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跃

　　论新世纪文学的“向外转”
——以“底层文学”为例

　　秦法跃

一

1986年，敏感的文学批评家有这样的发现：“如果对当代文坛稍微做一些认真的考察，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的，难以遏制的趋势。”①整整二十年之后，批评家又有这样新的发现：“在新时期文学由社会主题而文化主题而自我主题的渐次‘向内转’的愈演愈烈之后，在文学本体论的内卷化偏至之后，社会主题、文化主题又有恢复活力的趋势。”②这样的两段描述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轨迹：不断的“内转”之后，开始被一股向外的力量牵引，变成“向外转”。这种“向外转”的趋势，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显现，自新世纪之后，则变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潮流。这些作品，多表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情感和经验，与中国现实的进程息息相关，同时，对当下的热点问题——如下岗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城市贫民问题等——多有回应，表现了浓厚的现实主义的倾向。

　　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是被主流意识形态以规定和条文的形式予以确认，唯其独尊。但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兴起之后，却在先锋作家的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摒弃。先锋作家以反叛经典现实主义、挑战传统文学模式的姿态登上当代文坛。以余华、马原、洪峰、叶兆言、苏童、残雪、残雪等为代表。在小说方面，从寻根派到先锋派再到新写实，均背离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再关注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也不注重人物性格塑造和故事情节完整，而是转向了对形式探索、语言试验、精神追寻、生存叩问、终极关怀等方面。在先锋派作家那里甚至变成了一种文体的狂欢和个人化的写作。文学离时代的宏大主题、离民众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有学者指出，“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叙事的迷宫、文字的游戏、自恋的梦呓、表象的狂欢、无根的想象，莫不打着‘向内转’的口号愈演愈烈。”③这种“向内转”的原因，鲁枢元先生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文学艺术的需要，对以往机械的创作方法的反动，民族文化另一脉系的显现，主体意识的觉醒等。而八十年代结束后，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政治气氛一度紧张而同时经济领域相对开放，这使得公众话题往往悬而不提，日常生活凸显在人们面前。这是90年代初期文学持续“向内转”的重要原因。90年代的“向内转”有了和80年代不同的内涵，对于一些写作者来说，文学作为一门技艺得到了强调；而对于另一些写作者来说，日常的凡俗的生活有了进入文学的理由。80年代文学“向内转”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而到了90年代，情况却显得复杂。虽然“向内转”促进了文学的自足，展示了更多的写作可能性，然而在公共讨论中的缺席，对时代批判的失语，使得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不再承担世道人心，放弃了作为时代精神风旗和社会牛氓的角色。对这种创作倾向的反动，是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向外转”的重要动因。文学“向外转”又是和先锋文学退潮相关的一个进程。先锋作家经过狂飙突进式的实验和探索之后，打破了当代中国几十年来单一的文学格局，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概念。随着西方文艺更加全面、更加理性的引进和接受，先锋已然不再为先锋。加上，图书市场的日益成熟完善、政治意识形态与商品意识形态渐趋融合，先锋语境已经逐渐消逝。90年代中期以后，先锋作家们对小说形式、语言的试验和文本游戏的热情消退，开始放弃纯粹的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追逐，纷纷从先锋撤离，返回现实主义立场，重新操起了“讲故事”这门最古老的手艺，对中国故事、当下生活更加关心。他们不再希求攻占精神高地，却开始希求攻占现实高地。新世纪，曾经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余华，在推出其长篇小说《兄弟》时就宣称要向现实发出“正面强攻”。我们可以把当下文学这种直面现实，关注民生的“向外转”的潮流看作是现实主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短暂落潮之后的回归。

