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澜雪

　　“双重目光”下的求真译作
——评程抱一、程艾兰的法译本《骆驼祥子》

　　李澜雪

　　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文学如何才能真正地“走出去”？如何才能改变中文佳作海外遇冷的尴尬境况？早在五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创办发行英、法文期刊《中国文学》（Littérature Chinoise）时，国内学人便萌生了向世界发声的意愿。近年随着莫言摘得诺奖，此类争鸣愈发蓬勃，学界对翻译的关注和讨论一时间也是愈演愈烈。这当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以葛浩文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文学译者采取的“整体翻译”策略，大篇幅的删减和结构调整招致许多诸如“不尊重原作”的非议。然而，删减或调整是否就意味着对作家、作品的不尊重呢？本质上，这依然是译者要忠于谁的问题。倘若将这一疑问置于理解、接受先行的“走出去”语境中，答案便不再是形而上的哲学拷问，而是真实具体的“作品的源”——“原作意欲表现的世界”①。这才是译者要领悟和再现的“真言”。

　　就批评行为须具备的时空距离而言，老舍的名篇《骆驼祥子》的法译本实为对上述疑问的理想回应。这部典型的京味儿作品，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精神世界都是译者翻译过程中不容小觑的挑战。尽管国内也曾多次组织翻译老舍的佳作，但在法国的接受局面却不容乐观。唯有华裔学者程抱一的法译本自上世纪70年代首次出版以来，时至今日再版多次，不但获得广大读者的好评，更得到了众多知名翻译家和汉学家的认可。同样为数可观的删减并未贬损两位译者——程抱一、程艾兰——再现原作“真言”的客观效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氏父女在“双重目光”指引下的适度诠释策略，不但可以解答译界当前争论的焦点问题，也能够为我们开启一扇域外之窗，展望中国文学走出的道路和方向。

一、不可多得的“摆渡者”

相较多数职业译者，对批评者最具吸引力的当属《骆驼祥子》的两位译者——程抱一和程艾兰——同两种语言，乃至两种文化的特殊关系。

　　程抱一，法国当代著名的华裔作家、诗人和汉学家，在诗、书、画等领域均有可观建树，是法兰西学院有史以来首位亚裔院士。去国离乡六十余载，他向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介绍了众多华夏文化的优秀成果。程抱一早年一度以译介中国唐诗驰名域外，这是他著述最丰富的领域，《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中国诗语言研究》和《水云之间——中国诗再创作》都是蜚声学界的汉学佳作。由他译成法文自由体的唐诗，在兼顾中文古诗特定形式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原诗的意蕴，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译者探索中西文化“第三元”的精神诉求。②这让他的译作得到了法国学界和普通读者的一致肯定。这些研究成果多成书于译者从事汉学研究的七十年代，期间他还曾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专职讲授唐诗分析。这与他首次翻译老舍作品的时间刚好吻合。进入八九十年代，程抱一的学术生涯渐趋以创作为主，先后出版过多部法文诗集和批评专著。世纪之交，他创作的两部以故国为背景的法文长篇小说《天一言》和《此情可待》，为其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相继将费米娜和法语语系作家两项文学大奖收入囊中。这不单单是对作者文学创造才能的嘉许，更是对其法语造诣的至高肯定。这对一位20岁才开始学习法语的华人来说不啻为“难以置信的奇迹”，为此法国人称之为“东方传奇”。

　　程艾兰，程抱一之女，当今法国学界知名的汉学家。自小生长在法国，作为译者的程女士是天然的中法双语者。相较其父在多个领域的成就，程女士的学术追求集中在汉学领域，她一直致力于研究和译介中国古代思想，翻译过《论语》法译本，著有法文著作《中国思想史》。翻译中国，程艾兰始终在追寻一种“新语言”——“有弹性”的语言，是不拘泥于线性和理性的“不言之言”。③

　　两位译者——特别是程抱一先生——凭借自身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这使得他们成为中法文化交流中不可多得的“艄公”和“摆渡者”。法国读者和学人给予他们的信任度自然也是其他多数译者难以企及的。

