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敏

　　经典视域的文学评判
——评王春林《贾平凹〈古炉〉论》

　　王达敏

　　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2011年1月出版，王春林为其撰写了长篇评论，题为《“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发表于《小说评论》2011年第3、4期。文章发表后，曾引起过质疑和争议，王春林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他又不能视批评之声于不顾，为了更好地阐发自己的看法，他全面系统地研究《古炉》，于是便有了2015年5月出版的《贾平凹〈古炉〉论》。

　　至于《古炉》，他的评论之所以引起非议，表面看来，全由他的主要观点——《古炉》是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所致。实际上，对王春林这一观点的非议，直接牵涉到对《古炉》的评价。《古炉》问世后，纷争顿起，尽管肯定性的看法一开始占多数，且多为批评界名人，但否定性的激烈批评也常常击中命门。

　　两种评价天壤之别，加之“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关于《古炉》的争论自然要集中到王春林的观点上。“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原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套用“伟大的美国小说”概念而给出的概念，而“伟大的美国小说”概念早在1868年就由J.W.Deforest提出：“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告诉他们这就是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哈金将其稍加改动就变成“伟大的中国小说”定义，他是这样表述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这个概念的感受性和抽象性一目了然，根据它给出的弹性极大的标准，很难区分出何为伟大的小说，而且哈金也没有给出哪些作品属于伟大之作。但美国作家明白：“伟大的美国小说只是一个设想，如同天上的一颗星，虽然谁也没有办法抵达，却是一个坐标，是他们清楚努力的方向。”而中国作家普遍缺乏“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①一旦中国作家有了“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就会对我们的文学传统持有新的态度。至于怎样才能写成伟大的小说，作为作家的哈金的随意性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他竟然弃概念而不顾，直接把球踢给作家，“我们不应该制定标准，每个作家心里应该有自己的标准”，“怎样才能写成伟大的小说，应当完全是作家个人的认识”。②原来，这是一个虚拟性的概念，一个基于策略性考虑的观念性的意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预设一个共同遵循的定义，它的目的不在于说了些什么，确定了什么样的标准，而在于给出了一种目标，以及抵达这种目标的途径和信心。

　　如此一来，我就要为王春林担忧了：连哈金都不能具体地确定哪些作品是伟大之作，你何必这么急于给《古炉》戴上“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桂冠？你难道不知道有许多人不喜欢《古炉》吗？你难道就不考虑一旦你作出的评判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就会受到非议吗？你不作出这样的断评，难道就不能深入地研究《古炉》吗？转而一想，如今的文学评论界还真要有王春林这样“傻得可爱”的评论家，敢于与众不同，敢于提出新见，即便错了也无妨，而可能正是这种“有创见的错”，会给文坛一个深刻的提醒和启悟。

　　回到王春林这本专论，明显地感受到它的核心观点的强烈冲击，同时也才明白，引入“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无论对《古炉》还是对《贾平凹《〈古炉〉论》都极为重要。对于前者，这一评价其实是在经典视域作出的既基于文学史的观照又基于文学横向比较的判断，将《古炉》视为经典之作、伟大之作。对于后者，它是整个专论得以建构的理论框架的核心观点，所有的论述均由它延伸开去，所有的论述又围绕着它逻辑展开。一种普遍的文学研究现象反映，学者们喜欢在已经定评的经典之作、优秀之作上精耕细作、反复浇灌，乐意为其锦上添花，而对当下新作却往往缺乏识力，故而不敢轻易作出判断，正如王春林在书中所说：“在我看来，‘文革’结束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沉淀，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已经到了应该会有大作品产生的时候了。在某些时候，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缺乏经典的生成，而是缺乏指认经典存在的勇气。”③王春林的勇气和识力在这本专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觉得，贾平凹的这部《古炉》，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一部极为罕见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此种看法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坚决反对，甚至会被这些人视为无知的虚妄之言，但我却还是要遵从于自己的审美感觉，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做出自己一种真实的判断来。”④

　　果然，王春林的观点一出，立即受到陈歆耕等人的尖锐批评。谁都清楚，把一部刚刚问世的长篇小说封为经典之作、伟大之作，确实是冒险之举。我还是那句话，《古炉》能否成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王春林在这个核心观点的统领之下说了些什么，发现了什么，作出了哪些创见，他的评论的意义和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

