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娟

　　意象诗学与现代意识的冲撞与协调

　　樊娟

　　贾平凹的写作一直都在变，题材在变，体裁也在变，可是他的精神母题却没变。卡夫卡写的是边缘个体在时代中的不可克化，贾平凹写的则是被时代抛弃的渺小角落里的一块苦焦之地及其土地上渺小生命的滞后生存，这正是中国式现代意识的体现。他并没有在过度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中寻找自己的灵魂栖息地，而一直在乡村尤其是即将消失的乡村，甚至是城市文明无法消化或吞吐出的边地落实他对意象诗学的执意追求。与福克纳一样，他的乡土写作也在争取悲剧的条件，这也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从而切中他的生命核心。“他努力在小说中描绘他那固有的传统准则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已经影响到他整个小说创作，因而他的全部工作确实是一个争取悲剧条件的努力过程。”①中国乡土社会的裂变带来乡土文学的转型，就算实体中的乡村会有消失的一天，意象诗学与现代意识的顽缠也是久远的，这是贾平凹写作的宿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

　　贾平凹一直有对意象诗学的自觉追求，《浮躁·序言之二》上就说：“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②而这种写作路径还存在着挖掘人心的局限，审美意蕴的追求是大于精神勘探的，这就影响了小说写作的深度，贾平凹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新世纪以来，他在精神的雕塑性上有更为自觉的践行，而文学上也有了新的追求：“在中国的背景下分析人性的种种缺陷，又能在作品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絪缊，那是我的兴趣所在。”③因为已经无法浑然坐忘于山水之间，而要把住现代中国的精神脉搏，现代意识的伸张就成为必然的创作取向。在《文学的大道》中，他是这样界定现代意识的：“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强调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以人为本，考虑的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困境。”④落脚到作品中，就是分析人性的弱点如私心、暴虐等，这样，小说内在的精神空间才会更为深邃。

　　距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食的日常生活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再成为作家写作时关切的焦点，而色的日常生活问题在某些边缘地带还不能得以解决。《秦腔》关注的是清风街生无地，死无穴的生存困境，而且由谁来抬棺材，埋葬到哪里已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极花》里的圪梁村还处于前现代与现代初期之间，又有现代化的过度发展对人心的奴役，而色的贫困、性的贫困、种的贫困日益成为更为突出的难题。与城市文明中色的泛滥与过剩相对，这里面临的却还是色的空缺与匮乏。因为没有传种接脉的人，这些地方就会断了香火。色的需求困境既折射出这里的物质困境，又关涉个体的精神困境。好在天地神人的文化机制还在，诗意与神性还不是匮乏的。

一、现代意识对意象诗学的谮越

小说中的圪梁村没有清风街、古炉村与樱镇那么写意，写实的成分居多。村人的拐卖、偷窥、抢媳妇的阴谋都是因为现实的问题，而非人性本身的弱点。公公与儿媳妇乱伦的传言，兄弟合娶一妻的事实，使得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同时受到挑战。《茶馆》里就有两个逃兵合娶一个老婆的桥段，这说明荒唐还在延续。阳婚不成也要阴婚，阴婚配对也是匮乏的，这与五四时期基于启蒙立场对冥婚的批判不同，贾平凹对此是肯定的，并使性的贫困延伸到鬼界，愈发投射出现实问题的严峻。

　　（一）胡蝶的离魂

　　而胡蝶被拐就处于这一现实问题最显性的环节，从而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当胡蝶像动物一样被拴着，像囚犯一样被囚禁时，刻道就成为她唯一的生存方式。即使高跟鞋吊在井里的旧俗依然还在，但她还是会反抗逃跑，不会接受被拐的事实。此时，旧俗就是失效的。即使在怀了孩子之后，她还以堕胎的形式来反抗。在生了孩子、剪了纸花、找到星星之后，她还在刻电话。她也拒绝承认自己是出自这片土地的气，不会回归这片土地。因为胡蝶一直秉持着自己的理念，就是她是人不是物，不可贩卖，如同刽子手与犯人之间的对抗关系一直都存在，所以她没停止反抗。而訾米将自己财物化的倾向，被立春与腊八两兄弟共用的龌龊，胡蝶都是不认可的。

