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楚群

　　告别“青春后遗症”：石一枫近作论

　　夏楚群

　　一

　　石一枫的小说带着皇城根下的大气、睿智与幽默。早期中短篇多写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由中学到大学，一路洒下成长的印迹。其创作井喷期集中在2011年，《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我在路上最爱你》三部长篇的问世，与《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等一起形成了鲜明的石氏风格。顽主式的腔调、无所事事的多余人、在路上的姿态一度是其小说必备的要素。

　　石一枫的小说好看、好玩，又不乏清纯样貌。青春三部曲（《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以及稍晚些的《我妹》，写成长，写爱情，写迷惘、叛逆的别样青春，带着诗意的感伤和浓郁的温情，“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80后内心涌动的另一种情怀和情感方式”。某种意义上，它们与笛安的龙城三部曲，以及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一起，汇入了青春小说的河流。节节（《节节最爱声光电》）的明媚、可爱不输玉面小飞龙郑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她们一波三折的情感经历同样令人唏嘘；杨麦（《我妹》）与母亲之间的对抗虽不如东霓（《东霓》）激烈，小米（《我妹》）对人生形而上意义的执拗追寻却远胜西决（《西决》）。在个人化、经验化的青春叙述之途上，石一枫与众多八零后青春小说家们共享着大体类似的写作资源。

　　密集的长篇小说写作，一方面让石一枫编织故事的能力得到了极佳训练，另一方面也让他不自觉地陷入惯性写作的循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王朔的小说、崔健的音乐，乃至姜文的电影，对这位“青春后遗症”患者的持久影响。“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从“红旗下”到“声光电”时代的急剧转折，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随之纷纷瓦解。面对日益多元复杂的世界，“石一枫通过自己的写作，生动刻画出这个时代中各个患者的艰难挣扎及其负隅顽抗。他以自己的小说写作捍卫了少数人的青春后遗症的权利与合法性。”十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为各式顽主造型，用嬉戏的眼光，领略人生的乐趣与无聊。初看新奇，读得多了，难免给人机巧有余，格局始终不足为观的感觉。更何况在他前面，还有一位医科圣手、文坛怪杰冯唐横刀立马。北京同样是后者“阳光灿烂”的地方，其“北京三部曲”阴邪老辣，柳青（《万物生长》）、小翠（《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们的成熟妖冶，毫不客气地反称出节节、小米的单薄稚嫩。若以七零年代末的“多余人”对阵七零初雅痞，石一枫的优势仿佛并不明显。

　　反观自身，幽默轻松的叙述腔调，既是石一枫的长处，也是他的局限。陈平原当年研究林语堂的闲适小品时，曾不无尖锐地指出，没有深沉的社会内容和与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底蕴，幽默就只能是说笑话耍贫嘴。围绕石一枫前期作品，类似批评声音也此起彼伏。李云雷最早发觉，石一枫的写作过于追求语言上的快感，以致忽略了对现实的关注，以及精神上的探索。孟繁华认为，石一枫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遮蔽了生活中更值得揭示和批判的东西。陈福民也看出，他无法构筑起一个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有效意义系统。师友的善意提醒，加之阅历的增长，让石一枫渐渐明白“‘文学’在这个世道里应该关切什么、负担起怎样的一份责任”。因此，他不再囿于小众生活经验书写，而是考虑把题材放宽，“写和自己不同的人物与社会变化”。2013年以来，石一枫以其中短篇小说创作实绩，实现了自我突破，文风也渐渐发生着转变。在《坐在楼上的清源》《三个男人》（又名《芳华的内心戏》）、《放声大哭》《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作品中，石一枫不断超越自我，主动拥抱现实主义传统，展现出一名优秀小说家的潜质。当然，所谓的超越或转变，并不是决绝而彻底的，某些熟悉的叙事元素依然还在。但直面社会现实，聚焦当下生活，紧贴时代脉搏，逐步建立起文学与社会的关联，无疑是石一枫近期写作的自觉追求。

