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忠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返源”之旅
——兼论原始主义文学视角下与寻根文学的异同

　　杨文忠

一

一般意义上来讲，新生代小说家泛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在90年代激情理想主义消退之时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如邱华栋、韩东、朱文、鲁羊、刁斗、李冯等。他们的成长环境是现代化的都市和发达的商业环境，商业化的物质景观构成了他们小说的主要内容。由此批评界往往以欲望化的主题、平面化的叙事、单面的人物形象等对其进行了否定性的批评。

　　但正如吴义勤所说，批评界对新生代的评价往往过于情绪化与非学理化，常常从局部的、个别的对象立论，但结论却又常常指向新生代整体①。这里笔者并不想为新生代作家做辩护，只是想从“返源”角度对部分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进行一些解读。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在许多新生代作家笔下都有着一个逃离并寻找家园的叙事模式，这可以用邱华栋《环境戏剧人》中的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返源”。

　　所谓“返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返”这一运动本身。在新生代作家笔下，“返”最普遍的表现为一种从“自身固定的位置”上离开，事实上这种离开表现为一种逃离，因为这种离开是由于周围环境压迫所产生的被迫性的运动。如在《我的朋友曾见》中，主人公曾见疲惫厌倦于物化、欲望化的都市生活，于是他希望能找到超脱于其上的“自由精神空间”，为此，他几乎不停地重复着寻找、逃离、再寻找的过程，游走于“密宗、气功、占卜之间，从佛教跳到尼采，一会儿写诗一会儿钻研哲学，一会儿充当访贫记者”。结果是他始终处于在路上的一种流浪状态。在《唐朝》中，善于把历史事件在当代语境中进行改写的李冯，则将寻找的笔触伸向了盛唐时代，通过对那个时代人的自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遥想，传递出一种对理想追寻的热情、渴望与动力，“尘世的美感决非无偿之赠，凡人的生命意义在于追求。哦！看哪！我们的折冲都尉甲光闪闪，正兴致勃勃奔驰在永不止息的路上，寻找着原始、古朴的家园所在。”

　　在鲁羊、朱文笔下，这种超越物化的精神追求与寻找被具化为都市现实中“奔跑的仪式”。鲁羊的《出走》采用象征的手法，具有鲁迅“铁屋中的呐喊”一般的喻意，小说以封闭的“屋子”喻指、象征都市物化、压抑的生存空间，以“我们怎样才能把屋子改造得可以居住呢”作为全篇的“寻找”主题。主人公马余在这物化的都市牢笼中，有着一种近乎强迫症式的“出走”“离开”的感觉和冲动。在朱文的《尽情狂欢》中，“没有人追我，只有我自己在没命地向前奔跑。我和我鲜血淋淋的心脏在一起，在半空中向前奔，在一颗飞行的子弹的前方，在一颗子弹追上我之前，我仿佛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就要被结束的奔跑。这是我最后的一次的奔跑！我要在这最后的几米中耗尽我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的理想所有的空虚”。马余表现出了一种至死不渝的逃离与出走。

　　这种逃离主题表现得最直接、最明确的是新生代主力作家邱华栋。他明确指出“以中国当代的城市为背景，以我的寻找为主题”，“寻找的目的是要把僵死的灵魂惊醒”②。他在《环境戏剧人》《公关人》等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不安于现状，努力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人物形象。

　　显然这里的逃离不是一种单纯的运动过程本身，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行为，这是因为这种返归有着自己的归宿——“源”。这里的源表现为一种异于当下都市生活的生存之地，在作品中有的被虚构成未被都市工业文明侵染的乡村，如《环境戏剧人》中的核心意像“爱达荷”，“爱达荷”是美国的一个尚未都市化、工业化的农业州；有的是远离现代文明的自然净地，如《大坂》中辽阔的北部草原——“大坂”；还有的是记忆深处的理想居所，如在《下放地》中的对当下都市生活丧失热情的年轻人一直向别人炫耀当年随父母下放的那个村庄，他热情洋溢地描述着那个村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既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灯光的干扰，空气是那么清新，没有污染，你甚至可以听到星星的叫声！”

