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刚

　　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
——东西《篡改的命》的“苦难叙事”

　　徐 刚

　　相较于十年前颇具影响的《后悔录》，东西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显而易见地呈现了他预谋已久的审美突变。至少从修辞美学的层面，后者已然荡涤了前者有关“性与政治”的反讽腔调，而这恰恰构成了那部名噪一时的作品的突出特征。这部小说也一改过往《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作品寓言化的叙事风格，脱离开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挖掘文本隐喻意义的惯常模式，尽管其油滑戏谑的笔墨依然存在，但整体上写实主义的风格令人印象深刻。小说呈现了进城的乡下人这一被主流社会遮蔽的边缘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剖析他们暗淡无助的人生命运，通过展示主人公汪长尺极尽悲苦又啼笑皆非的一生，以笑中带泪的方式紧紧扣住当下严峻的社会现实：社会底层的不可遏止的“屌丝”化，城市边缘人尊严的毁弃，惊人的贫富悬殊所造成的压迫与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无情的社会排斥机制。

一

坦率地说，相较于《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荒诞叙事所刻意塑造的隐喻性与形而上意义，《篡改的命》显得缺乏必要的蕴藉。小说并没有保留东西过去作品的先锋痕迹，而体现出向世俗日常生活的切近。它更多依赖的是故事本身流畅的现实感所形成的吸引力，让我们随主人公命运的起伏感受现实的残酷与震撼，去咀嚼小人物无尽的悲苦。这位当年的“东扯西拉”的先锋①，以极尽夸张的方式“在荒诞中寻找出路”的叛逆者②，终于在多年以后显示了一种“历经之后的平和”③，以从容的姿态叙述平常故事，但其一贯的底层立场依然没有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标题“死磕”“弱爆”“抓狂”“拼爹”等，几乎都是流行的网络词汇。似乎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唯恐“落伍”的作者竭力显示自己“时代见证”的最佳方式。他费尽心机地捕捉那些新鲜的语词，以证明自己与时俱进的变革本色。尽管这一切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和轻佻，但好在叙事之中显示的诚意终究令人感念。

　　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东西常说，“我是有感而发，是对生活有痛感之后才去写的”，如其所言的，“在人性极度扭曲的地方，往往有文学的富矿，我愿意在这个地方继续勘探”④。《篡改的命》以愤恨的姿态讲述一种绝望的极致。尽管小说并没有将人物描写得足够精细，故事的逻辑、人物的行动也都不能令人十分信服，叙事的展开也颇有些粗枝大叶的地方，但小说试图讨论的问题所连带的社会视阈却振聋发聩。小说刻意追求一种反讽式的荒诞体验，油滑幽默的轻喜剧风格，以及笑中带泪的悲剧感的升华。小说的深意在于一种隐而不彰的悲剧感，而最为震撼的地方也正在那深入骨髓的绝望，以及绝望中近乎荒诞，却令人无比揪心的反抗方式。

　　“写内心秘密、写人物和对生活的预测”，这是东西写小说的“三个兴奋点”，在他看来，“真要写出点好东西，就得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为了勘探这些秘密，所需要的“好像不是才华，而是勇气”⑤。而关于小说中的人物，东西谈到，“文学作品中缺的不是人物，而是缺那些解剖我们生活和心灵的标本，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部分。”他接着指出，“跟我们的心灵没半点重合，这是塑造人物的天敌。”⑥事实上，他正是通过不断“向下钻探”，去发现“底层的秘密”，进而塑造一系列能够解剖现实生活的“心灵标本”的人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东西所说的，“写小人物是我的天生，或许那些人物就是我自己的某部分”⑦。事实证明，他的小说确实“是从内心深处写出了弱势群体的呐喊”⑧，而《篡改的命》便是通过“写人物”，确切来说，通过表现弱者的命运挣扎，来体现其“对生活的预测”。

　　《篡改的命》将“屌丝”的命运问题放到小说的台面上予以详查，通过人物的命运流转，来讨论这个甚嚣尘上的社会议题。但他又不是基于现实的浮泛式的描写，即他所说的“对人物进行素描”，而是不断围绕小说的主人公，在城与乡，贫与富，当下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对其完整命运的呈现和审视，使其成为“解剖我们生活的标本”，因而小说所呈现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幽暗。而小说本身在消弭了先锋小说的形式技巧与隐喻策略之后，呈现出更为朴实，甚至略显笨拙的样态，这不啻是对于现实“强攻”的作品，所显示的并非才华，而是诚意和担当。

二

东西正是通过小人物汪长尺的命运悲剧，来“强攻”这个时代的。故事中“弱者”的形象，带给人无尽的震撼与痛心。正如陈晓明所说的，“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因为“从最直接的感情经验入手，弱者形象构成了最为感人的艺术形象”，“通过文学表达对弱者的悲悯，显示出了他们精神、人格的一种伟大”，而“文学作品就是通过对这些弱者困境的表达，让我们理解自身的困境，生命就是对这种困境的一种理解、克服和接受”。