二、适时而至的复译之作

在围绕翻译主体的研究中，译者的视域是批评者无法回避的考察对象。视域，本是现代阐释学的概念，法国学者贝尔曼借助它来分析译者在理解、再表达两个阶段做出的选择。具体到《骆驼祥子》，要构建程抱一作为译者的视域，就必然要追溯他的翻译性行为“从何而始”，这个起点左右了译者的感知、所为和思考。④当中包含了语言、文学、文化乃至历史多种影响参数，但最为直观的因素当为老舍及其作品在法国的译介程度。

　　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老舍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息，极富地域色彩。如此鲜明的特性——京味儿——让老舍很早便受到域外的关注，成为最早一批译介到西方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甚至在四十年代便有了英文译本。⑤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学界始终保持着老舍的关注，不曾间断。有学者观察到，这期间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过三次翻译老舍的热潮：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⑥自此，老舍成为仅次于鲁迅的最富国际声誉的中国作家。

　　1973年，适逢第三次翻译热潮，程抱一的首个法译本《骆驼祥子》以单册发行。事实上，此次翻译乃复译之举。早在1947年，署名让·布马拉（Jean Poumarat）的译者便根据小说的首个英文译本，转译出了题为“北京苦力的欢乐心”（Coeur-Joyeux coolie de Pékin）的法语译本。然而，布马拉所依据的伊万·金（Evan King）的英译本存在很大问题，删减、改写的逾越行为俯拾皆是，甚至小说结尾都变成了美国读者“喜闻乐见”的大团圆场景⑦。为此，老舍本人也曾在多个不同场合表示过作为原作者的不满之情。转译的行为决定了布马拉的法译本同样不容乐观。不仅存在众多李治华先生撰文批评的令人“不堪卒读”的错误⑧，甚至还在译序中揉进偏离原作精神、迎合猎奇心理的民俗介绍，可谓杂而不纯。

　　客观而论，多数“敢为人先”的首个译本都难免会身陷这种尴尬境遇。因为，第一个译本往往是不完美、不纯粹的，不但存在翻译缺陷，甚至还身兼翻译与介绍的双重角色。⑨但至少，它的存在会呼唤复译，即使现实中复译很少如期而至。从这点来看，《骆驼祥子》着实是罕见的幸运儿。之后近三十年里，随着老舍其他作品——话剧、散文、小说——的法译本相继问世⑩，加之以明兴礼、巴迪为代表的两代汉学家不遗余力的引介和阐释，既“照亮了”原作，也使法国的接受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早已不再满足单纯的“东方趣味”和地方志式的风俗介绍，转而期待一睹原作的真实风貌，品咂原汁原味的文学语言，对忠实的要求上升到更高的审美层次。此时，程抱一译自中文原版的复译之作可谓是对原著呼唤和读者期待的双重回应。

三、溯本求真的摆渡之旅

回观中国现代文学史，许多经典之作在50年代都遭遇了大同小异、或删或改的命运，《骆驼祥子》也不例外。小说起初连载于1936年至1937年的《宇宙风》杂志，共24章。1951年开明出版社筹划出版《老舍选集》时，对作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删改百余处，从最初的15万字有余缩减到9万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册发行新版本，删去了第24章和第23章的后半部分。这次，老舍还专门附上后记说明缘由：删掉的是“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结尾删去祥子彻底堕落的情节则是为了让广大劳动人民看到希望。?结果，有关个人主义和革命投机分子的情节都不见了。这一版本无疑影响最大，再版次数最多。原作各版本间的显著差异，不仅是研究者的困扰，更给译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究竟选择哪个版本来延续作品“来世的生命”？这种选择势必会左右译者此后的翻译方案，乃至原著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移植过程。

　　在1973年的法译本序言中，程抱一言明，他依据的是人民文学的“最终版本”。同时，他对这一“钦定版”的部分改动却持保留态度，认为某些删节——特别是最后一章的缺失——严重损害了原著的真实性和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为此他在翻译时有意识地将遗失的内容补充到法译本中?。从现今的研究资料来看，删除最后一章对老舍而言实属无奈之举，毕竟《骆驼祥子》是他职业写作的第一炮，也是“最满意的作品”?。老舍本就对小说当初“收尾收得太慌”感到遗憾，认为应当再写两三段，无奈受连载篇幅所限。可见，作者弥补缺憾的理想方式应是丰富与填充，而非索性删除，这样武断的做法只能是憾上加憾。正因如此，甫一走出特殊的历史时期，老祥子又回来了。

