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朱寿桐专栏 小说文化

　　走出当代小说文化炫张的怪圈
——兼及关仁山小说创作之路的探讨

　　朱寿桐

　　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所形成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是值得反思和修正的文学文化现象就是理念和情节的炫张①。 另外，情节和文化的炫张现象并非所有文学都应该规避的，例如戏剧文学，由于文体的需要，由于呈现方式和接受、欣赏方式的需要，也由于特定时空限制的需要，其一定意义上的炫张是必须的处理方法②。 而现在要讨论的是，小说创作及其他文学创作中，文化炫张的体征往往通过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关，文化浓度和文化深度的片面开掘往往是构成小说创作文化炫张体征的重要途径。通过关仁山这位当代小说家的创作历程的考察，能够更加清晰地认知文化自为及其炫张性表现对于小说创作的负面影响。

一、文化浓度与文化深度的合理配置问题

若干年前，批评界热衷于讨论文化小说，称扬文化小说，其结果便是使得当代小说创作的文化意味越来越来浓，小说批评的文化尺度也越来越高。这样的情形造成了一种颇有价值的当代文学文化现象。的确，小说不能没有文化，文学不能缺少文化。但小说的文化应该是一种自在性的文化，是一种在文学人生内涵中自然包含的且为文学家自然揭示出来的文化，而不是那种为了强化作品的文化韵味在自然人生中不断生发且在文学表现上过于炫张的自为性文化。自在性的文化属于作品自然具有的文化属性，或者通过作品内容自然呈现的文化内涵，如《红楼梦》作为经典小说自然具有清代末年文化风尚和文化习性，其内涵也多显示了清末贵族文化生活的精神内涵和外在特性，这些作为文化存在都是自然的自在性的呈现，至于后人从中看到阶级斗争文化，儒释道文化，民族革命文化等等，则非作品内涵所自然呈现的自在性文化，而是相关研究者的自为性文化。所谓自为性文化，就是创作者或其他读者在有限的作品内涵中过于紧张地挖掘其中的文化深意，强化有限题材中的文化密度，炫张其中的文化冲突，使得被炫张的文化内涵远远高于作品自身的文化含量。显然，自为性文化内涵带着超越于作品表现内容的文化深意，是一种非自然的硬撑着的文化呈现。可惜的是，这种硬撑着的文化作品一度代表着当代文学文化的一种时尚。

　　毫无疑问，文学作品中需要相当的文化内涵，但在这种文化内涵的浓度需要作一种较为科学的测定，如果有可能，再作一种美学的把握。我们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一般来说都会强调作品文化内涵的浓密度与深刻性，却很少注意这样的浓密度和深刻性必须与一定的人生材料的长度及丰富性相吻合。不顾人生材料的长度和丰富性的可能容量，一味追求文化思想内涵的浓密度和深刻度，那样就可能会导致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的弊病，而偏离“莎士比亚化”的艺术境界。更重要的是，文学创作在讲求文化浓度与文化深度的同时，是否需要反思对有限人生材料进行过度文化开发的问题。在自然资源的处理方面，过度开发已经证明是于人类有害无益的事情，而在文学资源和社会人生资源的对待方面，过度开发是否同样于人类的精神文明生产有害无益？这是当代文学从文化角度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需要对文学理论、美学理论需要进行重新反思的问题。

