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莲芳

　　双语写作：多种文化影响下的融合性创作

　　何莲芳

　　双语写作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创作现象。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显示着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的发展需要和程度，从微观上来讲，显示着双语人在双元双文化的知识储备和人格气质中作为创作的一种姿态和立场。它既可以解释为双语作家为民族代言的一种策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叙事身份，甚至不表示任何习见的信息。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双语作家在使用第二语言创作时，第二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是否会影响双语作家的创作？怎样影响？母族文化固有的强大传统会怎样影响他的创作？双语作家是否可以打破单边叙事的桎梏，对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进行成熟叙事？双语作家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这里的传统主要指双语作家所属民族的传统文化，这里的现代主要指现代文明）

　　以上这些问题未见于对双语作家创作的研究，也未见于对新疆新时期双语作家的研究中。本研究从这里起步。

　　新疆双语作家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人生轨迹：童年与少年甚至青年时代生活在本民族社区，受到来自家庭与母族文化（包括习俗、语言）的熏陶与训练，但中年由于学习和工作需要，进入到以汉语为主流的工作圈，为便于工作，他们学习并使用汉语，接受汉文化洗礼，穿行于两种文化圈中，成为真正的双语双文化人。

　　只有具备双元（多元）双（多）文化的特征，双语作家才能进行真正的双语写作，作为直接经验的族群记忆和体验是双语作家永远无法回避的创作源泉，无论其价值取向如何，它永远作为双语作家先在的“前结构”内化于心。同时，主流文化圈的生存规则和审美取向、文化（语言）思维也会影响他的“如何写”和“写什么”，作家的生活圈子与工作阅历、审美情趣、创作取向又会形成其创作完全不同的个性，双语写作，不仅仅是一种使用汉语的母族叙事。

一、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时代和民族立言、代言——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价值取向：

米吉提·艾克拜尔凭藉《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里斯》引起文坛侧目，作品通过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里斯在极“左”年代的遭际，一方面揭露批判时弊，对极左时期扭曲的党群关系和恶劣的官场生态进行讽刺鞭挞；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哈萨克牧民对真正的共产党的期盼和对正直善良无畏的秉持。我们可以看出，作品包含两个主要叙事元素：民族与时代。小说具有浓郁的伊犁哈萨克族生活气息：努尔曼老汉对猎狗巴里斯的宠爱，对打猎的迷恋，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热情、信任和期待，甚至他的率真、质朴、幽默、倔强都带着哈萨克人物固有的民族印记，显示出作者对哈萨克牧民和草原生活的熟稔。时代性即批判与揭露、歌颂与赞美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鲜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讲求真实，一是细节真实，即再现生活本身，提倡文本生活化、真实化，二是本质真实，它要求创作者反映生活要遵循生活本身的逻辑，揭示时代生活的发展趋势及本质，追求典型化的创作境界。本篇是作者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因此小说获得主流文学界的高度评价。

　　按照这样的创作原则和叙事逻辑，米吉提·艾克拜尔的这些小说《哈力的故事》《雄心勃勃》《存留在夫人箱底的名单》针砭了干部选拔制度的时弊：在极左年代，出身和劳动便使一个淳朴牧民官至县委领导，这使他丧失本性，为恶乡里；干部选拔关注的是表面，忽视实际，致使一个基层野心家官运亨通；干部选拔存在的长官意志和随意取舍现象，某些长官心胸狭窄、唯我独尊、投机圆滑；《两个学生》《在草原闬闬的雨夜里》则是对极左年代“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师生、干群、民汉关系的消极影响以及人性异化进行批判；《燕子》通过文革时期少年巴哈提杀死哈萨克人喜爱的燕子一事，对文攻武卫的极左时代对少年心灵的摧残进行了批判抨击！《哈司令阿尔申别克和他母亲》对极左年代忽视民生追求假大空的左倾狂热进行了揭露。以上作品具有鲜明的新疆哈萨克族社会民俗特色：嗜爱猎狗、尊奉长辈、好客、率真、宽容、喜爱燕子、笃信宗教等。以上这些作品的审美取向都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在反映生活真实的要求下，力图通过富有民族特色的人物、环境、自然地理、民情风俗来揭示时代的本质。时代性与乡土性在这里有机结合。着眼于时代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影响，形成了米吉提·艾克拜尔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这是汉语系主流文学圈的文学审美的重要标准，也是米吉提·艾克拜尔小说走向主流文学界的重要原因。

