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凯

　　论龙云长篇小说《女人红》的创作追求

　　李继凯

　　作家生命能量的外化或升华是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体现。鲁迅先生曾在《而已集·革命文学》中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①便生动地说明了作家与文本之间血脉相通的关系。而要努力发掘历史和人性中蕴含的正能量，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也必然需要具备相应的生命正能量。龙云精心创作的《女人红》，便体现了他的三种主要身份以及相应的“文人三重品格”，即作为作家具有的文学品格，作为学者具有的学术品格，以及作为教授具有的师者品格。这三重优秀人文品格的交融和渗透，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含量和浓郁的人情人性味道，由此，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所具有的内在文化素养和生命能量，在《女人红》的具体创作过程中也便得到了相当充分也相当典型的体现——龙云酷爱文学，恰如其笔名“垄耘”所示，甘之如饴地辛勤耕耘于文学园地，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由此确立了他的作家身份；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的学者，著述颇丰，尤其在“陕北文化学”的创立和建构以及陕北民歌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龙云还是一位和蔼、敬业的教育专家，长期在陕北高校任教且承担了所在高校的领导责任，这便养成了他的诲人不倦、注重正面引导的师者品格。可以说，评论界曾一再提倡过“作家学者化”、“作家是灵魂工程师”等重要观点，在龙云的文学实践及其《女人红》文本中，其实已经得到了几乎可以一一对应且具体而微的生动体现。

　　进入人生盛年的龙云以全身心投入的方式，充分发挥其个人生命的创作能量，厚积薄发，创作了令人不可小觑的《女人红》。在这部别致的革命题材与女性题材交融复合的长篇小说中，作家致力于发掘历史和人性中蕴含的正能量，尤其突出地体现了他对理想女性的希冀、理解和艺术的想象，既是历史积淀的陕北民间故事、革命历史故事的再造和升华，也体现出了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关涉女性命运以及性际关系的情感抒发和能量勃发——英雄之气和英雌之气的勃发，能够给读者带来积极投入生活、参与历史创造的鼓舞力量。历史与人性、革命与人性的深度契合，成就了《女人红》的至高“颜值”及“骨感美”，从中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书写，在重构民间故事原型的同时，也折射着旨在同时彰显民族文化、革命文化“优根”的“新寻根小说”的光影。

　　作家为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女人红》倾注了多年心血，几易其稿，仅仅是小说名称前后就有多个版本。据作者龙云介绍，他的长篇小说《女人红》旨在以“兰花花”的名义，鲜活地记录陕北农村妇女的革命历程。这部小说原稿书名初为《红笤帚》，最早发表于2014年第12期的《中国作家》杂志时，经商议改为《兰花花》，最终却以《女人红》为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名依然是反复商议、反复斟酌的结果。从“名正言顺”的意义上讲，从初名到定名，作家意欲从事“红色文学”创作的初衷都贯穿始终，相当坚定，这便使其创作特色尤为鲜明，风格化及倾向性也很明确。这样的有意为之也决定了这部作品只能是“红色文学”而非“绿色文学”（或生态文学，小说“尾声”中有对陕北能源大开发带来严重污染的质疑，稍稍带上了一抹绿色）。但无论是红色文学还是绿色文学，都需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切的生命意识渗透其中。《女人红》便体现了这样自觉的文学追求和创作取向。与过去文学界热衷于塑造一个又一个“红男人”的思路明显不同，龙云的这部作品主要塑造的是一位“红女人”。这在陕北红色文学叙事中很少见到。作为绝对“女一号”的她名叫兰花花，提起“兰花花”，国人大都耳熟能详，她早已通过民歌《兰花花》等形式深入人心，成为国人记忆中的一位美好的陕北女性，或者早已成为陕北民间美好女性的一个象征性存在了。《女人红》的文本情节不算复杂，故事则多少带有一些传奇色彩。我们知道，陕北民歌《兰花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歌曲，经歌唱家郭兰英、朱逢博、彭丽媛、阿宝、王二妮等人演唱，传扬极广。近年来又有电视剧为之传播，影响更加广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用小说语言演绎好这样的经典其实已经非常困难。所以，对龙云来说，要在“兰花花别传”的思路上重构民间意象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龙云的小说《女人红》（或《兰花花》）在较大程度上重构了歌曲“兰花花”的故事，经过成功地“脱胎换骨”，向读者描述了一个具有浓厚陕北文化风情的“革命加爱情”的新故事，精心塑造了一个善良正直、反抗命运、投身革命、仁义智慧、精干漂亮、魅力四射却又陷入命运悲剧的崭新的“兰花花”形象。

