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珉佳

　　家族叙事的“笨拙”与“精巧”

　　周珉佳

　　“70后”作家群是一个难以概括共同点的代际作家群体，同“60后”与“50后”作家相比，他们“缺少集体性的、相似的历史经验和公共记忆，所以很难形成明确的历史共同体。”在“70后”作家群体中，女作家尤其耀眼，她们乐于且善于书写现代都市中带有各式各样病态特征的生活片段和侧面，在人性幽微之处探寻美与丑、阴暗与光芒，风格多样，视角多样，充满个性，囊括先锋、历史、现实、超现实的想象等。在“70后”女作家群体丰富分散的创作中，还有坚持“文化寻根”的一个直流，继续民族史的叙事，讲述乡土中国的变迁。除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梁鸿的“梁庄”，现今还有周瑄璞尽十年心力写就的“中原颍水”。

　　周瑄璞在《多湾》这部47万字的大长篇中前后观照了中原颍水的五代人，用传统平实的手法描绘了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对于祖籍河南临颍县的周瑄璞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庄重深沉的文化寻根，也因此，她在叙事方面表现出一种由于极想表达得详尽妥帖而暴露出来的“笨拙”。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的方式，对叙事策略的选择，对情节转折的把握，还是高密度的语言，都极其明显地区别了她自己的中短篇，同时也区别于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家。但是，面对如何能够把欲望写得有血有肉、有缘有尾、有型有色这个问题，周瑄璞也用精巧的设计显现出了生活磨砺带来的创作智慧。

一、用生命体验书写对土地与乡村的寻根

周瑄璞本是河南临颍县人，她笔下的颍水也就是她自己的“根”，小说在后面提到了河西章的来历，正是“验明正身”的一个重要步骤:“河西章在县城西南9.5公里，颍河东岸。明朝初期，章姓自山西省洪洞县迁此定居，位于颍河故道之西而得名。村子中部现有少数孙姓、梁姓、师姓、来处无考。”无须太过费力，读者就能够从小说中读出周瑄璞从个体经验的寻根到中原平民的历史寻根。这里的“寻根”与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相比，《多湾》不仅改变了对正统民族文化的普遍悲观态度，更多的是针对“历史文化与社会现代化”这个议题的价值和当下的讨论，在书写中有了对故土寻根的深厚真挚的情感，并且，她将国家文化问题和社会现代化中的社会问题具象化了。李敬泽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多湾》研讨会中说道:“周瑄璞在这个长篇中充分表现了他的艺术耐心。”无论是从家族史的角度，还是女性主义的角度，抑或是现实主义的角度，这种耐心都有助于作家为读者提供宏大叙事的注解。

　　正是因为作家是用个体的生命体验来书写，所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细节方面都描写得真实到位，尤其是面对文革之后社会转型期乡村与城市的巨大矛盾，作家用“西安城市户口”作为叙事切口，眼光精准独到，设计精巧，细腻描绘了“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胡爱花、西芳、还有地震棚里住的那密密麻麻的天河厂家属，都属于“边缘人”，他们“社会经济地位非常低下，又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人口众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力极小，他们没有话语权力，他们是斯皮瓦克意义上的‘贱民’；边缘人群体还有传承的可怕特征，因此，在生存伦理的意义上说，他们没有生存安全感。”“边缘人”是当代人寻根的一根刺，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自己在城市奋斗就虚空了意义，表面上看，辛苦的劳动所得都买了黑市的高价粮食；深层里看，无论怎样挣扎，自己在这个城市都没有一个立足之地，被排斥被隔绝被歧视，而自己的内心又疏离了乡土的根，所以寻根的无解和无奈都与城市户口紧密相连。

