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岚嘉　杨　华

　　男性霸权下的绝望抵抗
——论贾平凹小说《极花》

　　彭岚嘉杨华

　　与贾平凹先生以往的大多数小说一样，《极花》延续了一贯的乡土主题，依然“叙说乡土人生，细呈现代文明转型时期的乡村困境与乡土文明的式微”①。但是，阅读《极花》的实践证明：对于这个世界的描写，作者并没有平均分配笔墨，而是有所侧重。相对于女性，作者更加关注男性，关注那些在乡土生活中煎熬、挣扎的男性，关注“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②。也就是说，身处漩涡中心，在《极花》里，读者诸君充分感受到的是一群男人的世界，一群农民的世界。

一

毫无疑问，《极花》所呈现的世界是多元的，虽然只有短短15万字的篇幅，但其丰富性仍然饱满，字里行间充满了不证自明和不假思索的生活写照。我们之所以从男性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认定《极花》主要呈现男人的世界，除了小说通篇洋溢着的荷尔蒙外，还基于几个细节上的阅读串联。

　　首先是小说开头部分，黑亮娘过早离世，预示着作者企图建立一个男人的世界。黑亮娘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她“茶饭好，针线好，地里活也好”，并且“长得干净”“性情安静”，世间最好的女子也不过如此，是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然而，为了让小说里的男性世界更男人，作者不得不忍痛割爱，黑亮娘这一原本完美的女性在八年前就摔死了，只留下挂在墙上的一帧照片和一颗极花，空余黑亮父子的嗟叹和记忆。如果黑亮娘活着，不仅黑亮家是幸福的，就连圪梁村的男女世界也应该是调和的；黑亮娘去世后，“家里没了女人，这个家才败下来”，黑亮家的天就塌了，圪梁村的阴阳平衡也不复存在，只剩下男人的世界了。小说刚开始，唯一可以与圪梁村的男性霸权相抗衡的黑亮娘就不存在了，在某种意义上为塑造圪梁村的男人世界扫除了一切女性障碍。

　　其次是小说结尾，胡蝶放弃逃离，显示出作者认同这个男人的世界。在遭到极大的身心摧残后，本应毅然决然地选择逃离的胡蝶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坚守。这坚守会持续多久，是一辈子，还是等孩子长大成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胡蝶放弃逃离，与其说是母爱使然，“我有娘了，可兔子却没了娘，你有孩子了，我孩子却没了”③，是因为放不下孩子，还不如说是胡蝶放弃自己，“我没有了重量，没有了身子，越走越成了纸，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在这边的窑的墙上了，又呼地吹着贴在了那边窑的墙上”④，在男人的世界里飞来飞去，女性身份迷失，彻底认同了男人的世界。

　　最后，从建立到认同，小说处处展示着男人世界的残忍与暴烈。“作家的任务就是身历其境地设想每一件事，使虚构也能如个人记忆般栩栩如生”⑤，小说里有两处情节值得注意，一是胡蝶逃跑被抓，另一是黑亮圆房。胡蝶好不容易瞅准机会逃跑，却被无情地拖回来，男人们用脚踢，用巴掌扇，即使头发被揪、胸罩被拽、身子赤裸也无人罢手，直到“感觉我那时是一颗土豆埋在火里，土豆皮啪啪地全爆裂，是一个瓷壶丢进了冰窟，冻酥了，咔嚓咔嚓响，成了瓷片和粉末”⑥。强奸胡蝶更是惊心动魄，喝了酒的男人们把胡蝶捆在条凳上，黑亮像疯了一样，“成了野兽，成了魔鬼……满窑里都是腥味”，胡蝶就像一只被剁了头的鸡，“突然地从案板上掉下来，狂乱地扑楞着翅膀而逃，无数的叫声和笑声，无数的眼睛在看着，没人肯帮，也没人说那里是墙旁边是门，鸡终于碰上墙倒在地上，最后成了人家的美味，留下来只是一堆鸡毛”⑦。两次大事件，圪梁村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与其间，充分体现了男人世界的原始、狂野、粗暴、残虐、血腥和无所顾忌地征服。