　　正是有了“源”的存在，“返”变得具有了精神价值的取向性，变得具有了意义内涵和象征意味。这些“源”尽管具体不同，但都具有原初、原始、蛮荒等特点，与当下自身所寄居的都市格格不入。这种或显或隐的“返源”模式构成了许多新生代作家小说的叙事主干，也影响到作品的主题表达。

二

方克强教授认为，文学人类学批评包含两种批评方法：原型批评和原始主义批评。原型批评主要受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影响，目的是发掘、整合人类神话、习俗、仪式，包括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意象和象征等原型。原始主义批评虽然在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但其具体含义却一直比较模糊，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意义未定的临时性用语”。原始主义概念的含糊性在于原始一词的含义难以界定，方克强教授认为“原始”一词“不是实指人类的史前社会，而是泛指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的比较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形态”③。由此，原始主义可以表述为对原始文化和东方文化流露出肯定性返归意象、对现代文明持批判态度的思潮。而所谓的原始主义文学就是表现原始与现代，自然与文明冲突、对立，主题指向“原始”的意象并追怀古代、返归自然的一类文学创作。

　　以此观之，具有“返源”模式的新生代小说家的创作无疑具有某种原始主义文学的特征。首先，主人公的逃离与返源行为就是根源于对都市社会和工业化、现代化生存环境的不满。我们看到，新生代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面临着一种生存困境，但这种困境不是以往小说，如新写实小说所描述的物质困境，相反，这些主人公往往都是生活“安逸”、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或白领，甚至还有许多是“成功人士”，如邱华栋笔下的“公关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精神上的，是现代文明造成的生存的无意义感和主体的受压抑感。这其实也就是原始主义产生的根由和所要揭示批判的。其次，主人公的出走行为有着明确的目的地，就是具有原初意味的母体子宫般安全感的原始栖居地，这也正体现着原始主义的价值取向，如上文提到的“爱达荷”“大草原”“下放地”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原始并非时间序列上的史前时期，也并非原始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更多的是指一种文化态度，即在精神价值取向上是指向过去的。这些新生代作家笔下的，与文明相对的“野地”“草原”“下放地”，甚至是心中的世外桃源都可以作为原始文学中的原始意象来理解。

　　店里站满了拿豆腐的军伙，一个老军伙递上盖了军需部大印的采购券，拿起整板豆腐就往大铝锅里倒，几板刚成型的豆腐顿时碎成一团，他们浑然不顾，一人一边提起锅耳朵，夺门而出……

　　当代中国具有原始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并不仅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笔下。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中就已经具有了鲜明的原始主义文学的特征。当然二者的原始主义文学的特征表现有一些区别，在以下二者不同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在中国步入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的进程当中，有一种对当下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原始主义思潮存在着。

　　首先，二者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不同，这一时代环境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作品中所揭示的现实矛盾与困惑不同。寻根文学产生于80年代中期，正值“文革”后新启蒙主义思想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重新回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带来了第二次西方文化思潮传播的高峰。而新生代投身文坛的9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寻根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原始主义特征更为驳杂。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虽然寻根文学也从西方文化热和原始主义创作、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中看到了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一些文明的弊害，但对仍处于农业文明解体前夜的中国来说，现代化仍然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他们无法从现实中找到对现代文明批判的有力支撑。因而寻根文学在作品主题上出现混乱、多元的局面，不仅有原始主义主题的创作，还有反原始主义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创作。即便是具有原始主义倾向的作品也因作者对现代化文明弊端的认识不足而使作品大多偏离了对当下社会批判的主题，更多地陷入了后“文革”反思中，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儒家文化思想，认为是其窒息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与此相比，新生代作家面对的社会背景相对简单的多，即高度发达的都市社会和现代化的物质环境。因而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原始主义主题意指很明确，就是批判当下都市社会对人的物化和异化，因而和西方原始主义文学在主题上极为相似。

