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衡 葛佳宁

　　莫言小说与当代文学教育新问题、新思考

　　任美衡 葛佳宁

一、莫言小说是否适合进入当代文学教育

自新时期以来，莫言以其才华、勤奋与执著，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了许多体量庞大、内容丰富、艺术独特的散文、戏剧，尤其是小说。在汹涌澎湃的文坛，莫言既赢得了无数的知音，但同时也遭遇着难以计数的批判与指责。

　　誉之者认为：“在莫言身上，确也存在着先锋性与本土性、实验性与民族化，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之间的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且时有侧重的情形，但最终，莫言走了以民族化，本土化，民间化，以继承与转化中国审美传统为根本的创作路线。”“莫言的创作具有很强的介入性和超越性，体现深刻而独特的世界观，以及不懈的创新精神和旺盛的创作力，提升了中国文学的信心。”“以莫言为代表的1950-6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作群体，基本上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创作成就，成为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这些赞誉不但将莫言推上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茅盾文学奖及诺贝尔文学奖等民间、官方与世界文学奖的顶峰，也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作家的典范。

　　然而，在这种巨大的荣誉中，也不乏诸多质疑的声音。如批判者认为，尽管莫言小说有他的独特之处，但显而易见也存在着这样几个局限，如文字、情感的肮脏，小说格调不高，脏；以及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沉迷于酷刑描写，忘记人性拷问，如《檀香刑》等；缺乏纪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作家的过度介入让自己呈现，却缺乏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他在长篇小说里结构方面虽然善于模仿，但缺乏节奏和韵律，等等。“感性淹没了理性，外在的形式因素太重了，因而他不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追求的作家。或者说，他的思想性比较薄弱。”另外，文化熏育的不足,知识结构的不完整,哲学意义上的思想锻炼的差缺，于莫言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些看法，使莫言始终处在矛盾、争议与反差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着当代文学教育的新诉求，莫言小说也遭遇过相当的徘徊、困惑与难题。

　　（一）莫言小说是否适合成为文学教育之对象？究竟是将它作为正能量的标榜还是将之作为批判的典型？显然，无论如何选择，内在的争议始终是莫言小说进入文学教育的“软肋”。如何寻求更多的共识，以弥合社会大众对莫言小说的诸多分裂，这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对那些固执于首鼠两端的“意见”与“印象”，更难以得到有效地调和。

　　（二）对于文学教育而言，所有对象在层次、水准与趣味方面是千差万别的。如何对莫言小说进行分类、遴选，从而满足不同人群之需要？如对基础教育而言，哪些小说最有资格“入选”以实现彼此的“对话”，从而增进相互理解，达到文学教育的最高“意图”。由于莫言小说本身是气象万千、内涵丰富的，不可能实行“简单主义”，还要避免“遗珠”之憾与“拉郎配”之尴尬；因此，对于莫言小说如何进入文学教育，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三）经过反复的权衡、比较与实践，针对不同类型、层次与爱好的教育对象，即使选中了被大众认可的小说，但读者的鉴赏和理解是否又能准确地“析”出作品的“本义”，这些作品是否又符合当代社会的需要，是否还真正地凝聚了时代、民族与大众的期待视野？！面对这些无声的挑战，文学教育对莫言小说不得不谨慎再三。如直到2004年，教育部才审定解除莫言小说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之限制；不过，首先还是以辅助教材或者课外读物的方式，遴选了《红高粱》之章节；直到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语文版、苏教版等也开始对莫言小说“解禁”，如《白狗秋千架》等作品开始正式进入编辑视野。

　　不过，莫言小说“进入”当代文学教育，还众说纷纭。要想真正地从思想上突破这种障碍，确实任重道远。

二、莫言小说与当代文学教育的新问题

作为一个丰富、复杂与特立独行的作家，作为一个具有先锋精神、中国情怀与现代意识的作家，作为一个始终立足土地不断创造奇迹并怀着无限热情与梦想的作家，莫言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存在，尤其是当他前所未有的竖起各种文学标高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教育的核心对象。但由于莫言小说的“巨大性”，要对它们进行精准地把握、领会和解读，显然并非易事。