　　二

　　视野变宽，视点下移，关注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是作家最明显的变化。尽管此前也有《县城里的友谊》这样涉及底层生活的作品，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却是漫画式的，带着游离生活之外的不真实感。《坐在楼上的清源》《芳华的内心戏》等中短篇小说不同，石一枫不再满足于即兴的情绪发泄（《不准眨眼》），或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乌龟咬老鼠》），而是试图通过对不同生活横断面的书写，表现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插曲，并试图寻找反抗命运的某种可能。

　　清源与芳华都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平凡小人物，她们的命运转折都源于偶然的强暴事件。清源生活在风光旖旎的边陲小镇，幼年失恃，父亲再婚，让她形同孤女。因为意外致残，只能终日静坐楼上，以卖草糊为生。父亲每月一次的短暂探视，成了清源内心最大的渴盼。她出众的容貌招来恶邻老曹的滋扰，也吸引了外来大学生的注意。后者带有试探意味的示好，在清源的内心泛起涟漪。男学生带给她的亲近感，对她不幸命运的同情，再来看她的允诺，让清源情愫暗生。然而，意愿的美好敌不过命运的残酷。短暂的精神出轨后，男学生不辞而别。清源则在对男孩的隐秘期待中，被老曹强暴并怀孕。无奈之下，父亲公开择婿，在众多鳏夫里，为她挑选到一名老实本分的鞋匠。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但我们可以设想，心如死水般寂然终老，或许是清源难以摆脱的命运。与男学生短暂的接触，让她迸发出生命中惟一的一次电光火石。清源无望的守候是她纯洁本质的表现，她执拗地宣称孩子是男学生的。而后者的软弱、失信，更衬映出清源的知命与坚忍。天然美好的女性惨遭命运播弄，类似书写在现当代作品中并不鲜见。难得的是，清源在面对内心和接受命运时，既不同于箫箫（沈从文《箫箫》）的懵懂，也不同于巧云（汪曾祺《大淖记事》）的茫然。从对感情的希冀（对男学生怦然心动），到对强暴者的反抗（拒绝老曹求婚），以及最终命运的认同（嫁给鞋匠），清源内心的一波三折，通过外部行动自然地展现了出来。如此清澈安宁的女性形象，加上小说语言水雾般的韵致，对看惯了石一枫嬉笑怒骂的读者来说，颇有陌生化效果。

　　某种意义上，《芳华的内心戏》可以看作清源故事的续集，只不过进了城的芳华是健康的。同样是在芳华般的年纪里被强暴，并生下一个先天残疾的孩子，芳华的命运并不比清源好到哪儿去。但石一枫略过主人公的苦难经历，别出心裁地将重点放在她的内心戏上。芳华的小卖部既是她观察城市的窗口，也是上演内心戏的舞台。过早幻灭的人生，让芳华将秘密地喜欢“看着顺眼的男人”当作一种游戏，这游戏“帮芳华把日子填满”。她一个月先后遇到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是任劳任怨、知冷知热的好丈夫形象；第二个是浪漫的艺术家，完美情人形象；第三个则是霸气的江湖中人，让她耽于侠骨柔情的想象。她在内心里一一意淫了他们，幻想出各式凄美的爱情。通过三个男人，芳华在虚拟的感情世界里，领略都市生活的风花雪月。而真正与三个男人产生情爱纠葛的，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乐手。在邻人的议论里，芳华最终拼凑出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对于别人口中的红颜祸水，芳华却带着羡慕之心。“自己的游戏竟然是人家的生活，而且进城这么长时间，芳华终究是个看戏的，并且只能当一个看戏的”。身在城市，却只能生活在城市之外。这是无数城市务工者的现实处境。不甘心做局外人，便只能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欧·亨利式的结尾中，石一枫下笔利落干脆，用寥寥几句对话再现了芳华的真实境遇。