　　在小说的中后部，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户口”。作家对这个意象把握得十分准确，重点描写章柿一家人对城市户口的渴望，以及与城市人的差异，其实就是将寻根的社会问题具体化、意象化。季瓷的大儿子章柿和妻子胡爱花从农村到西安生活后，一切细节都被排斥在这个城市之外，除了他们的女儿西莹上幼儿园要掏高价，连订个月票都要百般周折——要户口本，要单位介绍信，章柿从工厂车间借了一个女工的户口本，然而又被要求开居委会证明，没有西安的城市户口，一切努力都是泡影。这种种细节和情状的变化都来自于作家周瑄璞对生活的感知和经验，同时也参杂了她对当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边缘人”是当今社会文化寻根不可回避的一个族群，他们的生活状态、情感愿望和心理变化都是具有时代性的、社会性的，也是国家民族文化体中极具价值的承载。

　　2015年，距离先锋文学爆发年份1985已然过去了三十载，中国作家的文化悲壮豪情和走向世界的文化诉求早已不必用大量的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来满足和证明了，众多作家中面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时候，开始回归纯粹的现实主义，用真实的体验来书写寻根的过程和感受，《多湾》正是如此。作为阅读者和评论者，笔者透过作品感到作家背靠族群的创作稳重温暖，坚定而又柔软，勤勤恳恳地“在迷宫中寻找出口”，不肯放过一丝中原大地故事的枝节，表现出专属于中原大地的诚恳的“笨拙”，叙事全然拒绝圈套，平铺直叙。每个章节开头那段寓言式的印子，即是作家寻根的一步步深入，在小说的后部，作家设计“钟表”这个意象的“复归”，强调了作家的心愿与想象，实际上是寓言土地与乡村文化的接续与回环，从这一点上说，作家申明了寻根思潮延续下来的必要性和价值。

二、以神话方式书写母性英雄的宽厚与坚韧

需要肯定的是，小说《多湾》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普遍比男性要鲜明。季瓷、季刘氏、胡爱花、胡爱莲、罗北京、招财嫂、绳等女性，成就了作家从女性到母性、再到母性英雄的塑造。作家以神话的方式书写母性英雄的宽厚与坚韧，主要依托于社会的贫穷与饥饿——季瓷为了给儿子送口粮，挎着一篮子馍，靠着两只小脚走了六十八里路，省了两毛五分钱。民国三十一年的中原大旱，聚财的女儿绳在饥荒中被卖掉，只为给家人换取半袋小麦；招财嫂出卖自己的肉体赚取微薄的粮食养活了一家人，在熬过了饥荒之时得了脏病等死，“快点叫我死了吧，一死就没有赖名声了，一死就有人给俺闺女来说媒了，她没得饿死，也没叫人把她领走，多好，我卖x养活住了俺闺女……”还有桃花对章四海的痴情，于枝兰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坚强，胡爱花只知道埋头劳动的憨傻，最终累死……都表现出这些女性独具个性的伟大与坚强。

　　对于季瓷这个女性人物，作家不惜笔墨，细节处描写得诚恳、踏实又笨拙，详实地纪录了季瓷的成长:她青年时的生活智慧，她中年时的坚韧隐忍，她老年的家族权威和缺点。小说中有几个事件是通过不同人的角度反复言说的，其一是季瓷在刚嫁到章家一年的时候，在生产完三十多天的时候步行二十里，到常掌柜家处理家里的欠账，这件事几十年后还被常掌柜惊叹，高看季瓷一眼；其二是章守信犯下了羊羔疯，季瓷伺候发病的丈夫，无论在哪儿，都把他努力往家拖；其三就是中年时步行六十八里给章柿送馍；最后就是老年季瓷给孙女西芳有讲不完的瞎话。这几个典型的事件囊括了中原乡村文化的精髓——养育和传承文化，虽然看上去写的是乡村女性的常态生活，但是季瓷面对乡土中国的变迁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和对情感的处理，都显现出这个母性英雄积极的精神向度。但同时，除了勤劳、坚韧、智慧的优点，这个母性英雄并不是没有弱点的，她吝啬、极强的控制欲、粗野、不讲理等缺点在她老年时凸显出来，尤其是她给二儿媳罗北京五毛钱回娘家的事件，表现出这个祖母形象的衰老、陈旧和不近人情。总体来说，季瓷这个英雄祖母的形象还是比较立体的。