　　从小说创作的实际经验而论，思想内涵和文化深度的过度开发，容易导致思想夸饰和文化炫张的结果，对于小说的艺术魅力可能构成某种损毁。在这里，我只想举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小说的例证加以说明。这篇小说就是鲁迅的《一件小事》。这篇经典之作其实可以视为鲁迅并不十分成功的作品，或者说可以归结为鲁迅的“偶然之作”，虽然十几亿人数代以来都会模仿这篇小说，将“越走越高大”的满是灰尘的背景当作一种道德震慑和观念巨变的标志性形象反复摹写。本来，这件“小事”原可以非常感人，可以透视人力车夫这个小人物为人的坦荡，正派和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从一个小人物的正直反映一个男子汉的风骨，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真诚表达下层贫民对于老弱女子的深切同情。然而，作者在特定的时代文化思考中对此故事中的文化内涵作了更加浓密的强化和更见深度的开掘，他热衷于将“一件小事”与耳闻目睹的“国家大事”联系起来，从这件小事和这个小人物的罕见行径中揭示“劳工神圣”的微言大义，又按照社会进步的时代节奏通过劳动者高大形象批判知识分子的自私和宵小心态，奏响了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体现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和最鲜亮的文化倡导意向。这一切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但将这样的时代理性，交付于“一件小事”，使得这件小事承担的时代理性过于浓密，时代文化主题过于深刻，就必然导致小说题材被过度开发，小说内涵被过度发挥，小说思想被过度阐释的结果。由时代理性的“宏大叙事”审视鲁迅笔下的人力车夫及其与老妇人、乘车人“我”之间的关系，会发现思想文化的高密度集结和深刻性的凝聚，足以令相对薄弱的情节设置和相对单薄的人物造型难以承受、不堪重荷，以致发生扭曲、变形。于是，小说中的人力车夫形象其实基本上无法承担作者赋予他的那种“高大”的精神品质，他与我们从鲁迅小说中看到的闰土等人物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呈现的基本上是麻木、冷漠、呆滞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状态，实际上属于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当然对象。“事情”发生后，他不顾乘客“我”的劝慰，当然也全然不顾租车者“我”的诉求，兀自扶着那“装腔作势”的老女人走了，走向哪里？走向警察所。至此，这个愚弱的车夫身上所蕴藏的奴性，一种典型的逆来顺受、规行矩步、俯首帖耳的顺民意识暴露无遗，而这正是鲁迅所深恶痛绝，必欲深揭而痛批之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车夫形象为了承受作者所赋予的时代理性表现任务，不得不经受人格的变异与人物精神的某种改造，使得他在这种变异和改造中变得面目全非，从而也失去了他的人格本真、情感本真所能带给读者的那种感动的魅力。

　　应该正视经典作品、伟大作家在思想文化的过度开发和炫张表现方面给历史和文学提供的教训，由此可以警醒人们紧张地、憬悟地思考文化浓密度、深刻度与其赖以表现的人生内容、故事长度之间的应有比例问题。显然，相对于一定的人生内容和故事长度而言，文化密度并不是越浓越好，思想深度也不是越深越好。虽然就此之间的和谐配置和平衡比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模态甚至公式，需要进一步讨论乃至争论，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界和批评界而言，关注到以及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至关重要。

　　从文化浓度、文化深度等等精神内涵审视当代小说，无疑会为我们救正一定时代文化热所催生的文化小说热，以及炫张地表现文化内涵的小说创作倾向，提供有效的视角和批判视野。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会很自然地关注关仁山等从文学文化热时代出发的新一辈作家，他们的作品明显地充满着某种文化自为因素，而且显得特别有韧性。不过他之所以能比他同时代的许多小说家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好，原因当然可能从许多方面得到阐释，可他能够比较明确地绕开文化自为的创作路数，一定程度上回归到文化自在的小说构思佳径，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二、文化热与文学作品的文化自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这是改革开放潮流在政治回旋条件下兴起的一种文化汛期。这个时代主潮体现为全民性的文化学习热，几乎所有涉及文化的书籍在那个并不漫长的时代都曾经在各种书店面临瞬时消脱，有关文化的大型丛书得到来自购买方的热推，文化的话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极不寻常地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各种艺术创作追求文化内涵成为一时之尚，诸如探索电影、探索戏剧等被命名为“探索”的艺术类型，无一例外地都在文化深味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超常的定力。正是在那样的情势下，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创作流派脱颖而出，锦云、朱晓平代表的探索戏剧热闹一时，它们都以密集的文化信息，紧张的文化思考，炫张的文化呈现显示自己的时代价值和艺术品味，在那个时代确实令人觉得新鲜、欣喜甚至震撼。

　　但所有这样的文化作品都常常笼罩在创作者文化自为的过于自觉之中。过于自觉的文化自为就难免亦过于炫张的方式突出地、不自然地甚至是虚假地展现生活中的文化含量，从而使得人们日后总有一天相信，这样的文化思想、精神等等内涵更多地属于人为的缔造、创造甚至编造，而不是生活的原色所释放出来的文化亮色。

　　值得关注的首先是那时候涌现出来的文化戏剧，主要是锦云的《狗儿爷涅槃》和朱晓平等人的《桑树坪纪事》。毫无疑问，它们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隆重、闪亮推出的作品，其鲜明的文化时代气息，高浓度的文化密度以及相对深刻的文化批判力，不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象，便是今天仍然充任着某种文化类型和文化文学的代表。