　　新世纪文学“向外转”和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文学还当推底层文学。底层文学也被称为“打工文学”“底层叙事”或“苦难叙事”。这类文学关注的对象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突现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诸如贫富悬殊、城乡差别、道德沦丧、精神焦虑等，都在这个群体身上存在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奋斗拼搏，他们生的艰辛、活的无奈都是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残酷存在和真实。因此，“苦难叙事”也一度成为底层书写的代名词。底层文学真正开始为人们所关注是在2004年以后，至今方兴未艾。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问苍茫》，刘庆邦的《神木》，刘继明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尤凤伟的《泥鳅》，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王祥夫的《五张犁》《狂奔》，罗伟章的《大嫂谣》《变脸》，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淋湿的翅膀》等都是杰出的底层文学代表作品。除了这样一批以写作底层著名的作家以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业已在中国当代文坛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作家，如贾平凹、张炜、韩少功、李锐、迟子建等，也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底层写作”，使得底层文学在新世纪文坛一时蔚为大观。虽然目前评论界对底层文学的界定尚不统一，但是，对这一小说写作潮流能够立足当下，紧抓时代脉搏，直面社会现实，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写作态度和时代特征是充分肯定的。底层文学成为文学“向外转”代表性创作潮流。

二

文学“向外转”，跟社会转型期人们对文学的期待和需求有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转变，一个被描述为现代化了的，甚至后现代化了的中国正在切实而具像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这种深刻的转变，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同时也极大改变了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情感取向。王晓明把这个时代称作鲁迅命名过的“大时代”。④身处在这时代之中的人们，自然希望能有对这个时代做出描述的文学，希望文学能真切地表现他们生活的现实，表现他们的快感和痛感，希望能在文学中找到共鸣、安慰，乃至发泄。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之后，中国社会愈来愈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普通人关心的是现实的物质生活问题，感受的是纠缠于身的现实烦恼，而不是高蹈的精神层面问题。人们每时每刻都要和现实打交道，无时无刻不深感自己活在现实之中。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思潮，坐而论道的风气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境况下，复杂的形式主义试验就显得不合时宜，人们需要更直接的表意模式，更“现实”的现实主义。

　　文学“向外转”，也直接是中国新的社会现实、新的社会问题的反映。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跟过去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人的富裕却不是同步和均衡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直接使每个人都受惠。虽然“先富带后富”是国家基于长远的政策，然而在当下，公平问题却不能不进入人们的视野。“先富”和“后富”使得原先中国橄榄状扁平的社会阶层分布重新分化。2002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⑤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区分了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十个阶层，并以此基础区分出五个地位等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阶层的分化对于当代中国是十分重要的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成分划分为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等，这种划分依据的是社会分工，而不是资源占有的多寡；应该说，这种划分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更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不存在地位的高低。而现在划分出来的十个阶层，依据的是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寡，他们之间更是一种垂直的关系，这是十分深刻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有工农兵文学，现在有了底层，自然也就有了“底层文学”。从这个命名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意识形态性，也可直接看出它的现实主义性。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一些，考查其他流行的文学命名，如商战文学、官场文学、白领文学，我们会看到这些文学正代表了不同阶层的价值和道德。我们可以说，与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分化同步的是价值和道德观的分化，而这种价值和道德观的分化和自我表现正是文学“向外转”的重要原因。

　　文学“向外转”，还与市场经济下市场对文学的导引有关。市场的介入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从前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现在更多是“文学为市场服务”。文学的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它的动向。黄发有曾研究了市场化策略对以《小说月报》为代表的选刊的选文标准的影响。他统计了二十年间《小说月报》选发的作品，指出，正是为了争取最大数量的读者，《小说月报》基本上只选现实题材的作品。⑥选刊趣味服从于大众趣味，而大众趣味则决定了市场导向。如今的文学体制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体制。计划经济时代文学刊物尚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而当期刊被推向市场之后，必须以发行量来换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纯文学刊物越来越难以为继。2006年《小说选刊》改版，编辑理念转变为：“贴着地面行走，与现实生活同步。”⑦据称这种贴近现实的编刊理念使得其销量大增。⑧不仅是文学期刊，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学媒体，都不得不考虑到市场接受和利润问题。有更广阔市场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就更容易被接受，更容易引起重视。市场对于写作者来说，形成了一种软性的同时也无形的命令，鼓励他们“向外转”，阻挠他们“向内转”。

