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刚

　　《多湾》的视角、历史感与叙事结构

　　徐 刚

　　如何在浮躁的年代写作一部大书？周瑄璞用她的执着给了我们答案。这位“长河小说”的迷恋者，用八年的时间，造就的这部煌煌四十余万字的作品，以如此“不合时宜”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显示着写作的诚意与担当。这也便是新作《多湾》的“异数”气质所在。这是一部向传统致敬的作品，它的厚重、扎实与绵密，以及漫长的时间跨度所造就的史诗性，让人得以窥见作者的艺术野心。在此，一切的精彩都源自它深入泥土的力量。在周瑄璞笔下，大历史褶皱处隐秘的个人命运，令人如此着迷，而在既定的历史框架之外，紧紧裹挟的则是生活“无边的洪流”，小说的魅力也在这里。作为一部女性命运之书，小说从季瓷到章西芳，讲述百年来女性的物质困顿与精神求索，戏剧性地展现她们的隐忍、担当与自我突围，由此也精妙照见历史这一路走来的悲苦、余悸和欢欣。

　　一

　　正如周瑄璞所谈到的，“我应该用我的笔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出来。多年来，我在内心不断构思，到处收集素材，甚至觉得我来世上的使命就是写出我家族的故事。我相信它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出普通中国人走过的路。”而殊为可贵的是，小说终究让人见识了这位女性作者独具的温婉与细腻，如贾平凹所指出的，“一个柔弱的女子写出了一部大书。当然还是家族故事，写法也传统，但厚实沉稳，枝繁叶茂，又充满女性的细致缠绵。”

　　小说之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坚韧朴实，温润勤劳，通达而保有尊严的女性形象，作家李洱将之称为“中国地母”。正如周瑄璞所坦言的，“从下笔的时候我就想要写出完全不同的女性，跟男作家笔下的女人不一样的女人。我读男作家的作品总觉得女主人公好像有哪不对。她们像是被欣赏的对象、玩赏的对象、甚至是觊觎的对象。我作为女性就要写出那种能在现有条件下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她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诚实地写出女性身心的变化，写出女性的绽放和凋落，这也就是她所说的，“提供女性身心成长和衰落的样本，这是女性作家的职责。”事实上，于《多湾》而言，女性构成了小说的中心。

　　小说一开始就展现出主人公季瓷命运的多舛，她的智慧和魄力，绝境中的隐忍与担当，以及苦难中的自尊与自信。这种以女性为核心的家族故事，我们似乎并不陌生。经典作品《大宅门》便是以儿媳妇白文氏作为大家族的主人，来见证“百草厅”药铺的百年兴衰史。而在这部《多湾》中，也正是男性的缺席，给了故事中的女人展现自己魄力和决断力的契机。

　　对于季瓷来说，苦难的生活，一如那个年月的动荡一般，极其突然且无比残酷。她的第一个男人被土匪所害，而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做出的选择令人震惊，显示出十足的独立与自尊，以及罕见的果敢与睿智。然而，这个“一辈子扒叉命”的女人，注定“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没有福享，只有罪受。”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迈入新生活时，第二个男人章守信，却在一次与儿子的游戏中鬼使神差地掉进井里，吓成了羊羔疯。这是命运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却隐喻般地呈现了这个新的家庭内部男女地位的变化。此后的生活，季瓷的女性角色因为丈夫的疾病而得到了意外彰显，这也意味着她要独自面对那生活无边的苦难。事实上，诸多坎坷如影随形，却并没有将她击垮，面对磨难，她反而更加坚韧，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勉力维系着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庭。