　　就《古炉》而言，坐实它是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首先要看它是如何写“文革”的。王春林将《古炉》与其他“文革”叙事小说比较，认为《古炉》对“文革”的透视与表现“最具个人色彩”、“最具人性深度”、“最具思想力度”；它既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因为在一个乡村发生的“文革”与在全国发生的“文革”具有同构性，个别性里面包含着一般性，古炉村的“文革”是波及全国的“文革”的微缩版。我们常常感叹西方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突出表现，产生了那么多灌注着充沛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伟大之作，反观我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文革”这样空前的民族大浩劫之后，却没有产生具有震撼灵魂的世界性的伟大作品。现在有了《古炉》，“我想，我们终于可以不无自豪地说，中国确实产生了一部可以与西方文学相对等的堪称伟大的‘文革’叙事小说。”⑤说真话，看了王春林的这个评价，我当即吓了一跳，直观判断，《古炉》与《古拉格群岛》《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辛德勒的名单》《拯救瑞恩大兵》《命运无常》《美丽人生》等作品还有着明显的差距。我也明白，《古炉》是一部蕴含着中国民间智慧和佛道思想之作，它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待发掘。就目前而言，它在“文革”叙事方面的贡献才是我们最看重的。王春林发现《古炉》的“文革”叙事有三个特点：一是揭示出“文革”的发生、发展与人性尤其是与人性恶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文革”的发生，乃是人性中恶的因素被唤醒、被激发的结果。另一方面，“文革”是政治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人性恶的日益膨胀。二是揭示出“文革”的阶级斗争在乡村演变为家族斗争。古炉村主要由朱姓家族和夜姓家族这两大家族组成，其他杂姓很少，且不能形成势力。朱、夜两大家族历来就有许多恩怨，一旦有了“文革”这样的契机，他们之间长期积累的恩怨自然会借机爆发出来。这样的描写符合乡村中国的现实，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几乎都是针对“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的。土改和“文革”在农村，其阶级斗争形式经常演变为家族利益之争，但阶级和家族没有分离，而是形成合谋关系。阶级始终在场，家族依附其中，既成为阶级的帮凶，又为自己在家族斗争中获胜借取力量，当它羽翼丰满时，便直接取代阶级而行使权力，其破坏性不在阶级斗争之下。三是揭示出隐秘人性对于古炉村“文革”产生着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水皮、半香这两个人物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总之，古炉村的“文革”确实自上而下，受黄生生等外来红卫兵的影响而发动的起来，“但认真地追究起来，就会发现关键的原因在于，古炉村或者说中国早就为‘文革’的发生准备了充分的人性与文化土壤。”⑥表面上看，《古炉》写的是“文革”的故事，往里面看，它写的是藏于人类意识深处的一种普遍人性，揭示出人类共同的经验。这样，就把作品的格局和思想境界拓宽深化了，《古炉》及王春林的专论的主要意义和价值由此建构起来。

　　《古炉》的内容丰厚，如果只看到它关于“文革”非常态的暴力书写，那还是纸面文章，王春林发现贾平凹在作品中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常态生活层面，即以具有恒久性的乡村常态生活内容穿透非常态的“文革”，既抵达深度人性，又揭示出乡村社会静态的文化形态。“文革”非常态的“动态”与乡村文化形态的“静态”，彼此对立又互相渗透、互相制衡，二者的彼此消长形成富有意味的艺术张力，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古炉》对乡村人情伦理的真切表现，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王春林一带而过是对的。其次是《古炉》对乡村世界神巫文化的艺术书写，这是贾平凹自1983年的中篇小说《小月前本》以来所有乡村叙事小说所具有的底色。所谓神巫现象，我将其归入非现实的神秘现实，而神秘现实实则是神秘文化的现实化。神秘文化、神秘现实虽然是非现实的，由于它是观念性的实存，它又是现实的。贾平凹乡村叙事小说对神秘现实的描写，广泛涵盖了神秘文化的所有内容，当这些神秘现实在小说中氤氲弥漫开来之后，一种鲜活的艺术效果就产生了：“历史与现实、神秘与世俗、传统与现代混沌一体，原始古朴而灵秀美丽的商州获得了美的展现，既突出了商州地域文化特有的风貌和神韵，又升华了小说的审美价值。”⑦稍感遗憾的是，王春林指出了《古炉》神巫现象描写的特点，但未能从文化和审美两个方面对其作出深入研究。

　　颇为意外的是，专论在分析了《古炉》的悲悯情怀之后，突兀起笔，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文字：

　　大凡那些以佛道思想做底子的小说，基本上都应该被看作是优秀的汉语小说。只要有了佛道思想的底子，只要能够把佛道思想巧妙地渗透表现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那么，汉语小说，自然也就会具有不俗的思想艺术品位。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在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够真正参悟领会佛道思想，并且将其贯彻到小说作品中的作家，实际上是相当少见的。但写出了《古炉》的贾平凹，却明显是这少见的作家中的一位。……我们之所以敢于斗胆断言，说《古炉》是一部当下时代难得一见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与这种思想底色的存在自然有着极密切的关系。⑧

