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於可训
在当代小说史上,《繁花》是个另类,是个异数。《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先生的许多文学观点,也可以归于另类、“异见”之列。我读他的创作谈,有很多异样的感受,这其中,感受最深,印象也最深的,是他的改造方言之说。
在没有普通话的古代,小说家用什么语言写作,现在很难说得清楚。尽管古代也有一种通行于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的通语,或者叫做官话,一般是开国帝王的出生之地、龙兴之地或国都所在地的语言,当然不像今天的普通话这样统一规范,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官场上,是可以流通的。古代小说家是不是用这种语言写作,不得而知。但中国小说最流行的作品,大多是白话小说,却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否则,胡适在尝试白话新诗之前,也不敢说,中国已经有了成功的白话小说。按照学者的说法,这种小说所使用的白话,自然是中国古代的白话,而不是现代的口语。至于这种白话,是否就一定是当时的通语或官话,依旧不得而知,或知之不确。倒是有一种可能,可为这白话的性质提供证明。即作为古代白话小说的前身,或曰原始形态的“说话”,可能用的是市井方言,而不一定是通语或官话,否则,听者未必能懂,说者也未必能说。到了有文化的人要记录这“说话”,将之写成底本,即“话本”,进而到后来的文人要创作话本小说,又可能要由“说话”的方言,改用当时的通语或官话。由此可知,见于文字的古代白话小说中的白话,应该是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的通语或官话。学者当中,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所用的白话,主要是当时的通语或官话,其中保留有“说话”人所在地的方言成分,或夹杂了“说话”人自己所操方言的元素。有人又说,这些白话小说叙述的语言是通语或官话,对话的语言为了表现人物的需要,有些却用的是人物应讲的方言。不论怎么说,总之是,除了少数小说用方言写人物对话,方言进入小说,都经过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改造。可见,改造方言,是小说家的通例。晚清有三部被称为方言小说的作品:《何典》(成书较早)、《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大致上代表了上述改造方言的诸种情况。《何典》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都采用方言,其中显然也夹杂有些许官话,是一部比较完全的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叙述用官话,对话却用方言。《九尾龟》虽然叙述也用官话,但对话的语言却视人物身份而定,一部分是官话,一部分是方言。这些小说都以方言小说名世,可见,方言小说并非我们想像的是纯粹用方言写的小说,而是用改造过的方言写的或夹杂有方言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繁花》也可以称之为一部方言小说。
有人或者要说,干脆用普通话写小说得了,费这么老大劲干嘛。要图省事,这话也对。问题是方言在小说中的运用,有些是历史的旧迹,抹杀不了,如由“说话”而话本,有些是当事人的母语,自然流露,如话本的作者,当然,也有因艺术表现的需要而有意为之。总之都是免不了会有会用的。除了这层关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方言有普通话所不及的表情达意的能力。胡适说,“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和“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据笔者陋见,方言的表情达意,不一定全在字义词义,而在语调语气。例如在下生活的武汉,有个方言词汇叫“苕货”,“苕货”二字如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傻瓜的意思。但在日常应用中,说某人是“(个)苕货”,并没有骂人是傻瓜的意思,相反,在不同情境之中,用在不同对象身上,却带有袒护、爱抚、嗔怪甚至赞赏等多重意思。普通话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方言却显得更为普遍。问题是,这些方言词汇一旦用普通话写出,变成相应的文字,就失却了原来的多义,只剩下一个固定的意思。尤其是难以表达在特定情境中,针对特定对象的感情色彩,这就显出了普通话的局限。但真要用方言写吧,又难,这难就难在有些方言,是有音无字的,即一种方言的发音,无法用对应的文字写出来。这让在下想起了当年当知青那会儿,在生产队记工分,因为几个社员的名字的方言发音无法用文字写出,而为贫下中农所讥笑。虽然他们并无恶意,却害得在下郁闷了好一阵子。话又说回来了,就算这些方言发音,你能找到相应的文字写将出来,又能如何呢,还不是个无解,这就叫做有字无义,与有音无字其实是一回事。佛经的翻译就常常有这种情况,所以才弄得有些经文诘屈聱牙,无人能懂。这种音译的经文,后人还可以从原初的语言中找到它的意义,而方言一旦用记音的方式写进了小说,读者即使拿着书找到说这种方言的人,他也未必能说得出意思,要是这样,可不就麻烦了。所以方言如不经改造写进小说,或写进小说的方言多了,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甚至会将读者拒之门外。如果是这样,也就失去写小说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宇澄先生的改造方言,可谓处处为读者着想,苦心孤诣。这样的作家,在今天实在难找。为此,我要向金先生鞠躬致意。
方言和普通话,是一对冤家。写小说的不把这一对冤家的关系调理好,就别想写出好小说。《繁花》的好,就好在让这一对冤家能在金先生的笔下和平共处,所以金先生虽用上海方言,却写出了一部“普通”人都能读、都读得懂的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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