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玲

　　《百合花》的接受史及其文学教育功能之反思

　　文 玲

　　一

　　1958年，茹志鹃的《百合花》相继投寄给两家文艺杂志，都被以“情感阴暗，不能发表”为由退了回来。第三次她把稿件寄给《解放军文艺》，仍不能发表，编辑把该小说转给当时较为“边缘化”的《延河》文学杂志，于同年3月发表。1958年6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表逾万字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以两千多字的篇幅从人物、结构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肯定了《百合花》的艺术成就。茅盾以“清新俊逸”评价这篇小说，并写到：“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茅盾着重分析了《百合花》的细节描写，认为这种前后呼应的写法使得文章通篇一气贯穿。茅盾将这篇文章概括为“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 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 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茅盾的评论成为后续几十年研究《百合花》绕不开的经典评论，《百合花》也在此次评论后逐步走向文学经典的圣坛。此后，欧阳文彬、候金镜、细言、魏金枝等都撰文讨论茹志鹃的创作及《百合花》，但都是围绕茅盾的论述展开。

　　1979年3月《百合花》入选上海市中等师范学校编写的《语文》教材，直到现在《百合花》一直是中学语文、大学语文教科书上的必选篇目，但对它的阐释始终局限在“歌颂人民战士”，“表现军民关系”的层次上。然而，《百合花》在当代中国文学接受史中早已跳出了革命工具主义的理论误区。经历了由革命工具论主义——人道主义——文本分析的阐释路径，高校文学研究如何与文学教育对接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仍把这篇小说的鉴赏纳入图解军民鱼水情的政策宣传框架, 将这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文化环境的产物，延续到四五十年后的文学教育中，不仅《百合花》的文学经典地位会受到质疑，还不利于开展审美教育。那么，理顺《百合花》的接受史，将有助于在当下语境中强调《百合花》的文学教育功能。

　　二

　　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革命工具主义主导着文艺理论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革命工具主义受到朦胧诗的挑战，1985年《文学评论》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刘再复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文章引发了文学主体论与革命反映论的争执，论文的主旨是确立“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这一文学思潮下，对《百合花》的解读由表现军民鱼水情转移到人情人性、和谐关系说。开启这一批评模式的文章，是茹志鹃写于1980年的创作谈《我写〈百合花〉的经过》，文中写到：

　　“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这一自白无疑契合了80年代初学界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接着，李健、段崇轩等人皆围绕人情、人性美分析《百合花》。如段崇轩在《青春与生命的挽歌——重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一文中认为《百合花》的主题思想在于作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讴歌人的青春与生命，揭示人在战争中被毁灭的情景，哀悼生命的死亡”，同时表现了“那个年轻通讯员与那两位年轻女性之间那种纯洁、美好而又微妙、含蓄的关系”。

　　在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问世的两部被认为是“重写文学史”的当代文学教程，都试图发掘《百合花》新的文学价值。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写到：

　　“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的阐释框架，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但也遮蔽了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使这一短篇在当代题材的严格规范中，不被质疑而取得合法地位。”

　　洪子诚将《百合花》定位为革命历史的“另类记忆”，认为茹志鹃的战争题材小说以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联的“封闭”方式展开，《百合花》便是缅怀战时生活而来。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成为经典，是因为遮蔽了人物之间的暧昧情感。这一评述表明作者期待文学批评去挖掘《百合花》的另类价值。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同样重视作者在创作谈中的表白，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两部文学史都体现出使当代文学史摆脱革命工具论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的努力。

　　三

　　1984年，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在国内翻译出版，该书关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问题引发了一场有关本体论及内部研究的大讨论，这本书强调内部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中心地位。内部研究唤醒了方法论意识，学界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创立，对文学审美品格的挖掘依赖于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因此，新世纪以来，学界应用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等方法解读《百合花》。董健、丁帆、王彬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以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分析《百合花》，书中写到：

　　“茹志鹃最为人称道的作品《百合花》中，女性的视域主要表现在‘怎么写’层面上。正是性别的视角使这部作品疏离了当时盛行的男性文本的战争叙事惯例，在构思上独辟蹊径，情深意浓，呈现出当时的战争题材作品所罕见的清新、隽永的风貌。”

　　这本书从女性视阈角度分析，认为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的气息。女性关注的是与传统英雄无关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小通讯员被塑造成一个憨厚、腼腆、带有几分稚气的男孩，浓墨重彩地描写“肩上的步枪筒里插了几根树枝”，回团部时枪筒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等细节。最后总结这一女性书写模式使得新媳妇与小通讯员之间纯朴、美好的情感超越了政治文化框架下的“军民鱼水情”的定位。