　　此处王春林偷懒了，应该深论而未论，既然佛道思想对于《古炉》这么重要，他就有必要通过分析而坐实这个精彩的看法，让读者信服。因为“大凡……”的绝对性判断会遇到反证的质疑，在这种绝对性判断得不到百分之百文学实例保证的情况下，读者自然希望看到佛道思想是如何渗透《古炉》并使之成为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的。

　　王春林擅长文本细读和人物分析，一部长篇小说最终能否挺立起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物形象来实现的。王春林深谙其道，所以格外用心，他的人物分析之精彩在学界多有赞誉。《古炉》人物几十位，出神入化者至少十来位，王春林重点分析了其中的六个人物形象，他们是“神界”人物：狗尿苔、蚕婆、善人，“半神半魔”人物：霸槽、朱大柜、杏开。所谓“神界”人物，是形容他们从苦难之炉火中升华出了以慈悲关怀为核心的精神，灵魂接近于“神界”。所谓“半神半魔”人物，是形容他们有时为善接近“神界”，有时作恶接近“魔界”。

　　“神界”人物：狗尿苔卑贱丑陋，如同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个永远长不大的怪人，备受歧视，总是处于被侮辱、被欺负、被迫害的状态之中，但这个人物又是小说中最多地承载着贾平凹写作意图的一个带有自传性的人物形象，一位“畸于人而侔于天”、甘愿为世人承担罪责的拯救者形象。蚕婆是“伪军属”，一个善良仁厚的村妇，就因为她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人生凄苦，命运悲惨。但蚕婆以慈悲行善立身，使之成为古炉村不可或缺的乡村能人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乡间智者”善人郭伯轩同蚕婆一样，是阶级斗争时期古炉村被批斗的阶级敌人，但包括支书、队长在内的乡民们又无法摆脱对他的依赖，他以他的存在成为乡村社会那些普通乡民的精神支柱。

　　“半神半魔”人物：霸槽是《古炉》中最丰满动人且人性内涵最为丰富的人物形象。他的内心世界里总是涌动着无毒不丈夫的人性之恶，某种意义上，他完全可以被视为小说中一朵“恶之花”。在与狗尿苔的关系中，又可发现他人性之中还残存着善根。在土改中异军突起的朱大柜，从那时起一直担任古炉村支书，是古炉村所有权力系于一身的政治掌门人，他又是朱氏家族中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事实上的家族族长，于是，他所出演的往往既是村支书又是家族族长的双重角色。他老谋深算，性质上如同霸槽，都属于正邪两赋、善恶交杂的人物。贾平凹善于写女性，如同《高老庄》中的菊娃、《秦腔》中的白雪，杏开性格中虽然不乏刚烈的一面，但总体上属于善良柔弱的传统型女性形象，令人遗憾的是，她们最后都无法避免被男性遗弃的结局。杏开的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是通过与霸槽的情爱纠葛而展开的，她对霸槽的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为其丧失了自主性；她对霸槽的百依百顺与对父亲的刚烈抗争，表现了她人性的复杂丰富。

　　读罢全书，我的判断是：这是一部对贾平凹其人其作透悟深刻、创见高出、述学畅达且具个人评论特色的论著。品评之余，能够感觉得到作者充足的思力和才气，他的思力表现在观点和看法的发现，以及理论框架的建构上；他的才气不是笔底生风的灵动，而是隐于平实之中的畅达之风。自然也能感觉得到专论的一些缺陷，比如由核心观点统领的理论框架就有点松弛，原因是作者没有平等地对待结构中的每个部分，尽管我们知道研究中不能平均使力，但也不能像他这样，有些部分卯足了劲写，有些部分则一笔带过或平平掠过，岂不知，它们即便是次要角色，可也是理论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起码是一颗螺丝钉，你怠慢了它，它就松懈，它一松懈，整体结构还能不松弛？又比如整个文本，可能是作者出手太快的原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力更深的推进和述学更精的表达，因而有些地方难免存有粗糙之嫌。

　　王达敏 安徽大学

　　注释：

　　①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8年第11期。

　　②哈金、傅小平：《说到伟大小说，我们谈些什么？》，《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第69—70页。

　　③④⑤⑥⑧王春林：《贾平凹〈古炉〉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4，11-12，37-38页。

　　⑦参见王达敏：《新时期小说的非现实描写》，《文艺评论》1997年第5期；王达敏：《理论与批评一体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138-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