　　如此看来，程抱一的补充非但不是擅自僭越的行为，而是尽可能尊重原作完整性、探究作家真实创作意愿的“求真言”之举。而后，在程氏父女90年代合译的最新法译本中仍然保持着当初的求真态度。从两版译序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和译本整体行文来看，两位译者“摆渡之行”的求真之举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语言之真、风格之真和精神之真。这无疑是贯穿译者翻译方案的红线。

　　（一）语言之真

　　译者程艾兰在梳理原作者创作生涯时，开宗明义地讲到：“创作初期，老舍的作品便呈现出十足的‘京味儿’。”?的确，浓厚的“京味儿”正是老舍作品的核心魅力所在，这得益于他独具匠心地运用方言等颇具民俗意象的文字搭建的文学语言。为写活祥子等一干人物，老舍特地向好友顾石君讨教了“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与词”，如此方能“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但就是这种还原生活本真，又颇具艺术表现力的语言给译者造成了重重困难。法国早期的老舍研究者明兴礼就曾指出，老舍的作品“北京方言味儿极重，妙趣横生的妙语很难翻译出来”?。诸如方言、切口、俗语，乃至老北京旧习俗的名词，往往难于用恰当的外文表述，使西方人理解。可就是这些语言的移植，才最见译者的功力。如何在目的语中唤醒这种“活的”语言呢？整体来看，程抱一的处理手法多样，且从不囿于所谓“直译”与“意译”的立场束缚，他注重的是在语义和表达方式的审美层面同原作品保持一致，所收之效也堪称忠实。

　　1. 方言和切口

　　《骆驼祥子》描绘的主要群体是旧时北平的洋车夫，以此为中心将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底层小人物。如女佣、妓女、暗探、逃兵、小商贩，也不乏零星的小知识分子和革命投机分子的形象。多数人物操着一口纯正的北平方言，当中又夹杂着昔日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众多切口，读来特别够味儿。这方面，译者借助了不少法国乡间的口语、甚至粗口，来翻译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比如，密探企图敲诈祥子时威胁道：“临完上天桥吃黑枣，冤不冤？”“吃黑枣”一说显然源自天桥早年是行刑法场的事实，此处无非就是挨枪子儿的意思。译者将其处理成：“本来清白，却弄得自己上天桥被干掉，你不冤啊？”译文中既无“黑枣”亦无“枪子儿”，反而出现了意为“干掉”的民间字眼。再如，虎妞告诫样子万不可找刘四爷要钱，“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的魂才怪”。程抱一选择了语级层次较低的粗鄙字眼来诠释“骂”的含义，甚至毫不避讳地辅以粗口，即“骂得叫你拉在裤子里”。此时，“污言秽语”的堆砌倒是张扬了虎妞泼辣敢为的性格。

　　类似的处理，得到了同为华裔汉学家、翻译家李治华先生的认可，后者曾专门撰文评价：“程氏利用法国农民口语来翻译老舍著作的做法实应提倡。”?然而，这种特殊的处理——“以方言译方言”——并不足以概括译者对《骆驼祥子》中方言和切口的翻译。

　　程抱一以往翻译唐诗的技巧和步骤对我们分析这部译作的翻译过程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先将诗句逐字译出，然后把字联合成句，组成一首完整的诗”；继而依据原诗的意蕴，“将这些独立的法语词重新组织，必要时重新筛选和词汇，以组成语法正确的一句法语诗。”?这种做法在翻译《骆驼祥子》时发生了一定转变。如其所言：“诗是语言最尖端的表现。”?这一尖端是语言实验的绝佳场所，是探求“第三种语言”的理想场域，也是目的语盛纳“异”的最大“容器”。小说则不然，它在描写社会方面是不可替代的文学样式，因而译者对理解性的关注必然跃居首位。加之，早先布马拉的译本存在种种理解性的缺陷，程抱一的翻译客观上承担起了“矫枉过正”的重任：一展原作真容。此时，译者的关注点从字词的一一对应延伸到更大单位内的语义对应。

　　胡同爷们口中的“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啦”，到法文中就变成了“走运、倒霉，随它去”，此番处理倒也贴合祥子为赚钱甘愿铤而走险、豁出性命搏一次的心态。而虎妞这一人物的语言从始至终夹杂着形形色色的方言字眼，像“地道窝窝头脑袋”和“犯牛脖子”等说法均出自其口。反观译文，译者并没有在“窝窝头”和“牛脖子”上纠缠，而是在句内消解了理解障碍，代之以“头脑迟钝”和“不客气”，恰好切合语义。