　　有了清源的执拗与芳华对城市生活的憧憬，陈金芳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表现底层人的精神幻象上，《世间已无陈金芳》无疑更进一步。陈金芳是典型的京漂女，这类人物在石一枫小说中并非首次出现。将《恋恋北京》与《世间已无陈金芳》对比就能发现，石一枫删繁就简，将长篇小说的人物框架直接拿来给中篇二次利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男主人公“我”的社会关系与《恋恋北京》中赵小提几乎一模一样:父母在海南养老，“我”与外企工作的妻子离婚，有个靠不法途径发迹的好友。甚至连茉莉、b哥这些人物的姓名都没换。最大的区别就是，女主人公从姚睫变成陈金芳，不再讲顽主与京漂的北京爱情故事，而是关注底层女子与纷乱世事搏杀的命运悲剧。如果说《恋恋北京》重心落在男主人公混日子的精神迷惘，那么《世间已无陈金芳》则突出表现了女主人公浮华背后的尘世沧桑。男主人公的“青春后遗症”与女主人公的坎坷人生双线并置，交汇成悲凉的命运交响曲。两下相较，中篇小说的内在法度明显更加严谨，对人物命运的关照也更具人道情怀。

　　虽然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世间已无陈金芳》当作对《恋恋北京》第17章“她的北京”的创造性改写，但陈金芳明显不是姚睫。同样漂在北京，姚睫至少还有着名校教育背景的优势，她的打拼成功是智慧与机遇耦合的结果。陈金芳几乎一无所有。她被家人从湖南乡下带到北京，安插在部队子弟中学里，生活在同学和家人的歧视、欺凌之下。暗夜躲在杨树下听“我”拉琴，是惟一的精神生活。陈金芳对北京的留恋是否因此而生，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窘困的外来者，京城虽大，却无以为家。在“声光电”的照耀下，本土女孩节节奔跑过的地方，会开出大朵的鲜花；面对狭窄的命运通道，农村女孩陈金芳搏杀过的地方，却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为了生存，以及体面地生存，陈金芳不停周旋于顽主、商人与掮客之间，勇敢、果断地站到浪尖儿上，成了镀金时代典型的冒险家。从城市寄居者变身社交名媛，陈金芳改头换面，决绝地割裂了自己生命中的两个阶段。我们看着她起高楼，看着她宴宾客，看着她楼塌了。她一次次铤而走险，骗人也被骗。屡战屡败，终致血本无归，锒铛入狱。“只想活得像个人样儿”是陈金芳最大的梦想，她的奋斗史并不不光彩，她的命运却异常沉重。当我们看到赌徒般的女主人公，一次次用鲜血描绘着她所眷恋的城市时，内心无法不涌动出复杂的情感。阅文无数的石一枫深知，一个作家首先要感动的，是他同时代的读者。陈金芳是迄今为止，石一枫塑造的最生动的女性形象。从他对这个人物的命运诠释中，不难看出中西小说大家的艺术滋养。与巴尔扎克等作家一样，石一枫将人物命运纳入时代转折的大背景中，陈金芳的可怜、可爱与可悲、可恨，关联着敏感的社会神经。她的上升困境，无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困境。

　　三

　　当代作家张炜感叹，文学小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作家越来越没有义愤，没有好恶之心，石一枫显然不在此列。从上述作品中，我们能明确感受到他对不公正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弱者的天然同情。而且，石一枫写底层，笔下的人物并不带穷酸气。无论主人公身陷何种境地，都有自己坚守的东西:尊严、信念，哪怕是幻梦。如果将《世上已无陈金芳》与许春樵的《你不是城里的女人》进行对读，似乎更能见出这种坚守的意义。而到了《地球之眼》，主人公坚守的东西变成了道德。

