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其木格

　　论当代回族文学的死亡叙事

　　乌兰其木格

　　生命的悲剧之一是死亡，而每个生命个体从诞生伊始即向死亡迈进是不争的事实。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艺术历久弥新的书写母题之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死亡叙事呈现出殊异的艺术追求与审美向度。从中国古代文学直到现当代颇为宏富的文学作品里，可以辨识出中国精英文学的死亡叙事带有鲜明的孔孟思想的印记。这些作品极端强调死亡的社会功用和伦理价值，而对死亡本身的思考则存在严重的欠缺，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停留在浅表层面，甚少作品能够做到抚慰人生，超越死亡，达于灵魂关怀的高度。与主流汉文学相较，中国当代回族文学的死亡叙事则出现了异质性的书写向度。回族文学以伊斯兰教为底子，消解了主流汉文学死亡叙事中极端化的价值承载。死亡叙事不再是一种价值预设，而是回归到生命本身，在现实生活和彼岸世界的双重维度中彰显死亡的生命价值和终极意义。

主流汉文学的死亡叙事

传统的儒家文化大力张扬舍生取义的死亡价值观。在儒家文化谱系内，只关注人类的现世生活，人生的全部问题都是生的问题，都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道德秩序。如孟子宣称的“舍生而取义”；司马迁则在《史记》中提出了著名的死亡价值论——“重如泰山”与“轻如鸿毛”。这两种意义绝然不同的死亡价值论取得了中国主流汉文化的认同，千百年来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死亡的认知。英雄们的生命价值在死亡中彰显，但他们的生命之悲则被一种英雄气概和道德伦理所抵消；小人物和弱者的个体生命消亡则沦为“轻如鸿毛”的价值论定。及至明清时期，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将这种死亡价值论发扬到极致。为了道德伦理的胜利，为了兄弟情谊的确证，死亡叙事成为不可或缺的维度。而对死亡场景的描写，往往也是作家意兴勃发的创作兴奋点。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暴力杀戮和残酷镇压异己力量绝不会影响英雄们高大伟岸的形象，反而成为他们勇猛无畏的确证。无论作者，还是文本中大书特书的英雄们，都对暴力杀戮心向往之，都对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与英雄壮士们重如泰山的死亡不同，普通小人物或带有人性缺憾的人物之死则得不到作家的同情。他们的死亡，要么被视为草芥，不值一提；要么则死的狰狞丑陋，蕴含着陈腐的教化观念。其典型作品为《金瓶梅》里的食色众生。兰陵笑笑生将书中的男男女女一个接一个地送入死亡的深渊。主人公西门庆的暴亡场面异常恐怖，而作者希望用死亡的惩罚来警示世人的创作意图也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

　　现代小说的发端，缘起于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它从诞生伊始，便由于与政治的联姻而与传统小说的“小道”划开了清晰的界限——不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语”和“家长里短”，而是担负着庙堂之忧的工具之一。个人的生死被纳入到国家的统摄之中，生与死的价值，不容置疑地要以民族——国家的宏大价值体系来评估。从晚清的“新小说”始，人物的生死完全被放置在国家民族建构的语境中。文本中的人物都担负着传达理念，启蒙救国的重大责任。女作家王妙如作于1904年的小说《女狱花》虽然表层叙事呈现出呼唤妇女解放的女性主义思想，但深层意旨依然是为国家民族的建构而建言出力。小说中的主人公沙雪梅因误杀丈夫而入狱，她越狱后加入了激进的妇女团体。这个团体誓要杀光天下所有的男人，建立一个由女性主宰和统治的新世界。沙雪梅的激进和对生命的漠视令人惊悸。有意味的是，在晚清时代，诸如沙雪梅式的、真诚推崇暴力革命的人物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女革命者秋瑾。她提倡“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誓愿的完成，自己及他人的生死被置之度外，牺牲人命被视为必然付出的代价。

　　左翼文学的死亡叙事是一种预设的政治伦理。只要是革命者、受侮辱与受损害者，天然便成为正义的一方。这些人物的死亡总能引动作家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悲悯感。在蒋光慈的小说中，爱情、革命、死亡三个要素成为他结撰故事的基本元素。三者之间既尖锐对峙，又密切融合。而且，男主人公的爱情总是与女主人公的革命热情纠缠在一起。往往女主人公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同时，也是她们赢得男主人公纯洁爱情的时刻。死亡换来了爱情，也使革命的事业后继有人的创作模式一时间甚为风行。