　　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特定行业和场所的切口，尽管原作用词极为生动，读来活灵活现，但译文并未保留原语蕴含的全部意象，仅以职能代替，以此保持词义上的对应。比如“老叉杆”“暗门子”“白房子”等妓行暗语。译为法语时就变成了“老板”“妓女”。而“白房子”一说在末章首次出现时则直接译成“窑子”，以便为后文的理解作铺垫，而后的译文中则可见逐字对应的表述方式，即“白色的房子”。原作中，这三处均采取文外加注的方式用以说明，可见此类字眼儿即使对于国人——尤其是京畿以外的读者——也构成一定理解障碍，更何况是远隔重洋的法语读者呢！程抱一的处理自然流畅，客观上的起到了文内加注的作用，又保障了阅读的连贯性。

　　2. 民俗意象

　　如果说字里行间的“京味儿”是老舍作品的最大魅力所在，那么这种魅力的来源，除上文分析的种种方言式的书写，还有一层便是对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描摹。这当中蕴含丰富的民俗意象，细致精确的笔触鲜活地勾勒出一幅业已消失的市井图。法国著名的老舍研究专家巴迪就此挖掘出了作家的世界意义：“老舍之于北京，一如狄更斯之于伦敦。”?他坚信，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 “从容地描写北京城这一意愿超过了任何其他创作动机。”?随着祥子的脚步，读者几乎可以复原昔日皇城的大街小巷、五行八作，这种熟稔堪比莫迪亚诺笔下的老巴黎。然而，其中诸多特有的表述却是翻译过程中必须跨越的障碍。这正是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中提出的疑问：如何解决文化的缺项造成的语言词汇的缺项呢？对此，小说的法译本自始至终秉持了审慎的态度。但凡涉及到具体的民俗意象，译者采用了译诗时近乎亦步亦趋的“逐字对应”的做法，甚至借助音译，再辅以适当的文内增译，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作的民间风味。

　　以小说中出现的“花糕”和“元宵”为例，译者采用了“音译+解释”的翻译模式，不但说明了出发语文化中独有事物的用途，又借音译使其在目的语中呈现出显著的“异”的面貌。相比之下，译者对“红白事情”的翻译则没有如此极致，而是运用“逐字对应+解释”这种常见的文内增译的手法：“红白仪式，即婚礼和葬礼”。再者，原作中老舍写道：“刘四爷是虎相。 ”“虎相”涉及我国古已有之的相面习俗，也符合中文惯用动物做比来形容人的面貌、气度的习惯。诸如龙马精神、獐头鼠目等不胜枚举。译文采用的依然是解释性的翻译，同时也保留了“虎”这个意象：“刘四爷，若论相貌类别，应归为老虎一类。 ”

　　法国学者贝尔曼在《翻译和文字，或远方的驿站》中写道：“翻译的伦理在于接纳和认可显现为‘他者’的‘他者’。”?译者对原作品的尊重，集中体现在对其中“异”的尊重。上述译文几乎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文化意象，足见译者为准确无误介绍异质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相较于一味在译作中根植“异”的做法，程抱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保持尊重态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目的语容纳“异”的限度，时刻“用双重的目光来审视，来挑选”?。归根结底，译者的这种态度同他对翻译本质的理解密不可分，程抱一在提到自己翻译《骆驼祥子》和波德莱尔等法国诗人时讲到：“翻译是沟通的重要手段。”?沟通得以达成的基础在于理解。正是对可理解性的兼顾，使得程抱一的译本既让法国读者嗅到了老北京特有的气息，又不至如鲠在喉，难以玩味。

　　（二）风格之真

　　程氏父女在各自的译序中，简洁凝炼地道出了老舍创作的一贯风格。程抱一认为，《骆驼祥子》的质朴语言带有“讽刺和幽默的意味”?。无独有偶，程艾兰在梳理老舍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时也写道：作家的早期作品——诸如《老张的哲学》《二马》——就显露出讽刺、幽默、京味儿浓三个特性；及至进入创作黄金期（1930 年至 1937 年），这种技法的运用在《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已经登峰造极，无比纯熟。?

