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赟　蒋　韵

　　为了灵魂的呐喊
——访谈录

　　张赟蒋韵

　　张赟：蒋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您从事写作很早，早在1979年，您的处女作《我的两个女儿》，就与郑义的《枫》一起成为新时期山西“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您的文学道路算到今天有三十五年了，但后来您一直远离文坛流行的各种潮流，创作上的特立独行一直是您身上标志性的特征——众多研究您的论文都必定提到这一点。这三十多年里，您的文学观念有过怎样的发展、转变？您曾提到2003年的美国之行对您影响很大，那之后的创作也有了新变，能详细谈谈吗？

　　蒋韵：在我最初写小说的时候，心里只有好的小说范本，还没有任何文学观念。我热爱阅读，我心里的好小说是《红楼梦》，是《战争与和平》，是《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所以，我觉得小说离我很遥远。但突然间，卢新华的《伤痕》出世了，震动之余，也启蒙般地拉近了我和小说的距离。那时，我还在太原师专读书，我的同学们对我说，蒋韵，你也可以写呀，你作文写那么好！那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的“作文”和“小说”联系在了一起，我心里跃跃欲试，那个暑假，在我祖母的病榻前，我悄悄地写了《我的两个女儿》。

　　我的处女作，从写、到投稿，完全是同学们的鼓动，那时我对投稿一无所知，对刊物杂志更是一片懵懂，但是，十年文革后那种倾诉的欲望，那种憋破血脉淤积在胸想喊叫的冲动，却是自觉的。这大概就是我写小说的初心——为了灵魂的呐喊。

　　八十年代是我尊敬、热爱并永远怀念的年代，我有幸和新时期文学一起走过了黄金般的岁月，各种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开天辟地的涌现、碰撞，对当时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可能没有触动或影响，我也一样，我也曾努力地追随过新思潮，真诚地膜拜过那些耳目一新的表达方式，我也曾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新”的就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同样不愿意当一个“落伍者”。我也曾左冲右突，试图跟在别人的队伍中。但是，渐渐地，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深化和演变，我开始困惑，那就是：我自己的小说，一定要是别人的某种“副本文学”才有意义吗？或者说，我们的小说，一定要是西方某个大师的“副本文学”才有价值吗？这样的表达，是否真诚，是否是有灵魂的表达呢？

　　如你所说，2002年我和李锐一起，赴美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著名的“国际写作者计划”（IWP）。其实，赴美之前，我和李锐就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表达才是真正意义上“刻骨铭心的真诚的表达”？我们明白，真诚与否，其实，决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的意愿。在“IWP”最后一个月是游历美国，我们在纽约逗留了一段时间，每天出入各个美术馆、艺术馆，参观人类最经典的艺术瑰宝也看了许多最前卫的艺术试验；在百老汇看了一些经典的音乐剧，也在外百老汇看了最“后现代”的舞台剧，那一个月，我其实很混乱，也很忧伤，纽约似乎在告诉我，人类心灵的想象力似乎在退化，越来越弱，而最新异的血肉丰满的创造转瞬间似乎就可以变成某种“制造”……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想明白，只是无端地感伤着。回到国内，回到我生活的城市，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传说中》，那是我老家开封的故事，是我很早就听过的一些轶闻、趣事，从前，这些东西对我似乎不具备意义，但是在那个春天，它们突然变得无比鲜活、生动亲切。写完这篇小说，我突然觉得获得了一种自由感。我想，也许，以前，无形中心里还是有藩篱的，那就是，别人告诉我的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我开始质问，那些所谓好小说的标准是谁制定的？它们对我有意义吗？于是，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到像是来到了一片天宽地阔的原野，心里又欢腾又宁静。这就是美国之行对我的馈赠。

　　张赟：这种感觉真好，跳出思想中潜在的藩篱，重新进入海阔天空的写作之境。我看过您追忆父亲和母亲家族历史的散文《生命之河》，明白了《旧盟》里的王七，和《栎树的囚徒》里的范福生，人物原型都是您母亲的爷爷，觉得您的家族历史，还有您个人的人生经历，都充满了传奇，让人羡慕、神往，您怎样看待这种与生俱来的幸运呢？