　　《地球之眼》是一部关乎道德的小说。石一枫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变与不变”出发，探讨道德的人在不道德的社会里将如何自处。小说前半部分写高校生活，后半部分写职场生态。石一枫对高校学子生态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就做过《四个男人，一身西装》《走出清华门，冒充聋哑人》等调研专访，对高校学生贫富分化与就业艰难的现实问题均有思考。《地球之眼》中的高校生活也紧贴当下，其面貌既不同于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索然，也不同于孙频《无相》的阴森。石一枫将悲悯融入戏谑的语言中，不仅成功塑造出安小男、庄博益、李牧光三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就连他们的师友、亲人形象也都呼之欲出。高校神人、“脑袋里装着半个硅谷”安小男迂腐、木讷，明明有着光明的专业前景，却对现代社会的道德缺失与腐化堕落耿耿于怀。为此他求助于历史专业的庄博益，试图与其探讨“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而后者只是个不学无术、骨子里很“怂”的校园混子。与之相对，“官二代”李牧光则是个不用思考的嗜睡者，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特权兑换的教育资源。对道德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三个人不同的命运走向。李牧光在家庭的安排下，出国经商，加入美国籍，变成了精明奸诈的商人。庄博益则在体制内外徘徊，对生活妥协退让，间或适度反抗。安小男则因坚守道德底线，丢掉了待遇优厚的银行饭碗，沦落成替人代考的校园枪手。作为二人共同的朋友，庄博益牵线，使安小男成了李牧光公司的雇员，通过自主研发的监控设备，为其看管大洋彼岸的仓库。安小男无意中发现了李氏家族的洗钱黑幕，而李牧光则打算在安小男的老家投资。为了保住母亲蜗居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区，安小男通过互联网公布李家的贪腐内幕，揭露李牧光的丑恶行径，让李氏父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并保护了所有的弱者。

　　不得不说，对安小男孤行侠般反戈一击的快意书写，彰显出石一枫在道德缺失、价值混乱年代对公平正义的殷殷期盼。安小男无疑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他几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始终带着堂吉诃德式的倔强，对抗着固若金汤的丛林法则。顽固的道德意识，是安小男所有行动的思想指南。在转系风波中，学校看重的是他在不同专业领域的才华，他关注的却是人文学科对道德重建的作用。工作后，对银行领导秘密任务的拒绝，原因也在于这种做法不合乎道德良知。即便沦为“校漂”，成为代考枪手，他也不愿丢掉道德精神。对李家巨额财产的来源，他首先意识到的是道德问题；在能够明哲保身的情况下，他选择维护亲邻的利益，也还是出于道德。无怪乎石一枫自叹，写了个“卫道士”。与方方、孙频小说中真正来自底层的学子不同，安小男沦落底层，基本上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高超的专业才能，原本可以让他活得很“容易”，强大的道德意识，却让他自甘一再被逼入死角。那么，支撑这种退守的精神力量究竟在哪里？当我们为主人公的不争叹息，以致心生疑问时，作家亮出了底牌。童年丧父之痛，让安小男走不出道德的天问。安小男原本家境优越，父亲是有才华的建筑工程师。被提拔进管理层后，发现贪腐成风。“假如所有人都在贪的话，不贪的那个就破坏了生态，成了从矢之的。”为了对抗不道德的官僚体制，安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精神遗传注定让安小男的不得安生。然而，个人道德力量纵然再强大，如何与社会通行的各种不道德法则相对抗？按照一般的底层写作套路，安小男穷途末路或嗑血死去都不足为奇。石一枫偏不这样写！他反借人物之口宣称，“在那钢铁洪流一般运转的规则之下，我们都是一些孱弱无力的蝼蚁，但通过某种阴差阳错的方式，蝼蚁也能钻过现实厚重的铠甲缝隙，在最嫩的肉上狠狠咬上一口。”虽然安小男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他却能凭借天才的头脑，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对互联网以及监控技术的娴熟掌控，让他将现实世界的法则掀了个底朝天。安小男最终凭借自己的专业才能，伸张了道义，改变了故事的结局，也安慰了大多数善良读者的社会焦虑。