　　1949年以后，文学中的死亡叙事依然是意识形态化的。死亡审美被固定化和单一化，直至后来的抽象化和概念化。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是光荣的，也是评判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于是，在“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时代，一系列的英雄人物用各自的忠诚表达着他们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民的深情。《敌后武工队》的刘太生，《红岩》中的江姐，《红旗谱》中的朱老巩，《雨后青山》中的盘健山，《欧阳海之歌》中的欧阳海等人物的死亡都获得了“重于泰山”的历史裁决。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彰显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时代召唤。新时期开始后，死亡叙事依然问题重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文学中的死亡叙事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开放而呈多元化的审美趋势，崇高意境的英雄主义死亡叙事仍然是文学表达的主流形态，而日常生活化的非英雄主义乃至反英雄主义的死亡叙事也时有可见，表现出来的死亡观念与审美趣味也良莠不齐。虽然有自然健康的死亡传达，但也有不少病态的与颓废的死亡表现，这也为社会健康的死亡意识的构建提供了不健康的文化基础。”①余华的《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活着》《兄弟》等作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阴郁冷酷的死亡世界。在这些作品中，余华对死亡的叙述总是伴随着令人惊惧的暴力和血腥场面的细细描摹。应该说，余华的死亡叙事是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自觉跳出政治理性和简单化、粗暴化书写向度的作家。他从人类与生俱来的恶的根性中审视人性，探查文化痼疾，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但遗憾的是，作家对死亡的书写，依然缺乏整全悲悯的观照。与鲁迅一样，余华也知道等在人类前面的是躲不过去的“坟”。所以，他们对死亡的审视，停滞在“坟”前，不肯再做进一步地追问。而他们的目光，也始终注视着现世的生存，并从世俗的角度来关注暴力之下的恐怖之死。

　　概而言之，中国主流汉文学的死亡叙事存在理念化色彩，是被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架空的抽象化死亡。不管是英雄、壮士之死，还是恶人、淫人之死，都要死亡承担教化人生的预设目的。致使中国文学的死亡书写在很长的时段内只在“重于泰山”和“轻如鸿毛”这两种维度内往来徘徊。它导致的现实是遗漏或者遮蔽了两级之死外的日常生活中恒常的死亡地带——普通人群有关死亡的痛苦而又隐秘的心路历程。关乎大众日常生活、身体在场和切入灵魂尊严的死亡却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呈现。在当下的死亡叙事中，这种缺失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修正，反而呈现出日益狭窄化的倾向。从为民族国家的集体事业的光荣之死过渡到当代欲望化暴力化的恐怖之死，中国文学的死亡叙事甚少从死亡本身和终极关怀的广阔层面来进行审美观照。对存在之痛，复杂人性和灵魂的漠视导致了中国文学在死亡叙事上精神格局的狭小和超越性不足的弊端。

回族文学死亡叙事的书写向度

早在五四时代，鲁迅、钱穆、张爱玲、闻一多等人均撰文探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而且他们多以宗教情结的有无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学与那些伟大而直抵灵魂的西方文学相比照，在死亡叙事上的格局狭小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缺乏宗教情怀，中国文学在死亡叙事中太斤斤计较现世的利欲，太过执着地让死亡成为一种理念，一种狭隘的国家民族的祭器而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起航。它从一开始就与救亡图存捆绑在一起，主动背负起“启蒙”与“救亡”的包袱。彼时，主流作家们的全部精力在于寻求救治岌岌可危的民族与启蒙老中国的儿女。所以，彼岸世界，灵魂存续的问题从来也不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中国主流汉文学的死亡叙事以死亡为终结，他们在死亡面前停止了叩问人生的努力。死亡是一切的收束，灵魂的有无，彼岸的渴慕在主流汉文学中被忽略或弃置。但这一缺憾，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死亡叙事中得到有效的矫正。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的作品中也不缺乏宗教情结的彰显。尤其是当代回族文学在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力影响下，从终极关怀的维度来叙写死亡，无差别地呵护尘世中每一个虔诚信主的穆斯林。