　　小说中记叙季瓷这个人物的生活经历长达六十年之久，期间穿插了很多的历史社会事件和生活环境中的人际关系。但是，作家在作品中很少表现人与人、人与事长久激烈的“较量”，没有很激烈的情节矛盾叙述，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人物形象内在的韧性和平和的耐心。作家只是采用波澜不惊的态度和手法来书写矛盾，将重大的、激烈的矛盾笨拙地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个中滋味，让读者自己体会；个中艰难，读者也自己联想。正如小说的题目，河水多湾，历史多湾，命运多湾，乡土中国的崩溃贯穿于整部小说，然而作家却用平淡如水的日常化叙事表达她自己对土地和对中原文明的理解，这与一般的家族故事书写有很大的差异。胡学文在谈《命案高悬》创作体会时说:“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不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困”所对应的正是现代化进程对农民、农村的历史性伤害，以及社会秩序重建带来的生存的无力感和疲惫感，在这方面，作家对季瓷的描写是不够真实的，作家对季瓷的描写过于“神话化”，对于季瓷面对“困”的茫然和无力感基本没有提及，只是在一些成长的节点提到“她太累了”，尤其是对待自己连续夭折的几个女儿，主人公缺少情绪和心理的真实呈现，这就失去了人物成长内在动力的阐释空间。

三、借季瓷与西芳的错位对话表现社会历史的转型传承

小说在写到西芳成年之后，经常有与祖母季瓷的隔空对话，有时是梦境，有时是自我心理活动。在对话中，周瑄璞写出了章西芳成年之后精神和情欲的挣扎。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是作者设计得最为“精巧”的，颇为残酷地展现了在社会历史转型期因社会秩序重建给人们带来阵痛、迷茫、失落，尤其是当章西芳回望自己在河西章度过的童年时，这种挣扎和矛盾就更为突出。

　　在西芳身上，她对待母性和家庭的理解就已经与祖母季瓷有时代性的差异了:她对待自己的家庭和爱人极度缺乏责任感，强调独立性和绝对自我，最后迷失在情欲和孤独之中；可是西芳却为了帮哥哥西平的女儿项洁办户口不惜以色示人，只因为当年自己得到了西安市的户口而哥哥只能永远做农村人，她内心充满愧疚。西芳对待“家庭”和“母性”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祖母的存在让西芳感受到家族的凝聚力，而随着季瓷的去世、家族的散落，代表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后代逐渐失去影响。作者不断强调这一矛盾，本身也是在强调社会历史转型阶段文化传承困境的内因和外因，但同时，作者也在反复言说西芳怀念祖母季瓷给她讲的“瞎话”，怀念祖母养育她的日子，并将西芳经历了车祸、释然了婚姻之后的“重生”建立在她对祖母的理解和继承上:

　　“经历过形形色色男欢女爱的章西芳，不再青春的章西芳，那种自己无法掌控的生命热情已经得到释放，像烈焰熄灭渐渐不再灼人的章西芳，欢爱人生戛然而止的章西芳，终于知道，男人、爱情，对她来说不是问题了，她已经翻越过那座山峰。……这个时候她发现，季瓷一直驻扎在她的心里，种在她身体里，甚至她觉得她就是季瓷，季瓷就是她。”这表明，作家还是对中原家族文化的传承寄予殷切希望的，尽管这种传承中包含着错位，承载着困惑，遭遇着重重阻隔，但是，只要正视土地和乡村对人的影响，重视家族历史对个人的意义，社会历史的传承还是可以在寻根过程中得到全新的理解和认识的。

四、以暧昧的善意处理人的欲望与恶性

周瑄璞《多湾》的写作并不凌厉刻薄，无论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式，对叙事策略的选择，还是对情节转折的把握，她平实绵密的叙述多了些女性的温柔体己，然而，也因极想表达得详尽妥帖而暴露出来一些“笨拙”之处。所谓“笨拙”，并不完全指作家选择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笔者此处更多的是针对小说语言密度和洞察问题深度之间的反差来阐述的。

