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敏

　　飞翔陨落后的沉重思考：里快近作论

　　王素敏

　　2015年底，里快在《中国作家》推出了他的又一部力作《不在名册的村庄》。这部作品，是作家在连续创作了草原题材系列《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等三部长篇和《神笛》等三部中篇之后，重新收回目光，立足当下社会现实，对农耕文化的一次深度开掘。此前，里快曾经创作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老泉井风情》《雾满长河》《激流澎湃》和一部中篇小说《菜市》，在这几部作品里，作家以改革开放中的农村为生活基本场景，表现了新旧转型时期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在思想、道德、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经济的深刻变化。里快的草原文化系列小说体现了他创作中的浪漫主义风格。评论家雷达说:“他具有本土文化、草原文化的精神和内质，他把诗化和抒情化的因素大量带入了他的叙述话语之中。他不是一个严格的写实型作家，他缺少精雕细刻的耐心，总是忍不住要站出来主观抒发，他的风格粗犷、豪迈，骨子里是狄奥尼苏斯式的酒神精神。这构成了他小说的魅力。”里快的农耕文化小说则体现了他坚定的现实主义品格和对社会现实孜孜不倦的探究与批判精神。这其中，无论发现、立意还是表达，《不在名册的村庄》均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它体现出作家在处理此类题材时一些新的思考和命意，即对人类生存现实的深切关注，以及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小说以一群进城谋生的农民工栖身的“桥头堡”，这样一个“不在名册”的“村庄”为叙事空间，以活动在其中的一群小人物的惨痛经历与遭际编织文本，力图表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出现的一些特殊社会现象，面临的一些新的特殊问题，进而对当代中国式的城市文明、城乡差别进行深层次的剖析，直逼金钱、功利、权力腐败等尖锐的社会时弊，同时不乏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褒扬，堪称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

　　一

　　《不在名册的村庄》赋予城乡两个空间以不同的价值预设。在当代，城市与乡村，作为两个似乎互相不可通约的文化空间，日益显示出各种不平等的差异。小说中来自农村的主人公们跻身城市，不是《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西方式的个人野心驱使，而是背负着整个家庭的期望，甚至是拯救家人唯一的希望和责任担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家在对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倾情抚摸农民工的肉体和精神伤痛，全方位展示他们诚实、质朴、勤劳、执着的品质以及不可亵渎的尊严，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责任与使命。小说以十九个农民工在家乡的生活状况，来反映一个时期当代中国农村贫困的普遍性。为了改变贫困，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和沉甸甸的希望走进了城市，希冀在这里完成一次改变命运轨迹的“飞翔”。然而城市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生存空间，反而遍布着凌辱、歧视、陷阱、以及具有城市特征的剥夺:雇主们本该支付的薪水，却先拖、后躲、再骗，或者无端克扣，甚至拳打脚踢、放狗伤人；有权有势的上层人物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狮子头”因为上门讨薪被城管处长放出的恶狗咬伤，钱被抢走；“老大”助人救火被烧伤住院，却被反诬为纵火犯，别墅主人除了收买、遣散证人，还深夜跑到公安分局副局长家中要挟，而副局长夫妇居然战战兢兢、丑态百出。其实，这个别墅主人只不过是拿出地痞无赖惯玩的把戏，当着许多人的面叫了这座城市最大的官员一声“舅舅”，头上就多了个“书记外甥”的光环，迅速从一个无业游民“成长”为暴发户、民营企业家、市政协常委，从此飞扬跋扈，无恶不作。偌大的一座城市，居然夜间没有农民工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只好住在桥下，但却经常受到“大沿帽”们的袭扰和追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下，狗，也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城市文化符号:它们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宠物，而成为主人的帮凶，并且专拣穷人和农民工扑咬，看到“大檐帽”则“温顺得就像孩子见了父亲”。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那些大檐帽们却“是灰色的，并且常常与粗暴、蛮横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讨生活，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村民们想望中的“飞翔”自然也变得异常沉重，直至生命最后被压垮。这些当今社会的敏感问题被反映到作品当中，是需要一定的良知和胆量的。故此，作家尖锐的目光和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体现的是一种敢于正视社会现实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和宽阔的人文情怀，以及现实批判的勇气。