　　虔诚的穆斯林认为宝贵的生命是仁慈的真主赐予的，人活一世后，最终又将回归到真主的怀抱中。现世的生活无论平顺还是坎坷，都要认真踏实地度过。即使人生遇到巨大的磨难、痛苦和挫折也不能成为消沉堕落或自杀轻生的借口。生命存续其间，真主要求信徒乐观勇敢，安顺敬畏地活着。 唯如此，等到死亡降临的时刻，后世天国的大门才能开启。在回族穆斯林眼中，死亡不是生命的彻底终结，而是连接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的桥梁。经由死亡，他们将进入到真主为穆斯林们建造的天国乐园：“敬畏者得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得永居其中，并获得纯洁的配偶，和真主的喜悦。”②俗世中的穆斯林无论高低贫贱，只要敬畏真主或者为守教护教而牺牲性命的人都可以获得进入乐园的资格；而那些作恶多端又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死后将永在火狱中承受煎熬。奖善与惩恶的彼岸存在极大地缓解了回族穆斯林对死亡的恐惧，有效地避免了弱小人类在面对世俗利诱中的人性堕落。“两世并重”的虔信赋予回族穆斯林豁达开阔的胸襟，为他们承受不幸、恪守主道增添了勇气和信心。回族文学对现世与彼岸，尘世生活与神圣乐园的衷情书写，折射出对死亡的达观认知。穆斯林们坚信，只要活着的时候谨守教规，那么死亡便不再是可怖可惧的事情，而是复命归真的美好归宿。在当代回族作家笔下，生是一种在世的修行，而死则意味着天堂的开启和生命的焕然新生。世俗世界的死是神圣世界的生，从而让现世中的人对生命有了紧迫感和敬畏感。如何让短暂的生命焕发出神圣的光芒才是回族文学彼岸追索的意旨所在。

　　牺牲之美是回族作家死亡叙事中的重要维度。在伊斯兰教文化中，牺牲不只是尘世生命的终结，更意味着穆斯林向天国乐园的进发。回族文学在宗教的背景下叙写死亡，以皈依宗教的超迈气度来实现与社会现实、世俗生活的对抗，包含着对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和生命的终极关怀。在张承志的许多作品中，他以慷慨豪迈的笔触礼赞了崇高的牺牲精神。一代代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在悲壮的殉教行为中传达出死亡的庄重肃穆以及人格的不容亵渎。如《终旅》中的回族青年；《西省暗杀考》中的民族先贤；《心灵史》中与清政府顽强抗争的哲赫忍耶教徒等。为维护主道而献出生命成为回回人最大的荣光，殉道之美鲜明地划开了尘世生活与神圣乐园的分界线，勇猛血性的死亡带来了灵魂的飞升。它从肉体的牵绊中挣脱，得以进入幸福的天国乐园。回族文学的死亡叙事由此呈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惊世骇俗的“美”。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美不单单只是通常所谓的诗意的生存，而是一种具有了超越此岸，直达彼岸的神性之美。张承志作品中显示出来的神秘与果敢，血性与尊严，全部来源于作家内心深处对神圣世界的依赖和虔信。

　　普通人的死亡在回族文学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与主流汉文学不同的是，回族文学并不认为普通个体的消亡轻如鸿毛。当代回族文学死亡叙事中的主人公大多为普通的小人物，从物质方面来衡量，多属于底层行列。但“他们通过死亡体现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完成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许过得并不顺畅，也曾苦闷、迷茫，可是在与自然界、社会黑暗的不计生死的抗争中，‘人’的精神力量被唤醒了，意识领域中表现出强烈的对物质重压的反弹，从而达到对心灵的皈依，在求‘真’的价值范畴内表现出精神至上的理想主义。”③回族作家在世俗的生活中体悟死亡，以伊斯兰教的仁慈和温厚表达着对众生的生死歌哭，无差别地为世人带来心灵的慰安。值得注意的是，回族文学的死亡叙事具有主流汉文学极为稀缺的忏悔意识和恕道精神。即便是“恶人”形象，也具备忏悔意识，历经痛苦的心灵炼狱后，他们大多能够在宗教精神的烛照下走出迷途，最终获得真主的宽恕。在查舜的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中，反面人物杜石朴在 “破四旧”的运动中曾做过毁坏清真寺的举动。他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情感。从政治迷狂中清醒过来的杜石朴，将自己的行为认定为“糟糕的事情”，自知犯下了大罪。带着愧悔之心生活的他寻觅着赎罪的可能。后来，为了挽救落水的麦尔燕，他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穆斯林的儿女》中，作家悲悯地看待世间万物，理解并体恤人类灵魂的普遍缺陷以及心灵的呼告和挣扎。对死亡的透彻感悟，并没有使穆斯林们放弃现世生活，而是怀着虔敬的心态豁达坚韧地面对生命中的风雨。