　　如果说《多湾》“上部”的核心人物是季瓷，那么到了“下部”，则是以孙女章西芳为中心。前者描写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为了物质生存而不懈奋斗；而后者则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瞄准人物的自我和精神世界。在此，女主播章西芳，这个新潮的职业，隐喻了这个世界新的构成方式。作为新一代的女性，章西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竭尽全力去争取，果敢而坚决。小说中的她虽然成功地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却并没有获得扎根黄土地的奶奶季瓷那样饱满充盈的生活，而始终深陷人生的困惑之中。尽管她以现代女性的抗争，竭力掌控自我的命运，甚至为此付出必要的妥协与牺牲，但也终究无法摆脱虚无的境地。她焦灼的城市游荡，不仅仅是纠缠于那令人绝望的城市户口，以及在她的博客中神秘消失的past，更是对生活的终极支撑的寻找。小说在此也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女性身心成长和衰落的样本，以及在平淡的日常中重新发现自我的意义所在。

　　在季瓷和章西芳之外，《多湾》还描述了一些性格不同、命运各异的女性群体。比如于枝兰、桃花、胡爱莲、罗北京等，众多女性的命运，在小说中精彩呈现。“她们是大地上的花朵，顽强绽放，默默凋零，结出酸的、甜的、苦的各样果实，这正像是自然万物的样态。女性的命运及卑微、惨烈的生命图景让人心痛，疯狂、荒唐的岁月令人唏嘘，日光流年、喧嚣过后的回响及殒落使人欣慰、沉思。”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里的桃花，她无疑是一个十足的“妖女”，让人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她的淫荡所具有的挑衅性，亦是对传统伦理的巨大冲击，但在此之中其实也具有悲情意味，即她其实是为了出卖肉体交换粮食养活儿子。在这一点上，她与招财嫂是相似的，在饥饿的年月，后者“卖×养活住了闺女”。

　　貌美的胡爱莲的苦命，则是不折不扣的红颜薄命的写照，也是对其未婚先孕的过失的惩罚。在此之后，生活的磨砺与创痛伴随了她一生。“年近三十胡爱莲扛着锄头往家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好得像个男人，男人靠不住她也就不靠了，她把自己变成男人，为这个家顶门立户，不受人欺负。”另外如没有西安户口的李银环，被父亲李带财勒令嫁给大十几岁国家正式职工做后妈，不愿意便骂作野鸡，被威胁赶出家门。最令人唏嘘的，则是1942年饥荒中被不幸贩卖的女儿绳。章柿不断寻找，直到四十多年后才找到。可当她的消息终于传来时，她当年的兄弟们早已毫不上心，而当章柿闻讯赶到时，绳已经死去两个月，这个至死还惦念着河西章的苦命女人，一辈子究竟过得如何，谁也无法知道。小说在此毫不经意的一笔，却有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让人久久难忘。

　　二

　　或许正是基于小说的女性视角，《多湾》的历史跨度并没有如人所料地以历史风云和政治变动来予以填充，尽管在其故事推进的过程中，历史的痕迹依稀可见，比如社会制度的造化弄人，战争的频仍，土匪与灾祸，建国后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文革动乱，以及此后户口制度对人的控制。但所有这些又分明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来予以呈现的，以此更加突显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这也就像大仲马所说的，“历史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也难怪，小说终究写的是人，而非真正的历史。

　　《多湾》的写法显得较为传统，小说始终贴着日常生活来写，自然村社的风俗礼仪，吃喝拉撒，甚至偷人养汉，生活的无边的“洪流”把人包裹。魅力也在这里。细读小说，无非都是些生活的寻常之事，闪烁着朴素的执着与智慧，由此也见出周瑄璞驾驭以平常农家日子为题材、跨越历史时空的大场面的能力。她以河西章为轴心、静悄悄辐射、浸润颍多湾县的多个湾——诸如罗湾、郭湾、小季湾、葡萄湾等。写世态人情、写生命的搏动、写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沉浮与挣扎，显得得心应手。正如周瑄璞所说的，人总有着寻根的欲望。到了一定时候，就想知道自己的来处。“真实地写出自己先祖，写出自己所见、所听、所思考。这是一个作家的职责，也是我的愿望。我想让若干年后，人们能通过这部小说，知道当时的中国人曾经这样活着。他们曾经忍受饥饿，深受物质的困顿，为一个卑微的愿望——比如城市户口——付出一代人的努力，曾经饱受困苦而一直坚守生之为人的尊严。”