　　《狗儿爷涅槃》首先通过一个传奇故事揭示了农民对土地深挚的文化情感：狗儿爷的父亲酷爱土地却没有土地，竟在与别人打赌的情况下活吃一条小狗，为儿子赢得二亩地。这种近乎于荒诞的文化情结可以从朱西宁的著名小说《铁汁》中能够领略到，主人公的先人为了给他的后代挣得了铁铺的经营权，竟然喝下了热铁汁而当场烧死。与惨烈、悲壮的喝铁汁相比，活吃一条狗显得更加滑稽甚至戏谑，但《狗儿爷涅槃》在农民文化炫张性表现方面所显示的思想密度，较之朱西宁的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部剧作中，狗儿爷作为农民对土地的执着已经深入到灵魂与骨髓之中，印刻而为自己的心理情结，发之而成一种变态心理：有土地的时候，他的头脑就清楚，没有了土地，哪怕这土地归了集体，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而且无可救药。从理论上说，农民与土地的这样一种精神依附关系的确可以理解，离开了土地，种田人的农民便失去了生活乃至生命的依据。因而，深入到精神疾患层面刻画农民的土地情结，是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一种文化呈现的可靠方式。但经过了土地改革，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人民公社，经历着改革开放，如果仍然这样理解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像病态地执着于土地的狗儿爷那样执着于农民的土地文化情结，在许多情况下就可能出现文化自为的夸饰与炫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上述一系列的社会运作，甚至经过触及灵魂的革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因而也变得并不那么单一。戏剧拥有情节和人物刻画、心理呈现方面的合理炫张的文体权力，《狗儿爷涅槃》在农民与土地关系上作这样的文化开发一般来说可以为人接受，但如果移至小说创作，如此集中刻画就会呈现文化炫张的虚饰局面。

　　类似的情形通过《桑树坪纪事》这一作品看得更加清楚。这部作品本来是朱晓平的系列小说的综合体。作为小说，《桑树坪纪事》《福林和他的婆姨》等系列小说虽然同样揭露和抨击了黄土地上愚昧、贫穷的农民其麻木、无聊、病态的人生状态和精神状态，但由于这样的文化批判散落在相对丰富和有相当长度的人生叙述之中，其文化浓密度和深刻度并未呈现出文化自为的过度局面。而经过综合、集中，改编为舞台剧，话剧《桑树坪纪事》便充满着文化炫张的浓密和文化批判热情的高涨。剧作不断穿插歌队的主题歌唱：“中华曾在黄土地上降生，/这里繁衍了东方巨龙的传人。/大禹的足迹曾经布满了这里，/武王的战车曾在这里奔腾。/穿过一道道曾紧锁的山峰，/走出了这五千年的梦魂……”这首主题歌为这部戏剧布置了一个几乎难以完成的主题表现任务，要在这片土地上演示来自五千年的梦魂。然而这恰恰是剧作家的文化目标。

　　于是，这里展演的故事是强权的倾轧，穷困的挣扎，原始的换亲，促狭的放任和自私的泛滥，以及由此形成的现实的荒诞与人生的绝望。那令人愤慨的荒诞从陈青女被精神病李福林当众剥光衣裤在舞台上呈现出女神雕塑般的圣洁形象所形成的视觉冲击力中可以领略到，那令人窒息的绝望则与许彩芳终于没有盼望到年轻麦客榆娃出现在面前相类似。或许，在偏僻得有些野蛮的乡村，特别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李福林身上，在愚昧和庸碌的农民看客的怂恿之下，柔弱而失去保护的外乡女子被恶作剧地剥光衣裤这样的事情并不十分离奇，但作者却由此联想到了历史以及历史上的殉葬文化：陈青女的衣裤被疯子剥光以后——“村民们在音乐中渐渐散开。一尊残破但却洁白无暇的侍女古石雕出人意外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它令人想起远古，它让人想起多少代殉葬的女人……”这完全是一种脱离了人生情境和故事情节的文化自为性处理与“升华”，它带着明显的文化炫张意味。也许就是五千年来，黄土地上的人们蝼蚁一般艰难地生长着，怨敌一般愚昧地相处着，贱民一般扭曲地苟活着，他们“总是这样苦苦地追寻”，但总是追寻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也追寻不到任何精神、情感的安慰。在有限的时空中，戏剧制作者非常密集地表现并且强调着这样的文化内涵，通过相对单薄的戏剧情节和相对简单的人物关系人为地咀嚼这样的历史遗孽及其循环效应，造成戏剧文本紧张地承载和表述着历史文化、社会文化的思想内涵。这样的承载和表述通过戏剧的炫张性以及舞台聚光灯一般的集中性处理能够为观众所接受，而如果以同样的密度和频度表现在小说中，则会令作品难以卒读。