　　与汉文化对死亡话题颇为避讳不同，当代回族文学热衷探讨死亡问题，并体现出一种浓烈的精神价值向度。这些作品通过平凡人物对死亡的感悟来达到个体自救，表现出对永恒信仰的执著坚定，从而实现了对死亡的挑战与超越。不贪恋物质享乐，只享受生命过程，在脆弱悲苦的人生中保持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石舒清死亡叙事的核心质素。小说《眼欢喜》中通篇都在探讨死亡的问题。作家试图告诉读者，死亡终将来临，俗世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物质丰裕或位高权重也不过是眼欢喜罢了。在死亡的无涯面前，这一切都将抛下。只要在世时认认真真地活着，那么死亡来临时，就没有什么是不能释怀的。因为在彼岸世界，在真主建造的乐园中，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上坟》则通过尔里妈对死亡的参悟来揭示生命的真谛。尔里妈的一生接连历经了丧夫之痛和丧子之悲。她的精神之痛是巨大的，命运的磨难也是毁灭性的。然而她却没有堕入虚无和绝望的深渊，在亡人聚集的坟院里，她明悟了生死都是生命的必然过程。俗世的磨难，正是真主对信徒的考验，而逝去的亲人，则会回归到真主的乐园里。正是在坟院里的静心虔思，以及对伊斯兰教的坚定信仰让尔里妈摆脱了痛苦和怨恨，在镇定从容中体悟生死，获得自救，而她的生命也因之具有了超越性。与此相似，《清水里的刀子》中的马子善老人在埋葬妻子的坟院中思索着死亡的神秘莫测。他认定坟院才是每个人永久的归宿。坟墓不仅是生命的此世终点，更意味着后世生命的开启。在此生与彼岸之间，生发出世俗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与谐和。

　　从悲剧性的死亡中提炼人生的意义，倾听灵魂辩驳的声音，进而完成人格的升华也是回族文学死亡叙事的题旨之一。在历史、文化、政治、战争的相互挤压中，在不幸时代的不幸人生中彰显人类高贵不屈的灵魂是解读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的关键所在。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玉器世家在两场民族大灾难中上演的人生悲剧、事业悲剧和爱情悲剧。作品以“葬礼”命名，又以“葬礼”开端和结束，很显然，霍达对死亡的关注格外用心用力。在文本中，死亡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将人物牢牢地掌控。但不管是梁亦清、韩新月、韩子奇这些家族内部人员的死亡，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老姑妈和奥利弗的死都不是空洞被动地死，而是携带着精神的昂扬进取与生命的向上向善的有价值的死亡。梁亦清本是个不求闻达，只求安顺度日的散淡之人。然而，他后来却知难而上，接下了费时费力的“郑和航海图”的琢玉工作，而促使他承接这份工作的原因只是因为郑和是回回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民族自豪感与对祖先的敬慕让梁亦清迸发出杰出的艺术创造灵感，可是在宝船即将完工的时刻，他却因操劳过度而倒了下去。但他高超的技艺和高尚的艺德则在言传身教中开花结果，成为徒弟韩子奇立身处世的根本。韩新月的葬礼是霍达大书特书的部分，这位风华正茂的少女在初饮爱情美酒之时被恶疾一步步带向死亡的深渊。然而作者不愿让这位倾心塑造出来的美好人物陷于一团黑暗的终局，而是安排她逝世于象征吉庆的开斋节的特殊日子，以此说明韩新月在彼岸世界中获得了进入天国乐园的资格。奥利弗的死，则让梁冰玉意识到爱情的可贵。她自此打开了关闭的心扉，积极迎接生命中最美丽的爱情之花的绽放。可以说，《穆斯林的葬礼》中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意义重大的，在生与死的对比中，在悲剧人生与奋斗不止的命运较量里，悲壮的生命伟力得以彰显，人类的尊严得到表达。尤为可贵的是，霍达在探讨人生悲剧的成因时，鲜明地揭示出除了战争和社会环境因素外，每个个体也要承担罪责。但这些罪责的承担者却不是有意为之的，他们大多是怀抱着善良的愿望在符合人性的前提下无意识犯下的错误。文本的繁复，生命的驳杂，宗教的禁忌彼此交汇，作家霍达沟通了宗教与人心，现世与彼岸，生存与死亡等宏大命题。从这个维度来说，《穆斯林的葬礼》超越了伊斯兰教的规约，更超越了世俗的道德伦理，放弃了中国传统小说中“万恶淫为首”的陈腐道德说教。而是接续了《红楼梦》的伟大传统：“它超越了人际关系中的是非究竟，因果报应，扬善惩恶等世俗尺度，而达到通而为一的无是无非、无真无假、无善无恶、无因无果的至高美学境界，从而自成一个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小说模式的艺术大自在。”④深究起来，这种“大自在”其实有着独属于它的核心认同，即对个体生命尊严与个体情爱自由的充分肯定。这种人本主义和主情主义的宣达才是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奉为圭臬的艺术追求。