　　虽然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曾想“抛开幽默，正正经经的写”，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一贯的文风，作家实际在追求更高层次的幽默——一种浑然天成的自然流露，即“出自事实的可爱，而非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结合作品本身和老舍自己有关创作理念的论述，译者对小说风格、基调的定位足够准确。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独白等对话性质的内容集中体现了这种幽默和调侃的意味，这些文字饱含了作家的良苦用心。老舍素来注重对话的描写，他在《言语与风格》一文中写道： “对话是小说中最自然的部分。”?这意味着一定要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人物要说符合自己性格的话。于是读者看到，小说中的许多人常常适时地顺嘴溜出那么几句俏皮话或者俗语、歇后语，插科打诨、机敏油滑、得过且过的小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如此鲜活的语言给译者提出的问题较方言和风俗的翻译更为严峻，因为在理解的基础上还需顾及到审美效果的苛求。

　　这方面，译者的翻译颇为巧妙，不时直接化用法文中约定俗成的说法。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译为“自由人不得出卖自己”，用“朝河里泼水”诠释原作中“海里摸锅”的说法亦属此类。洋车夫们打趣儿祥子要入赘时，纷纷嚷嚷道：“眼看就咚咚嚓啦！”此处的拟声词无非是旧时婚礼上的锣鼓点，译者巧妙地选用了法文中“排场”一词，既描绘了婚庆的场面，又难能可贵地在发音上模仿了原文的音律。至于“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之类的歇后语，译者更多采取了解释性的翻译，增译为“就像哑巴吃饺子，吃了多少心里门清，可就是说不出来” 。

　　（三）精神之真

　　“一部优秀的译作，就是译者对原著精神深刻理解和真切把握的果实。”?译者作为原作的首个读者，他的理解是作品正式移植到目的语文化中的前奏，在整个接受过程中举足轻重，继而更会对域外文学研究者产生影响。同一部作品，在出发语和目的语两个文化圈中的接受情况可能大相径庭，近年此类现象频频出现。不可否认，造成反差的原因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译本的因素即便不是症结所在，也难以置身事外。就此而言，程抱一翻译的《骆驼祥子》难得的在读者群和学界均赢得了积极评价。在法国，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少之又少的经典拥有复译本。程抱一 1973 年的译本在近二十年后又出版了增补版，且此后不乏再版。收效甚佳的移植结果不仅得益于译者对原著地域色彩和语言风格的传达，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作品核心精神世界的领悟和再现。

　　程抱一对小说的基本界定是“平民的书” ，充满了作者“对同胞的爱，特别是对北京小人物的热爱”?。程艾兰的分析更加透彻，她认为人道主义精神是小说得以广为流传的关键因素。为此，她解释道：在多数人为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阵营撰文立说之际，创作《骆驼祥子》时的老舍甘愿做个纯粹的人道主义作家，他是唯一认识到，人民也是由芸芸众生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同时，这部作品则更是他写作风格的“分水岭” ，因为老舍和他的作品此后逐渐呈现出“介入”的姿态，或被划归入“抗战文学”，或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

　　诚如译者所言。老舍本就是苦寒的出身，所以一贯“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他同苦人们来往，领会他们的心态，而不仅仅是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作为替无力发声的底层人说话的作家，老舍的文字流露出的正是人道主义精神。

　　作者的关怀和怜悯在小说最后一章描写祥子彻底堕落时得到了最张扬的显现。老舍使用的笔调是动情的，绝非日后批评者们指摘的冰冷的自然主义笔触：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程抱一在 1973 年的法译本中特地补充了包括此段在内被原作“最终版本”有意遗漏的文字，正是洞悉到小说的另一层深意——象征性。一贯“要强”的祥子和小福子，他们的个人悲剧恰是彼时国人的弱点和不幸最生动的缩影。曾经深信善恶终有报的勤劳车夫，最终堕落成与走兽无异；可那些坑害他、引诱他、压榨他的恶人并没有因为他的诅咒就横死殒命。这种“恶的胜利”在当时文学创作的环境当中实属罕见，同时也刺痛了时代的敏感神经，一度消失不见。

　　程抱一看似擅自僭越的做法，实际上同样是源自他作为译者的“双重目光” ，他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在思想源头对善恶认识的分歧。“天地间固然有大美，人间却蔓生了大恶。……人作为自由的有智动物在行大恶时所能达到的专横残忍是任何动物都做不到的。”?西方人关注残缺，重视恶的存在，而中国则“在纯思想方面有欠对大恶的面对”?。正是基于对中西善恶观的准确把握，译者当初才具备足够的勇气对小说的结尾加以填充，恢复作品意欲构建的真实世界。毕竟， “没有真，生命世界不会存在。”?