　　其次，由于新生代作家与寻根作家在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的不同，二者的原始主义意象的选择也呈现出差异。寻根作家大多具有知青生活经历，在激情的理想主义感召下走向农村和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和乡土村落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记久久挥之不去，不仅成为寻根作家日后走上创作道路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成为他们笔下原始主义意象的原型。而对于新生代作家来说，他们的记忆开始于“文革”结束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长在都市生活环境中，对农业文明、原始部落、少数民族文化较为生疏和隔膜。实际上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明、原始的边地文明本身就在逐渐缩小。这也造成了新生代作家返源的困难与迷惑，他们在进行返源之旅、寻找生命的原初家园时显得非常艰难。他们的笔下并未出现成熟的、明确的原始主义意象，却经常出现“流浪”以及迷惘的返归行为。这也是我们往往忽视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具有原始主义特征的重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新生代作家在小说中常常会借用寻根作家笔下的原始意象来作为自己返归的“源”。如邱华栋就常借用的张承志小说中的“大坂”“草原”等意象来作为自己笔下主人公的精神家园象征。

三

原始主义批评与神话原型批评相比，前者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往往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矛盾。而后者则更多关注于人类共同潜意识的发掘与阐释。也就是说，原始主义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反对人类的文明化进程，也并不是真的要求人类回到原始的生存状态当中，而是根源于现实矛盾的一种精神价值指向。因而原始主义的真正价值在于引导我们发现、解决当下社会出现的矛盾。对于新生代作家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就是日益都市化的社会环境对个体人的物化和异化。

　　马克斯·韦伯认为都市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高度的物质化社会④。而且，都市是在以技术和工具理性为原则形成的大工业生产和贸易体系上建立起来的，其最大的价值追求是“效率”，因此都市的发展往往无视人在都市生活中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而“人在生活的世界以及彼此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原则的特殊规范”⑤，追求着生命意义，追求“人的自由发展”。这就使都市与人的发展价值追求悖离，造成“人的异化”。这一以工具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物质化的都市社会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异化、扭曲是现代都市存在的根本与主要矛盾，也是导致原始主义思潮流行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生代作家笔下与“返源”之旅相对的是作品中对都市物化与异化现象的大肆批判。这也是我们常常直感上认为新生代作家创作欲望化、物化、人物平面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眼里，“首先，城市给人们一种物的感觉，城市的物质是城市人必须面对的，在这个方向上它似乎给予了一种现成的写作背景。”⑥如在邱华栋笔下，北京被简化成一个无序、混杂的物质的结合体，“北京由什么构成？北京有1个动物园、2个游乐场、4个风景区、108个公园、23座垃圾台、86辆扫尘车、92辆洒水车、417辆粪车、1360辆垃圾车、6954座公共厕所、6747个果皮箱、30122个垃圾桶；北京有7053盏白炽灯、34480盏钠路灯、58071盏汞路灯、253个灯岗……”⑦。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王安忆所称颂的“有一股肌肤之亲”的、“性感的弄堂”和池莉所留恋的人情味十足的里巷。

　　在新生代作家笔下，都市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初期壮观华丽的外衣，日渐裸露出其灰暗、冰冷的“物质性存在”，构成了对人的主体性力量与地位的一种“挤压”与“吞噬”，这也正是新生代作家“返源”小说创作的意义所在。

　　杨文忠 河南工学院

　　①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②邱华栋：《都市新人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③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⑤［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刘立杆，楚尘：《离我们身体最近的——关于“城市与城市文学”的对话》，《广州文艺》1998年第7期。

　　⑦邱华栋：《城市航船》，《长江文艺》199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