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霞

　　论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笔下的小说世界

　　刘 霞

　　美籍华裔作家哈金说：“文学必须能对其他文化的读者发言，否则就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必须能够穿越语言的障碍而显示其普世性。”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双语作家的文学作品似乎更能触及人心。因为双语写作的跨界行为使得他们在双重文化的观照下构建起一个极具文化包容性的世界。同时，多重文化视角下自我价值的碰撞、纠结体验的独特表达，亦能带来耳目一新的陌生化审美。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文试图通过这种跨界写作分析新疆当代维吾尔族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笔下的小说世界。滋养于维、汉两重文化，受惠于西方现代文学，多重的文化参照系给予了阿拉提·阿斯木开阔的视野与敏锐的思想，也使得他的文学世界显示出一种“混血”的异彩纷呈，表现出“不一样的精彩”。

　　总体而言，这种“不一样精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兼容并包的另类语言、表象与深层叙事结构下的多重主题。

一、兼容并包的另类语言

1、汪洋恣肆，诙谐幽默的诗化语言

　　汪洋恣肆，诙谐幽默的诗化语言是阿拉提·阿斯木小说语言的主要特色。所谓诗化是指其小说中跳跃的结构，起伏交替的节奏、多重的韵律。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曾用“交响乐”来形容阿拉提小说语言的这种音乐性。阅读他的小说就像徜徉在一首首散文诗的丛林里，清风、河流、月亮、鸽子、渴望鸟在与我们畅谈。在这里我们看到“秋天的肥水，开始在野草拥戴的小渠里自信的畅流，像遥远的记忆，吞吃绚烂的盛夏。白杨树最后的心叶，和从古老的文明树最高的指尖上舞蹈飘落的爱叶，像肥亮的倩女，又像成熟懂事的女人，多彩可爱的飘落水面，开始她们没有尽头的旅行。”②而“时间把亘古和当下串在一条金丝线上，给现在的他们力量和希望”，③“一群可爱的鸽子舞动着菊花一样美丽的翅膀，飘落在油画一样绚烂奢侈的树叶上，亲切的问候傲慢的秋风。”④

　　在这极具音乐性的诗性表达中，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语言还散发着一种幽默风趣的味道。这种味道首先出自“绰号”的俏皮诙谐。如苏莱曼汪汪、泰来提笼子、夏吾东瞎盐、沙尼亚万年青、买买提小圣人、阿西穆东亚诗人娘娘、米吉提馍馍……等等。在他的笔下，绰号作为个体精神的表征，不仅是一种恰如其分的个性戏谑，而且在其背后都紧随着一个生动的由来故事，所以绰号在演绎喜乐成分的同时串联着情节的推进与演变。某种程度上，这些绰号由来的叠加解读，构成了小说故事的起承转合，也使这种戏谑、揶揄的幽默味道一以贯之。从《蝴蝶时代》中各章节的标题“海沙乳房”“大人物”“马克利麻利”“玛利亚上海”“买买提皮子”“克里木香烟”“沙塔尔警犬”“赛里木夜莺”“夏酷热香港”“马木提煤矿”，我们即可窥豹一斑。

　　其次，提到幽默味道，就无法回避小说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恰克恰克”。所谓“恰克恰克”就是即兴笑话，是具有地域特色的维吾尔民间传统，一种“找乐”“寻开心”的消遣方式。阿拉提·阿斯木称之为民间“活态语言的源泉”，是“民族特色的绝响”。其精髓正如作者在《时间悄悄的嘴脸》里所指出的：先是作践自己，“而后具体地瞄准某一客人或是朋友，讽刺、挖苦、激怒、拔高，又一棍子打死对方，抓住他人的弱点和长处即兴编笑话，在多变的语言游戏中创造绝妙的段子，创造绝佳的欢笑气氛。”

　　不同于传统表达的单纯逗乐，搞笑的方式，在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世界“恰克恰克”被提升至个体生命意识的一种传达，以戏谑与自嘲的方式沟通自我与他者，并在反讽中实现自我精神的救赎，于是成就了在幽默中见出思想力量的反讽表达，从而使他小说的幽默风趣与众不同。

　　2、多语的“混血并呈”

