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存远 韩德信

　　刘玉栋创作论

　　韩存远 韩德信

　　在进入论述之前，需明确两个问题：一是何为文化，其主要特征是什么；二是在乡土文学的批评研究中，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有关什么是文化的研究已到汗牛充栋的程度，其定义已多达200多种。本文无意做历史性考证，为此，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认为文化是一种人类生存方式。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既可以物质形态呈现，也可以精神形态示人，而最终归于精神领域。与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相比，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较为缓慢，在变化上存在惰性，这主要表现为文化的稳定性与保守性：即当社会处于动荡或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时间内，文化与社会发展不相同步，从而形成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状态；同时，随着新文化形态的出现，传统文化总是以对抗而非接受的形式参与社会发展，呈现保守态势。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的稳定与保守，决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落后。当然，无论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惰性，其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文化交流呈现从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流动的特征。而且在交流过程中，既有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现象，又存在摩擦与冲突的问题。从文化交流的顺序而论，物质文化往往先行，然后才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交流。现实中，由于物质文化交流的先导性，故而其他形态文化的交流往往是从发达文化向不发达文化传播，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学习，由此产生的文化摩擦与冲突也将随之出现。在我国，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呈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冲击之势。20世纪80年代，伴随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传统农业文化形态与现代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呈加剧之势，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与危机再一次搅动着国人的心绪。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呈现文化的一切特征；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乡土文学承载着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历史责任，同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积极或消极的）。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这重关系为乡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结盟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持论，将乡土文学放在文化研究的平台上，既能揭示出乡土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形式特征，同时可以透过乡土文学本体，分析文化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具体意义，以及文化在维护民族传统与民族自信力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应地，乡土文学研究应当立足文学文本，展开广泛的文化研究，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乡土文学形成的文化动因，从乡土文学中反思传统文化的利与弊，从而在乡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印证中完成对乡土文学的研究。需要特别说明：文化研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文化研究所提供的仅是视角与手段。换言之，文化研究介入下的文学批评依旧是以文学的名义所展开的研究。故而，当文化研究参与文学批评时，仍需应以文学文本为本体，而不是将文学文本纳入文化之中加以审视与研究。

　　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形态的变化，新

　　的文化形态的出现，必然对传统文化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击，促使其发生形变。传统文化出于自保的内在需求而自觉地对抗着新兴文化，拒绝其介入，抵御其侵袭。由此，文化危及与文化冲突开始形成。“文化危机的最基本含义可以简单地界定为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即是说，当一种人们习以为常地、自在地赖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们自觉地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运动，开始为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或在行动上背离，同时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开始介入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并同原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形成冲突时，我们断言，这种主导性文化模式陷入了危机。”其实，这种文化危机并不鲜见，它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同时期都有一定的发生几率，只是在平时多以隐性的方式存在而往往被忽视。而当不同文化形态进行深入交流时，特别是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形成巨大冲击时，这种文化危机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导致落后文化形态中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建设，其实质是现代工业文明对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再一次改造。这次改造呈渐进式的状态，以各种技术、理念的涌入为主要表征，其完成顺序如下：首先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用下，显现为物质形态的产品，其次是先进管理理念与手段，以及有别于我国的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形态，最后是以新奇的影视作品为先导的精神文化形态。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理念、人文学科的理论形态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方面体现为西方理论形态的登场与传统理论形态的式微，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分子对我国业已存在的各种观念与理论形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怀疑与批判意识。譬如“文化热”的兴起，“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理论命题的频频被提及，这些既体现着西方理论对我国传统理论的轮番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文化）危机，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理论界面对文化危机所做出的理论应对。与此同时，各种物质、精神文化形态，尤其是新奇的影视作品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他们对西方工业文明下的各种文化形式产生着从好奇到接受的思维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一并出现的是他们对自己熟知的曾主导自己行为模式的文化的质疑甚或是背离。换言之，年轻一代首先从低层次的物质文化入手而渐趋接受另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接受也惯常地导向对原有先导性文化模式的否定与抛弃。概而言之，各种新奇事物的大量出现与被接受，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不屑与鄙夷，人们对先进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些精神或物质层面上的现象无不体现并确证着文化冲突与文化危机在我国的现实存在。