　　东西的小说总是希望通过塑造具体的边缘人物，通过特定的故事情节来反衬我们的生存境遇。这也是评论者所谈到的，“读东西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在给读者编制着一个个的虚构故事，并根据先在的理念或对生活的发现而设置一个个必须的人物。”⑨也正是这种预先的理念设置规约了人物的行动，使情节的发展虽显芜杂枝蔓，但故事始终集中在某种明确的社会问题视阈之内。小说中的汪长尺让人想到太多的人物，比如《人生》里的高加林，再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它们都是通过“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来索解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精神图景，呈现严峻社会现实中底层的悲苦、疼痛乃至绝望。《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所探讨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个时代的底层而言，个人奋斗是否依然可能？这当然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严峻追问。某种意义上看，《篡改的命》中的汪长尺其实延续了涂自强的问题。在东西这里，小说探讨的是“屌丝”的命运究竟能否“逆袭”的问题。

　　小说中汪槐的理想在于让儿子考上大学，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进而跻身为城里人，改变农村青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篡改的命》中有趣的地方在于，汪长尺的录取资格其实是被人肆无忌惮地冒名顶替了，这是小说结尾意料之外的情节翻转，却只是为了证明他一辈子辛苦的徒劳无益，隐含的意味在于，他原本有着美好的未来，但其命运却早已被人篡改，才落到如此的地步。然而，即便是汪长尺的录取资格没有被人顶替，他最后顺利地读上大学，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人生理想呢？这样的问题，方方通过涂自强的命运其实已经做了回答，涂自强不就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吗？然而无权无势毫无背景的他，依然在这个时代举步维艰，承受着“凤凰男”无处可逃的悲惨结局。这便正如好事的网民所开的那个无情玩笑，李嘉诚那句著名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格言，早已被编成了恰恰相反的网络段子，这种戏谑式的调侃和反讽所昭示的恰是这个时代知识贬值，脑体倒挂，以及由此而来的阶层固化的残酷现实。对于朴素地期待不断奋斗的年轻人来说，知识甚至改变了他们原本美好的命运，这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为辛辣的价值嘲讽。

三

小说中无法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汪长尺，几乎没有过多犹豫，便毅然选择老老实实地去做一名打工者。毕竟对他来说，继续读书无异于沉重的家庭负担，打工成了一种逃离的方式。然而，通过打工实现人生理想的虚妄，在无数有关底层的文学叙事中都得到了验证。而事实上，汪长尺的故事也并没有给千千万万打工者的卑微与悲苦增添更多的新意。为了更好地塑造汪长尺这个从乡间来到城市的布满失败主义遭际的“屌丝”形象，作者不惜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苦难都加诸于他。在他那里，事情总是如人所料地变得越来越糟，那些流行的不流行的命运遭际，都集中到了文本之中。汪长尺不断遭逢人们可以想见的经历：辛苦工作却遭遇包工头卷款逃走；无奈之中为了钱给“官二代”顶罪；遇到不公只能任凭警察的推诿偏袒；承受富人的阴谋与算计，乃至残暴无情……乡下人进城的常见表述，在这部表现底层命运的小说中得到了集中呈现。

　　小说就这样以简单的阶级对立来结构全篇，却无力想像更为复杂的现实，纵观整个故事，除了砌墙和捡破烂，做一名性工作者，似乎就无法想象底层的悲惨；除了生殖器的伤害导致的阳痿，似乎就无法以戏谑的方式想象资本对于底层的身体（心灵）伤害。当然，小说独特的地方在于，面对这一切，汪长尺绝望之中惊世骇俗的命运反抗。他决定将“篡改的命”“篡改”回来。小说最后，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顺利留在城市，过上他所认为的理想生活，竟然将孩子送给了富人（也是自己的仇人）收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定点投放”，也是寄望于后代的“重新投胎”。他这一辈子无望的命运，只能将未竟的理想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之上，这也是中国人极为常见的情感方式。但这终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极致，匪夷所思的绝望抗争，于荒诞之中包含着无尽的悲苦与无奈。

