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淼 焦垣生

　　论陈彦长篇小说《装台》的人性世界

　　郭 淼 焦垣生

一、善与恶

从《迟开的玫瑰》开始，陈彦就从不同角度，“对世界中被遗忘了的人的存在”进行深入探索。在他笔下，有朴实、善良、孝顺的乔雪梅，刻薄、善妒、胸无点墨的宫小花，有勤劳、纯朴、崇尚知识的大西北人民，有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生动，有血有肉。直至新作《装台》问世，陈彦别开生面地写了一群生活在底层装台的“下苦人”。在《装台》的所有人物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刁顺子与菊花。作为一个硬朗周正的下苦人，刁顺子对生活的要求低到卑微，“四个荷包蛋泡麻花”就是他最奢侈的期待，他懦弱又不堪，就连作为父亲的固有权威，都所剩无几，他迟钝而失败，自始至终都没能发觉三皮对素芬的心。他无法更不愿从亲情近乎恶毒的羁绊中抽身，不得不在失去温柔的妻子后，又失去女儿韩梅。然而，近乎诅咒的命运从未将这个小人物击溃，他身上最纯真朴素的“善”，让他整个人都熠熠发光，在寺庙里代替墩子接受严厉惩罚，却让肇事者先躲避风头；失无所失决心“退隐”后，当大吊带着妻女出现在他的面前，又心甘情愿的将一伙装台人的命运颤颤巍巍地扛在自己肩上，不为名利，只为最简单最纯粹的道义；当菊花对他百般嫌弃、万分恶毒后，他仍以一颗拳拳老父之心待她如初。他走到哪里都是配角，在《人面桃花》中上台演一只死狗，是他整个“演艺生涯”的巅峰，却仍以失败告终，他似乎一无是处。但陈彦在无声处以笔锋画龙点睛，道出他的“硬朗周正”。即使病重，他仍然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口，将百十斤重的道具扛上台，只希望女儿平安；即使自己贫困交加，却仍为与他相同的一群装台人撑起一片天。他谨循着自己的“生活逻辑”，从不放弃自己心中的“善”，固执的坚守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在陈彦看来，刁顺子们恪守己心，勤勤恳恳以求果腹，兢兢业业以求安身，这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的“恒常价值”，即使时代变迁，沧海桑田，这种基本价值也不应褪色暗淡。一人之力虽微不足道，但陈彦仍以铿锵笔锋在其作品中将其拨亮，以确保其光华长存。

　　相对而言，《装台》中的菊花是城中村女孩形象的一种典型可能，她张牙舞爪、善妒易怒，还有着矫揉造作的妆容。她鄙弃着以装台维持一家生计的老父亲，嫉妒着异母异父的“拖油瓶”妹妹韩梅，又对可以嫁入“豪门”的闺蜜都心有怨气。她不事生产、对家庭毫无贡献却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她以偏激的心态审视着周边的人，如同生长在石缝中的一颗扭曲的花，见不得别人任何的好，执着的想得到一切。她报复性的拿着父亲的血汗钱大肆挥霍，对来自他人的关心恶意揣测，不平衡的心理使她充满戾气。而生活的不如意，更是让她从破坏家具砸毁器物伴及尖酸刻薄，迅速升级至虐杀动物发泄。她虐杀了妹妹心爱的小狗“好了”，又以自杀引爆家庭危机，逼走素芬与韩梅，与刁顺子相比，她如同一颗毒瘤，长在这个家最核心的地方，氤氲在所有人胸腹心头。但在陈彦笔下，她的“恶”，带有一种宿命的悲凉感，自小因貌丑被人嘲笑，因出身倍受排挤，她幼小的心灵已悄然扭曲，为她往后的多疑、敏感、暴虐埋下伏笔；她的“妒”，带有一种求而不得的绝望，妹妹考上大学，找到帅气男朋友，就连出身相若的闺蜜也可以嫁进“豪门”，她却只能守着“澳门美梦”直至梦碎，嫁给自己并不喜欢的“过桥米线”，她怎能不妒？她的“怨”，不止是她一人的悲剧。她所有的悲哀，来自于内心的贫瘠。

二、立足底层与为小人物立传

“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只有扎根生活，以自身经历凝练出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做到有神有韵，动人心魂，也才会被人们接受、喜爱和流传。而身兼小说家和剧作家陈彦，不仅文学功底深厚，且懂得从平凡生活中提炼情感、捕捉情怀，所以他的作品往往都能在平凡中孕育出不平凡。作家虽不能拯救人于苦难，却能在人们内心深处点亮灯塔，让文化的火种生生不息，世代流传。历史能记录的，永远是伟人们的生平功绩，而充盈整个时代的，底层人民的沉吟呐喊、挣扎求存总是被时光掩埋。但陈彦，他从一开始就将全部的热情倾注于挖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的情感、尊严、热忱中。在他笔下，那些贫困、平凡、痛苦的灵魂在呐喊，那些伤痛、悲愤、执迷的“下苦人”在挣扎，那些勤恳、善良、朴实的生命直逼人心。他直面现实，致力于挖掘并呈现时代之痛与当代人的心灵之痛，他以小说为凭，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桎梏展现的淋漓尽致，揭示了当代国人的心灵史与人性救赎史。