　　《不在名册的村庄》精心描绘的“桥头堡”这个由“桥头侠”们自己创意、自己命名的村庄，是一个理想色彩浓郁的底层乌托邦。村庄的主人们是一个沉沦在社会最底层，依靠在城市出卖苦力养家糊口的弱势群体，环伺在他们周围的却是各式各样的凶险:贪官污吏、土豪、钻营者、投机家、社会渣滓不受约束的恶行，以及由他们一手制造的阴谋和暗洞。这些注定了作品的悲剧性质。作家不动声色的叙述与隐含在其中的悲苦，不时地在读者的深心之处引发着阵阵战栗。但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线索可寻，只有时间、空间与心理因素纠结在一起，在基本立意的统领下发挥着作用。这足以看出作家的精心。

　　乌托邦式的桥头堡，其理想与追求必然不为现实所容纳。故此，它最终只能翱翔于主人公们温情的想象中。然而，无论世道怎样艰险，体现在中国普通劳动者身上的那种勤劳勇敢、坚韧耐受、忍辱负重等传统美德，都始终支撑着群体的精神世界，促使他们积极奋发，乐观向上，为了微薄的希望，与命运进行着不屈的抗争。支撑他们强大生命力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精髓，无疑是民族的精神与脊梁。与此同时，作品还通过同样是沦落在社会底层的另外一些群体或者他们的代表:乞丐、童工、残疾人、城管所临时工、以及同样受到权贵凌辱，具有一定正义感的市民，对村民们们的关照、同情、援助，表明在金钱崇拜大行其道、社会道德底线呈现缺口的今天，中华文化传统道德的精华部分依然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之中。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思考，里快为他的作品所设计的悲剧性结局才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