　　蒋韵：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很平凡啊，我所经历的，不过是我的同龄人都曾经历过的，我没有觉得我的人生经历有传奇性。

　　至于家族的历史，在我成长的年代，那是一个禁忌，是一种黑色的耻辱，是我从来不敢去触碰的羞耻，从我上小学开始，最怕的事情，就是填写各类表格中“家庭出身”那一项，正是所谓家族的历史，使我在还是一个小少女的时候，就被打入另册。也正是这一段梦魇般的岁月，使我一直到今天，都没能摆脱掉恐惧。恐怕终生，我都不可能真正摆脱掉它了。

　　所以，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家族的历史是被屏蔽的，在我特别幼小的时候，奶奶喜欢“讲古”，喜欢坐在夕阳中说些家里的往事，后来，就被父亲制止了。妈妈偶尔也会说起她小时候的经历，后来也不说了。大家似乎在合谋消灭关于家族的记忆……后来，当这一切不再成为禁忌的时候，奶奶已经不在了。姥姥、姥爷也都不在了。真正知道家族历史的人，都离我而去，他们像树叶一样从家族的树干上飘落。那时我有了女儿，我母亲开始像我奶奶那样给我的女儿“讲古”，一点一滴，东一句西一句，我听了进去，感到又温暖又心痛。

　　确实，当我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出现时，家族历史有了不同的意义。它们给了我珍贵的创作资源，激发我的灵感和热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地给我以滋养。但是，我以为，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丰富的、传奇的人生经历并不是决定因素，远没有那么重要，一切，取决于你怎么来感受、体味、理解、发掘这些资源，使它重生，并赋予它灵魂。这是区别一个小说家优秀或平庸的重要因素。

　　其实，我常常羡慕我的某些同行们，羡慕他们拥有河山、拥有大地和田野、拥有贫穷却自由的童年，拥有成为一个自然之子的一切。或者是拥有一座了不起的大城，比如北京、上海、或者是西安，最不济也让我拥有一个有意味的小城镇。所以，对每一个写作者而言，你能够拥有的一切，生活给你的一切，都可能是你的幸运。

　　张赟：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幸运，重要的是如何感受和体味，总以为“生活在别处”，反倒容易忽视自己的幸运。很多研究者都会认为，您是个成就大于名望的作家，但我觉得也许十年前确实如此，现在这种偏见已不存在，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得，全国各类选刊的频繁转载，我随便翻翻杂志就在《新华文摘》上看到您的《晚祷》《小说选刊》上看到《朗霞的西街》，您现在已经得到了大量读者真挚的喜爱和认可，比如，亚马逊网站和当当书店的那些读者评论（让人感慨于读者的审美理性和振奋于纯文学的力量），无数知名出版商、评论家、制片人，也都把目光投向您，您怎样看待自己已经无法默默无闻？

　　蒋韵：是吗？还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我不是特别爱上网，你说的亚马逊网站和当当书店的评论我都没看过，能让读者喜爱当然是一件最值得高兴的事，至于其它的，我觉得和从前没什么变化。一直以来我从没有过被大众所认知的知名度，从这个角度看，我的确可以说是“成就大于名望”的，至到今天，我认为依然如此。所以，即使有一点小小的风吹草动，对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还可能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声名的人，我恐怕早已不是现在的我， 也许我早已经不写了。

　　张赟：您是一位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作家，“乡愁”和“生命悲情”是解读您作品的关键词，而您也一直强调“乡愁”和“生命悲情”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母题”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现代世俗社会里的人们，只能被古典瞬间吸引，却不能持久，产生实践意义。您作品里的古典女性精神上茕茕独立，充满了“乡愁”或“生命悲情”，她们“既不能做男人的情妇也不能做男人的老婆”，注定在现代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您对古典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预设吗？古典情怀注定与现代生活对立吗？其实我觉得您自己就是一个置身于现代生活的古典情怀。