结 语

程氏父女的译笔异常流畅，读来鲜有违碍之处，宛若直接用法文写成的小说，足见译者语言造诣之深。然而，“翻译从来都不是最终的，彻底的完成。”?尽管此版译作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肯定，但这一增补本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全译本，它依然存在字、句、段层面有选择性的删减?。两位译者虽在译序中无一字提及相关事宜，但这种沉默并不足以质疑他们的求真态度。毕竟，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的确做到了忠实于自己提出的翻译方案；再者，多数中国现当代作品移植到异域时，都难免删改，其中有译者所为，但更多是出版方介入的结果。单纯归咎于译者，未免操切。

　　总体而言，程抱一和程艾兰的摆渡之行不失为求真之旅。两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凭借自身对中法两种文化的精深解读，运用双重目光进行审视、挑选，最终在语言、风格、精神等层面准确适度地再现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艺术魅力，使得这部经典之作在法国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相对理想的移植过程。如此双向关照的求真之作确为“立得住”的翻译文学佳作。相信在它和原著的呼唤下，在未来的某个“正确时刻”，《骆驼祥子》会拥有更加理想的法语译本，甚至是全译本。

　　李澜雪 华东师范大学

　　注释:

　　①许钧、许方：《翻译与创作—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

　　②?蒋向艳：《程抱一的唐诗翻译和唐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103页、104页。

　　③程艾兰：《让“他者”的感觉升华，构筑中西对话的桥梁》，见钱林森《和而不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④⑨Antoine Berman,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Gallimard, 1994, p．79．p．84．

　　⑤1945年纽约的出版社出版了由Evan King翻译的、题为Rickshaw Boy英译本。

　　⑥?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285页、286页、298页。

　　⑦高方：《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的译介历程与选择因素》，《小说评论》，2013年第3期。

　　⑧?李治华：《里昂译事》，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6页、217页。

　　⑩据法国学者Angel Pino考证：截至1973年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话剧《荷珠配》和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部分章节都有了法译本。

　　?孔令云：《〈骆驼祥子〉的版本变迁—从出版与接收的角度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4页、218页、219页、219页。

　　?Fran?ois Cheng : Le Pousse-pousse (Lao Sh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3, p．8．

　　???Fran?ois Cheng & Anne Cheng : Le Pousse-pousse (Lao She), Paris,Picquier Poche, 1995,p．6．p．6．p．7．

　　??转引自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287页、290页。

　　????程抱一：《文化汇通、精神提升与艺术创造》，见钱林森《和而不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202-204页。

　　?保尔·巴迪：《老舍的〈骆驼祥子〉》 ，见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 153页。

　　?Antoine Berman :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aris, Seuil, 1999, p．74．

　　??程抱一：《中西方哲学命运的历史遇合》 ，见钱林森《和而不同》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Fran?ois Cheng : Le Pousse-pousse (Lao Sh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3, p．7．

　　?老舍：《老牛破车》 ，人间书屋，1941年，第 126页。

　　?Fran?ois Cheng : Le Pousse-pousse (Lao Sh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3, p．7．

　　?老舍：《老舍选集》 ，开明书店，1951 年，第 8 页。

　　?袁筱一：《从翻译的时代到直译的时代—基于贝尔曼视域之上的本雅明》 ，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年，第 1期。

　　?整体看来，大段的删减主要集中在小说中次要人物和重复出现的心理描写。其中多数无碍作品的整体结构和贯穿情节的红线，但个别却值得商榷。比如，在法译本的第十二章中，我们读到了原作“最终版本”删除的进步人士曹先生和学生阮明之间的过节，但此后的译文中全然不见了阮明这个人物的踪迹。目的语读者自然也不会知道这个革命投机分子日后做官和最终被斩首示众的结局。阮明的确是小说的次要人物，除最后被处决的情节，他从没有直接现身，都是以插叙的形式出现。然而，他却是构建小说历史现实感的重要依托，少了他，小人物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剧色彩都略显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