　　胡蝶的离魂最能体现出她的有限反抗。每当胡蝶的肉身与灵魂分离时，都是她在承受最痛苦的侵害而又承受不住时，比如偷跑被打、强暴与生孩子时，她都灵魂出窍了。这是她内心痛苦积累到极致的一种释放，灵魂的分离也可暂且缓解她肉身的苦痛。此时出现的并不是胡蝶自我的论辩，而是她在遭受侵犯时的自我分裂，内心的疯狂、焦虑是通过离魂、游弋、飘荡来呈现的。尤其是她在被强暴后，通过丢魂也写出她的自我迷失，直至最后她在作出无从选择的选择之后，通过干花写出她生命的被碾压，通过飘荡的纸花写出她情感被撕裂的惨状。因为她仍然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走向母亲那里，是最热切的盼望；回到村子，回到孩子身边，又是最内在的牵扯，她的生命就在这两个强权之间恐怖而战栗地摇摆。

　　除了乡村的圪梁村，城里的出租屋大院里也有对胡蝶同样的侵害，只是样态发生些许变化。当解救后的胡蝶回到出租屋大院时，这个城市里的边缘地带并不见得比圪梁村文明多少，不仅对黑亮及其兔子乃至整个圪梁村都充满了歧视，即使对胡蝶也是不宽容的。媒体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张扬了社会正义，却侵犯了她的隐私，破坏了她以后正常生活的权利，反而是非人道，非现代的。弟弟的埋怨嫌弃，闲人的流言碎语、母亲的胡乱撮合，更是让她难以立足。胡蝶最终还是像蝙蝠一样去寻黑，因为黑暗既毁灭她，又成全她。

　　（二）天地神人的残酷对应

　　《极花》里的自然万物、天地、神灵等也与这一生命情状形成对应，作家通过胡蝶之眼写出动植物日常而自在的世界，在生态链的联结中，就隐含着残酷而无常的生存法则，而其中每个个体也都要经历生与死的疼痛，尤其狮子吃鹿，鸡被剁了头，就与黑亮对胡蝶的强暴相对位。而这样的生命真相，是胡蝶在极限处境中幻化后的通观而得的，其精神特质更接近庄之蝶的郁勃黝黯，而不是狗尿苔的清明透彻。小说里的通灵也与作家之前写的不同。《秦腔》中疯子引生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人，可以进入通灵的状态，与花、树对话，这样作品的维度就打开了，作品的容量也丰富了。在《古炉》中，狗尿苔听见与看见的则是一个丰富有趣自足自得的动植物的花花世界，没有来自生命深处的精神痛感。不仅如此，作家甚至认为狼比人还有秉性，狼群为了纪念家族中的老狼而置武斗后的古炉村人于不顾。而胡蝶则是在对极花、老鼠、白皮松等的通灵中倾诉自己的苦痛，与狐狸的通灵也只是做梦的幻化呈现，是意欲逃跑的媒介。总之，通灵只是诉说苦难、逃离苦难的通讯工具。

　　在地界里，地动是天地间的暴力，走山是暴力后的断裂。性交是男女间的暴力，黑亮对胡蝶的施暴没有经过胡蝶同意就是施暴。绝户是人界的断裂，黑家的脉终于续上了，但这是以胡蝶死过一次为代价的。而在天界或超验界，乡村的庙宇也已消失，而找星星便成了招魂的方式，可是此时胡蝶还找不到自己的星星。

二、意象诗学对现代意识的磨砺

在贾平凹小说中，意象诗学是在人与动物、植物、无生命器物的呼应中产生的，同时也是在剪纸、贴花、写字等民俗仪式的灵化中孕育的，更是在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中生成的。这使得小说在关于拐卖的社会热点问题背后挖掘出更为丰富的内蕴，使得胡蝶被拐卖的苦难得以缓解，黑亮等也没有承担起拐卖人口的罪责，罪恶感还是淡化了，多少化解了浓重的悲剧氛围，也让日益凋敝的乡间因诗意与神性的残存而获得某种价值感。