　　《十五岁的哈丽黛哟》《茹姆柯拜轶事》《遗恨》则延续着现实主义创作——乡土文学的方向发展，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在浓郁的哈萨克民族日常生活叙述中、富有鲜明色彩的人物形象刻画中，表达着作者对封闭落后的乡村习俗、封建、愚昧，麻木的人性以及民族传统中的嗜酒尚权、崇力逞强、好勇斗狠、简单鲁莽风尚习俗进行了反思、针砭和批判。这些作品是以富有浓郁乡土色彩的哈萨克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叙述，对民族的某些特质的自省和含蓄的批评。而在《天鹅》《木筏》《瘸腿野马》《红牛犊》《蓝鸽蓝鸽》等篇章中，作者或表现了草原民族对于自然——赛里木湖、伊犁河、美丽的蓝鸽子、洁白的天鹅的尊崇、热爱和迷恋，反映出哈萨克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或表现哈萨克族重义轻利、包容厚道的美好人格，或表现在强权威势面前舍生取义的英雄品格，或表现人们追逐叼羊这类娱乐活动的率真与无忌，或表现家乡美丽的自然、惬意自在的生活、醇厚深长的友情，这些作品以散文化的笔触深情赞美了家乡的习俗、风物和民族特有的美质。虽然没有达到文化人类学的写作高度，但也确实从历史风俗、民族特质这个侧面展现出作者对于母族的礼赞和讴歌，具有一定的文化反思意味，是乡土文学在新疆开出的花朵。

　　米吉提·艾克拜尔的小说通过富有民族特色的哈萨克族人的民风习俗、人物命运反映时代风貌，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化色彩，显示了一个长期在主流文化圈学习工作研究的双语人的审美取向、写作惯性，显示出主流文化圈对他的深刻影响，也显示出一个边疆走出的作家对主流文化圈的回应。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作者的取材和取向，而且在他的文本内部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首先，我们从作品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汉语雅文化对他的影响。如“蓝鸽 蓝鸽”“金色的秋叶”“晚霞”“冰雕”“鹿迹”“渡鸦”“归途”“晚祷”“邂逅”“遗恨”“静谧的小院”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语的作为现代汉语的雅正性和汉文化传统气息，显示了作者对之使用得游刃有余。其次，在文本内部，我们通过作家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微观考察也是如此，如“此刻，柔和的夕阳投在石人身上，给它平添了几许生机，竟显得那般动人，只是它的目光像一个谜，令他难以揣度——那石人似乎永远都在专注的审视着满目空寂的山谷，又仿佛是在凝神远眺，时时欲从那遥远的天地接壤处窥见悄然逝去的漫漫岁月的隐秘所在。”①

　　这里可以看出叙事语的雅正、端方和通俗流利风格，是十分成熟的汉语书面语，且是文学语言。再看人物语言：“我说茹姆柯拜老弟，这权我也是好不容易盼到手的，虽说我还不大会用它，可让我现在交给你，我还真舍不得呢。这就请您多多包涵了。倒是老B同志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不知他是否乐意将手中的权力即刻双手拱让给你，这一点还是请你亲自向他打听打听。”②人物对话中口语夹杂着书面语，流利典雅明白晓畅而带着固有的幽默。

　　从文本的主体意旨到小说题目的名称以至于文本内部语言的语体特点，我们可以看出米吉提·艾克拜尔写边疆哈萨克族乡土生活的小说创作受到汉语主流文学创作原则的影响。他以时代性和民族性见长，“汉化”程度较深，这些创作特征十分贴合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审美规范和阅读传统，因此其创作很易走向中心文学圈，摆脱边疆边缘的位置，得到汉语系广大读者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吉提·艾克拜尔的创作中，还有一些是跨民族叙事。即作者表现的是汉族社会的人与事，而且紧密结合时事，像小品，也像速写画。如《邂逅》是写离休老干部虚荣虚伪、可笑可怜；《灰色的楼群》是对大学教师精神世界的微讽，他们逐利忘义、舍本逐末、党同伐异、明哲保身；《鸽子》是叙述执法者面对权势人物和普通百姓的两种态度，讽刺存在法律外的航线的社会世相；《履历栏中的某一栏》更是对一部分干部隐瞒年龄，欺骗组织，希冀捞取更多利益阴暗心理的讽刺；《权衡》是对某些官吏权利交易，以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场潜规则的速写。米吉提·艾克拜尔的这些跨民族叙事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有一定的水平，显示了作者对他民族社会生活的敏锐洞察以及作者表现他民族生活的功力。以上创作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双语作家的创作是可以打破“单边叙事”的局限的，这个问题恰是双语作家创作的一个盲区，也是值得所有双语作家关注和努力创作的方向。