二

严格来讲，《极花》里的男性世界，是以文化霸权的形式存在的。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治，即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二是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往往领导着与其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⑧文化霸权不是一种天赐，不是一种将每一个人都吸纳的形态，而是要争得一种领导地位。它要求赞同，但并非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它需要遏制对立面，但并非要消除对立面。⑨换言之，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实践原则，文化霸权的内部，存在着差异性甚至多元性。《极花》里，圪梁村的男性霸权在其推行过程中亦复如此，生发出不同的指向。

　　一提起男性霸权，我们不由自主地就会想起自始至终弥漫在小说里的种种暴行，既有发乎自然的野蛮，也有借助公权的泄欲。胡蝶的遭际即为明证，无需细说。客观地讲，圪梁村全村的男人都有此种倾向，“村子里见天都有吵架的，吵得凶了就动手脚”，但以半语子、三朵和村长为最。半语子是麻子婶的丈夫，打老婆出了名的狠。按麻子婶的说法，就是“手里拿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没有任何理由；按半语子自己的说法，就是“把他那妖精打了一顿，骨头打断了，在炕上躺着，不信你去看”，没有任何愧疚。三朵因媳妇逃跑，抓回来就打折了她的腿，又因丢失了家里的小母驴，“压住媳妇打了一顿。媳妇哭得泪汪汪，不敢还手也不敢还口，一条腿原本跛着，三朵又拿棍在她腿上擂了几下，腿就更跛得走不动了”⑩，没有丝毫同情和爱怜。这样的暴力，何等生硬啊，几乎是没有人性的霸权。更何况村长，利用公权力，在村子里欺男霸女、横征暴敛，连驼背了的桂香也不放过，真是赤裸裸的霸权。

　　小说里还有一类男人，以老老爷和黑亮爹为代表，在文化霸权的世界里以传统见长，他们的身份就像仪式一样，几乎以象征的方式存在。黑亮爹固守乡约，从不僭越家庭辈分，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有石匠的手艺，做石羊，做石狮子，做石碾石磨等村里的各种用具，从不嫌累，也不叫苦，村里人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村里人的尊重就是他的追求。老老爷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但肚里的知识多，脾性也好，他长期占据着村里的核心位置，他就是传统，他的威严不容撼动。大多数时候，老老爷就是村民的精神导师，他也有语录，比如“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又是地了么”（11），显然已经是 “成精了”，充满辩证的味道，处在哲人的高度，区区霸权又算得上什么呢。但是，在村子里也不乏有人挑战这种来自传统的权威。赌徒毛虫就说过，“我认他了他是老老爷，不认他了就是狗屁”（12），言语间很不恭敬。老老爷希望村里给神唱戏，也被村长硬生生回绝了。至于石头女人，其实并不灵验，大多数村民央求黑亮爹，不过是寻找心理慰藉而已，其权威早就打了折扣。

　　与传统男性霸权的式微不同，以黑亮为代表的现代男性霸权虽然被笼罩在暴力霸权之下，但却具有无限的扩张性。黑亮又黑又瘦，却拥有两大现代性法宝：手扶拖拉机和杂货店。手扶拖拉机是圪梁村联系外界唯一快捷的交通工具，是现代工业化的代表；杂货店从镇上县上进货，可以满足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消费需求，是现代商业化的代表。黑亮因此而手头宽展，因此而受到村民羡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获得胡蝶的谅解。其实，村子里有一批青年人和黑亮一样，他们在现代性困境中苦苦挣扎，迈向男性霸权的多重河流。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黑亮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或许是小说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从文化霸权角度出发解读圪梁村的男人世界的命意所在。或许可以说，黑亮就是《极花》版的“小二黑”，他浑身充满希望的力量，自己就是文化霸权（即领导权）的化身。

三

谁对男人的世界最为熟悉？谁对男性霸权体会尤深？在阅读《极花》时，我们时不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急切地想知道答案。女性，只有女性才能对男人们的所作所为痛彻心扉。只有站在对立面，男性他者才会被镜像，才会完完整整地显形。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按照贾平凹先生自己的解释，这是一次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冒险，即“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13），把叙事主体变为女性，让女性引领读者游历男性世界。同时，为避免文化霸权协商中的无意识越位，又把叙事视角严格限定为第一人称，既折衷了小说中本该出现的许多语言冲突，也削弱了男性霸权从领导蜕变为统治的可能性。应该说，让胡蝶说男人，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女性的第一人称口吻给冷酷的男权世界增添了一抹亮色，令阅读小说《极花》成为一次“愉快的旅程”。

