、文本细节、人物设计与修辞方式等）、美感效果和历史语境相结合，而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单纯的学理空间进行审美话语的建构，虽然这有利于拉近《故乡》这一文本和中学生的距离，有利于中学生从当代生活的情境和审美感受来进入文本，但是它也使得这一文本丧失了某种“现代”的品格，进而失去了作为“现代文学”的典范和鲁迅精神表征的意义。

　　鲁迅的作品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其经典性既源于艺术的独创性，也源于思想的现代性，即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我们的民族性。鲁迅始终强调“立人”的重要性，并且将文艺视为“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和“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念念不忘文艺的现代使命。从总体上来看，鲁迅的作品是具有批判性的，不能单纯地从“审美”的立场来加以解读，它不是单纯的“审美话语”，而是“审美话语”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相互交织，只是在不同的作品中两种话语的结构关系有所不同罢了，具体表现为，有的作品以抒情见长，有的作品以揭示和批判为重。《故乡》便是那种以抒情见长而又隐含批判的作品，在艺术创造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正因如此，《故乡》才会成为我国中学文学教育史上超稳定的现代文学文本。当然，作为文学教育的工作者和研究者，如何向中学生这一特定的接受群体展示《故乡》的艺术魅力，如何将《故乡》的“审美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有效的融合，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娱乐化背景下高校文学经典教育的创新研究”（XJK015BGD005）、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地方高校文学教学改革研究”（372）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左其福 衡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1－104页。

　　②陈漱渝：《教材中的鲁迅》，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③④（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董炳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9－63页、311－312页。

　　⑤钱理群：《〈故乡〉——心灵的诗》，载《语文学习》1993年第6期。

　　⑥⑦王富仁：《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载《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21－22期。

　　⑧⑨孙绍振：《审美“故乡”的必然失落和“新的生活”的无望向往——兼谈〈故乡〉中的一点疏漏》，载《语文建设》，2014年第25期。

　　⑩毕飞宇：《小说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