二、批判揭露当代欲望化社会的人心人性，以宗教般的哲理思辨和情怀脱人物于欲海——阿拉提·哈斯木小说创作的叙事语法和审美取向：

阿拉提·阿斯木是典型的新疆双语作家，一方面使用母语—维吾尔语进行创作，且创作数量大，在以维吾尔语为读者的阅读圈和评论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近年来他积极探索使用汉语进行创作，其代表作《蝴蝶时代》《时间悄悄的嘴脸》也获得汉语系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好评。“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很少去写发生在久远的历史中的故事，选择的题材直指当下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从不回避生活的冲突和生存的艰难困惑，人性深层的善与恶及爱与恨在他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③纵观阿拉提·阿斯木的汉语小说创作，确实如此，他的小说特别集中地表现了现代红尘社会中维吾尔族男女对财富、情欲的疯狂追求，或为独吞财富骗亲失信（《最后一个男人》）；或恣意挥霍青春与财富，疯狂追求财感官享乐，失去了道德和伦常（《阿瓦古丽》）；或以青春和美貌做资本，主动勾引男性和权贵，在被玩弄的过程也实现了自我财富积累的过程，继而弄权也弄人、迷失灵魂，彻底沉醉在欲望之海中（《蝴蝶时代》）；《时间悄悄的嘴脸》中的艾莎麻利对“玉”这一财富的攫取，不惜买凶杀人，对手哈里同样为了财富背信弃义，为实施报复杀人夺宅，他的儿子尼亚孜国民党则为富不仁，在为父复仇的过程中，手段卑鄙，疯狂寻衅，还有居来提公鸡，阿吉木头、琴手斯迪克、库热西走狗等等。阿拉提·阿斯木小说中每一个进入上流社会的人都手段卑劣、身体肮脏、灵魂堕落，他揭示了这个欲望化的“蝴蝶时代”人心的贪婪、人性的疯狂、灵魂的堕落、人格的卑下。这是他对现代文明世界“人”的异化的批判和揭露，是他作品社会批判的一维，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一维。

　　阿拉提·阿斯木的深刻和过人之处还在于揭示了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下，纵欲者自我的灵魂拷问和心灵反思，最终迷途知返，实现精神上的净化和重生。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中遵循着这样的叙事语法：疯狂纵欲，追求享乐和现世幸福（财富与情欲），但灵魂与精神空虚，寻求出路，或自悟或受人启发与点拨，回归故乡与家庭，回归一个伊斯兰信众的正信与本意。他们一方面节制个人行为，远离声色犬马，深居简出，回归家庭与亲人，另一方面赈济穷人，回报社会，广做善事，甚至以德报怨，建立人和人之间或者个人和社会之间友爱关系、互助关系。纵欲——寻找——点拨（长老、巫婆、家庭长者）——重生——回归是其基本的叙事语法。我们注意到，在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中人物回归、走向幸福彼岸的两个核心要素：故乡家园和宗教，而于此发生转换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创作者的母族文化影响。

　　伊斯兰教讲究信仰的实践性，提倡两世吉庆，强调长幼有序、互帮互持、重视家庭、忠于家庭。它不排斥世俗之乐和幸福，只要信众重视修行、敬拜真主、完纳天课，灵魂自会走向天堂。这种对现世生活的尊重、对死后升入天堂以及获得幸福途径的生命观和幸福观对伊斯兰社会信众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伊斯兰教作为主要文化对维吾尔族社会人们思维、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直接反映。因此，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中才有阿瓦古丽新生后从周一到周五有规律的生活，包括谨守拜功、清心寡欲，广施财富，赈济老幼的行为；海沙乳房在痛苦反思后也结束了和大人物之间的买卖和情人关系，终止了与男人之间的肉与钱的游戏，认祖归家，回归爱情，灵魂取得安宁；艾莎麻利经历死生的考虑，对仇人哈里父子以德报怨，两次在其人命危急时刻出手施救，获得了仇人的宽恕和敬意，也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终于回归家庭，并以财富回报社会；好姑娘古丽巴哈尔自由恋爱后遭遇遗弃，身心迷茫一时放纵自己，在经历了灵魂的反思和天使的启悟后，变成了一只渴望鸟。阿拉提·阿斯木这样创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疆这个地域是多民族的文化，但最主要的还是维吾尔族的文化，我主要想表达这个地域的时间、历史、生活，人们现在的困惑、痛苦、幸福。”④