　　蒋韵：“乡愁”和“生命悲情”这一中国古典文学的“母题”，它们与今天的文学的关系，我想我更关心的是这个。我应该是很早就思考这个问题的，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简洁的说法来表述它。现在我找到了，那就是“抒情性”。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王德威先生对我的评论，他有个说法很有意思，我也很认同，我现在手边没有文本，无法摘录，大意是，蒋韵关心的是诗，写的却是小说。

　　张赟：王德威先生的那篇文章叫《隐秘而盛开的历史》，评您的小说《行走的年代》。

　　蒋韵：他认为我是用写诗的方式在写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矛盾。也许，这正是古典情怀与现代生活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不用“古典情怀”这个词汇，换一种表述方式——诗的年代，诗性的年代，我想那应该是我，以及我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们乡愁所系的“前生前世”。而现代、后现代从生活中所驱逐的，正是诗。这样的困境，不仅仅属于我小说的主人公，也属于作者。但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正是这深刻的困境成全了作为小说家的我，使我成为了我自己。

　　张赟：在《晚祷》这部作品里，我发现您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技巧，时空的转换极有画面感，这提醒我您在小说技巧上始终极为自觉，多重第一人称叙事，语言上抒情、议论、叙事的融合，都使人印象深刻，您在小说技巧上有着怎样的追求呢？

　　蒋韵：关于小说的形式，我肯定是有追求的，至于我追求什么，我却说不好。有一度时期，我对小说形式的注重，到达一种极端的地步，我痴迷于讲故事的方式远胜过故事本身。像《相忘江湖》《大雪满弓刀》等，不用说，那里有一种刻意的痕迹。现在，那些刻意的痕迹大概少了许多，这是我的变化。我希望我的小说呈现一种朴素的大美，这是一种境界而不是技巧。我很高兴你看到了我关于形式的追求，看到了《晚祷》中的画面感等。确实，我对电影、舞台剧、绘画等等，都有着强烈的兴趣，甚至是热爱。几十年下来，它们无疑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塑造。我希望我的小说有种不动声色的丰富，安静的喧哗，有画面感、有诗意的色彩、甚至，有味觉。有一次，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个陌生读者的评论，她说，我是她看到的写美食写的最好的一个作家，她甚至由此断定我一定特别会做饭，是个美食家。我极其惊讶，因为从来没有人从这样的角度赞美过我的小说，我当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而我丈夫和女儿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地荒谬。是，我不怎么会做饭，但，在精神上，我是个美食家。

　　张赟：您是地道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父母是医生，在太原上学，跳水、参加合唱队、演剧、跳舞、读名著等等，都是一个城市孩子的经历，但您的创作很少写都市题材，《我的内陆》这本书其实是写太原的，但只有《“花园”里的情和爱》算是都市小说吧，都市所意味的时尚啊、消费啊、爱情啊、白领啊等等都没有，太原对您来说更多是文化的、内涵的、古典的存在，是这样吗？也许您会否认，但我觉得您是一个“自然之子”，从您的小说里可以看出自然万物的深远意味，比如自由、狂放的生命力、诗意、远方等等，自然风物对您来说是与都市相对立的存在吗？

　　蒋韵：谢谢你能这样评价我，可能，做“自然之子”是我的一个理想，我前边说过了，我其实很羡慕有些同行拥有大江大河，拥有平原和山川，和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先天不足，很苍白。我生在太原，一出生被送回到老家开封，五岁时回到这里，在这里长大，生活了太多年。但如果你看过《我的内陆》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和那座城市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在精神上一直游离于这座城市之外，那是一种自我放逐，我在一些文章里说过，起初，我是这座城市的“外乡人”，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生活的“外乡人”。不知你看过顾长卫导演的电影《晚春》没有？那里面蒋雯丽饰演的女主角和她生活的城市的关系，是我特别熟悉的。我写《我的内陆》，是试图和我的城市和解。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一天老去，我渐渐地感受着和它的亲，感受着它对我的善待。 但，它仍然不是我精神的家乡。城市是养育不出“自然之子”的，所以，我也同样不是自然之子，或者，“自然之子”曾经是我的前世，我在精神上怀恋她，那同样也是我的乡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