　　（一）天地神人的动态和谐

　　1.人与自然万物的呼应

　　贾平凹是把人与物平等对待的，因此在作品中不是谁为谁服务或谁映衬谁，而是人与动植物、无生命器物等的平等对话。在植物序列内，有极花与极草的隐对应，也有极花与血葱的明对照。极花显然与胡蝶及黑亮母亲有关，而血葱代表着肉欲、欲望等，效力愈强，男女阴阳间的生态就愈发失衡。何首乌的根茎可入药，黑家的根脉在兔子身上，他更是一剂良药。在动物序列内，狐狸与鸡之间有食物链，而狐狸嘴巴与宽余嘴巴的对应又可看出人与动物的神秘联系。黑亮叔对驴有体恤，狗对胡蝶也有贴心保护。尤其围绕着胡蝶形成了丰富而驳杂的意象链，与动植物之间也是混杂对应的，如镜框里的极花、纸花、红狐、星星等，而极花则是其中的核心意象。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写了人与无生命器物的对话，这其实已关涉人与民俗的呼应。石头女人是人用石头刻出来的，而刻出来就安慰了圪梁村的光棍，与实际生活中的妻子形成虚对应。石羊刻出来是为了送病而祈求祥瑞之气的。石狮子则是用来镇守门户的，并与天灾形成抗衡之势，同时它也护佑风水，兔子的胞衣埋在了石狮子下，寄托了黑家的愿望。这样的仪式证明了黑家人脉的延续，也预示着兔子要顶门立户，支撑起黑家的发展。这其实已与风俗联系在一起。民俗是中国人的情感仪式，同时也有神性化的倾向。费尔巴哈说：“艺术认识它的制造品的本来面目，认识这些是艺术制造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宗教则不然，宗教以为它幻想的东西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纯粹的艺术感，看见古代的神像，只当看见一件艺术品而已，但异教徒的宗教感则把这件艺术作品，这个神像看作神本身，看作实在的活的实体，他们服侍它就像服侍他们所爱的一个活人一般。”⑤这些石器其实已经超越了艺术品的界限，成了神器，背后有神灵的光晕。

　　2.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

　　在启蒙的视野下，一些鄙风陋俗需要剔除，而在祛魅的同时又需要某种程度的复魅，小说通过胡蝶之眼写出古旧乡俗，这些民间的讲究、忌讳、敬畏还是要有的，这些仪式有准宗教的功能。如果没有灵性层面的超验，人心便容易沦落。老老爷写墨字，并在葫芦上印字，也使写字本身成为民俗的新仪式，并带有神性。蚕婆剪纸治病，麻子婶剪纸招魂。在贴花花、剪花花的过程中，胡蝶的病症得以医治，丢了的魂也找到了。胡蝶学会了剪花，其实就是学会造自己的神，情绪有了输送的出口，转移了愤懑与阴郁，情感就有了寄托，所以剪纸通心。而麻子婶不仅成了剪花娘子，还与空空树建立起对应的关系，这就更使剪纸这一民间工艺附加了一层灵性与神性。

　　天地的维度是超越于人之上，也是为人设限的。地呼气为云，地与天也相互感应，地呼气为人，而坟就是气眼，这样天地生死就是相关的。在天地间的开阔地带来看待被拐，内在的天地也会开阔些。而胡蝶在山村终于找到一大一小两颗红星星，也是与天际建立联系，星空不再是无情的，而是有情的。胡蝶也不再是漂泊与孤寂，而是有依靠、有寄托的。