　　在这样一种叙事语法规律下，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哲理意味。他的小说中人物面对财富、欲望、亲人、友情、爱情，表现出鲜明的自省与反思，让人物在心灵的自我辩驳中，思考人生之意、生命之价、家园之义。这种人物自我灵魂的拷问更显示出作者受到本民族文学的深刻影响，即哲理气息，思辨气象⑤，使人读后掩卷深思，从而面向心灵、面向人生。

　　我们注意到，在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创作中，他对于死亡叙述有别样意味。如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作家对于米娜瓦尔老太太死亡场景及送葬过程的详细描述，写得干净、从容、清净、淡定，无论是死者的安宁，生者的悼念，送葬、生者对生命和人生的感悟和珍惜，作品突出了安然、圣洁的意味，这些都烙印着伊斯兰教特殊的生命观：“一切因于、归于真主”。同样，生者对于死者的超度、在死者灵前的忏悔、反思，最终返璞归真，产生了生命的净化，使小说具有浓郁的宗教意味。如《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艾山麻利在母亲墓前祈祷时心灵受到净化的场景。其中“王”“七颗明亮的星星”“真主”“天堂”等词语与伊斯兰教中的使者、真主、天堂意义多有符合之处，其宗教色彩不言自明。

　　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意象—水以及作者对水的讴歌：圣水、洁净之水、洗去人生命的污垢之水、使万物焕发蓬勃生机之水、西域之水、奔腾不息之水、给人们带来幸福之水。如“负重的河水，少女一样唱着心曲西流，凉爽的风，把岸边的野罂粟的香味洒在了他们的灵魂之上，黄昏说，你们下水净身吧，鸟也看不见你们的身子。水向艾莎麻利的灵魂说，不要用手洗，用心洗手是靠不住的，艾莎麻利的灵魂说我们感谢水，艾莎麻利放肆的放飞欲望的时候，没有想到最后的救世主是水。”⑥这里的“水”具有荡涤污垢，净化灵魂的圣洁意味。“水”意象的出现和礼赞不是简单的，而是有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含义，它与伊斯兰教对于天堂的描述有关、与生命有关。如《古兰经·月亮》真主帮助求助者：“我就以倾注的雨水开了许多天门，我又使大地上的泉源涌出，雨水和泉水，就依既定的情状而汇合。”⑦《古兰经》中天堂往往在河边，河水潺潺、青草葱葱、瓜果鲜美，人与自然和谐，洋溢着勃然的生机。如“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许多前人和少数后人，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的靠在上面，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侍着他们，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他们不因那醴泉而头疼，也不酩酊。”⑧水与河在伊斯兰文化中具有深厚、深刻美好的能指意义。

　　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一个鲜明的审美特征是其语言的“陌生化”现象，即对汉语原有表达方式和固有之义的颠覆性创造。对此，作者自述道：“如果我用汉语写维语生活，完全用汉语思维方式的话，那我表现不出来本民族的文化、习俗、生活、情趣、伦理，如果我完全用维语的形式表现，也受到了汉语的限制。我现在努力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怎样把维语最通俗、最准确、最独特、最幽默的表现形式和汉语最优美、最美好、最清晰、最可爱的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表达，把两种文化最精髓、最值得玩味的方面结合起来。我想这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效果，一种新的实验？我想在这些方面有所探索。”⑨即这种将两种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糅合在一起进行汉语写作，结合着维吾尔语固有的优美、夸饰、铺排、悠远、思辨的特点，就构成了对汉语固有的表达方式的突破和颠覆，形成新疆少数民族汉语表达的特殊意味，从而产生了语言的创造性，也形成了阿拉提·阿斯木小说语言的独有魅力。在《时间悄悄的嘴脸》这部长篇小说中，“嘴脸”这一在现代汉语中具有贬义色彩的能指被作者赋予了多重所指含义，别有特色、耐人寻味。试看：“一些嘴脸没法帮助她的时候，她想到了那句话，不要信卦，也不要不信卦。”⑩“嘴脸”在这里是借代，即“走狗”“朋友”“帮闲者”之意。又如“人的嘴脸吃饱后，开始张狂着咬人了”?，“嘴脸”这里指身体、肚子。还有“这玉，说到底是个石头呀，……现在谁人让这个东西这么有嘴脸，这么有人气呀”?，“嘴脸”这里指身价、价值之意；“我做不到，我的嘴脸不干净……我的嘴脸早已背叛了我的意志……像我一样吃吃喝喝的人，嘴脸基本上是被他人利用的”?，前一个“嘴脸”代指内心，后一个“嘴脸”代指人格、心灵；“人是软弱的，我们的心在很多时候不代表我们的嘴脸”?， “嘴脸”代指呈现于外的面目；“回新疆耍嘴脸以来，这是他最高兴的一天”?，“嘴脸”代指手段，诡计；“地上的路，没有嘴脸，不会说话，不会指引你贪婪的脚”?，“嘴脸”代指指导人生的明确的方法；“六十岁的泼妇装饰装饰嘴脸，就三十岁的舌头嘴唇了”?， “嘴脸”代指脸庞。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嘴脸”被作者赋予多重含义，确已颠覆了汉语固有的所指，使其产生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