　　作为占中国民众绝大多数的“底层”是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如何对待这“沉默的大多数”，是文学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底层文学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是文学表现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和独特视角。在底层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深刻、复杂的现实世界。它关注的对象是农民工、下岗职工、小职员、小老板、留守儿童、失足妇女、杀人犯等等，它展现的生活场景是城市的繁华、乡村的没落、工地的辛劳、人际的冷漠，都是当下社会的写真，其题材基本覆盖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全貌。按照关注对象和叙述视角的不同，大致又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下岗题材小说，如曹征路的《那儿》、谈歌的《下岗》、肖克凡的《最后一个工人》、阿宁《乡徙》、翁新华《哀兵阿满》等。这类小说关注的对象是国企改革中产生的大批下岗工人，反映的是他们从主人翁到下岗失业的心理落差、生活的艰辛、内心的焦虑，这是中国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真实写照。二是打工题材小说，如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刘醒龙的《黄昏放牛》、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王夔的《像上海一样灯火辉煌》、曹多勇的《城里的好光景》等。这类小说关注的对象是为寻求生计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反映的是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身份上的尴尬、生活上的坎坷、情感上的痛苦、心理上的焦虑。这是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出现的独特现象和重要特征。三是极端问题小说，如刘庆邦的《神木》《卧底》、水土的《矿难》、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刘继明的《放声歌唱》、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这类小说关注的是社会上的极端问题，如矿难、黑煤窑、讨薪、杀人等，反映出当下社会存在的人性险恶、为财是图、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等问题。四是关爱妇女儿童题材小说，如尤凤伟的《泥鳅》、李见心的《小姐杨裴裴》、王手的《乡下姑娘李美凤》、刘军的《空巢》、罗伟章《我们的路》、阿杰的《温暖》等。这类小说关注的是底层中更为弱势的群众——女性、儿童和老人，反映的是进城或留乡的女性悲惨命运，留守儿童、老人的痛苦遭际。这是当下社会需要被投入更多关爱和呵护的弱势群体。底层文学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感人魅力迅速在图书市场点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注，许多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也纷纷刊发底层文学作品，如《人民文学》《天涯》《小说选刊》《十月》等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阵地，在文学评论界也一度成为研究重点和热点问题。一批优秀底层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电影，同时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视作品也被搬上了屏幕，代表作有《高兴》《落叶归根》《三峡好人》《盲井》《农民工》《上车，走吧》《我叫刘跃进》《泥鳅也是鱼》《暖春》等等。文学是反映社会生存状态的镜子，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样态，底层文学就是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文学“向外转”的生动表现。

三

文学“向外转”，是新世纪文学的客观现实和重要特征。“向外转”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取代古代社会，现代性逐渐建立之后，文学越来越成为一门“专业”。文学问题越来越成为语言问题、修辞问题、结构问题，越来越与时代无关，与现实无关，甚至与精神无关。二十世纪遍及世界的文学现代主义风潮，正是在文学专业化的大背景之上的。诚然，文学的专业化提升了文学的品质，打开了更多的审美空间，但不得不说，专业化却容易带来技术主义的弊病。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文学当然不必一定反映时代，但在当今这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文学如果不做时代的记录者和反思者，如果没有一部诚实的记述和深刻的洞察了时代进程的“诗史”，那将是时代和文学的共同遗憾。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文学应该退缩回自己的园地，把政治、经济上的事交给政治家和经济家，把对社会的记录交给记者。但是，政治家、经济家、新闻记者对现实的描述和研究并不能取代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文学能在讲述故事中表现人性情感，文学能描述现象中抵达历史的深度，文学能在具像的书写中抽象出时代的本质。无论在丰富性上，还是在抽象性上，文学都有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地方，尤其是作为“人学”的文学直接关注的是“人”，这更为其他学科所无。就如马克思对巴尔扎克那句著名的评价一样，从《人间喜剧》中得到的“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我们期待当代中国能出现一部有着《人间喜剧》品格的作品，这部作品就像哈金说的，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⑨