　　所谓“混血并呈”是指阿拉提·阿斯木小说创作语言的“杂语互渗”。维吾尔民间传统、汉民族文化，西方当代思想在其小说世界被杂糅混合，以一种新的转基因语言重组，从而带来极具冲击力的陌生化审美效果。

　　相对于汉民族“自者”的本位，维吾尔民族的传统表述就具有了他者的异质，这是“混血并呈”的陌生化美学效果的第一层。如《外号》中安娜混血的脸蛋被形容为“像清香的夏果”，眼睛“像正午静谧的果园”。而“我”因为花心，被称为“偷吃少女天鹅肉的苹果贼”。《好姑娘》中因女儿与情郎艾孜穆江私奔上海，母亲麦尔艳的心情被表达为“从这一天起，她就尝不出盐的味道来了”，艾孜穆江背叛好姑娘，其父愤慨到：“把人家的盐巴变成毒药，你就不怕岁月惩罚你吗？”艾孜穆江的叔叔伊米提感叹“明明是娶女人生孩子的事，怎么就会有这么多葡萄藤一样麻烦的情绪在里面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其次，汉民族文化被不露声色地嵌入俯首皆是的维语系统的修饰表达中。例子不胜枚举，如《红桥》中古丽会哀叹：“凡人是命运的围棋，棋子的喜怒哀乐，在命运长短不齐的手指里，于是我们一个河东，一个河西”。《恶之花》里认为“心在脸看不见的深处承受、忍耐、等待，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夏吾东瞎盐》中对于“自己的太阳自己看，孙猴子封了个弼马温，你苹果一样小小的心，在无边的世界游荡”的吟唱。《月亮古丽》中月亮启示伊明：“如果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光明，他就是无数个光明，这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这里既有汉民族的传统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化用，又看到了鲁迅精神的痕迹，《西游记》的影子，更见出传统道家思想的沿用。混血并呈的第二层审美效果由此可见。

　　3、挑战逻辑，充满“隐喻”和“狂欢”

　　挑战逻辑，充满“隐喻”和“狂欢”，称得上语言“混血并呈”的第三层表现，当然更是作者对于西方现代文学思想接受的有力明证。不合汉语逻辑的信手拈来，涉笔成趣随处可见，但似乎也正是如此，非逻辑语法的理解受阻又让我们突破了汉语常规的束缚，获得了对于语言文字自身的重新认识。

　　“狂欢”作为阿拉提·阿斯木小说的语言或说文本深层的特性，最直接的表现在伦理、道德、责任、灵魂沦丧后，人物赤裸欲望肆意放纵的表述上。相对于汉语的含蓄表露，阿拉提·阿斯木的“狂欢”是飞扬的生命气息，是在这个五色目迷的时代里丑陋而真实的一面——让欲望的翅膀在一切时间里纵它飞翔。所以，阿拉提·阿斯木写得很直率、赤裸，在这里弗洛伊德所谓的“利比多”得到极尽的阐释，女人像蝴蝶般飞舞在男性群落里，男人把自己作为“最后的男人”享受人生，身体与权力的媾和是为着利益的获取，“快乐原则”“金钱至上”是立身行事的标准。诚如文中借人物之口的表达：“现在这年头，苍蝇和和苍蝇偶然上床了，也不赊账”。《隐秘的旋律·夏吾东瞎盐》“世界上只有两样好东西，一是乳房，二是酒，他们永远是男子汉们的好宝贝”（《蝴蝶时代·玛穆提》），“人生的底线是钱。今天的杂碎比明天的肉好。诺言永远不在锅里。今天的胜利就是今天的天国。”（《时间悄悄的嘴脸》）

　　“隐喻”作为挑战逻辑的方式表现在小说的语义群内，总是像池塘里“莲叶何田田”般，密集地漂浮着连绵不尽的修饰和铺排式描写。如好姑娘化为渴望鸟后，天使与她的对话便是例证：“你现在已经是永生不老的神鸟了，要热爱神赐你的时间，不要以为你已经拥有了永恒的时间了，就散漫的放任你的时间，当你真正懂得了你的财富只能是时间的时候，你的歌声就属于天下的一切角落了……你要珍惜，你要感谢时间和灾难，时间在众多的时候是没有性别的，没有左右正反，没有屁眼，而有时灾难有可能是我们的老师。世界永恒折磨我们的一个麻烦是，当我们虔心歌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面临雷鸣和闪电呢？当你看到玫瑰花盛开的时候，你要窥视灾难的走向，用玫瑰的芬芳阻挡恶，战胜丑陋。”⑤