　　说罢文化危机，文化自觉也便不得不谈。因为，文化自觉往往是应对文化危机时的应有之义。社会的变动、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或产生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摩擦，这即是上文反复提及的文化危机，而文化自觉往往伴随着文化危机的暴露而愈加凸显。如上所述，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危机在本质上可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势必促使传统文化内部产生危机意识与自救意识。这两种意识的共同作用又最终研究者的研究视域引向了对于传统文化自身的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应保持自身特点以适应时代变化，还是以失去自身文化的特点为代价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理论界积极应对，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其中，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理论观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为他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化冲突，并乐观地提出了应对之法，亦即他所谓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文化如何转型？费孝通又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选择，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合发展的共处原则。”也即是说，“文化自觉”首先要立足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与把握，而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则需要诉诸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涵。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农业文明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由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的积淀，并自发地遵循的经验、常识、习惯、习俗、天然情感等自在的文化要素构成。因此，我们应当更确切地称之为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其次，要做到文化“文化自觉”，还需依照现代化的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以确定文化转型的必要性、必然性与合理性。最后一步则是围绕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完成的文化模式的成功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型既不是简单的重复传统文化，也不是以西方文化为刀斧彻底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践行全盘西化。相反，它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发展的自觉，是一种自主的文化创造。综而论之，费孝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可以充当应对文化危及时的一大利器。本文认为，它以对传统文化的反躬自省为逻辑起点，通过对发生冲突的新旧文化双方的充分认知进而谋求一种文化上的和解，这种和解是以文化主体的自觉自愿为先决前提，并最终导向不同文化模式间的立体交融与有机互补。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入手，以“文化危及”与“文化自觉”为研究基础，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山东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乡土文学的创作现状。受儒家思想浸染，山东作家思想中大多有一种为天地立言、为苍生请命的气质。这种思想一方面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创作个性；另一方面又转化为一种积极干预现实生活，以深深的忧患意识，践行知识分子责任感与批判精神的动力。山东省新生代继承“文学鲁军”的文化内涵，在创作中注重对道德感、使命感与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并在新的条件下形成了不同其他省份创作队伍的独特创作风格。其中描写乡村生活，体现乡土意识的文学创作是山东新生代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史中，“乡土”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文学空间。乡土文学与支撑乡土作家创作的乡土意识，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变动而呈现出不同时代与地域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文化自觉”也成为乡土作家反思的理论起点，也是文学表达的重要内容。“文学鲁军”中文化自觉与乡土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具体作家与作品的分析。本文将以刘玉栋乡土文学创作为例加以说明。

　　刘玉栋创作阶段的变化，反映出作者创作思想中对传统农业文化的留恋，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挤压下尴尬局面的思考。刘玉栋的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城市生活。这大致从他走向创作之路到1998年这段时间。其中作品有《后来》《淹没》《蛇》《向北》《黢黑锃亮》《八九点钟的太阳》等。这些作品大都写作品主人公对城市生活的困惑与青春的迷惘。这反方向地暗含着作者——从农村走出来的刘玉栋对乡村生活的怀恋。第二阶段表现乡村生活。这大致从《我们分到了土地》开始，其中包括《平原六章》、《火色马》、《跟你说说话》《葬马头》《给马兰姑姑押车》《幸福的一天》《公鸡的寓言》《乡村夜》《通往天堂的路》等作品。这些作品一是通过一些乡村的一些普通事件对传统文化的承载，表现出作者多年的生活思考；二是对人性、苦难等问题的再思考。第三阶段表现城市生活。这是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地市已生活多年的作者，远距离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曾经的故乡，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下如何生存，以及生存的当代意义等问题的思考。这类作品以2010年发表的《年日如草》和2014年发表的《家庭成员》等作品为代表。作者在接受青年学者张丽军访谈，谈及《年日如草》创作时讲道的，他想写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如何在城市生活和扎根的故事。这既是一部直面城市化进程的小说，也是一部写“变”的小说。这个“变”内蕴多重所指，包括城市之变，人心之变，价值观之变。写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个人所普遍经历的挣扎。作品以主人公曹大屯，从农村青年成为城市人后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为背景，表现了作者多年思考后，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冲突的理性思考，以及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存在的问题。