　　关于中原社会历史的长篇叙事，在《多湾》之前并不缺成功先例，比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李佩甫的《生命册》等。这类题材的小说多以厚重长篇为主，表面上是描绘中原乡村的发展巨变，实则重心在写人性的变幻。李佩甫直言:“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那种我们所想象的，所期望的理想生活，到最后却发现完全陷落了。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心灵回归大地的时候，大地却满目疮痍。我们丧失了很多东西，我们看见危险了，但我们却没有敌人，真正的敌人便是我们自己。”李佩甫为何这样如此严肃地反省与追问灵魂人性？“精神疾病”究竟指什么？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生活又为何陷落？这一连串的问题呈现在作品中，就是一个个人物内心隐秘处的挣扎和一触即发的恶性。从《多湾》的情节中，我们也能够读到这些精神疾病的“病症”，而相比李佩甫直击问题的尖锐，周瑄璞在《多湾》中的态度显得温吞暧昧。

　　小说临近结尾处藏匿着一个最可能写出华彩的部分，那就是津平进入北京官场的生活。对于现代社会的典型性问题，作家周瑄璞是敏感的，但是她却选择了回避。对于津平的结局，作家急转直下地安排他离开仕途进入高校:

　　“章津平在黑夜里，再次看他那个账本，他关起书房门，凑在台灯下，一页页、一行行地看下去。几年来，他竟然整整记了两本子。他面前放个计算器，把那上面的钱统统算了一遍，心里有越来越深的大洞。他在心里安慰自己，这都是给公家办事，都是接待的钱，我怕什么呢？他双手有点发抖地打开那个不能记账的本子:给院长侄子安排工作，与副院长小姨子公司合作，给主任从公安局打捞他表弟，某友好单位的老总牌桌上一晚输掉一辆车钱，这些沉甸甸的钱，都是从他手里花出去的，又是从他手里想办法走了账的。总会有办法的，人类的聪明才智说无穷的。

　　再见了，这些钱数，再见了，副主任同志。明天，我就是那个民办高校的副校长，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这场华丽而荒唐的梦结束了……”

　　对于这些问题事件的解决方式和态度，作家只是安排津平把账本烧了，当是烧给奶奶爷爷、列祖列宗的纸钱，最终在冰凉的地板上磕上三个响头，而对于津平为官享受时的快感与后来内心的不安、恐惧、侥幸，都没有深入地刻画。这样安排的确保全了善良的季瓷一家几代人的完整和平安，完成了作家对于故乡寻根的美好期许，但是这种对小说人物过于“保护”的做法看似设计精巧，圆滑又安全，反而“笨拙”地失掉了叙事的质感和强度。作家背靠乡村与土地，如果仅仅平面地书写中原家族历史的变迁，那仅仅是铺开了一幅生活画卷。假设只是以暧昧的善意来书写社会时代发展中的种种变化和社会问题，那么，作家就无法在文本中深入挖掘人心的叵测、人性的复杂、现代社会生活的荒诞，而对于一部现实主义长篇作品来说，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也会被削弱，地域文化的书写也会流于表面。

　　在小说结尾处，西芳和父亲章柿回到河西章，见到故乡的现代化改造和宣传——“颍多湾县全力打造旅游文化，提出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有人提议恢复老颍河在县境内的一百多个河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又提出恢复拆除的庙宇。”看似利好的政策却不能使西芳一众感到喜悦，因为土地、家族、人、情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曾经的中原大地的民俗、语言、生活都成为了碎片，所谓的地方旅游文化也令人感到空洞和荒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民族最重要特性在于:“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作家周瑄璞用这部大长篇的结尾冷静地告诉世人:土地和乡村的根本性秩序已然被瓦解了，包括那些被拔掉的即将抽薹的蒜苗，和那被锯倒的大杨树……

　　周珉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注释：

　　①③⑤⑦⑧周瑄璞：《多湾》，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页、65页、475页、473-474页、469页。

　　②④孟繁华：《游牧的文学时代》之《叙事姿态与文学立场——“新人民性文学”中的都市边缘人》，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204页。

　　⑥姜妍：《李佩甫〈生命册〉：我们的当代文学落后于时代》，《新京报》，2015年8月13日。

　　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