　　当然，小说也没有赶尽杀绝地对这个时代冷嘲热讽，只是如实地写出小人物的悲苦与微茫，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荒诞和无奈。小说之中，原本腼腆羞赧的汪长尺也落到了以死相逼境地，这无疑与故事开头父亲汪槐的举动遥相呼应，而另一个重复之处则在于他被篡改的命运，他高考录取被人顶替，而他的父亲汪槐也是20多年前参加水泥厂招工时，被副乡长的侄仔顶替。这也表征了底层或城市边缘人悲苦命运的重复，一番徒劳的奋斗和挣扎之后，他们终究无力改变自己命定的结局。当然，小说的情感也正在于一种不动声色的悲剧感之中。小说最后，汪槐的处境不禁令人动容，“这个一生都想改变汪家命运的人，身体已被岁月耗干，再也没有多余的液体来表达感情，就连从信封里抽汪长尺写给他的绝笔信，都没有多余的力气来发抖。”没想到他的儿子汪长尺则更为不幸。小说最后饶有意味地讲述了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或林方生）对自己身世的调查，他与自己的爷爷汪槐有了一次偶然的相遇，小说至此本可以导向一种可以证明汪长尺“虚妄的胜利”的温情脉脉的结局，然而冷峻的作者断然拒绝了这种廉价温柔的可能性。已然发现真相的大志并没有相认，他最终的不辞而别，让汪槐夫妇“再也看不到孙子了，想念的时候，只能靠回忆”。这无疑加深了这个戏谑而荒诞的故事中试图表达的那种刻骨的绝望。

　　小说中值得深思的地方在于，故事中无路可退的人们，在所有的希望都消失殆尽的时候，依然不愿退守乡村，而毅然决然地为自己不切实际的价值取向殉道。小说的问题也在这里，说到底，汪槐父子的悲剧恰恰是价值观的悲剧。怀抱着出人头地的理想，幻想着通过高考离开乡村，寻求别样的生活，这本无可厚非。可那些事关成功的理想，却一定要在城市实现，便实在令人费解。有钱，有知识，上大学，住大房子，只有这样才是底层的梦想吗？而乡间的平凡生活就不是成功的标志吗？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价值级差竟然已经发展到霄壤之别的地步，乡村进城者的价值观，早已被城市所腐蚀。这种资本时代的价值弥漫，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方式。在一个各种梦想肆意横行的时代，做一名平凡人的羞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价值症候。

四

《篡改的命》里的人们如此渴望城市，逃离乡村，然而城市又绝非完美之地，城乡对峙的紧张总是在小说的紧要关口悄然呈现。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谈到，“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活。”⑩城市在给农村人以金钱利益和幸福许诺的同时，也使他们的个人自主性丧失殆尽，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其中的缘由恐怕正是在于雷蒙·威廉斯那本影响卓著的《乡村与城市》所昭示的，“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城市与乡村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严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

　　东西的这部小说，对于社会制度的抗议，只是将其归咎为腐败与社会不公，而对资本的逻辑却小心翼翼地规避。尽管《篡改的命》也时时流露出，“你要是不抗议，他们就敢这么欺负你”，然而东西却又深深明白，这个弱势群体对“摇曳多姿、不可触摸、神秘兮兮”的命运的反抗与斗争无一例外都是无效的。整个城市的排斥机制，社会的严整和板结，对于金钱的看重，无尽的欺瞒与残酷，让底层的命运变得更加悲观，就像东西一次次追问的，“是什么支配着我们的命运？”?对于无法逃脱宿命的小人物来说，“变幻莫测的命运似乎总有一股巨大的神秘力量把人逼得无力回天，于是，死亡、沉沦和妥协就成了人物共同的归宿”?。然而东西似乎也只是推崇“那种欲说不能欲哭无泪的悲”?，他总是陷入深深的绝望感之中，进而将一切的缘由都归咎为社会。小说主人公那惊世骇俗的反抗所携带的“虚妄的激情”，也只是作者刻意突显的苦难叙事的独特看点，就此来说，他其实无力也无意探讨现实的复杂，更别说寄予解决的方案。当然，文学也从来不会奢求某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篡改的命》中将“篡改的命”“篡改”回来，其实只是一种玩笑式的情绪宣泄，对于社会现实的绝望式的“吐槽”。小说虽基于某种想像的现实，在后革命时代的总体性业已消失，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笼罩的当下，将现实问题之中的阶层（或阶级）叙事推到了极致，但就对绝望中温暖的剖呈，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想像而言，我们似乎更加怀念那篇流传已久的《没有语言的生活》。

　　徐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参见马相武《东西：“东扯西拉”的先锋》，载《作家》1997年第6期。

　　②参见舒晋瑜《东西：我在荒诞中寻找出路》，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2日，第13 版。

　　③田耳：《东西：历练之后的平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④韩春燕：《写作是有经验的思想——作家东西访谈录》，《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⑤东西：《寻找小说的兴奋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⑥东西：《要人物，亲爱的》，《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⑦胡群慧、东西：《从不背叛自己的内心》，《小说评论》2008年第3期。

　　⑧黄伟林：《“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论东西的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⑨杨庆东：《在现实与虚幻中浮游——东西小说论》，《当代文坛》2004年第1期。

　　⑩［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宋峻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封底。

　　?东西：《时代的孤儿》，昆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方奕：《东西：嬉笑的悲剧论者》，《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东西：《滑翔与飞翔》（创作谈），《广西文学》1996 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