　　问题不仅仅在于文化内涵的密度与频度如何，更在于文化内涵的真实性和时代性的判定。在一定的作品情境中文化自为痕迹过于明显，也就是说文化内涵呈炫张状态，可能会导致文化心态和文化情态的理解进入创作者的想象范畴，并在事实上有违于文化内涵的真实性与时代性。剧作《桑树坪纪事》将叙事年代锁定在文革初期，避免了时代性认定所可能形成的错位感，因而文化内涵的真实性也较少受到直接的挑战。《狗儿爷涅槃》就不一样了，对于八十年代的剧坛和文坛而言，它是现实的作品，它所反映的文化心态和情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农村与农民的精神现实，这就给人们思考和判别其文化内涵的真实性以较大的空间与余地。如果人们质疑这部剧作所表现的文化心态、文化情态的真实性，则主要是因为作者过于密切地关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关系，过于紧张地提炼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情感，在有限的舞台空间自觉自为地勾画、营造农民与土地、农村与历史、历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以至于文化表现的高浓度、高密度和高频度现实地、有效地冲淡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自然属性，影响了作品戏剧情节的现实性认知。这是文化热中涌现的文学作品常有的通病。

　　从文化热中走出来的关仁山通过自己的农村书写明显地克服了文化热作品通常具有的文化自为和文化炫张的通弊，在文化自在的层面揭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而揭示农村与历史自然的文化联系，在农村与农民题材的表现方面走出了一条避免炫张的文化小说路数。

三、文化自在意义上的小说开拓

文化热中涌现的文化戏剧，以及伴随着寻根小说而起的文化小说，往往因其在封闭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中进行文化自为性开发导致高浓度、高密度、高频度文化炫张性表现，从而致使作品文化内涵的真实性发生时代的错失。特别是在农民与土地的文化关系方面，以《狗儿爷涅槃》为代表的文化热作品所显露的时代性错失更其明显。关仁山的相关小说创作对这样的错失做了无意的然而是有效的救助与弥补，所采用的基本构思方式是在避开文化自为性开发而潜心于文化自在性的呈现。

　　谁都得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应该最为深挚，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不言而喻，但如果像《狗儿爷涅槃》那样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情感深化为一种无法克服的心理情结，那可能就会受到时代性的质疑。因为经历过土地改革，经历过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老一辈农民经历过如此多的摔打、教训，新一代农民感受对土地的疏离、隔膜，已形成了足以颠覆传统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新的传统和新的心理情结，因而对我们来说形成了新的农村与传统的文化认知。莫言的《生死疲劳》通过非常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非常复杂的人物关系呈现了土地改革对于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以及在这种新型关系形成过程中农民所经受的痛苦与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文化发现在余华的《活着》里的到了更为直接更为鲜明也更为戏剧性的呈示，固守土地，执着于土地与房产的拥有对于农民来说可能会导致灭顶之灾，而通过偶然的倒霉失去土地和房产对于这一代农民来说常常意味着因祸得福。农民在这样的社会运作，而且是不断重复、不断加剧的政治性运作中，不仅彻底地失去了土地，而且全面地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和依附权，甚至被动地收获了对于土地的荒诞的异己感和异化感。这种对于土地的异己感和异化感在新一代农民那里无意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情结，许多黄土地文学其实都传达着对这种情结的宣泄。贾平凹、路遥的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特别有力，青年一代的农民不愿意固守于脚下的黄土地，他们盼望着走出去，飞出去，然而各种力量牵制着他们，阻碍着他们的自我奋飞和向外发展的愿望，而牵制与阻碍的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片土地。这才是经过若干次革命与改革以后农民与土地真实关系的呈现，这才是真正的时代性的乡村文化现实，它们真实地、自然而丰富地展现了乡村题材农民与土地关系中的自在性的文化内涵。