　　（一）莫言小说的基本精神与当代文学教育之参差。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莫言有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精神谱系，并通过不同的作品予以有侧重地呈现，如《红高粱》等小说所展示出来的生命精神、酒神精神、民族精神、乡土精神、批判精神、艺术精神、波西米亚精神、野性精神、反叛精神，等等。然而，当代文学教育在面对着这种“复杂性”之时，往往显示着犹豫、过度的谨慎甚至保守的性格。普遍认为，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其他类别的教育，对莫言小说之基本精神的把握，体现出了这样几种缺陷。

　　如缺乏辩证精神。无论是对《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还是《红高粱》等短篇小说的美学欣赏，抑或是对《酒国》《生死轮回》与《蛙》等长篇小说的深入解读，往往充满了绝对性、独断性与排斥性之偏见，从而导致文学教育实践顾此失彼、忧虑重生，甚至不惜将它们排除在文学教育的视界之外，省得找麻烦，挨批判。如缺乏对莫言小说精神的把握深度，没有认真地将之置于具体的文学环境、所处的社会背景及总体的历史场域中来进行细致考察，以至流于表面，从而误读、扭曲甚至肢解莫言的小说精神。如缺乏把握的系统性与具体化，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个性主义，从而使读者对莫言小说之把握显得笼统、模糊且似是而非。文学教育与莫言的小说精神总是出现不合拍的现象。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当代文学教育瓦解了莫言小说精神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二）莫言小说代表作未进入文学教育的核心位置。出于对经典传承之考虑，文学教育往往会将那些具有独特性、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纳入其中。然而，莫言小说却是个例外，当代文学教育还未给予莫言小说与其成就相对应的核心位置。

　　如以基础教育教材为例，莫言小说始终处在被边缘化的“尴尬”状态。从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来看，2004年，上教版第九单元“现当代小说选读”辑选莫言小说《红高粱》第五节作为课文，题为“奶奶出嫁了”；2005年，由袁行霈主编的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收录了《红高粱》之节选部分《罗汉大爷》；2016年，苏教版初一（七年级）上学期教材之第二单元“往事依依”中，收录了《卖白菜》，其他暂未收录。如前所述，莫言小说至今都是以“选读”或者“选修”的形式出现，并非核心课文；甚至还有观点认为，莫言小说之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出版社将莫言作品收入教材是盲目跟风，等等。另外，标志性作品也在文学教育中缺席，如《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及《檀香刑》等，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授奖词的高度赞誉；《酒国》还被选进了《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1978-2000）》，等等，但却被中小学语文教材排除在外；而入选的那些小说，往往又无法真正地代表莫言小说创作的基本成就。从长远来看，这种“错配”与“低就”，对文学教育是不可估量的内损。

　　如今，尽管文学教育在手段、技术与途径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充分地应用网络、影视和其他平台等，但仍然无法破解莫言小说的教育困局。因之，如何“软硬”结合，提升文学教育对莫言小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之能力，仍然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三）莫言小说如《红高粱》等没有得到正确、全面、有效的解读，也使文学教育始终处在“半途”状态。

　　在进入文学教材的屈指可数的篇目中，如《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及《卖白菜》等，评论界对它们的说法、意见与主题解读，其声音也并非是“一致”的，这恰恰显示了经典的丰富性与不确定性。但在进入文学教育的途中，它们往往被“净化”了，甚至不惜“被阉割”。如对被广泛传颂的《红高粱》就出现了片面的、朝“好”的一面进行解读的倾向，凸显其所表现的生命活力、民间理想与文化精神。但对其复杂性，对其广泛存在的消极的、暗面的、否定的“负能量”元素之表达，就竭力淡化甚至抹去，从而导致理解的片面性，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诠释的“失衡”。尤其是为了维护莫言小说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而出现的包装、溢美与虚饰之词，导致文学教育缺乏监督与制衡，可能颠覆莫言小说的经典性，这更是得不偿失的。

　　另外，改编成了文学教育的硬伤，如对《白狗秋千架》之改编即是如此。作为文学教育的延伸，根据莫言小说《白沟秋千架》改编的影片《暖》，把外景地设在了风景如画的婺源，而不是小说原著中的山东，这样就使得影片中的人物染上了江南的灵秀，从而具有清新淡雅的风格。与这一环境相应的暖也不再是原著中那个饱受磨难的女人，而变成了一位成熟、淡定的江南村妇，地域环境的改换甚至对暖的性格发展也发生了某种作用，使之更加符合我们所能接受的生活逻辑。这种改编尽管其意图是好的，效果也可能符合我们的预期与诉求。但同时却会完全改变小说文本在文学教育中的“真相”，导致文学教育可能离开莫言小说之本身，而变成对概念的演绎、对自我的放纵和对逻辑的遵循，等等。