　　但是，男性霸权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只有一位女性的“唠叨”还不够，还需要更多女性的出场。毫无疑问，男人们的生活世界需要女性，村子整体的存续也需要女性。“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有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无法娶妻生子”（14）， “买女人”成了圪梁村的男人们唯一的选择，他们从来不考虑也顾不上考虑女性的感受和处境。在圪梁村，男性所有的霸权都是相对于女性而存在的，一方面男人们分属于不同的权力位置，各自有不同的霸权类型，对待女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女性面对自身的处境，出于不同的感受，她们的命运选择也是大相径庭。面对男性霸权，胡蝶痛定思痛，麻子婶得过且过，訾米自我放逐，三朵媳妇逆来顺受，都从不同的侧面反证了男权世界的复杂性。基于此，女性就不仅是男性霸权的附属品，而且是见证男性霸权之所以如此的一种背景，从而构成相对于男性的巨大存在，甚至是一种隐喻：没有女人，男人的霸权无从实现、无处施展，甚至连男人自身也将不存在。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除了与女性世界的强烈对比外，小说里的男性霸权之所以疯狂，还与一种痛切的渲染有关。圪梁村的男人们都是清一色的农民，在农民身份的基础上，他们才会各自扮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如老年人、父辈、年轻一代、打工族、村长、兄弟、村民、邻居、石匠、光棍等。“农民是永恒的人，不倚赖于安身在城市中的每一种文化。它比文化出现得早，生存得久，它是一种无言的动物，一代又一代地使自己繁殖下去，局限于受土地束缚的职业和技能，它是一种神秘的心灵。”（15）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原上的苦寒的村子”，那里“吃食不宽裕，凉水也不够喝”，那里“只有破破烂烂的土窑洞和一些只长着消化器官和性器官的光棍们”，窑洞里“空气不流通，窄狭、阴暗、潮闷，永远散发着一种汗臭和霉腐的混合味”，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农民。在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较量中，胜利者是城市，失败者是乡村，城市以无与伦比的现代性力量，彻底铲除了农村赖以生存的根基。城市占领了一切，统治了所有，包括土地，包括人，包括满天繁星。居住在偏远的地方，吃不饱穿不暖，经受干旱、地震、滑坡的侵害，生活难以为继，这些都可以忍受。而不可忍受的是，最后的这一批农民，还要经受更大的苦难折磨，作为男人，他们娶不上媳妇，无法传宗接代，村子面临灭顶之灾，所有的希望只能是一种绝望的抵抗。

　　以弱者的底色来渲染霸权，无视女性受辱，无视法律尊严，无视社会谴责，有站在男性立场上说话的嫌疑，却能够充分体现《极花》不以《血葱》命名的用意所在：男性霸权是环境使然，时代使然。文化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往往与多数人的利益相悖，大多数时候，霸权就是盲目和卑下的屈从的基础，“从主观上看，该屈从源自人在作出自身决断时的心理惰性和无能为力；从客观上看，它可以归之于受限制和无价值的生活条件的延续不绝。”（16）在这个意义上讲，《极花》里的男性霸权，又何尝不是对更大范围的霸权的屈从呢？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弱者的抵抗”的故事。

　　彭岚嘉 兰州大学

　　杨 华 西北师范大学

　　注释：

　　①张晓琴：《最后的水墨乡土——评〈人民文学〉2016年1期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文艺报》2016年2月29日。

　　②（13）（14）贾平凹：《极花·后记》，第92、94页、92页，《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

　　③④⑥⑦⑩（11）（12）贾平凹《极花》，第88页、90页、44页、18页、33页、80页、42页、22页，《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

　　⑤转引自余扬《约翰·欧文：像狄更斯一样讲故事》，《文学报》2008年7月10日。

　　⑧（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8页，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⑨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第236-3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5）（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08页，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6）（德）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68页，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