三、以现代主义立场审视观察新疆锡伯族迁徙史、生活状态，揭示人的存在本质——傅查新昌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巴库世界：

傅查新昌起步期的创作来自不可逃脱的历史宿命。在《父亲之死》自序中，他说：“锡伯族的西迁历史居然像汹涌而来的诗篇，使我无法回避，无法掩饰。为此我两次自费直奔遥远的东北的三省训诂访根，进行了蜻蜓点水般的实地考察。在这个基础上，我相继写了18篇中短篇西迁系列小说……”?关注母族历史与命运、关注母族人们的生活状态，这显然于作者是一个使命，一种责任，他是以一个代言人的身份去试图叙述其历史和生存本相的，汉语写作此时仅是母族叙事的一种手段。

　　在《大迁徙》《跟着夕阳去》《野外风景》《草原上的欲望》《呼图壁》《愤怒的南瓜》《我们的祖先》中，作者以新疆锡伯族代言人的身份对母族悲壮、悲情、悲伤、荒诞的迁徙史进行了个人的还原式叙述。迁徙造成的底层士兵家庭的破碎、故园亲人的离别、国命的难违、官吏的凶暴、西迁征程的迷茫、气候的恶劣、瘟疫的肆虐、亲人的离散、人性的软弱、亲情的羁绊和温情的抚慰等，都在这8个篇目中有了未见深刻地再现，但却表现出作家的创作使命和立场，即无法回避的代言和立言使命。

　　但傅查新昌留给人印象更深的作品却是那些以锡伯族生活为观察对象，他以屯垦的新疆锡伯族人的生产生活为对象，写出了他们在偏居一隅的地方长期的屯垦生活下封闭自足的生活，他们崇尚萨满，尊天重地，保守偏狭，愚昧胆怯，虚荣自大，自然混沌，依靠着礼俗、观念和本能荒唐而荒诞的活着。但是，傅查新昌小说的民族性特征却不明显，除了文中的萨满教和人物姓名的民族色彩外，我们完全可以将他笔下的人物世界置换为具有农业文明下其他民族的生活，其人物世界封闭落后守旧的环境，人们在习惯和传统统摄下的社会生活，人性的种种，却也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适特点，因而具有人类生活的某些共相。

　　对此傅查新昌说：“几天前，我在接受青年诗人、《新疆日报》记者黄毅先生的采访时，他提到了一个作家与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充斥在我心中的恐慌和惊讶为一体的难以言表的问题。文学是我们称之为民族的那个政治和历史的范畴更为广泛的现实。早在故乡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我用锡伯语跟锡伯人说话就是一个特征，在乌鲁木齐跟汉族人说话又是一种特征。锡伯族只是完成了创造我的肉体一个过程，给了我一个游戏童年的小天地，我的智慧、我的思想来自世界级的大作家和大哲学家。”?对于个人创作中主要是以巴库镇（有时是乌珠牛录村）锡伯族人的生活为对象，表现他们落后混乱、封闭自足、自私愚昧、扭曲变态的创作状况，人们据此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作家时，对此他是否认的。对于创作，傅查新昌理解概括为“作家受上帝的旨意要暴露人类灵魂最阴暗的角落，并为了改善整个人类的整体素质，将人类黑暗而危险的罪恶呈现在阳光下”?。从他的创作来看，以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最为深刻的直接经验作为其创作的表现对象是自然也是必然选择，是傅查新昌这个城市“客居者”“自己的叙述方式”。但这种生活仅是作者表达他对“人”的存在形式和本质认识理解的一种媒介。它是现代主义的，但一定是汉化思维和西方现代派审美取向下的“审丑”、揭示世界与人性形而上的本质与绝对真实理路下的写作。