　　陈彦最擅长的，就是“为小人物立传”，在《迟开的玫瑰》中，他立足于八十年代初的贫苦家庭，刻画了自为基石、为弟妹铺通天路的小人物乔雪梅；在《大树西迁》中，他以知识分子投身西部大开发建设为背景，通过凝练简白的对话凸显孟冰茜的心理，她随爱人初至西安的后悔、文革时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情操、对儿子解释西迁动机时展现的对国家深沉的爱以及这个人物根深蒂固的“东归梦”，她或许渺小，但并不卑微。对于迁校上层的方案之争与宏大场面，陈彦并没有着墨太多，却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刻画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女教师，使其血肉丰满，形神俱备，并从多侧面多角度的透析其苦难加身、奋斗不息又甘于奉献的心路历程；在《西京故事》中，陈彦释放的是对如罗天福这样的“父亲”，这样的秦巴山乡人的爱和感激。他笔下的农民没有不知世事的憨厚，他笔下的城市也不是简单粗糙的欲望都市，他没有流于形式的对农民工歌功颂德，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城市的歹毒，他只是淡然的站在最客观的角度，以最中立的态度，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加以审视，并以此凸显民族精神在压抑中的延展，他塑造的罗天福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闰土，也不同于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他具有这个时代的特色，光彩照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在物质上是毫无疑问的贫困者，但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的富有者，小说中的智者东方雨老先生甚至认为他就是鲁迅口中的“民族脊梁”“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动，撑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而在新作《装台》中，陈彦塑造的人物几近上百，大大小小各有眉目声口，在这部获得广大读者高度认可的作品中，陈彦将目光聚集在“七十二行”之外的“装台”行当，带领读者走近了以为舞台布置典型环境为生的“装台人”。陈彦说：“我觉得他们（城市中的农民工）始终固守着一种东西，那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类最为朴素的恒常价值，这些价值让他们的劳作，让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充满了坚韧性、道德感和尊严感。”陈彦笔下的主角人物起点都十分低，但其在作品中对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挖掘却相当到位。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且有强烈历史文化使命感，同时，他的文字中隐约有一股凛冽之风，时时刻刻透出他的人生信仰和他对信仰的坚持。

三、文学构思与现实本质

陈彦一直认为，素材是需要平日积累的，对生活的体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到要创作时才仓促搜集素材、感悟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创作是对生活深入品味后“化枣为泥”般的自然流淌。同时，他说：所谓创作，必然要“内心有话想说”，并且“是别人没说过的，如果都是别人已经说过的，而且你说的还没有别人好，那你就基本没必要说这个。”

　　而陈彦本人，也以自身对生活的独有感性，“说”出自己内心想说的且说的透彻精彩的话。评论家雷达说：“为了写出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陈彦始终将自己与笔下的人物置于同一位阶，不必仰视也不必俯视，只是平等地、顺其自然的走向他们的生活，认真的去认同、去明白、去感悟他们的生活和人生。”他以其特有的文学构思，讲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下苦人”的爱恨，探索支撑着他们在城市边缘谋生、在苦难中前行的东西，并深究让他们坚持这种谋生方式，守望着他们生存与道德底线的生命信念。在《装台》中，刁顺子和他手下的装台人频繁来往于西京城的各个舞台，干最累的活，说最软的话，受难忍的气，在一个又一个装台现场奔波来回。在这部小说中，陈彦以平民为立场角度，采用他们的审美眼光和叙述方式讲述他们的生活，其语言也多带有地域特色，具有平民化特点，《装台》的语调完全是讲述的、口语的，带着明确的地方口音——那是在西安或小说里的西京锤炼出来的语调。除了语言上的机巧构思外，陈彦主要刻画刁顺子的家庭生活和他装台生涯中所交道的五行八作，在其家庭生活中，又着重刻画其女儿菊花，从而牵出城中村的纷繁世相、形形色色，在其装台生涯中，勾画出了社会生活的缩影。整部小说以一个装台人的视角描写了西京城里的人生百态，表达了作家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感受与思考。

　　同时，陈彦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笔法，写出了艰辛的底层生活和人生经验的复杂纹理，他立足于社会底层，以平凡的“下苦人”为主体，小说中没有空中楼阁，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从一开始，就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刻画将人们带入《装台》的叙述气场中，然后从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世界中凝练出一种新的人物形象。《装台》中描述的是一群被生活折辱却内心强大的平凡人。生活不断拆台，他们却能在处于最幽暗，最难堪的境地时，反弹出人性的光亮。他们懦弱而卑微，但他们勤恳善良、硬朗周正。要将装台人这种小人物写的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就必然要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深入了解，而实际上，陈彦也做了许多工作去了解他们，这表达了他对带有根本性的人之生存境况的感受与思考。《装台》不仅在底层叙事上有着重要的标本性意义，还为文学界对现实主义条件下探讨现实主义的可能性进行思考。以朴素、鲜活、灵动的笔法，写出了永无未竟人的生存秘密和灵魂奥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问题研究：理论、实践与经验”（编号：ZD12A20079）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郭 淼 西安交通大学

　　焦垣生 西安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