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军义

　　一

　　现实主义是一个被当代文学叙事忽略的关键词，随着社会语境的历史变迁，现实主义理论不断积累新内涵，逐渐浮出历史的新地表。“主体性”是一个复杂的理论术语。英文的“主体”（sub jectivity）一词具有多义性，包含了主观性、主观主义，还指一种思维模式的主体性特征。《牛津哲学指南》中将“主体性”定义为“与主体及其独特的视角、情感、信仰、欲望相关”的特性。在实际生活中“有政治法律的主体、哲学主体、作为人的主体。”这里的“主体”主要是指当代文学史上历史叙述中的现实主义主体，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在众多的小说叙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性、价值性和文化性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身份的追索、认同和重构。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中的身份认同更多的被理论家和批评家所关注。“如果文化研究确实处于过渡之中，那么它目前的演变阶段大多被集体身份的问题所占据。”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多，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与重塑日益迫切，“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的世界里。既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观念，又作为当代政治生活中备受争议的事实，它显示出重大意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时空的巨大变化不断动摇着人们对文化身份、传统观念、历史价值、民族特性等的确认和重构。作为历史小说的叙述，就是要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主体。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小说多包涵了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小说表达出历史的“真实性”，体现出时代的主旋律，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总方向等。更多的历史叙述是在虚构和想象中实现了当时文学理论所要求的“真实性”标准。那些被誉为“史诗性”的作品，也一般被认为是对作家和作品的最高肯定。“称道一部作品是史诗，也就将这部作品至于最优秀的作品行列。”这也引导了作家在创作中对“史诗性”理想的追求，它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文学经典，如《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创业史》，新时期的《黄河东流去》《战争与人》等。这些作品体现出宏大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叙述，具有明显的国家意识形态主体性要求，但这些作品容易忽略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对历史的本真性认知。作家按照一个终极性的理想目标进行叙述，这种“总体发展”的历史观，使文学成为历史进程的反映。它预设了人类的总体本质和社会前进的基本方向，作家的创造提是在规范的尺度中进行的，作品在“总体上”要表现出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要求。这种文学观点对我国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深刻，但也造就了一批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的民族特色。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20 世纪70、80 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观念的自我更新和调整时期，外在束缚力的松动使更多的历史事实逐渐浮出。90 年代之后，更多的人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现代化”问题，“一方面，‘现代化’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得到充分的实践和展开，另一方面，知识界对‘现代化’的态度和文化想象却发生了不同于80 年代的改变。在80 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在知识界的想象中，是充满了希望的乐观前景……但在具体的实践真正降临之后，人们却发现现实和思想之间偏差；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使他们意识到现代化发展本身具有的矛盾。”现实生活的多元化，复杂化，“现代性”观念的模糊和抽象让更多的作家感到茫然和困惑，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更多的作家选择了回归到自己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回到那些最原始的风土人情，最本真的生活事相，也就回到了乡土中国最本然的历史中来，让那些曾经被遮蔽的历史重新向人们展开，展示出自身的历史价值。

　　进入新世纪，国家给予作家创作更多的自由，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都给作家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新问题。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如何才能更好的反映社会生活、服务社会发展等已经成为众多作家不断思考和追问的时代命题。作家在与时代不断趋近的过程中，他们能够意识到以前的文学观念没有办法继续套用，不觉得自己可以站的更高而能够俯视生活，解释生活，这种能力的丧失，是因为旧的现实主义理论不能有效的解释新问题。在多变的社会生活中，作家自我主体价值的困惑和无奈，似乎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作家更好进行文学创作的关键，但这也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二

　　1986 年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故去年代的历史小说，他们多以家族颓败为主要内容，叙述历史故事，凸显民族特性。如莫言的《红高粱》，表现了对历史真实的刻意性追寻，它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小说，作家不追求历史本来的面目，历史背景被虚化，历史人物也没有特别的踪迹，但在叙述中却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主体精神和历史意识，以民族孕育的生命体验为切入点，还历史另一个真实。他们用现代艺术话语对历史故事进行叙述，从这一角度看，这些小说被称为“新历史小说”。陈思和将“新历史小说”产生的标志界定为新写实小说的创生，主要表现为对民国时期那些非党史题材的关注，时间一般限定在清末民初到四十年代，区别于表现这一时期的重大革命事件的题材。吴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应该从1985、1986 年之后，与寻根、先锋文学相伴而生，经过新写实的过滤，在90年代成为一个历史洪流。无论评论家怎么认识和理解这种文艺现象，这类对历史故事进行叙述的小说写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大量的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家的历史观多具有个人性质，对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历史内容不再是教科书一样的图解，历史被赋予了一种新内涵，呈现在作品中的历史观具有多元性，它没有统一的历史概念和标志来确认那一种历史观是正确的。这种写作浪潮对历史叙事和历史题材的关注，推动历史叙述概念的变革。在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新历史小说”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对历史的平凡与平庸、小人物、小事件进行关注和叙述；二是共通性的体验，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有了生命的关联性，叙述人称的灵活和现实主义技巧在时空中的运用有了更自由的表达方式。正是对这些发生在民间的轶闻野史进行叙述，才能够引起民众在情感上的接纳和在价值上的认同，他们共同构成了现实主义创作追求的一个基本特色。