　　《地球之眼》是篇奇文，既显示了石一枫广博的知识面（举凡IT技术、经济管理、文史知识，无所不晓），又彰显了作家对时代之痛与精神之殇的关切。“地球之眼”充满隐喻意味，它不仅指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监控机器，更象征着苍穹之上，笼罩着整个地球的道德理念。虽然对主人公来说，“道德”其实是个面目模糊的概念，他根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定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一种道德理论，不管是功利主义的道德理论还是直觉主义的道德理论，都主张仁慈、公正、善良和无私。”而这些，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当前缺失的么？《地球之眼》中出现的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仿佛都离道德很远，却无一不与道德相关。因为“社会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权力分配不公正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分配的不公正。不消除这些不公正，就不可能消除社会不道德”，政治伦理与经济伦理的缺失均会引发道德失范现象。秦晖指出，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何清涟也认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中国近年来道德失范现象是非常惊人的。目前这种财富格局的不公，主要是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公、占有及使用不公引起。权力介入市场，分配机制已严重扭曲为以权利、人情关系和投机为本位。小说中，李牧光的财富正来自其父的权力寻租、巧取豪夺。与经济学者们的观察不同，石一枫用文学的方式切中时弊，他的小说或许改变不了现实，却能够给人以警醒，尤其在李牧光这个人物身上。他既是不道德权力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从官二代到富二代，李牧光光鲜生活背后的堕落证明，如果缺乏了道德，财富最终也只会被用在对社会有害无益的畸形追求上。他的最终溃败，恰恰是道德良知的胜利。

　　四

　　石一枫擅长第一人称反讽叙事。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限制性视角，极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增强其现实代入感。综观石一枫的小说，“我”基本上扮演的都是顽主角色，性格特征前后大致相仿。但叙述者的自我认知，近年却发生了明显变化。从马小军、赵小提、到杨麦、庄博益，石一枫笔下的顽主们经历了自我欣赏——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三个阶段。从叙述者的思想变化和心理成熟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家的进步与成长。

　　马小军这个从王朔《动物凶猛》以及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走出来的少年，像个幽灵，从《流血事件》到《放声大哭》，在石一枫的中短篇小说中游荡了十几年。如此念念不忘，一方面源于偶像强大的作用力，另一方面或许源于类似的生活经历。马小军代表的少年顽主身上，有着大院子弟的骄傲与荣光，崇尚哥们儿义气和个人英雄主义。他们逃过父母的监管，成天以痞子哄哄的言行为乐。与前辈们相比，石一枫塑造的马小军更有文化，却也更加孩子气。他毫不掩饰作为顽主的自我欣赏，以及对顽主生活的自得其乐。《恋恋北京》中的赵小提，可以看作马小军的成人版。这部明显向王朔致敬的小说，深得顽主文化精髓:“特想干点什么又干不成什么，志大才疏，只好每天穷开玩笑显出一副什么都看穿了的样儿。”明明是无所事事的精神贵族，却嘲讽所有看似崇高的事物，跟生活死磕，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个俗人。赵小提与杨重们一样，虽自认庸庸碌碌，却坚称即使当混蛋也要当出点英雄主义的崇高意味来。他幻想的精彩的生活是这样的:“试想我坐于枣红大马之上，奔驰在一望无尽的原野之中，挥舞着军刀，对身后的同志们高呼:为了斯大林！除了斯大林，新中国也行、毛主席也行、自由也行，反正得是一足够大、足够蛊惑人心的字眼儿指引我前进；而同志们必须得众口一词地给我捧哏:乌拉！Freedom！你有我有全都有……”

　　实际上，作为一个没有音乐天分的小提琴手，赵小提看似狂妄，却对生活缺乏起码的自信。他一事无成，生活中充满了挫败，只能以不合作的姿态，抵御内心的失落与恐惧。顽主老去，果儿却在生长。姚睫对生活的热情和付出，终于让“我”对一味的孟浪、耍嘴感到无聊和疲倦了。赵小提的虚无感与避世举动是不断自我反思的结果。一个人不管多自我，如果始终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总是难免会颓唐的吧？叙述者的精神变化从《恋恋北京》持续到了《我妹》，并有了进一步提升。不仅反思内心，“我”在处世态度上，也有了实际转变。依然是处身圈内的媒体人，杨麦比赵小提的进步之处在于，不再逃避现实，敢于直面看穿了之后的世界。“我”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生活皆是幻象，幻象背后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恶在横行，有人在受苦。”在这里，我们不妨将杨麦所指的幻象，理解为顽主们不接地气的生活。“我”对自身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省，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警惕正是成长的标志，可以说，杨麦的出现，是石一枫告别“青春后遗症”，直面现实的重要转折。