　　（二）胡蝶的神归

　　从离魂到神归，胡蝶完成了从外在诗学到内心诗学的转化。首先，在与天地、自然万物、民俗、神灵的感应与关联中，她学会安妥自己的灵魂。刻道、刻电话的硬气与狠毒都是对拐卖的反抗，而养着娃、剪纸花、找到星星后，内心开始复苏、软和、温润、亮堂，则是在超越拐卖。有了兔子，不是青文也不是黑亮，胡蝶才有了自己的精神星空。所以兔子的出生是胡蝶心态转化的关键，是从幽暗心境挣脱出的关键。黑亮先种极花、蒿子梅都没成功，而种何首乌却成功了，这与胡蝶心灵转化的节奏也是吻合的。胡蝶的内心从暴虐、厌恶、到接受现状，适应现状，转化心态到到心宅较为澄澈有光亮，这正是其内心波澜的图谱。这样胡蝶就把孤独绝望的自我从黑暗的沦陷中拯救出来，回归日常生活的温情，心灵变得湿润，灵魂也有了乐意与芬芳。与兔子的对话就表明胡蝶留心已定，最后的回归也是注定的。

　　另一个转变的关键因素则是黑亮。虽然两人最初的关系是激烈对抗，尽管黑亮的细腻与人道是建立在拐卖的非人道的基础之上，最后两人还是互相渗透，直至最后接受，性爱在其转变要素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经过胡蝶同意，黑亮对胡蝶的施暴就转为富有野性的欢爱。她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接受，感觉上也发生从辣苦到甜蜜的转变。这属于胡蝶心境发生转变的隐秘原因，其实也是人与内自然的对话，与生命野性的对话。如果与青文的情爱还属于植物性的单相思，那么与黑亮的性爱则属于动物性的，吊诡的是，竟孕育着一种精神的力量。

　　胡蝶的神归就意味着一方面对恶进行忍耐，一方面也在转化恶。作家欲以圆融和谐来包容突兀，然而终究消磨不掉的还是胡蝶被拐卖的现实。刻电话、打电话就是她依旧反抗的明证。但不管怎样，最终还是回归圪梁村，这说明这里有着强大而残忍的吸引力。

　　不管是现代意识对意象诗学的谮越，还是意象诗学对现代意识的磨砺，都有一种冲突感。而这种冲突感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因为意象诗学与现代意识本来就是基于迥异的思维模式。意象诗学正是基于重综合的意象思维而生成的。《易经·系辞下》上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⑥天地、自然万物、神人之间都是有联系的，遵循的正是重综合的思维方式。贾平凹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他明确指出：“这个‘意’和‘象’，我学《易经》爱写‘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仰头看天上的星辰日月就可以明白天地间的道理，这叫形而上，或者叫‘意’；再低头俯察，具体的式，猪猫狗的长相，桌子板凳的摆法，它那个法则又对应天上的象。农村人常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要掉一颗星。”⑦可见，意象不仅有形而下的式，还有形而上的意义，两者兼具，才能把人引入审美境界中。而在陕南民间，很多现象也受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他接受这种思维方式的熏染也就极其自然了。他也曾明确指出：“外国人有外国人的思维方式，马尔克斯写人披上被子就飞了，而在中国人的思维里这就是神神鬼鬼了；比如中药里边的意象，象形治疗，吃啥补啥吃核桃补脑是形像，吃猪腰子补肾是猪肾补人肾；我老家人身上长了疙瘩，就找树身上长的疙瘩把皮剥下来熬汤喝，包括算命呀，风水呀，都是象征和意象的东西。”⑧他其实将马尔克斯的魔幻做了中国化的理解，并把民间的神鬼、风水等相联系，总结了其中的思维方式。这种意象思维注重综合与联系，与原始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与注重分析的抽象思维是不同的。