　　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学有这样的要求，那我们必然对当下的“向外转”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有诸多不满之处。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达到如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那样表现历史本质的高度，而更多停留在对现实的表面书写。我们的文学缺乏反思，缺乏认知，对当下的价值观念多表现出认同的态度，缺乏批判精神。这种文学对现实过于贴近而缺乏超越，就如黄发有所说，变成了“现时文学”。这跟作家的能力有关，也跟社会语境有关。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作品，当时代要求文学“向外转”时，现实主义就容易沦为对大众的献媚，成为一种投机。底层文学表现了一个曾被忽视的场域，比起“商战文学”“官场文学”，更体现了“写真实”的精神，表现了文学所能拥有的人文关怀。它在新世纪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是有其必然性的，其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首先，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底层文学是中国当下社会在文学领域的真实反映，是现实主义精神写作的典型。它以纪实为己任，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揭露了繁华之下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底层文学作家各自从自己的视角观察社会，关注底层民众的经验表述，在小说中拓展了一个全面、生动的底层民众生活空间。这个文学空间不仅是底层文学作家作为知识分子责任和良知的体现，是广大民众、读者的热切期待，也为社会管理者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也是对80年代以来文学过度“向内转”、追求“形式热”的反拨，使文学创作更加理性，提升了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性。其次，浓厚的人文关怀情绪。“底层文学”作家直面底层疾苦，关注弱势群体，批判社会不公，作品笼罩着浓浓的悲天悯人情怀。小说不仅展现了底层民众悲惨的生存境遇，更将关注视角延伸到心灵深处，抚慰饱受创伤的精神世界，发掘底层多样人性、人格。第三，独特的艺术审美追求。优秀的底层文学作家们在追求纪实性的同时，也努力营造了一个丰富而多彩的“底层文学世界”。具体表现为主题开拓的多元化，如曹征路的下岗题材小说、刘怀邦的矿难题材小说等都独具特色；人物性格的鲜活性，如《霓虹》中倪红梅的正直善良、《飞翔的女人》中荷子的坚韧执着、《高兴》中刘高兴的乐观豁达。充沛的精神内涵，如《神木》的压抑苦闷、《放声歌唱》的反思批判、《温暖》中的温情脉脉。第四，丰富的文学史意义。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最受人瞩目的创作潮流，有着无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有评论家指出，“底层文学”是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继承者，是一种“新文化”。⑩这种评论确实不为过。底层文学是现实主义在新世纪的继承创新的代表潮流。在秉承直面现实、关注民生的传统基础上，更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感和地域性，创新性特征明显。与当下现实主义的另外两支创作潮流——乡土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相比，底层文学较乡土文学更关注人性；较新写实小说，视点更低，人文关怀更浓。至于阐释空间的多元性、文化审美的大众化、艺术感染的共鸣性等，也都是“底层文学”对文学史的贡献。

　　但先天拥有道德优越的“底层文学”，却容易把持一种“道德正确”，把苦难作为卖点，有意地放大苦难，甚至把苦难传奇化，脱离了它的现实基础，更遑论表现时代本质；而出于媚俗，“底层文学”容易把对苦难的描写转化为苦难和丑恶的展示，也往往与性的描写糅合在一起，批判变成了津津有味的猎奇，甚至，“对性的反复叙述成为苦难深化的必由之路，苦难转化为当代性史。”（11）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那种既有时代感，又富永恒性的作品还很少。另外，底层文学创作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情感宣泄过多而理性节制不够，有的一味同情，有的过度宣扬苦难，丧失主体价值判断，反映问题有余，批判深度不够，对存在的社会问题急于暴露却又缺乏深度剖析。有些作品艺术手法也略显粗俗。篇幅以中短篇具多，有份量、有深度的长篇创作仍显不足。

　　但无论如何，以底层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给新世纪文学增添了许多亮色，我们有理由对它们怀有期待；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次“向外转”的文学运动中，会产生像80年代“向内转”时一样丰富的、一样杰出的作品。

　　本文系河南省2015年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项目号2015-JSJYYB-019）阶段性成果。

　　秦法跃 河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②张未民：《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③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④王晓明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陆学艺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⑥黄发有：《“真实”的背面——评析〈小说月报〉（1980-2001）兼及“选刊现象”》，《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

　　⑦《小说选刊》2006年第1期。

　　⑧《北京晚报》2007年1月9日报道：《〈小说选刊〉改版发行上升35%》。

　　⑨哈金：《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12日。

　　⑩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11）陈晓明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第24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