　　自20 世纪开始，对苦难的书写就成为乡土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当然，从40年代开始的乡土文学受意识形态影响，农村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于是，农村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与旺盛的生命力。然而，这种书写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又重新回到20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模式)。特别是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一部分乡土文学作家，多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待并描写乡村生活。于是，在一些作者笔下，乡村是破旧的与败落的；农民是愚昧的与落后的；乡俗是陈旧的与衰败的；生活是艰辛的与乏味的。总之，在这些作家眼中，乡村就必须要彻底改造，用先进的城市文明荡涤农村的愚昧与落后。这种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审视对比城市与乡村优劣的做法，不仅是中国20世纪乡土文学书写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世界文学中乡土文学的主要创作模式，比如18世纪末英国乡土文学便是如此。从表面看，这种文化的对比看似正确，却也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如上所述，文化中精神形态的文化，在不同社会形态下不仅具有差异性，同时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此，乡土文学中将两种文化的简单对比，并以现代文明下的城市文化贬低农业文明下的传统文化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偏颇。可贵的是，刘玉栋的乡土小说一方面承袭了这一书写传统；另一方面又从人性善的角度，从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出发，始终让人性之光穿透苦难这一沉重帷幕，使其透出温情的色调。这一创作手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联接起来。因为这两种文明的蓝图都是以人性为内核的道德为其底色的。“在刘玉栋的小说中‘乡村与都市对峙’的主题，也只不过是一种潜隐的、假定性的主题，刘玉栋从来就没有让它正面展开过。……刘玉栋在他的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乡村生命对于土地的依恋与热爱，渲染了依附在这种土地上的纯朴情感、人性和温暖。……他不回避乡土世界内的丑恶、苦难和灾难的描写，乡村的愚昧、保守、落后在他的小说中都有着充分的展现，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苦难和罪恶，不是为了简单的批判，而是为了在冷酷中展现和寻找温暖的力量、人性的光芒。”

　　诚然，书写苦难是诉说人在现实界中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方面。然而，文学对苦难的书写仅是手段，而绝非目的，其终极归宿在于从苦难中发掘消除苦难的路径，觅得生存的智慧和勇气。时下一些底层写作的作者在书写底层生存的困苦时，一方面过多地渲染了困苦方面，另一方面又简单回避了如何面对困苦的精神力量，克服困苦的现实手段。这类作品产生的情绪只是压抑，人们生存的天空是灰色的。而刘玉栋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精神滋养，以坚韧的毅力顽强与困苦斗争着。其作品透出的是明快的色调与昂扬的斗志。具体来说，刘玉栋作品中的苦难仅仅是对传统文化予以张扬所做的一种铺垫，或一种底色。他努力从苦难背后寻找生活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从主人公与苦难的斗争中显示出人格力量存在。同样，刘玉栋作品中也描写善恶对立与冲突。但作者却总是在冲突与对立中显示出善的力量。他努力在困苦的现实中寻找生活的诗意。或者说，刘玉栋内心的理想并没有被现实所淹没，相反，他将这种生命的坚韧与顽强，生存的困苦与诗意，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意识。在《芝麻开门》中，刘天真为了孩子们能进城，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他自己忍辱负重，想尽办法。但他换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与挫折：先是深爱自己的母亲的离世，后又有儿子的精神分裂与女人的离家出走，以及一系列生活中的不如意。面对这一切，刘天真并没有消沉而不敢面对。相反，他对家庭的责任与对孩子的爱，勇敢面对并努力以一已之力化解这些困境。在其瘦弱的身躯中，透出的是浓浓的父爱与顽强的生存力。他甚至还学会了打太极拳以消解内心的苦闷（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学习太极拳的写作是作者的一种有意安排。因为太极拳是一种以柔克刚的运动。这种运动也同样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坚韧与不屈的精神力量）。面对困苦，人们只是勇敢面对而不是退缩，以静制动并蓄势待发。这同样是乡土意识中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理应成为乡土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