　　再试看《时间悄悄的嘴脸》中：“鸽子们的期盼，把他们带到了有很多脚们骄傲或痛苦前行的人行道上，不同尺码的鞋们，缓慢地，匆忙地，犹豫地前行。”

　　这些词义隐身的密集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认知手段，映射出作者对于文字自身启迪思想的重视，明显的带有“形式主义”的烙印，也体现出作者小说语言兼容并包的“混血”气质。

二、表象与深层叙事结构下的多重主题

1、身体与权钱媾和的“食色性”表象

　　新时期以来，气象万千的社会转型中，人们被裹挟着前进，在因循与试验、拒斥与接纳、肯定与否定、复苏与更新、理性与欲望、喧嚣与骚动的两极中剧烈摇摆。传统价值延续的被破坏，固有伦理观念的被颠覆、个体的“人”的被关注都极大的震荡着深处其中的“人”与“人性”。阿拉提·阿斯木正是抓住了这个社会性的症候，展现出它在行进中的一系列表征——身体与权利媾和的“食色性”表象。

　　他的小说无一例外的涉及都市的男男女女，写他们“在时间悄悄变化的嘴脸”中膨胀的欲望。这欲望捆绑着一条不断延伸的身体与权利媾和的“食色性”生物链——以“美色”为基础，“性”为交易，达到“食”（欲望）的满足。于是人们在相互的串联中既从链与链的对接中达成欲望，又在链与链的捆绑中锁定人性，从此丢失了他们本该生长翱翔的天空和土地。

　　如《永远和永远》一文中的美女大学生热娜，从企盼一份好工作的两性交易，到婚后自愿不自愿的为人情妇并以此为平台，完成了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局长不断升级的角色转换。在与海米的钱色交易中，从自身权利角色的变化与受益中，她通透这个社会的法则，并驾轻就熟，从被玩弄的受制于人，到反客为主地操纵，再到欲求达成，无情甩去棋子海米的工于心计。她在自愿捆绑人性的路途中越走越远。再如《蝴蝶时代》中的海沙乳房，以天生的丽质和后天的“胸器”行走于男性的群落，像翩翩的蝴蝶起舞在以“大人物”为中心的各色交易中。最终以色谋财，成就了其从旅游公司的小职员到百万富翁，再到新疆女首富有名有财的发迹过程。

　　此外，《好姑娘》中始乱终弃的艾孜穆江，《玛穆提》中的好色处长玛穆提，《阿瓦古丽》中纵情纵欲的阿瓦古丽、《恶之花》中的“我”与阿娜尔，《最后的男人》中的阿西木和田及情妇其曼等，都属于串联在这条欲望之链上的个体。由此可见，阿拉斯·阿斯木总是以这样一种看似赤裸的，直白的权色交易表象，叙写出新时期激荡变化的时代光影下的人性裂变、异化及社会价值体系崩塌下伴生而行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至上的滋生与蔓延。

　　2、人心向善的劝喻主题与精神救赎的宗教哲学

　　尽管阿拉斯·阿斯木的小说详尽了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食色性”的丑恶。但其本义不在于揭示人性沦丧的表象，而是通过表象来揭示深层的内在，进行一系列精神的拷问。如《最后的男人》中，作者借阿西木和田自身“多行不义”的人生报应，道出“人是什么？”的精神拷问。《恶之花》中对于妻子的背叛而生的“我是谁”“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深刻反思。《时间悄悄的嘴脸》里通过艾沙的换脸避罪，提出了“人可以匿名地活着吗？不被识别认可的人能存在吗？”一类有关自我的哲学思考。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是可以看见双向并行的主题：表象下人性的沦丧与深层精神拷问下的道德忏悔、精神救赎与人心向善的劝喻。

