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频 郭文斌

　　最可怕的是假醒
——郭文斌访谈录

　　田频 郭文斌

　　田频：郭文斌老师，您好！很荣幸您今天能接受我的访谈。您是一位小说、散文两栖作家，在您创作的作品中，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备至，作为集中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民俗节日，自然而然就进入了您的创作视野。从您最开始创作的《大年》到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吉祥如意》，再到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农历》，传统节日在您的笔下，获得了全新的诠释。您用文学的形式对传统节日做考量，可以说是形成了小说节日史的一个创作体系。那么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描述这些传统节日？是否是为了重建国人的信仰？还是为了重新寻找什么？

　　郭文斌：不敢说重建国人信仰，但我至少有一个愿望：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唤醒沉睡在人们心底，或者说潜意识层中的那一份生命力。在长篇《农历》的创作谈中，我讲过，中国有两大文明传统，经典传统和民间传统，经典传统是会断流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流，没有哪个皇帝可以取消春节，不让人们过大年。我们都知道，一些大的王朝的更替，包括一些大的运动，让经典传统断裂，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次，却无法让民间传统断裂。古圣先贤，非常智慧地把经典传统化存于民间传统中。换句话说，中国的民间传统，就是民间化了的经典传统，而且，相比于经典，民间传统更加生活化、趣味化，更加生动、形象、有血有肉，更有生命力，也更加润物无声。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中国人的潜在信仰。我们知道，习惯成自然，养成近天性，一种自然，一种天性，一旦养成，要比单纯的理念更有力量。比如说，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就很难戒掉了，尽管他明明知道抽烟有害健康。同样，一个人一旦形成一个好的习惯，也会让他一生受益。中国的民间传统，就是让我们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和幸福美满对应的良好习惯。《农历》中的十五个节日，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人精神营养的十五个重要元素，或者为蛋白质，或者为维生素，或者为铁，或者为钙，等等，不可或缺，没有这些节日，我们就会营养不良。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我们的血液。

　　田频：在阅读您的作品之时，总觉得您的作品继承了京派小说的一些传统，比如说沈从文先生，他对中国农村特别是湘西的民风民俗了然于心，《边城》中有“狮子龙灯”这样的民俗节日描写，也有评论者称您为“北方的汪曾祺”，但是您自己却说看他们的作品比较少，那么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我理解为文学自身内部的传承，您是否认同？

　　郭文斌：您的这个判断，我觉得很有质量。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性来讲，文学肯定有一个根本的相貌，根本的体征，根本的规律。这就像大米白面，再怎么做，它的味道还是大米白面，土豆再怎么做，它的味道还是土豆。

　　实事求是地讲，因为家里穷，我小时候基本无书可读，即使上了学，小学中学压根就没有图书馆，考到师范，四年，基本都在忙乎功课，我们学的是小教，除了背那些教学法，就是忙乎小三门，音乐、美术、体育。农村出来的孩子，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为之用去大量时间。第二年，得知获得三年“三好”学生就可以被保送上大学后，又努力把每门功课考过85分，因为学校规定，只有每门功课过85分，才有资格获评“三好”学生，又平均用力，每学期十几门课，样样都要考85分，更没有时间读文学类书籍了。结果拿到三年“三好”学生，还是没有上得了大学。毕业后到母校教书，养家糊口，根本无法像科班大学生那样系统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所谓的京派海派，等等，不怕您笑话，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后来考上教育学院，两年时间还在拼命读先锋小说，您提到的这几位作家的作品，恰恰是在评论家讲到我的作品像他们的时候，我才买回来看了看，说实话，一方面觉得自己跟这些大家还是没有可比性，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们骨子里还是不同的。

　　田频：在您过去的小说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和借鉴，比如《陪木子李到平凉》，我就觉得和格非的《青黄》有某种相似之处。您能具体给我们谈一下，您是怎样成功摆脱了先锋小说阴暗、畸形的写作模式的影响，选择了诗意化和善意化的写作路径？

　　郭文斌：很惭愧，当年确实写了不少现在看来有些不太健康的作品，而且赚了许多版税。记得当年有一家发行量在全国第一的地方文学刊物，要给我开专栏，一年发二十四篇，现在看来那些文字不少是不堪回首的。尽管当时责编是出于好意，自己也觉得写得很过瘾。

　　我是如何摆脱那种状态的呢？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在外面闯世界，当时很愤青，觉得离家出走很时尚、很酷，但在外面玩了一圈、流浪了一回，最后发现不好玩了，还是怀念有母亲味道的地方，有热饭吃的地方，有温暖的地方，他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回到家，是他的一个自然需求。或者说，有一个人打着灯笼在黑暗中行走，但突然发现太阳出来了，他就会“噗”的一口把灯笼里的灯吹灭，因为没必要了，跟太阳相比，这个灯笼再怎么好玩，毕竟还是灯笼，就这么一个自然的过程。