　　在当代文学教育中，莫言小说确实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重视，但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不予重视，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如引起莫言小说与文学教育之“反目”，等等，从而导致两败俱伤。

三、莫言小说与当代文学教育的新思考

在当代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以促进中华民族致力于世界之林？显然，母语教育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全球化是一个与多样性、多元化同时进行的过程，连接着文化的本土化。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是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认同不仅是一种身份的定位，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和参与的过程。文化认同的关键是文化自觉，加强母语教育既要关注母语根源性这一基本属性，又要关注母语的言说、表达方式的深层定义。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同时，要善于发现别人、吸纳多元文化，自觉地担负起发现自己、丰富人类文化的崇高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文学教育是必要的、刻不容缓的。而莫言小说作为其中的典范，更具有不可替代性。但面对着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该如何开拓莫言小说教育的新局面？我们以为，很多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一）强化莫言小说与民族文化认同之自觉性。莫言是一个体现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运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的典型作家。文学教育可从多个方面发掘《红高粱》等莫言小说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及其促进，发掘它们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是否超越了个体的狭隘的自我定位并与民族、国家之要求达成一致？能否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与民族、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以此为标准，来审视莫言小说所体现的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以及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变换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

　　而这一意义框架，就体现于莫言小说中的“以中华民族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特定感受，是通过交流、沟通、产生出来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理念，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与动力。”它们既通过对传统习俗、民间理想与地域文化等载体呈现出来，如《生死疲劳》在精神主题方面对佛家轮回文化之诠释，在方式上对传统文化之污垢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五四”的新文学精神。另外，莫言小说还极为深刻地表现了开放、参与与创造精神，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即对于汉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及作为共同的人类文化，都当仁不让，并积极地参与其中，由此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广泛共鸣。

　　显然，从这个方向与领域来开拓莫言小说的文学教育之视界，可谓天地广阔，也是大有作为的。

　　（二）凸显莫言小说的现实关怀精神。莫言小说想象丰富，取材广泛，从古至今无所不至。然而，它又始终聚焦于“高密东北乡”，始终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积极地介入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宏大主题并始终关怀着个体的命运变迁。因此，文学教育可从这些方向来把脉莫言小说。

　　关怀哲学。从处女作《春夜雨霏霏》《酒国》，到获得诺奖的巅峰之作《蛙》，等等，莫言小说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关怀哲学。从对象而言，这种关怀既体现对强者的关怀，更体现对弱者的关怀；既体现对精英的关怀，更体现对大众的关怀；既体现对英雄的关怀，更体现对普通人的关怀。从内容而言，则包括了社会关怀、个体的生命关怀与终极关怀；也包括了物质关怀、精神关怀与人文关怀，还包括了形而上的关怀、形而下的关怀，等等。以此为基点，莫言小说予以了多侧面地拓展，如《红高粱》对现实中寻常人物与场景的夸张叙事，《酒国》对现实生活极致的体验和表现之欲望，《生死疲劳》深刻地揭露现实与生存的荒诞，等等，体现了莫言本人的博爱、担当与责任意识，无疑是文学教育的最好素材。

　　问题意识。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伟大的转型时期，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时也问题丛生，如环境污染、反腐败、计划生育、经济改革、教育等，都与群众生活、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在个体的境遇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物质贫困、精神匮乏、道德缺失的境况。对此，莫言小说始终以问题为导向，积极、主动地介入，广泛、深刻而多层次地予以探讨，探索性地作出了独特的审美回答。

　　建设精神。《红高粱》《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说淋漓尽致地呈现了阴暗、暴力与残酷的诸多细节；然而，却寄寓着莫言的特殊理解、特殊呈现与特殊处理，如《红高粱家族》之暴力经过生命力和爱国主义的双重修辞，不再是流氓的恶习，而是生命力和革命精神的象征；《食草家族》通过人种的肉食化、暴力化之演示，意味着莫言从个人暴力批判转入社会国家暴力批判之逻辑，从而延续并创化了鲁迅的社会批判精神。正如鲁迅对国民性之批判是为了“立人”，莫言小说也力图从“有限”中发现“无限”，立足于“现在”而着眼于未来，对负面性因素之“呈现”正是为了对正面价值之弘扬，所以，始终洋溢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无私无畏地创造精神。