　　在此思路的导引下，《多湾》的家族叙事其实别有意味。我们知道，传统家族小说总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动荡的社会历史之中，以家族争斗与政治争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历史的残酷与戏剧感，这也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带给我们的启示所在。而被人称为“女版《白鹿原》”的《多湾》呈现的却是纯粹的日常生活。在周瑄璞这里，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态度极为鲜明，这也使得她在小说中，以一种略显简单的方式处理一切政治问题，即凡是政治的一律都是负面的，只有天长地久的日常生活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此，小说虽然写了70多年的历史，但其年代感却极其微弱。故事以民国开篇，但作者对社会史、政治史，这类大的历史不感兴趣。小说名义写历史，但非常小心地避开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的大事件。小说里的乡村世界，就仿佛是一个感受不到时间的静止时空，直到有一天“土改”的突然来临，才打破这一切的宁静。甚至包括公社化和其后的文革，也描述得极为粗略，只是非常简单地按照流行的有关那个年代的书写方式敷衍成篇。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就此，人们已经留下了太多的写作实践。那些千篇一律的样貌，甚至被人指称为“文革学”的“泡沫”。比如“破四旧”，落实到小说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地庙宇古迹的毁弃，以此引出有关文化赓续的流行议题，而无休止的批斗与死亡，建构的也无非是历史的暴力表象。它的丰富与复杂，并不是我们能够并且乐于见到的。当然，关于这段已然成为叙事俗套的历史，那些年轻的未曾亲身经历的写作者，也能极为从容娴熟地依据此题以往写作的程式，描摹出那些人们乐于接受的“历史陈迹”，以此构成情节剧中人物无尽苦难的绝妙背景。这也是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以略显程式化的启蒙主义笔墨，来描摹整个20世纪中国的表征所在。

　　确实，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都被妖魔化了。土改、文革自不待言，甚至公社化的集体劳动，也有“挨扒”的情况出现。另外诸如基于传统伦理的爱憎，划分成分时不愿当贫农；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无法上大学以致抑郁而死等，都无非是为了体现出制度的荒谬以及对人的戕害。当然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小说中也曾写到章柿父母对于当兵入伍招飞行员的拒绝。这在特定时期被认为是农村青年重要出路的人生机会，也被故事中人担心当炮灰而予以拒绝，这多少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出于一种抽象的去政治化，小说对于新政权的书写充满了惯性的偏见。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对于罗掌柜儿子所作所为的描述。由于儿子在政府部门工作，罗掌柜便顺理成章地遵照儿子的吩咐，将五十多亩地卖了四百多块大洋，只留下人均不足二亩半地，以便顺利躲过“土改”的冲击。

　　在此，政治的“污名化”，其实是为了突出日常生活的意义。而将政治的裹挟描摹为社会人心的溃散及人性的沉沦，则无疑是这种去政治化表述的有力武器。这里极富意味的还是性与政治的对峙。相对于传统社会，性的淫荡是与传统人伦秩序相对的；而在政治运动的年代，性的冒犯与僭越，又具有超越政治生活，彰显人性活力的重要功能。比如小说中的桃花，她的淫荡所具有的挑衅性，对于传统社会无疑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但在政治的面前，这种人伦的违背很快就具有了解构的积极意义。确实，用性来反抗政治，这是过往小说的常见笔法。就像桃花在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所叫嚣的，“他们管天管地管阶级斗争管人民公社管左了右了黑了白了对了错了他们管不了你的球管不了我的×，我们就是好了就是尻了捣了，气死他们兔孙龟孙七八孙。”“不管世事咋变，这女人的心永远不变”，小说在此，以这个不折不扣的“妖女”形象，给予了政治的荒谬感以沉重一击。由此，可以见出有关性的话语在小说中的视点游移，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微妙平衡。