　　通过破解时间的故事套故事的诗性叙写达成主题是作者惯常的手法。时间、金钱、权利、美色是阿拉提·阿斯木小说的四大要素。在这些要素的串联互通中萌生出一个个时间里的寓言故事。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题材很有意思：有《最后的男人》，就有永远的《好姑娘》，有好色的男性《玛穆提》，就有纵欲的女性《阿瓦古丽》；有《时间悄悄的嘴脸》下的男人长篇，必有翩然起舞的女性《蝴蝶时代》。对偶性题材启示着我们，这由阴阳共构的世界需要平衡，打破平衡的纵欲与拜金必将被时间审判。

　　也因为此，《恶之花》《最后的男人》《玛穆提》的男主人公都有报应的惩罚。短篇小说《恶之花》中的“我”贼心贼胆，骗妻子到外县给公司要账，却与情人阿娜尔乘车上山度假。意想不到的是，在山上，阿娜尔却无意撞见“我”的妻子与其情夫。中篇小说《最后的男人》中的阿西木和田通过寻获装满黄金的槽子车大发不义之财后便秘置别墅，金屋藏娇，继而抛弃发妻，试图带着情人出国定居。未曾始料，情人亦有情人，在席卷他的钱财后与情郎跑路，阿西木气急败坏以致双目失明。最后又老又瞎地他，在每周日由发妻搀扶着出来吃烤肉，而发妻也只是为了洗清自己年轻时的背叛，能够在精神上净心净身地去见真主。《玛穆提》中玛穆提处长赴约于老婆的美女朋友，幻想能与之风流一晚。却原来玛依拉受老婆之托传话于他，告知已知他的秘密，并要求其结束与情妇的十年关系，否则离婚。随后为支付情妇巴努姆提出的十万身心损失费，他四处奔波，感受了人情冷淡，最后在居心叵测的马克利总统的帮助下得愿以偿。结局里深爱他的巴努姆没有要钱，却告知他又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妻子亦有情人。

　　这里阿拉斯·阿斯木写出了人性的罪与罚，但是最后“他还是希望人们能看到人性高贵的那一面，像天际的星光，为每一个人的自我救赎指引方向。”⑥因此，我们又可以看到在《时间悄悄的嘴脸》里，玉王艾沙麻利从最初信奉“金钱就是祖师爷”的不择手段；从得知哈里未死，并害死了弟弟，霸占祖宅后的蓄意复仇之恶，能够最终在母亲的规劝、指引下得以平静了结，并在自我的重生中得到启示：人不能为了钱而不要“脸”，一旦人没了“脸”，也就是不存在人了。所以，《蝴蝶时代》中海沙乳房在最后的时光纵观人生时，看不见自己的灵魂，但却能得到初恋情人库特鲁克的接纳，而阿瓦古丽从自己的纵情纵欲中感受到了罪孽，开始用她花不完的钱去帮助穷人和弱者，去资助孤儿院。她还请教了一大圈的老人、智者，从那里获得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可见，在对名利追逐过程中人性善的潜隐，恶的激发，真情的被遮蔽以及人性由善——恶——善的循环回归，凸显出阿拉提·阿斯木小说批判意识的同时，显示出其人性向善的劝世与罪恶救赎的主题思想，也彰显出小说人物与情节设置的惯性，即人物在享尽人间繁华过程中的罪与罚，最终会在悔过自新，改邪归正的人性净化中得到救赎洗礼，从而让人性的光辉回照自身。

　　结论

　　总括而言，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世界以其双重文化滋养下丰富而扩张的汉语表达，诗性的维吾尔寓言与民间幽默，杂语并呈的哲理劝诫，“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文本结局，叙事手段与方法的“现代”意味，人性忏悔与精神救赎的宗教精神，像艾提莱斯丝绸上的五彩绚丽夺目，显示出“不一样的精彩”。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XJNUBS1515）及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项目编号XJEDU040215C03）资助。

　　刘 霞 新疆师范大学

　　注释：

　　①江少川：《写作是为了独立——哈金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5页。

　　②④阿拉提·阿斯木：《蝴蝶时代·永远和永远》，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③⑤阿拉提·阿斯木：《蝴蝶时代·好姑娘》，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176页。

　　⑥何英：《使汉语扩张而丰富》，《文学报》201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