　　《不在名册的村庄》在塑造人物时，采用了“符号化”和“群像化”的手法。从个人“档案”提供的材料看，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的人们，有的是贫困地区的贫困者，有的是富庶地区生存条件被剥夺以后由富到贫，有的是专门偷窃当地贪官被公安局多次羁押的小偷。从每个人的口头用语和体现在身上的地域文化表征看，这些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有居住。他们的最低诉求不过是养家糊口、或者娶媳妇，盖房子，或者为了解除亲人的病痛，如此等等。十九个人没有一个是全名全姓的，有的只是或符合其外形、或符合其性格、或以其家乡代称的绰号，亦即符号:头发从中间分开的叫“大分头”，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叫“山中汉子”，来自大河西部的叫“河西人”，爱吃辣椒、会用辣椒辣狗的叫“大辣椒”等等，这些符号化的人物形象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内容和现实意义。在这里，人物是“概念”；人物既定的社会形象及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文化地位、或然或必然的命运归宿，是人物的“内涵”。桥头堡十九位村民的内涵是:在不同的苦难与共同的命运驱赶下，进入城市，站桥头，干重活、险活、但报酬微薄；其叙事功能在于，表现他们的付出:苦力、汗水，甚至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展示他们的困境:以桥底为“家”，在贪官污吏、豪门富户、投机家、社会渣滓联袂制造的阴谋与黑洞里挣扎。这就使得作品的思想意义突破了一个群体而升华到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符号化的人物设定，非但没有影响作品的表述功能，反而强化了作品的人物个性、立意表达、批判意义与美学价值。作家通过平民化的视角和不动声色的叙述与状描，直面人物的深心之处，喜怒哀乐，属性鲜明；一颔一颦，催人泪下。主人公们离乡背井，到城市站桥头的具体理由不尽相同，但无一不是在生存逼迫下的选择。窘迫的境遇，使得他们失去了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被命运安排在桥底以后，又带着各自的苦难印记，共同支撑起一片希望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生存空间。这当中，每一个人都在按照各自的性格逻辑思考、行动，喜、怒、哀、乐。人物形象在站立起来的同时，获得了各自的面貌和品质，以及独特的内心世界:老大的沉稳、干练与侠义，山中汉子的胆大心细，河西人的细腻、缜密与长于思考，三把手的机智泼辣，二道眉的坚韧耐受……都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不同的亮点，宣示着同一个信念:对生命的意义绝不放弃。因此，繁重的体力出卖之后，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各尽所能地营造着自己的价值氛围。大分头的“呱嘴”、三平的“口技”、平南妞的“小曲儿”、狮子头的“故事”……都神情毕现，惟妙惟肖。主人公们力图证明，他们虽然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榨，却始终没有沉沦，反而在极力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空间。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逆境中的坚韧，悲苦中的乐观，屈辱中的尊严，相互依存的温暖，在对苦难的抗击中显示出来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在粗粝的生存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泼辣强劲的原始生命力。然而，从文化层面讲，却又始终不为他们所依附的这座城市认同。这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灰心，反而表现得更加执着与坚韧。期间，村民们扛回丢在公路两旁熬沥青的大锅烧开水、除虱子的情景；二道眉伤口感染后，长脖子用刀子、纯净水和白酒为他冲蛆、消毒、挖肉的场面；讨要被欠工钱的多次规划和行动；小鬼头以只有初中文化的水平啃建筑学专著《建筑工程规划设计》……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叫人过目难忘。尤其是勉从桥底，却规划出一个既有街道，又有方位的村庄桥头堡，更是让人动容。作家在设计这个情节时，努力把乡村特有的各种意象，如土地、小河、石崖、老牛、蛐蛐、蜜蜂、油菜花、腊梅花，以及那只属于乡村的星夜、田野、女人和儿童，通通纳入笔下，热情洋溢地书写。经过带有作家明显个性艺术风格的渲染，使得这些意象呈现出多样的诗意形态、复杂的文化内涵。不仅让设计者河西人久久沉浸于故乡的亲情中，也温润了其他在城市这个空间中日益干涸的心灵，唤起他们对家园温暖的回忆。由此我们看到，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折断他们理想的翅膀，他们仍旧在飞翔，尽管飞翔是沉重的，痛苦的。这时，只有这时，读者才豁然开朗，继而走出苦难与悲愤的阴影笼罩，去直面主体人物赖以生存的社会人文环境，从中发现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之后，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与作品的本来意义产生强烈的共鸣，同时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而在小说结尾，“桥头堡”大部分成员的生命被洪水夺走，以老叫花子为首的“丐帮”兄弟，和在洪水中幸存下来的老大团队成员，在这座城市里相继销声匿迹，只有哑巴于夜半在死者们的坟地上“发声”的处理，更显得含义深长，意味隽永。读者重新回味那些场景，擦不干的是眼中的泪水，抚不平的是心中的伤痛。当善良被丑恶摧残和践踏、当理想被现实冲撞和毁灭、当尚未翱翔的翅膀猛然折断于高空，其生命陨落的重量往往呈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至此，这部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重量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