　　现代意识恰恰基于重分析的抽象思维，而贾平凹小说中现代意识的凸显就是主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明证。西方文学的主题往往是人与神的对抗与冲突，现代文学尤其注重对人本身进行科学准确的认识，条分缕析地解剖人性。因此，在认识人本身即在人性方面的挖掘很深，对人本身的罪即原罪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而神一旦缺席或隐匿，写出灵魂的深渊便成为文学的最高理想，而反抗绝望的内心冲突与激荡就大大开阔了其精神空间。因此，灵魂的论辩与呼号就成为其写作的追求，“展示这个过程中自我的对话和灵魂的冲突才是文学的真正重心。两个内在的自我，就像两个人谈话，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立场，各自提出最充分的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说，每一个人的灵魂世界里都有两种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深渊。文学的重心就在于展示这两种深渊和两种深渊相互撞击过程。”⑨而贾平凹小说中的现代意识还是中国式的，主要源于转型期的中国，是通过趋同演化独立发展出来的，并非是西方式现代意识的照搬与横移，冲突感的呈现样态也就有了差异。

　　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各自为重的差别，即不可通约的异质性，这两种文化的兼容、兼得与兼美其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而怎样汲取两种文化中的文学资源，并使两个相互冲突的思维、维度等成为文学要素在同一部小说甚至在整个小说世界中融为共同体，则是可行的。

三、意象诗学与现代意识的综合

从审美角度而言，意象诗学重在和谐，现代意识则关注冲突，尤其是生命深处无可解脱的痛感。在意象诗学与现代意识之间，如何冲突，怎样交融，贾平凹是有自己独特的追求路线的。他并没激进地卷入到把自我从各种压迫与侵害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而是主要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尊严与自在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超越了施暴与抗暴的二元对立，在韧性的反抗中来建设内宇宙，试着在冲撞中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因为是在突兀与冲突中产生的，因此是富有弹性与张力的协调。

　　作家最后写了胡蝶的回归，从被拐卖到接受拐卖再到自我拐卖，这样“反现代”的安排似乎在认可拐卖，其实只是对作者的误解。贾平凹只是试着以无差别心考察这一社会问题，既体察胡蝶被拐卖的痛楚，也理解黑亮买卖人口的无奈，并没有站在胡蝶的立场憎恨黑亮等。这样的价值中立决定了作家的普世性同情，这不是没有是非，而是在超越二元对立的是非，在更高层面上把握人类心灵的共通准则，化解人类的生存困境。在《秦腔》中他写到民有民的难，官有官的难，各有各的立场，并没有帮着农民恨村镇干部等，那样就缩小了格局。《带灯》中他一方面写基层干部的野蛮与暴戾，同时也写农民的胡搅蛮缠，使强弄狠。带灯这样高贵与智慧的基层干部的出现，使小说在现实维度之外又有了想象的空间。而《老生》中，老唱师在任何历史时期走的都是第三条道。因此，在革命时期他是保安团与游击队之外的第三者。在土改时期他既同情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贫下中农，更同情地主与富农。文革期间既体谅地富反坏右，也没过度苛责当时的办事人员。改革期间既肯定致富的诉求，也对其中人心的颓败持有深忧。总之，正如作家而言：“我本质上还是想弄雄浑厚重的东西，我能旷达，但难于阔大。旷达是阴性艺术所能达到的较好的境界。这个旷达，好像冬天走到野外，无叶之树、远山，天很低，人往遥远的地平线走去，就是这个境界，大，远，不小气，冷调子，涌动着批判的力量。有的人像壶口瀑布，壮阔，激越，喷发，热情洋溢，暖调子的，颂歌式的。”⑩《极花》等小说中就有这样旷达的境界。

　　因此，分析是综合中的分析，冲突也是交融中的内在冲突，并没有发展成为冲突大于交融，冲突为交融之先的境地。带灯是以微弱的力量来承担时代的重负，而胡蝶的力量也许只够支撑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有时还在能够承担自己与不够承担起自己之间，力量是更为微弱的。麻子婶作为招魂的人自己却没魂了，胡蝶是神归了心却难安，这都是圆融不成的尖锐，作家还是试着用意象诗学来超脱生命的痛感，无法超脱，又竭力超脱，因此成了无法超脱的超脱，这都使得小说超出审美世界的界限，进入精神世界的领地。