　　在这样的意义上，关仁山带着《天高地厚》《日头》《麦河》等乡村小说承续着打开农村文化自在性的文学传统，在自在性地呈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意义上做出了更加集中、更加鲜明的贡献，虽然他对这方面的文学贡献尚缺乏足够的自觉，但他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呈现农村文化自在性的创作路数。从关仁山的小说《麦河》及其中的人物曹双羊的爷爷曹景春被命名为“狗儿爷”可以判定，关仁山对《狗儿爷涅槃》的记忆异常深刻，但他的乡村小说并没有像《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那样追求农村文化特别是农民与土地关系认知的偏执性与深刻性，他同样观照新老两代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关系，也将笔力灌注在农民与土地关系所传达的农村文化传统和现实的表现之中，可他更多地从这种文化的现实性和自然性，也即农村生活中农民文化的自在性表达自己的文化观感和文化体验，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农村生活中文化因素的炫张乃至虚假，使得农村生活中的文化呈现回归到真实、亲切以及特定的美感。这样的努力使得他的小说走出了乡村题材文学所常见的农民土地情结单一化、简单化的怪圈。

　　这位曾被命名为“三驾马车”之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实际上非常谙熟和留恋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荒诞派的小说手法。关仁山非常擅长于描写神奇的爱情，而且能够将出人意料甚至匪夷所思的爱情线索绑定在非常狭窄的小村庄，这使得他的乡村小说如《天高地厚》始终笼罩在浓郁的浪漫气氛之中。中心人物荣汉俊始终处在姚来香和鲍月芝这两个美丽女性的挚爱之中，而他与这两个女性分别生育的女儿荣荣和鲍真又都同时爱上了他仇家的后代梁双牙，这种多少带有莎士比亚式的构思凸显了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情。小说不断设置白色的蝙蝠、黑色的蝙蝠、蓝色的蝙蝠、绿色的蝙蝠、红色的蝙蝠笼罩在蝙蝠乡的上空，分别象征着神秘、灾难、机遇、繁荣与迷茫在这个神奇乡村的降临，这使得作品呈现出多少有些神秘的象征主义气息。至于他在《麦河》中设计的与前述白蝙蝠非常相似的苍鹰虎子，以及白立国与鬼魂自由对话的情节，显示着他对荒诞技法和神秘主义的情有独钟。这些非现实主义笔法显然未能冲淡关仁山作品的现实主义风致以及相应的文学声誉，但它们确实可以丰富小说的情节因素，舒解小说情节中的思想文化内涵，从而使得作品的生活复杂性、情节生动性的表现可以恰到好处地冲淡乡村文化小说可能拥有的过于集中或过于炫张的文化传统的开掘与表现。

　　《天高地厚》在本世纪初推出的时候，关仁山让文学界相信，乡村小说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关注已经由原来的文化传统转向文化现实，农民人物的乡土文化心理也由单一性的土地迷恋转化为复杂性的爱恨交加。蝙蝠乡的农民虽然仍然关注土地，亲近土地，但已经不是在原始的农业耕种意义上投入对土地的关注与亲近，而是在当代市场经济热潮中土地资源的商业开发，土地资源在新一代农民的商品化运作中成为乡情危机的源泉，成为人格变形的依据，成为人与人之间新式斗争的工具与目标。鲍真等新式农民面临的心灵创伤主要来自于土地。土地使得乡亲勾心斗角，使得乡村充满着恶性竞争，使得所有善良的人格被伤害得千疮百孔；即便是在土地上从事传统农业耕作的比较传统和正直的农民，如小说中的梁双牙等，也会因为卖粮难等商业难题而对土地的情感转为暗淡。这样的现实使得本来对土地多情且深情的新一代农民从此对土地投入的是疏隔的心态甚至是痛恨的心理。而所有这样的心态和心理都不再是历史、传统积淀的“情结”结果，也就是说都不是创作者自为性“开发”的文化信息，而是现实的人物摆脱人生困境的必然选择，是他们本着生命要求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从生命出发而不是从文化出发的艺术呈现。这部小说展现的文学事实真是这样，市场经济大潮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文化呈现，以及农民面对土地的文化心理，在关仁山的小说中不仅具有现实的依据，具有可靠的真实性，而且具有生动丰富的生命内涵，具有包含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时代力量，一切都展现得那么自然，所有的文化寓意和文化深意都是作品情节和人物关系中自然内蕴的自在性内容。