　　刘玉栋文学创作始终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对接的思考。同时，作者内心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如何生存的问题，一直是刘玉栋内心极为纠结的问题。这从其小说中的老人与儿童意象的多次出现，以及童年视角的多次运用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从生命周期来讲，儿童代表着生长与希望，老人体现着生命的终点与结束。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儿童代表着文化的单纯与活力；老人代表着厚重与苍老。在刘玉栋的系列小说中，老人体现着作者对传统的认同与尊重，但同时也带有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下还能走多远的担忧。儿童代表着作者对传统文化在当下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期望，同时也体现出儿童式的探究与不确定。这种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对立中产生出的矛盾心态，既是现实的物质存在，也是人类精神世界如何存在的问题。这体现出刘玉栋创作的思想深度。这从他引用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在《乌托邦》中的诗句中出可以看出：“似乎这里只有离去的人们/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深处”。在刘玉栋的小说中有一系列的老人形象。比如《和你说说话》中的爷爷、奶奶；《火化》中的连根爷爷；《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的爷爷刘小欧；《平原六章》中的爷爷；《雾似的村庄》中的汝东；《年日如草》中的曹奶奶等。在《年日如草》中，当曹家要搬到城里去时，曹奶奶那句“你们都去吧，俺不去”，体现出这位老者既表现出老人对乡土的眷恋，又体现出老人是传统文化守望者的身份。对曹奶奶的作法，作者没有任何的责备之意。相反，“作者对曹奶奶的这种行为充满了尊敬和支持，进一步体现了作者对现代都市对人的腐蚀和异化的否定和批判，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浮沉挣扎的小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在这里，作者的笔触已经进入了传统文化的领域，通过描述曹大屯一个家庭祖孙三代截然不同的行为和命运（奶奶彻底拒绝融入城市、父亲想融入而不得、曹大屯做出改变并已经融入），站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高度，对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审美观照”。《我们分到了土地》中连根爷爷的形象，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小说中作者着意描写了村里分地抓阄时爷爷的心理变化以及最后死在地里的情节。作品中作者以淡淡地笔墨描写了刘小欧为代表的老者对土地的热爱，以传统文明的眷恋，以及土地与生命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从人与土地的联系，揭示出土地与人类生生不息的关系，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现代文明下如何保护传统文化的问题。再如《跟你说说话》中的爷爷形象：“在他眼里，似乎只有地里的庄稼和家里的农具，当然，还有那头上了岁数的老黑牛。你看吧，他只要往那里一蹲，那里不是庄稼就是农具，就是走在街上，身后也肯定跟着那头老黑牛。当然，也只有在他干活的时候，才看出他手脚的利落劲儿。”这是孩子眼中的爷爷形象，一个与土地紧紧相联的老者形象。与土地相关联而产生的文化也是刘玉栋着力坚持的精神内容。再如《跟你说说话》中的爷爷，除对土地的热爱之外，他对农业文明中产生的一切观念都坚持。比如他是那么怕自己老婆，但当他知道自己儿子闹离婚，且得到老婆支持时，他愤怒了。“‘离婚’两字，对我爷爷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虽然是我叔叔闹离婚，但在爷爷心里，如同受了奇耻大辱，我爷爷坚决不同意。……那一段时间，我爷爷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不知道干什么好，有一天，他提着桶，牵着牛去饮牛，结果绕着村子转了好几圈，最后把牛牵回来了，桶却是干的。见了我婶婶，我爷爷便把地踹得咚咚响。他站在我婶婶面前，低着头，眼珠子盯着脚尖，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特别是当爷爷进城找儿子阻止他离婚未果时，老人在儿媳妇面前一跪时，那形象具有极强的艺术震撼力。但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了两种文化冲撞的必然性与传统观念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无奈与不堪。再比如《芝麻开门》中的奶奶对于乡下人进城的坚定反对并最后死在乡下家中的情节，也同样反映出以奶奶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眷恋。“那时候，城市对于一个乡下人来说，依然魅力无穷，散发着神秘的光泽”。可过惯了乡下生活的奶奶，特别是对祖屋的留恋却使老人对进城内心充满了无限的伤感。“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是没办法呀，我要有一点儿办法，我死到这里也不愿意走呀。”这是老人的内心话，也是作者有意这种情绪推及极点。就在族长说道“今侄儿天真举家上迁，这是天大的好事，卖掉先人业产”之时，奶奶突发脑溢血而亡。这个看似平淡而奇特的情节中，既蕴含着刘玉栋内心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或都市文化）的挤压下的矛盾心态，也反映出作者对地域性的乡土文化的留恋与不舍。