　　在《迷迷蒙蒙的田园梦》中，作者解释了人生的荒诞、宿命与轮回。婆婆与公公、儿子与儿媳，为传承香火，传统、乱伦与诱奸，本能与义务在这里纠合在一起上演了人生的闹剧与悲剧；《面临他杀的绝望》写了一个母女恋爱的荒诞故事。青年守寡的母亲在独自抚养女儿的过程中竟爱上了女儿，一意阻止女儿谈婚论嫁，致使她徒守空闺。情欲、本能与自私演绎成乱伦，使两代人生都陷入混乱和黑暗！《可能的错误》是一个兄嫂弟及的故事，贫困、自私与愚昧、本能与责任，使生活和人生有了那么多可能而必然的错误，孰错孰对？《市场街上的老夫老妻》中封闭落后的小村，见少识浅、春情萌动的老姑娘被骗，陷于贫困中自私和虚荣的老父母，等待暮年悲剧的惨淡人生。贫困、封闭、本能与无知酿成了老少的不同悲剧。《解决》涉及的是三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两个男人和一对母女。村长哈福凭借权势、教师阿古古依赖知识先后占有了巴延花，两个家庭、两个男人为解决这件尴尬事，杀人、报复：女儿与母亲之间。利益、占有和情欲，混乱的伦常、荒诞的生命、黑暗的人性、残酷的亲情、爱情都在这里有了集中表现。

　　《黑土地》围绕家族、血缘、利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自私冷漠刻薄狠毒、唯利是图，“他人就是地狱”的存在主义现实，看见了受制于利益的 “人”的故事。小说围绕着亲情、血缘、利益写出了人性的冷酷和现实的无情；《倾斜的风景》是《黑土地》续篇，重点写爱情。围绕家族利益与本能、爱情与责任，人的意志与现实机缘，作品表现了情欲物欲权欲在意志的强力碰撞下，酿成不可避免的悲剧。《老树林》是一个现代锡伯人追求成为萨满的过程。风俗、传说、无知、自私都成为阿吉图悲剧的推手，使他必然走向死亡。其他如《河边的尴尬》《怎能没有你》都写出了人生的悖谬、命运的无情，人性的畸形。

　　这些作品以追求绝对本质真实为旨归，表现出强烈的审丑性和荒诞感。他对人性、本能和潜意识深入挖掘，对荒诞封闭环境下，人性的自私疯狂、人在本能控制下的无奈和被动，世界的混沌无序，人存在的虚妄，生命样态的卑微愚昧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尖锐矛盾冲突都做出了属于作者的表达。以此，傅查新昌意图实现个人创作300年存在史的接受期待。因此，他虚构的巴库镇和乌珠牛录村就是一个隐喻，它隐喻着人类存在的普遍形式。对此，作者在“人的故事”自序中这样说道：“我的中篇小说，几乎都是以巴库镇为历史文化背景的，巴库镇不仅是我心灵激情的象征，而且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再现，也是我想象中人类文化大背景的高度浓缩。”?

　　新疆新时期双语作家创作绝不仅是一种语言写作的策略，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多向的。它同双语作家的成长与工作经历、学养构成、审美追求密切相关。但有一点无庸执疑，双语

　　注释：

　　①②艾克拜尔·米吉提：《艾克拜尔·米吉提作品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117页。

　　③董立勃：《不一样的精彩》《蝴蝶时代》，文汇出版社2012年版。

　　④⑨别人眼中的作家：维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专访。

　　⑤夏冠洲：《新疆当代文学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⑦⑧马坚：《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404页。

　　⑥⑩???????阿拉提·阿斯木：《 时间悄悄的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5页、54页、55页、56页、119页、156页。

　　?傅查新昌：《父亲之死》，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傅查新昌：《人的故事》，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作家在选择叙述对象时，都选择青少年时代留下深刻印象与深刻体验的母族生活进行叙述，但民族性不是唯一追求，更不不可以“民族志”一概而论。可以肯定的是，双语创作既受到母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汉语文化甚至西方文化的影响，因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就形成了新疆新时期双语创作的多样性，双语创作研究和评论应该去探析的是两种（或多元）文化对作家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中双语创作的未来发展之路：逐步打破单边叙事界限，多边（或跨族际）叙事应是趋势。

　　本论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疆新时期以来汉语小说创作的乡土化研究”（13XZW020）和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新疆新时期汉语小说创作的乡土化倾向研究”（12BZW081）的阶段性成果。

　　何莲芳 新疆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