　　龙云在小说中非常细致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兰花花的“成长”过程以及“这一个”兰花花的“闹红”人生。她艰难地挣脱封建婚姻，毅然而然地投身革命，超常发挥自我潜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她的爱、她的亲和力为革命队伍的壮大曾发挥了神奇的力量，能够做许多男游击队员无法替代的工作：她能够做队伍后勤的许多服务性工作，她也能救助游击队首长及战友，她也能动员更多的姐妹加入游击队，她还能说服一些志在造反的“土匪”归顺游击队，她的坚韧使她能够经受各种严峻的生死考验……恰如小说“尾声”中“副委员长”饱含感情用毛笔所写的证明那样，“这一个‘兰花花’是真正的红军战士，她为革命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叙事学层面看，《女人红》的叙事主线很鲜明，以兰花花的主干故事链串联起陕北青年男女“闹红”的故事，精心塑造了兰花花、刘泽北、陈二牛、李文化、三锤、亮眼眼等人物群像，语言质朴，地域特色非常鲜明。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前有从容的铺垫，后有尾声中的怅叹，让人读出了一种激昂，也读出了一种悲情。作为一名成长为红军游击队支队长兼宣传队长的女战士，兰花花确实有胆有识，“闹红”的佳话书写了不少动人篇章。但她毕竟还是具有人情人性方面的柔弱女性，有时候萌发的儿女情长尤其是不忍让亲生女儿遭受委屈，使她丧失了“大局观”，居然被婆婆、丈夫以“女儿”为诱饵骗回家中，然后将她绑缚起来，像对待普通外逃婆姨那样进行虐待和凌辱。当她被懂事的女儿解救了之后，她便寻求归队。但命运捉弄了她，红军部队已经被迫转移，让她和队伍彻底失去了联系。从那之后，她便沦落民间，曾经的“闹红”经历也被历史尘埃遮蔽了，以至于革命政府都不承认她的革命经历。幸而有同村儿时的伙伴、当年的游击队战友、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男主人公刘泽北，于暮年重新回到当年的游击队根据地，故地重游，便想起了当年风采照人、英勇无畏的兰花花，想起了一起出生入死、互有救助的峥嵘岁月，想起了兰花花亲手做的杂面条的滋味，想起了用红布包着笤帚当枪使的战斗情形，也想起了兰花花多年来蒙受的巨大委屈，他忍不住百感交集，流下了热泪。正是通过以兰花花为叙事中心的文本建构，《女人红》描写了业已久逝的“闹红”而非“闹哄”的革命历史，其间格外注重从民间记忆中发掘历史的细节，努力赋予“闹红”叙事以鲜活的生命力和历史合法性，成功“复活”了那段能够成就伟业的陕北革命历史，尤其是，作家在着力塑造众多的普通革命者如何成为人间英雄的同时，为读者也是为作家自己塑造了一位令人感动和向往的陕北民女形象——作品女主人公兰花花的所做所为，确实具有某种典型意味，不仅能够彰显出民间劳动妇女的魅力和品格，而且也能够透露出男性作家对于理想女性的诗意想象。尽管作家龙云主观上努力呈现的是上世纪陕北一段革命历史的真实经历，但在叙事过程中却又相当客观地抒发了一种与革命情怀、美好人性息息相关的浪漫意绪，其叙事笔调也隐隐带上了陕北“说书”和“信天游”的情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所谓“蒋光慈的陷阱”之说，专指上世纪早期革命文学中出现的一种热衷描写“革命加恋爱”却常常流于说教和概念化的现象。从表面看，《女人红》也是描写上世纪的“革命加恋爱”，但它却没有落入那种令人生厌和恐惧的概念化、模式化陷阱，而是在错综的男女游击队员之间，成功地进行了具有人性光彩的“性际关系”描写，既描写了异性关系对生活、对革命的微妙影响，也描写了同性之间为爱竞争、为爱牺牲的真实情形，甚至还适当描写了“爱的悖反”现象。虽然人间的“性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一样复杂万端，但作家却牢牢把握住了故事主脉，没有着力进行本能层面“性关系”的渲染，所有的叙事都主要是为了突出“红女人”兰花花人格的美好，意在彰显其品貌俱佳的女性魅力，在历史书写和人性描写上，着意突出女性主人公充满爱心的人性的正能量，从而塑造出“红女人”的形象。而就在这种对真实历史的书写和骨子里的浪漫表达之间，作家发掘并彰显了历史和人性中蕴含的正能量。在这世界范围内消解革命、告别革命乃至妖魔化革命的“舆情”或“思潮”面前，这样从“红女人”角度进行的独到而又细腻、纯正而又感人的红色书写，无疑对其具有积极回应的价值意义。此外，读龙云的《女人红》也会令人想起同为陕北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龙云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与路遥的别样呼应：都是“积极书写”，苦难和挫折都不能磨灭主人公的良知善意，都不失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物形象的美好。但龙云又与路遥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叙述结构及性别诗学角度看，路遥喜爱以男主人公为中心结构和铺陈故事，作品中美好的女性人物基本上都是环绕男主人公而设置的。龙云则与此不同，很乐于进行反方向叙述，即喜爱以女性主人公为中心来结构和铺陈故事，几乎所有男人见到兰花花都会喜欢甚至爱上她，她的魅力本身也确实为游击队的壮大起到了神奇的作用。所以，这种努力书写革命历史的叙事终究还是带上了较多的民间传奇色彩，甚至与历史悠久的注重渲染的民间说书传统有了内在的相通。由此看来，龙云并没有刻意去模仿“时髦的”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没有魔幻，没有解构，却有了传统，有了自我，呈现出了华夏“龙的传人”应有的风姿。