　　由“写什么”到 “怎么写”成为学界解读《百合花》的热点，叙事者“我”渐渐浮出水面。王建光的《“清新俊逸”遮蔽下的“欲望”书写——对茹志鹃小说〈百合花〉的一种读解》一文，认为“这篇小说更深的意味来自于‘我’是个 ‘有趣味’的女同志”。王建光认为，“我”不是作为革命者的形象出现, 而是通过“我”映照了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我”的叙事，解构了传统战争母题“敌军”/“我军”，“胜利”/“失败”“光明”/“黑暗”等二元对立模式，让小说变成“欲望”的书写。王建光总结了 “我”对人物心灵世界的三次映照。第一次，在“我”的眼中，小通讯员变得局促不安，对“我”若即若离，源于男性面对异性的朦胧意识及由此产生的羞涩感。第二次是“借被子”，小通讯员第一次到新媳妇家借被子时究竟说了什么，是小说中最重要的“留白”, 也是小说中最美丽的瞬间，触及两人之间的“暧昧”，这一充满诗意的欲望表达足以激起人内心世界的涟漪。第三次是小通讯员死后，小媳妇为他擦拭身体，补衣服上的“破口子”，将自己绣着百合花的被子盖在他身上。这时的欲望让人变得丰满，小通讯员不再只是一个牺牲了的英雄，而是作为一个“人”消失了。

　　王建光的分析可以说是对洪子诚对《百合花》批评的回应，跳出了反映论和主体论的理论框架，肯定了文学的“欲望”表达，强调个体人的真实存在状态，由此解构了大写的“人”。文章通过文本细读，还原了“清新俊逸”掩盖下的对异性特殊、微妙的心理体验，在消融“军/民”固化外壳后，让《百合花》化身为私密化的个人表达，契合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私人化、个人化的主题。

　　王雪伟的《陌生化崇高——〈百合花〉重读》，则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揭示小通讯员如何实现由“本我”向“超我”的转换。文章认为：

　　由“性冲动”所引发的“恋母情结”与各种严格的现实禁忌（如道德禁忌、法律禁忌等），在入伍前的小战士心理同时发挥着作用，罪恶感与欲望相互扭斗，引发了他在心理上强烈的焦虑意识，这就是“自我”的焦虑。……无论是注定要小通讯员死，还是作为生者的新媳妇，最后都在“死亡”的结局中合二为一，性别界限没有了，欲望释放了，焦虑解除了，超我完成了。

　　王雪伟用“性”渴望解释小通讯员与“我”和“新媳妇”的关系，认为“借被子”与“照料伤员”是由于女性的恋父情结，“这在最初引发的是乱伦的焦虑，而在与异性有了婚姻契约后，女性的这种焦虑常又表现为对于出轨的隐秘渴望与焦虑。”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分析《百合花》有削足适履之弊，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变成性意识的涌动，让《百合花》由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变成乱伦、出轨的淫乱之曲。这一解读不利于实现《百合花》的文学教育功能。

　　四

　　为了实现《百合花》的文学教育功能，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介绍”不同的观点，而是要尽可能把握内在的阐释思路。从革命工具论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人道主义的“人情美、人性美”——后现代主义的“个人欲望表达”，《百合花》的接受史折射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史。文学教育工作者既不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语文教材的阐释模式上，也不能将学术史研究照搬到教育工作当中。

　　革命工具论、人道主义，均是工具论的文学观，人道主义无非是将“阶级”换成“主体”，个体人都沉浸于历史的宏大寓言中，成为历史、主体的代言人，讲述国家-阶级的历史。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百合花》，实质是将文学作品当作西方文论的阐释对象，充当西方文论的注脚本。这一系列的解读均不利于展示《百合花》的教育功能。

　　文学有其自身的目的，通过语言的形式革命企及生命的永恒价值。因此，文学教育者应多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挖掘作品所蕴含的审美因子，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女性的视角有效规避了硝烟弥漫、浴血奋战的战争模式。我们倾心于“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的细腻笔墨，“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这暖暖的情谊在战争的硝烟外开出温馨的花朵。最后，深深为小媳妇执拗地缝补衣服上的“破口子”而感动。这是一首生命的赞歌，是对真善美的膜拜。《百合花》让我们看到的是战争中的个人史，是个人生命的真实表达。女性关注的不单是战争的成败，而是小通讯员步枪筒的几根树枝、一朵野菊花，以及新媳妇被子上的百合花。茹志鹃消解了战争的宏大叙事，表现个人在艰苦的岁月中，仍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拥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这是一部有关感受的感性历史，历史的躯体不再冰冷、僵硬，而是变得乳液多汁。战火没有让人变得冷漠，而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次邂逅足以治疗战火中的创伤。文学教育的目的正是一种情感教育，教会学生拥有一颗温暖的心，懂得感恩，懂得珍视生命，以及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情”。《百合花》化解了人世间的苦难，照亮了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娱乐化背景下高校文学经典教育的创新研究”（XJK015BGD005）、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地方高校文学教学改革研究”（372）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 玲 衡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②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48页、344页。

　　③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

　　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6-117页。

　　⑤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⑥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⑦王雪伟：《陌生化崇高——〈百合花〉重读》，《名作欣赏》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