　　中国在迈上现代化之路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民族之根何在，民族性如何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统一文化体系下既融合又独立？如何正确认识把握传统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各界都思考的现实问题。这也是文章开头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的具体化。文学创作不能回避这一问题，而承载传统文化的乡土文学更是责无旁贷地面对这一问题，艺术化表现这一问题。刘玉栋在回顾自己创作时写道：“1998年冬天，我心里特别迷茫和困惑，我对

　　自己的创作非常不满意，我觉得我的小说缺少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我分析自己，发现我的创作并没有全部发自内心，也说是说，我的情感还没有真正回到内心，它一直游离在生命情态之外。我决定，写离自己内心最近的东西。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童年和故乡，没想到，一下子便激活了我的经验。”“1999年后，我之所以把目光又拉回到农村，首先是个人情感的需要。我从小在农村长大，17岁才离开故乡，但总觉得没有真正离开，我十分想念那段日子，想念那里的花草树木、土地河流，想念那里的乡邻和伙伴，尽管过去十几年，我却始终没有忘掉那段生活。”17岁之前乡村生活的经历构成了刘玉栋乡土文学的创作基础。正如吴义勤所说：“刘玉栋的写作给人一种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这种厚实、稳重、沉静又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姿态，而是与他的生命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厚实、稳重、沉静是刘玉栋个体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个性又是建立在坚实地地基上的，这个地基就是对民间、乡土世界的热爱与呵护。进入刘玉栋的小说世界，我们会发现，‘乡土中国’是他小说的终极意象，他所有的小说其实都是在从不同的侧面还原、建构‘乡土中国’的形象与内涵。”刘玉栋的乡土文学创作，同样以形象化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文化自觉”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其作品中，他不断思考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如坚韧与顽强、朴实与善良、尊老与爱幼等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不断反思传统文化中一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内容，如保守与固执、落后与愚昧等。但由于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热爱，他又不时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文化危机时内心的痛苦。也正因为这样，作者在创作中并未能真正回答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文化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质言之，对于当下的文化危机，刘玉栋显然深有感触，并通过其文学书写给予了正面的回应，这从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诸种糟粕、弊病，及其与现代文化的不适应之处的深切揭示与充分暴露中可见一斑，也正是这种直面危及的书写方式为其作品赋予了浓重的文化内涵；而在文化自觉的问题上，刘玉栋将更多的精力置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反视，然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与和解何以成为可能等问题，刘玉栋尚未给出明确的解决之策。基于此，如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谋求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点应是刘玉栋在未来创作中该当继续关注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0后作家小说创作研究”（16BZW149）的阶段性成果。

　　韩存远 山东大学

　　韩德信 山东理工大学

　　注释：

　　①④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82页。

　　②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③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

　　⑤⑨吴义勤：《“道德化”的乡土世界――刘玉栋小说论》，《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⑥郭念文：《行走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时代文学》2011年第11期（下半月）。

　　⑦⑧刘玉栋：《创作自述》，见刘玉栋《公鸡的寓言》，山东文艺出版社，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