　　田频：您的创作历程也和绝大多数作家一样，经历了早期的彷徨和探索期，最终您找到了内心的安详，回归到平和冲淡及诗意化的写作，是不是很多作家都会在成熟后达到这种境界呢？

　　郭文斌：这个我不敢评价，但根据我的观察，不是这样的。因为现代性写作格局本身就是一个欲望格局，作家们难免被欲望绑架，很少有人挣脱这种绑架。

　　我的编辑今天也在场，他们知道我的许多书稿，比如说《农历》，出版社马上要印了，我又要回来修改，复印好多份，让大家看，不妥的地方，不能读给自家孩子听的地方，我都会认真修改掉。如此，一直修改了五次，在申请第六次的时候，编辑说，郭文斌，得了吧，我当了几十年编辑，出了几百本书，没见过像你这样追求完美的，我实在没有耐心再给你寄第六次。我才实在不好意思再申请修改第六次。不然的话可能还会修改下去。如果再修改下去，就会错过上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了。

　　一个作家要对他的作品负责任，一部作品一旦流向社会，就再也无法控制它了，你再想修改都没可能了。现在，我每当碰到当年出版的拙著，比如在旧书摊上，碰到一本回收一本，但是毕竟流到旧书摊的太有限了。

　　一个作家要想摆脱欲望的绑架，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欲望太强大了，不下狠心就会被它绑架。听说一些出版社，为了约到一些畅销书作家的书稿，会派出美女公关，看你动心不动心？要想在这些欲望面前不动心，确实需要定力，需要真正明白写作跟我们生命的关系。

　　田频：您的文学作品似乎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比如说《吉祥如意》是姐弟俩上山采艾的故事，《大年》是一家人过大年的故事，其实说情境更恰当。有的评论者用“慢”来概括您的文字风格，您是否同意？

　　郭文斌：我非常同意。我不但希望我的文字能达到一种慢的境界，我更希望它能达到一种静的境界，我还希望它能达到一种安的境界。就是读者一读就能沉静下来，这是我的期待。

　　田频：能获得内心的平和。

　　郭文斌：对，能走进安详，这是我的期待。实践证明，还不错。比如在《寻找安详》修订版附录中分享的那八位读者，就是首版《寻找安详》的受益者。有人籍之走出了重度焦虑抑郁，有破碎的家庭籍之破镜重圆，有叛逆的孩子籍之走向正道，等等。我正是我期待的。

　　田频：我发现您的作品中即使在描写上山采艾，这样富有诗意化的故事中，都隐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觉得，是不是您的潜意识中间，有着对这种美好事物的幻灭的恐惧？

　　郭文斌：非常感动您看到了这一点。从总的生命色彩来看，它是忧伤的，因为相对于根本快乐，也就安详，非安详地带的生命就是一个忧伤，因为它的构成材料是“情”，而情这棵大树不可避免地要结成忧伤这个果实，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一个人要想彻底走出忧伤，只有到达我在《寻找安详》中讲到的那种“没有想法的地带”，而那个地带是反文字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零词语”地带，“零意识”地带。而文学，又是意识的产物。虽然应用直觉写作的作家可能离这个地带近一些，但毕竟还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只要我们还用一丁点意识，就不可能完全走出忧伤，因为意识的另一面就是情感。

　　通俗地说，只要我们用文字，就不可避免地会走进忧伤，只要是文学，就不可避免地会走进忧伤。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本身是一个情感的产物，而情感的另一面，就是忧伤。

　　我的写作更多地用直觉，这可能是跟别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尽管用直觉，你仍然需要一个载体，那就是文字。只要用文字，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进入意识层，而意识的另一面就是情感。只要用文字，它就会有色彩，这种色彩，其实就是你说的忧伤。

　　再说得彻底一些，只要你是人，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忧伤，因为人的本质特征就是忧伤。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人，就有人的属性，人的属性是什么呢？生、老、病、死。这是不可避免的。古人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劝我们走出这个怪圈，为之创造了许多方法论，许多超越性的方式，包括儒释道，但最终都指归于一种不用文字的境界。

　　人是如此，而文学是人学，它就不可避免的忧伤。我的忧伤跟别人的忧伤不同的是，希望更多的人都能走出忧伤，所以我的忧伤是来自于希望人们不再忧伤的忧伤。

　　田频：我就发现您的作品中，有的作品不仅仅是有忧伤，比如《玉米》，还有《剪刀》。《剪刀》就是写一对贫困的夫妻没钱治病，他的妻子自杀的一个故事。《玉米》这个故事读到后面，给前面充满童真的游戏世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类作品在您的整体作品中不是很常见，您一般对这些苦难、对这种贫困啊，写得很少，您在创作这类作品的时候，动机或者目的是什么？