　　三

　　如前文所言，《多湾》具有非常鲜明的家族小说的特征。在此，家族、地域与时代纠结一处，显示出社会史和风俗史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蕴含的诸如《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以及《白鹿原》等经典作品的影子。当然，相较于《白鹿原》孜孜以求对革命史的重新改写，《多湾》对于历史则没有那么多的反抗想法。这是一个中正平和的叙事者，她只是沉迷于自己所虚构的故事。作者更多觉得自己是一个客观的上帝，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呈现的只是生活本身，而将那些琐碎的情节事无巨细地铺陈开来。即便是我们所认为的不那么重要的人与事，枝枝蔓蔓的细节闲笔，也津津有味地一一道来。因而，《多湾》的叙事其实是高度空间化的。小说中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一个人物跟着另一个人物。叙事中历史的流转也是通过场景的不断变换来实现的，每个场景都非常具有戏剧性和画面感，小说绵密而扎实，既细致生动又丰富厚重。不少评论家认为，《多湾》很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周瑄璞则说，这也许是“歪打正着”。“也许是故事密度很大，人物命运吸引人，给改编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成为所谓的‘很适合改编’。”

　　从季瓷到章西芳，周瑄璞的《多湾》以绵密厚重的书写方式铸就了一部当代中国的女性史诗。但需要指出的是，小说恪守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路数，还是让人心存疑虑，而那些近乎自然主义的呈现方式，则令人多少有些气恼。小说之中，许多舍不得删去的细节，绵密扎实的地方性知识，旁逸斜出的人与事，便成为小说里饶有意味的闲笔，尽管共同编织着小说的自然神韵，但也带来不小的问题。确切地说，小说依照时间的顺序平铺直叙，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被时间的线性向度所牵引，其叙事方式缺乏必要的经营，因此小说的结构也显得过于简单。一切都是为了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布局谋篇太过保守，缺少新意。而故事情节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起伏与波澜，叙事之中也难见留白，显得太过实诚，没能显示现代小说举重若轻的结构魔力，这不能不说是小说重要的缺憾所在。

　　我们知道，195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在处理同类题材时，往往会虚构一些神神鬼鬼的情节，比如《白鹿原》里的“白鹿精魂”，便符码化地表征着故事以外的元素，在此，某种宏大的主题可以被轻易辨认。而《多湾》却显得较为平实，即便是“下部”中有关章西芳的一些象征性的桥段，也没有刻意地指向某种理念的东西。小说始终贴着日常生活来写，深入故事细节的无边“洪流”之中，没有什么玄虚的提升和概括，因而那些抽象和高远的主题所理应具有的飞扬层面便付诸厥如。当然，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周瑄璞对于小说有一种执拗的顽固，这背后是一种实在的力量。小说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撷取片断，却只是记录时代，看看我们的父辈、祖辈是如何一路走来，仅此而已。因而小说似乎只写了这个地方，写了这群人，一个家族漫长的历史，却无法（或无意）把握一种清晰的理念，主题也显得涣散不明。也正因为主题的涣散，小说缺乏必要的取舍，甚至它的绵密厚重，也恰恰是建立在取舍的丧失之上的。一方面极为细密扎实，另一方面却略显啰嗦冗余。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写作的宿命，不肆意宣扬某种特定的理念，只诚实呈现生活本身就已足够。

　　徐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注释：

　　①刘琼：《“异数”〈多湾〉》，《文学报》，2016年3月10日，第20版。

　　②⑥⑧何晶：《周瑄璞：不是我在创作，是她在塑造我》，《羊城晚报》，2016年2月21日，第A9版。

　　③贾平凹：《多湾》“腰封推荐语”，见周瑄璞《多湾》，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④宋宇晟：《作者周瑄璞谈小说〈多湾〉：要写出完全不同的女性》，“中国新闻网”，2015年12月6日。

　　⑤陈忠实：《〈多湾〉：曲折流淌，水到渠成》，“凤凰读书”，2016年12月7日。

　　⑦韩少功：《“文革学”的三大泡沫》，“观察者网”2014年9月23日，另见《革命后记》（修订版），第6-3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