　　近期，笔者接触了较多陕西作家创作的小说，还曾点评过陕南作家李春平的《盐道》、关中作家王妹英的《山川记》等长篇小说，感言在文学大省陕西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寻根小说”现象。②于今又读到陕北作家龙云的《女人红》，仿佛从陕南到陕北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发掘历史与人性中蕴含的生命正能量，从主要用心用力寻找民族文化“劣根”发展到竭力彰显民族文化“优根”，从上世纪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发展到21世纪的“复兴”和“圆梦”，这其中的历史变迁、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逻辑力量，不仅影响到陕西作家，我想，肯定也影响到了全国作家。也就是说，秦地或“三秦”所呈现的“新寻根文学”现象，也许正是全国文学发展动态的一个缩影，或者还是有必要予以称扬的一个“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的“陕军东征”依然在绵延持续，为此也要为《女人红》的作者龙云奉上我的祝贺与祝愿！但要说明的是，这种新的“陕军东征”已经带上了新时代的特点，步态从容，格调高扬，即使涉写历史悲剧（如兰花花命运的跌落及其革命经历的被遮蔽等），也全然没有了原来“陕军东征”具有的那种基于“废土废都”特征。

　　就现在《女人红》的小说文本而言，其结尾部分还略显仓促，或者会使人觉得结尾转换不那么容易理解：如此“红”的女人何以回归农家就悄无声息、无所作为了？至少从读者的期待视野来看，似乎还可以继续书写下去：写出女人持久的“红”，或者写出变态社会、扭曲时代对“红女人”的精神戕害，甚至由此进入更加深邃的复杂叙事和深挖人性的艺术层面，写出一部更为厚重的《女人红与黑》，从而增加更为丰富的历史与人性的内涵。倘有修订再版的机会，也希望龙云在进一步充实有关内容的同时，在小说叙事及字句表达的精彩程度方面也有所提高。不仅如此，更期待龙云腾空而上，在不久的未来创作出更为杰出的佳作！

　　李继凯 陕西师范大学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②李继凯：《论长篇小说〈山川记〉和〈盐道〉》，《华夏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