四、结语：走出审美的诗教与无法超度的超度

贾平凹的小说不仅有自身特有的审美指纹，还有独特的精神DNA，从而形成独异的意象世界。而他一直都在不变中生变，是一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而美学与精神的不断累积，使其文学世界有了更强的辨识度。吴炫认为：“贾平凹的审美取向已不言而喻，只有未被污染的原生性的民间文化，或者用原生性的民间文化的眼光过滤已被文明侵染过的土地，才是贾平凹心灵上的真正依托。”（11）这种说法尤其适用于寻根文学期间的贾平凹，而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则是失效的。与其说支撑他创作的是原生性的民间文化，不如说支撑他的是乡间的土地，进一步而言，与其说他写的是对乡土世界的挂怀，不如说是对意象诗学的缅怀与执迷。“诗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宗教，或者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12）这就意味着诗歌其实已走出审美的藩篱，而有了拯救的意味。而贾平凹小说中意象诗学的引入，也有同样精神救赎的意味，因此他小说中除了有审美的维度，也有精神的维度，还有超脱的空间，即以诗意与神性与人心的残忍、暴虐、分裂、撕裂等相抗衡。

　　而灵魂的维度是通过造孽与超度的视点来呈现的，不过关涉的还是现世，不太注重来世，而且两者也企图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有协调的可能。贾平凹的小说是有一种佛性的，如善人就是还俗的和尚，现实中的苦难让他不得不站出来救人救己，承担起时代的精神重担。作为乡镇干部的带灯在处理上访问题时也在不断修行，试着完成心的转化。老唱师则在阴与阳之间来审视历史，超度历史，告慰历史。这些具有延续性的人物都有一种佛晕，《极花》中的老老爷与此是一脉相承的，都在超度众人、超度自我，从而具有一种神性。这些人物一直在他小说中累积，从而形成一股精神力量。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人物存在，天地神人这一共同体才不至于分裂。《极花》写了暴力、仇恨、冲突、反抗等造孽，而造孽最后的走向是超度，也就是最后的和解。胡蝶对黑亮的仇恨和我执，在兔子的诞生中超度了，这种和解让作品有了温暖人心的力量，对未来的期待也不会变得空洞。

　　总之，作家采取了有话则短，无话则长的策略，将如何拐卖、如何解救的社会学等层面的内容留白，将最能引起轰动的浮面内容省略，而将村子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这些常态的内容作为中心来考察。胡蝶虽然成了干枯的极花，如枯山水，只有空样子，可是极花虽枯犹香。而枯村落、枯虫花、纸花、石女人等组成的系列景象，正是作家为剩余乡村描绘的一幅图景，别有一种诗意，残酷的诗意。“但是读者有理由相信，在少年的最后时刻，他和小女孩的关系由被害转化为被救。这种自相矛盾的结局是少年给读者留下的模糊的空白，但我要说这就是一种‘建设性的模糊’，在少年的沉沦和献身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人类“积极的美德”的呼唤。”（13）胡蝶的复归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但又留着温情的模糊的空白。因此，《极花》直指人种等的断裂困境，还能有灵魂的芬芳，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模糊，不是毁灭性的模糊，也不是消极性的模糊。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世界文学坐标中贾平凹与莫言文学创作比较研究》（2013JK028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跨文化语境中贾平凹小说的影响研究》（RW140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创新团队资助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樊 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山大学

　　注释：

　　①［美］乔治·马里恩·奥唐奈著，薛诗绮译：《福克纳的神话》，选自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②贾平凹：《序言之二》，《浮躁》，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贾平凹：《前边的话》，《听来的故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贾平凹：《文学的大道》，《文学界》2010年第1期。

　　⑤［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84-685页。

　　⑥曾凡朝注译：《易经》，武汉：崇文书局，2008年版，第333页。

　　⑦⑧⑩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1页，251页，256页。

　　⑨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11）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12）谢有顺：《“诗教”的当下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23 期。

　　（13）铁凝：《“关系”一词在小说中——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