　　关仁山如果对小说中的文化内涵及其自在性原则具有相应的自觉，他的另一部卓有影响的《白纸门》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现在的《白纸门》重蹈着八十年代文化小说的自为性覆辙，从历史的积累和传统的积淀出发，以密集的、炫张的文化理念冲淡乃至取代小说情节构思和人物刻画，导致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如疙瘩爷等变成了一种文化人物而不是充满生命质地感的现实人物。“文化的”疙瘩爷坚信“祖上传的规矩”：打晚清就有了火枪，可打海狗从不用枪，虽然人们可以猎杀海狗，但需用古老的搏杀方法，而不是采用毁灭性的火器。海狗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生命。生命与生命的公平厮杀，才能杀出尊严来。这样的猎杀理念透露着一种文化传统的理性与尊敬，有利于塑造一个个公平地与动物世界相处的大写的人，然而这一个个大写的人似乎无法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生命在捕猎活动中所体现的冲动和原始要求，正指向对所有围猎对象包括海狗的赶尽杀绝，指向猎杀方式的“利益最大化”，这虽然有些野蛮，有失公平，然而在生命的冲动甚至跃动中，在现实的和利益的诱惑下，那传统的积淀和文化的理念可能会弱不禁风，一触即溃，于是，从历史和传统出发的捕猎文化显得那么正派，又显得非常脆弱，脆弱到只有理性的崇高而没有生命的韧性和质地感。虽然小说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文化传统几点的渲染想赋予那些文化理念以某种质地感，但最终被人为地冲起来的质地感还是缺少生命力的韧性，正如误扮成海狗的疙瘩爷很轻易地被操枪猎杀海狗的大鱼们所误伤，自为性的文化理念描写终究无法像现实的生命书写那样生动有力。冰面上灯火点点，枪声阵阵，一片苍老哀伤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个雪夜，被利益烧灼的大鱼，心里充满了原始生命般的旺盛东西，而相比之下，文化的、传统的疙瘩爷不仅在传统的装扮下变成了不合时宜的完全的悲剧人物，而且在文化的簇拥下变成了缺少生命质地感的理念化的角色。

　　这种自为性的文化开发，炫张性的文化表现，直接继承了八十年代文化文学的创作思路，从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理念出发，借助于这种理念的价值力量重复现实的场域，与铁一般的现实相抗衡，由此形成文化的悲剧，一如《狗儿爷涅槃》中的无力地“涅槃”的狗儿爷。关仁山另一部乡村小说《日头》同样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狗儿爷情结，小说中的金沐灶等人，其生命热望完全像“涅槃”的狗儿爷死守门楼子一样，他们要建魁星阁，要护卫状元槐，由传统积淀而来的文化理念体现为最真实的情感，而生命的意义完全为相应的文化理念所填充，因而失去了生命质地感和冲动的原色调。这样的文化构思直接引发了《白纸门》的“文化”写作，仍然是自为性的炫张性的文化表现，文化的内涵呈现出罕见的高密度、高浓度。

　　《麦河》一书表明关仁山比他同时代同背景的作家更有前途，更有发展潜力，因为他能够从创作的自我优化法则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能够从自为性的文化开发中复归自己的生命写作和现实写作。这部小说无疑呼应了《天高地厚》的构思范式，回归到从现实的生命形态中总结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复杂性、生动性，在农村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中自然呈现乡村文化的自在内涵。这里仍然有历史，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共产风等等历历在目，但小说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系列历史运作给农民机器与土地关系造成的伤害，土地使用的新形式，即“大包干”形式，接踪而来的土地联产承包制，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导致的土地撂荒，农产品销售难带来的土地危机，土地的经济开发造成新的圈地运动，土地流转造成新的农民失地问题，现实的土地与农民关系的颠覆性运作，重新塑造了新一代农民对土地情感的复杂性、丰富性，小说通过鹦鹉村几代农民充满情感纠结的故事立体地展开这样的新型关系，将蕴含其中的新农村文化自然呈现，次第展开，在情结的生动、曲折中凸现了农村、农民与土地的文化关系的自在性内涵，让读者从中领略到扑面而来的乡村文化及其交织着艰难与希望的生息。这是一部新世纪的文化小说，但是在对自在性的文化内涵作自然性、现实性表现的乡村文化小说，是以情节、人物的全部丰富性呈现乡村文化应有内涵的作品。接续着《天高地厚》的创作路径，《麦河》的成功在于走出了热衷于文化自为性开发和炫张性表现的文化文学的构思套路，较为低调地呈现着农村生活中现实地天然地蕴含的自在性内容。

　　乡村生活中文化内涵的自在性，其要害乃在于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不再是从传统积淀的理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生命要求出发。关仁山写出了乡野生活的生命感，而不在满足于刻画自为意义上的文化感兴。文化感兴永远不能克服生命感兴，这是现实生活全部丰富性、生动性的文化定律。

　　朱寿桐 澳门大学

　　注释：

　　①朱寿桐：《当代中短篇小说的炫张体征及其理论思考》，《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②朱寿桐：《戏剧本质体认与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