　　三

　　《不在名册的村庄》的题材，取自于“桥头侠”这个特殊的生命群体，表现的是这个群体特殊的生命状态与生存方式，但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小说。在这里，“农民工”这个新式概念同样是被抽象化、寓意化了的一个“意象”，作家借助这个“意象”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主人公们自身的苦难、困惑与彷徨，而是经由这个群体对整个社会的关注，笔锋直指人心、世道。它也不是所谓的“问题小说”，文本对问题的揭露不是目的，深刻的思考才是它的根本旨归。立足于这样一种命意，里快为他的人物设计了一个结构性的层次组合。其中有这座城市的最高官员市委书记，中层干部城管处长，也有在基层掌握着一定公共权力的公安分局副局长、干警，有腰缠亿万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有靠叫了高官一声“舅舅”，就一夜暴富的游民，有土豪，也有普通市民，生计了无着落的地痞，以及靠打劫为生的小混混们，还有手提打狗棍，吃百家饭的“丐帮”兄弟，有沦为赤贫的哑巴，也有十五岁就离开学校，在城里当童工，以玩“糊涂虫”吸引顾客的饭店小伙计，等等。在层次分明的人物群像中，活跃着另一个为了养家糊口，来到这座城市里出卖苦力的打工者群体，并且因为“出卖”而与上述各种人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对这个结构中各方面人物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教养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这个组合，小而言之，是一个由不同面目组成的群体；大而言之，是一个五光十色的“社会”，一个被作家刻意浓缩了的现实社会。这就为作品的基本立意，和叙事的全面展开，构建起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平台。活跃在这个平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并且以各自不同的个性方式，进入打工群体的生活，既演绎着自身，也通过相互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形成的各种矛盾、纠葛，演绎着社会。期间，官员之间的相互角力，官与商的勾结，官与民的对立，官商联手对民的欺诈和围、追、堵、截，民与民的相互关爱与危难之际的解围济困，无一不是当下社会现实内在逻辑的艺术投影。作家的表达能力与创作风格在此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不在名册的村庄》将立意根植在现实的土壤里，意在通过对现实的表现与深度开掘唤醒现实。为此，作品在坚守现实主义品格的同时，将寓意、象征、抽象、魔幻等“非现实”手法熟练地运用到作品中，使得多种流派的艺术手法和创作风格巧妙糅合，并且与现实有机统一。对比之下，比纯现实的表现手法走得更广、更远。这是《不在名册的村庄》与里快此前同类题材作品的明显不同。小说通篇都在“立象以尽意”，即，通过一个夜晚住在桥底，早晨站在桥头兜揽活计的生命群体，和一个只在暗夜现身、白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村庄”存在状态的全方位描绘，来完成作品的主体立意。有关“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早在《周易·系辞》中就已有之。但《不在名册的村庄》中的“象”与《周易·系辞》中的“象”不同。它不是抽象的意指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寄托着作者情思与追求的客观物象。这些物象本身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不同寻常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小说中的意象可谓丰富多彩，但无论是白虹、大雨、洪水、在街头撒尿的狗、白胡子老汉，还是城市、大桥、桥头堡、观音庙，抑或是寄寓着主人公们共同希望的“建筑工程”，都是通过某种“立象”在“尽意”。 这些意象不仅具有隐秘的象征性，可供深入的求解性，而且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作家在表达附着在这些意象上的哲理性思考时，并不直接说出，而是通过形象的象征或暗喻来实现的，其中每一个不同的意象都无一例外地担负着同样的职责。籍此，把《不在名册的村庄》在整体上看作一部象征性小说也不为过。在这种意念支配下，作品的情节设置扑朔迷离、亦真亦幻，真假暗合，相谐成章。其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以及每一个人物不同的细节需求，都暗藏深意。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弄清这部作品隐含的全部意义，也才能感受到它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以及蕴藏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而真正读懂它。与此同时，桥头堡关于家园情结的寄托、观音庙关于人类精神的救赎、小鬼头的建筑工程有关美好理想的寓意、“桥头侠”们艰难困顿的处境与诙谐戏谑的性格形成的巨大反差……其中蕴含的各种意味，几乎是人类共有的、丰富的多元精神需要。因此，在一定层面上讲，《不在名册的村庄》所描绘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社会边缘化了的生命群体的存在状态，而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及其表现形式进行的深入思考与鞭辟入里的透析，贯穿在其中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批判精神，是对某个时代，某种人文质量，某种社会环境的呼唤。荣格说得好:“永恒的理念是在超天界的地方蓄积起来的原始形象，只是这些形象在此被赋予了永恒的、超验的形式。”《不在名册的村庄》就具备了某种艺术审美的永恒性与超验性，作品体认到了生活的真实，并且以精湛的艺术形式还原了这种真实，但其中又不缺少对传统的颠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生活的真实，而达到了揭示生活本质的艺术的真实。这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贡献。

　　本文系包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建设成果。

　　王素敏 包头师范学院

　　注释：

　　①雷达：《里快草原小说的诗化品质》，《人民日报》，2010年1月29日。

　　②【瑞士】荣格：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