　　莫言小说的现实关怀精神是多方向、多层次与多维度的，这也是文学教育的好素材。从几种教材对莫言小说的遴选篇次来看，显然是非常不够的。但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各种尝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三）聚焦莫言小说的人类性。大多数人认为，莫言小说能够走出国界，获得世界的承认，最核心的质素还在于“人类性”，它不但统筹着小说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而且还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何为“人类性”？程金城等人认为，文学人类性不能回避“人性” 问题，包括文学对普遍的人性的艺术解释，如人类都存在的食欲、性欲、享受欲、获取欲、生本能、死本能等等生理需要和特征；还包括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 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形态，即社会性，如人的心理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人的爱心、善良、信仰、同情、正义或仇恨、嫉妒、邪恶、暴虐等善恶心理和情感。文学人类性还指，文学家应具有或隐或显的“为人类”的主体归属意识，应具有博大的情怀和对人类的悲悯意识，应体现人类的普遍道德观念和情感，还包括人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主动精神、进取精神、抗战精神、自由精神，等等，这些都蕴含着人类性要素。

　　莫言小说始终荡漾着一以贯之的“人类性”质素，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所演绎的潜意识中不可遏制的人性欲望，《红高粱》中戴凤莲对人性自由和生命活力的大胆追求，《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作为正义、勇气、韧性、力量、和平和博大人性的象征，《酒国》所揭示的经济时代的巨大隐患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等等。而《蛙》则运用历史理性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做出整体性客观考量，又以人文理想为尺度对其过去存在的问题——对生命的价值与尊严的漠视——进行人性化的深度诊断与反思，并传达出深刻的人类性。它们既是饱满的又是错综复杂的。

　　另外，莫言小说在表现人类性之时，还经常以“反人类性”作为参照。所谓反人类性，是特指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一种异化的、异己的力量对人类生活及社会进步予以压迫和阻碍的特性。如莫言既表现人性的美好与质朴的情愫，也关注被生活、暴力和不公正的环境所扭曲的普通人；他既犀利地揭露专制政体给人性造成的戕害，仇视贪婪与伪善，也不回避生活中荒谬的现实，如《蛙》展示人性被异化的丑陋与自我救赎的真实，等等。他揭露人性之丑，正是为了弘扬人性之美；他渲染人性之伪，正是为了凸显人性之真；他刻画人性之恶，正是为了发掘人性之善。因之，文学教育可深挖莫言小说中的“人类性”及其核心质素，理清其来龙去脉，并对其现代转型予以考证、诠释与评价，这也有助于当下的文学创作。

　　在文学史中，作为经典，莫言小说自然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也可以肯定，它们也将会被无限地重读与诠释。对当代文学教育而言，它提出了诸多面临的新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思路、想法与路径。所以，增加莫言小说的分量，无论是对于哪个层次的教育方式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衷心期待着，莫言小说与当代文学教育在不断地磨合中实现双赢。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娱乐化背景下高校文学经典教育的创新研究”（XJK015BGD005）、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地方高校文学教学改革研究”（372）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任美衡 衡阳师范学院

　　葛佳宁 衡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⑤雷达：《莫言: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

　　②陈晓明，唐韵：《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意义》，《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③陈思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④杨光祖：《莫言小说的几个局限》，《长江丛刊》2015年第27期。

　　⑥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⑦贺芬：《莫言作品可否入选高中语文教材》，《教育与考试》2013年第1期。

　　⑧陈阳主编：《影视文学教程》，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210页。

　　⑨成尚荣：《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⑩?詹小美，王仕民：《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与条件》，《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董外平：《莫言的暴力观念及其文学呈现》，《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程金城，冯欣：《“人类性”要素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白杨 ,刘红英：《民族性·世界性·人类性:莫言小说的核心质素与诗学启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李莉芸《“双重思想光束”映照下的人类性——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

　　?徐风：《文化的反人类性与中国现代化关系初探》，《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