　　随着石一枫对时代发言意识的增进，叙述者的自我批判意识也逐渐增强。《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依然是个混迹媒体的失意小提琴手，石一枫关注的焦点却落在人物的灵魂深处。频频插入的叙述者议论，颇有几分老托尔斯泰的作派。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之所以特别打动人心，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与陈金芳之间的惺惺相惜。从一开始，“我”就不只单纯是陈金芳命运的旁观者。“演奏者”与“听众”的关系，让他们建立起隐秘的内心关联。“同是天涯沦落人”，艺术之途中的失意，是困扰“我”的最大精神障碍，而对高雅艺术背后高雅生活的向往，则令陈金芳飞蛾扑火亦在所不惜。在下坠与上升的之际，“我”与陈金芳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相互怜悯中绽放人性的光亮。二人矛盾爆发后看清现实的悲哀，反倒让“我”找回了精神安顿，拥有了淡然处世的勇气。

　　这种勇气延续到《地球之眼》中，“我”的变化或者说成长是跃进式的。“我”周旋在安小男与李牧光之间，试图调停道德理想与残酷现实。像赵小提、杨麦一样，庄博益放弃体制内的安稳生活，不断折腾，既想超凡脱俗又不得不同流合污。比小米对杨麦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安小男是庄博益的精神之镜，每每可以用他照见“我”精神世界的晦暗。“每当看到什么有关于我们母校的新闻，甚或在夜阑人静无法入睡之时，安小男那张老丝瓜般的脸总会无声无息的浮现出来，不动声色的搓着我心里某个污痕累累的部位，搓得我的灵魂都疼了。安小男如芒在背，安小男如鲠在喉。”正是安小男的出现，让“我”由自我反思走向的自我批判。亚里士多德说过，人自身不完善，所以作为人，幸福就需要外在的善。而在所有的外在善中，朋友就是最大的善。作为顽主，“我”的朋友一度是b哥、李无耻、马流氓这样的同类，他们与“我”处于同一精神平面，甚至更低。而在《地球之眼》中，“我”的朋友是正直的安小男。后者以坚韧的道德感助推“我”走向成熟。这成熟体现在对一种有道德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让“我”在面对李牧光们的利益诱惑时，自觉坚守最后的底线。不同于此前的混迹终日，《地球之眼》中的“我”脱胎换骨，不仅结婚生子，而且有自己职业理想，自觉承担起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一点，无疑是对此前沉溺于矫情顽主生活的叙述者们的最大超越。

　　从沾沾自喜的顽主出发，到告别“青春后遗症”。石一枫被王朔牵上路，又与其分道扬镳，返身到中外经典小说家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最终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上生根结果。石一枫的创作转变印证着，惟有眼光向外，小说才不会越做越小。惟有眼光向下，小说才能越做越深。在点评余华的《第七天》时，石一枫敏锐地指出，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他坦承，“过去我一直困扰于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既写自己能写的、擅长写的东西，又写身处于这个时代应该写、必须写的东西。”近年来的中短篇创作无疑都包含着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作品预示着，石一枫完全有能力开拓出一个更加广阔的小说世界。在这些小说中，石一枫将个人叙述风格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统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代本质的生动剖面。尽管还不足够完美，却明显已不容忽视。

　　夏楚群 安徽大学

　　注释：

　　① 陈福民：《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文艺报》，2011年11月7日第2版。

　　②⑦ 石一枫：《地球之眼》，《小说选刊》，2015年第7期，第45页、32页。

　　③④ [美]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8页。

　　⑤ 石一枫：《恋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⑥ 石一枫：《我妹》，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⑧ 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石一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5期，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