　　此外，回族文学的死亡叙事通常伴随着神秘体验的书写。伊斯兰教与神秘主义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在生命遭逢大困厄，大艰险的时候，真主便会通过显示神迹来引导他的信徒，帮助穆斯林战胜困厄艰险。在《古兰经》的记叙中，真主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只有虔信主道而又善于体悟者才能参透真主的神秘迹象。这一论定，得到广大回族作家的认同。在石舒清营构的文学世界里，宗教性的神秘体验是他艺术创作的突出特质，尤其在死亡来临时，人性与神性得以接通。神秘体验的出现，遏制了俗世众生对死亡的恐惧，一切显得安详而从容。比如《疙瘩山》里的小姚能够预知死亡的到来：“他躺了片刻，就说，不行了，你们两个谁给我念讨白吧，……讨白刚念完，小姚就无常了。”⑤无独有偶，《盗骨》中的柳阿訇的归真也具有神秘性。在凶残的官府想要杀害他的当天，柳阿訇适时地归真了，从而使官府杀戮他的愿望落了空。而村里人之所以百折不回、不怕牺牲地去盗柳阿訇的金骨，也是因为田阿訇梦中一再受到柳阿訇的神示。石舒清的文学作品近乎痴迷地叙写着来自宗教的神秘体验，他用清澈空灵的语言探讨着死亡的问题，虔敬的作者因为明悟了真主的安排，寻觅到了安妥灵魂的家园，所以在直面死亡时，没有绝望和哀嚎，而是以达观和悲悯的态度来书写死亡。与石舒清一样，张承志的诸多作品在死亡叙事中也具有神秘化的倾向。他笔下的人物因为感受到神示的奇迹而受到灵魂的洗礼，享受着超脱世俗苦难的圣洁精神体验，并在神性的光辉中超越死亡，获得至高自由。例如《西省暗杀考》中一辈子想要殉教的伊斯儿老人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等他归真与妻子合葬的时候，人们却发现他妻子的身上盖着淋漓湿透的血衣，更令人惊奇的是，故去多年的女人竟颜面如生。真主的神迹震撼了所有人，也让活着的人更加虔诚地恪守主道。

　　总而言之，当代回族文学的死亡叙事在神圣体系的参照下与主流汉文学的死亡叙事相较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两世并重”的信仰赋予回族文学坚韧的品性。回族作家在这些作品中勇敢地面对现世人生的磨难，正视人性中的高贵与阴暗，坦然豁达地追索人生的终极意义。回族作家们坚信，等在前方的不是“坟”的寂灭消泯，而是乐园天国的神性之光的照彻与彼岸生活的开启。

　　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宁夏诗词与地域文化研究”（14NXBZW02）；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的宁夏女性文学研究”（15NXBZW01）。

　　乌兰其木格 北方民族大学

　　注释：

　　①施津菊：《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叙事与审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古兰经》，马坚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王天兵：《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死亡叙事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版。

　　④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北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⑤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