　　郭文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前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钱币的正面，现在想让大家看到反面。以前想通过光明把大家吸引进光明中，现在想通过黑暗把大家推进光明中。让大家看到痛苦的那一面是不好玩的，那么我们赶快离开痛苦，走进根本快乐，走进安详。

　　田频：说得很好。我们觉得，您把价值的肯定评判全部给了您心仪的乡村文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推崇备至。但是我们也知道，传统文化中，有它落后愚昧的一面，是不是您在您的作品中特意回避了传统文化中愚昧或落后的一方面，而只展现正面的一面？

　　郭文斌：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传统文化，它不存在愚昧和落后。如果说传统文化中有落后愚昧的因素，那也是因为传播传统文化的人身上的落后和愚昧折射出来的，借用一句非常朴素的话，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经不存在落后，不存在野蛮，因为它是古人发现的生命根本规律。既然是根本规律，就不存在过时不过时，正如不存在唐朝的太阳和宋朝的太阳之不同，不存在唐朝的母爱和宋朝的母爱之不同。是太阳，就会照耀大地，是母亲，就会爱儿女。这种对大自然和生命根本规律的认识，就是传统。现在，我们有些人之所以大谈传统之落后，那是因为他本身落在传统后面。就像一个马拉松赛跑队伍中的人，他本身落在最后面，还说前面的人有问题。还有一种，他懒得登山，在山脚下面徘徊，却说山顶上的那些人有神经病，山底下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山顶干什么？一个人如果不登到山顶，是永远无法理解登到山顶的人发出的生命之叹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人生之叹，只有登到山顶的人才会发出来，可是现在，好多人连《论语》都没读过一遍，却对孔子指指点点。这种人不但可悲，而且可怜。

　　田频：现在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电视、传媒、网络等等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眼球，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退化的现象，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让当代文学走出这种困境？

　　郭文斌：要想让当代文学走出目前的困境，重获力量感和影响力，就要让当代文学成为人们根本快乐的资源，换句话说，要把它变成生命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科技再迅猛发展，电视、传媒、网络再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不能代替水、粮食、空气等这些资源。时代再发展，社会再变化，人们总归要吃饭，总归要喝水，总归要睡觉，总归要寻找安全感。只要文学不丧失作为人的精神营养的功能，只要它有一天还能够具备大米的品质、水的品质、阳光的品质、空气的品质、母亲的品质、哺育的品质，就没有人能够拒绝得了它，离得了它。而持文学要死了呀要没落了呀等等的悲观论者，显然是因为没有看到文学的这种不可替代性。

　　文学，本来就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却被今天的人们抛弃，什么原因，我觉得不在时代，而在文学本身，是因为文学本身轻贱了自己，或者说，放弃了它的营养性。就像一个母亲，放弃了她作母亲的责任，当然就要被儿女们抛弃了。

　　田频：谢谢您，最后还想问一下您最近的创作情况，或者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

　　郭文斌：实话说，我暂时停下了我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写作，也暂时停下了许多约稿，包括许多通常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创作。现在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想用一段时间好好地写反省日记，等哪一天，没有什么可反省了，再写长篇，那可能就是真正的正能量了。现在的我还有很多习气。一个带病毒的人，他生产出来的产品，多多少少是带着病毒的。所以，我现在不着急，只是结合改过，结合做公益，把反省日记认真写下去。将来一天，交给能够读懂它的人，他看到，哦，有一个叫郭文斌的人，当年是这么改过的，是在这么寻找安详的，是在如此跟欲望作斗争的，是在如此一天一天地超越自己的，是在如此探索让文字更大限度作为种灯去点燃读者，作为大米去营养读者，作为唤归的声音去引导读者的，那我就知足了。

　　我的理想是，过上五百年，还有人在读我的作品。后人从他的书柜上拿出一本名叫郭文斌的作家写的书，他很喜欢，很尊重，那我就含笑于我该含笑的地方。所以，《农历》在上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在最后一轮投票中排名第七，有许多朋友安慰我说，别气馁啊，下一次就是你啊。意思是，要么你就冲进前五名，要么你就干脆别提名，第七太可惜了。

　　田频：已经很了不起了。

　　郭文斌：说实话，对这个名次，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非常感谢评委们，把《农历》送到那一站。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作为作家，一定要清楚，要清醒，获奖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陈建功先生讲过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好作家只追求来世报。很对。现世报是重要，但现世如果很精彩，可是过了若干年再无人问津你的作品，你还是失败了。

　　田频：我们期待您美丽和安详的文学世界在您的笔下不断得到拓伸和延展，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带领我们走进安详。

　　郭文斌：我也非常感谢武汉大学，感谢於可训老师，感谢田博士，感谢你们一行，也希望能够借你的笔把安详传播给更多的人，也传播给武汉大学的学子们，传播给《小说评论》的读者们，谢谢，辛苦了！

　　田频：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