　　进入21 世纪，“底层叙事”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文学创作转向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底层经验、大众价值等更多的成为作家创作关注的对象。在全球化急剧膨胀的时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自信心，他们以现实的视角审视历史，让历史的记忆重新展现在小说世界中，体现出了明显的“中国色彩”。2006年，孟繁华在《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中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界极力倡导和弘扬本土文学传统，但一直没有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更多的是停留在情感态度上，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传统文化已成为一个倍受重视的创作资源，一个‘向后看’的文学创作思潮正在形成，并逐渐为大家所接纳和研究。2007 年，张未民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中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资源开掘表现的途径”，它们更多是绕过或是超越20 世纪的文学观，直接走向中国更为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整体上，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发展的新趋势为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而新理论的出现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传统文化已日渐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历史叙述已经展开了自己宏大的写作目标，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传统在现实的面前绽放光芒。虽然作家的新现实主义主体身份确认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作为反映传统和底层的历史叙述却不断提供创作经验，为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注入活力。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审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现实的叙述构建历史的真实画面，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体现出一种重回传统的美学思潮。

　　三

　　2001 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以“凤头”“猪肚”“豹尾”的审美结构，体现出明显的“中国风格”；在行文风格上，以“猫腔”的叙述方式，将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乡村人物的性格特征刻画的栩栩如生，作家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有意性亲近。在评价《檀香刑》时，莫言认为自己在新世纪里是大踏步的撤退，这种撤退就是要向民间回归，追求“比较纯粹的民族风格”2006 年的《生死疲劳》则直接选择了中国传统古典长篇小说的章回体模式，以佛家六道轮回的基本观念作为小说的内部结构和表达的主题思想，体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中国范式”，大量民间语言的介入，让作品充满了民族的气息和生活的真实。作家要使创作保持生命的活力，就尽量少重复自己，更多的和人民群众接触，特别是那些民间没有经过加工的语言，应该被重视。2007 年的《山河入梦》被莫言认为是继承了《红楼梦》故事的一部小说，谭达成就是现实的贾宝玉，他和历史中的贾宝玉如出一辙，只是所处环境不同，是环境造就了人的历史和命运。

　　2003 年，格非的《人面桃花》充满了诗词歌赋，人物简介、无数的墓志碑文、满纸的文言腔调，即使你不去阅读内容，也会被传统文化的力量所浸染，让读者沉浸在古典的氛围中。小说中那充满神秘性的艺术符号，会循环往复的召唤我们生命中的古典情怀，这是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世界，他是属于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能够引起我们情感的认同和归属，在它最无意的地方都能唤起我们民族的感觉和历史的意识。2005 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在更多神话因素的包裹之下，突出了额温克民族的生命历程，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中，并没有一味怀古，而是注重了民族文化的现实价值。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是现代版水浒故事的浪漫演绎，充满了对历史的超越和对生命的反讽。2006 年苏童根据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创作了《碧奴》，让历史人物跨越时代，将情感触角延伸在现实中，以获取历史的价值。2007 年叶兆言以嫦娥奔月创作了《后羿》，既是对英雄故事的重温，也是对现实的积极思考；同年，李锐用白蛇传的传说创作了《人间》等。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现象的症候，是作家对历史故事的重新创造，对传统价值的重新构建，对民族主体身份的重新思考和追寻。

　　2008 年，阎连科用《诗经》中的“风”“雅”“颂”作卷目，以《诗经》中特有的名词和意象作为每一节的题目进行故事编排，创造了优秀现实主义作品。这些文辞符号本身就具有的中国意蕴，体现的是“中国特色”，他似乎隐喻了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应是当代小说叙述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可以在对比中发现，新世纪以来对民族传统的叙述不同于20 世纪90 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它源于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背后的民族自信心，它不再迫切的让西方的知识本土化，而是要建构起本民族的精神价值，并且要积极的对外传播民族的文化，要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骨架，让民族传统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更具有价值性和借鉴性。世界上没有客观而永恒的价值，一切都会随历史的变革而更新，人类生命中唯一真实的价值，便是民族的本真性，是整体化了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历史沉淀的结果，作家对历史故事的重新叙述，就是要重构文学精神，在国家繁荣富强的背景下，将文学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让民族精神在文学世界中真正站立起来，成为世界其他民族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纵观历史，文学创作不能回避民族传统，是传统给予文学以价值和力量。即使在20 世纪初的“五四”时期，那些激烈反对传统文化的精英人士，也无法摆脱传统的印痕。在大动荡时期，作家更多是对民族性中落后与愚昧的批判与反思。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巴金对封建文化窒息青年人生命的揭露，郭沫若对旧世界的批判等都是如此。“五四”重在破，旨在希望民族能够强大，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批判中的救亡图存。新世纪的历史叙述则是向传统寻找资源，让民族精神在创作中显示出时代价值。这和历史上的现实主义叙述有了很大区别，在和平的大发展时期，历史叙述就是重续民族传统，发掘民族的心灵世界，肯定传统的价值和意义，重估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等，以重新确定文学的民族身份，进一步探索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途径。这是真正的面向现实，以现实主义精神审视民族传统，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国家文化主体。

　　四

　　有人认为，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肯定现代性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力量和社会运行机制，现代性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生成。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已经终结，中国的市场化是对后工业文明的历史选择，无论怎样认识中国的现代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新世纪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为世界所认可，并不断向外传播，世界思想领域内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声音此起彼伏，作家的民族自信心获得了超前的充实，传统再次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更多的作家以新世纪视角积极构建文学领域内的“中国经验”，以理性精神反思民族文学的身份问题和主体价值。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艺术写作技巧的学习和模仿，对西方艺术思潮的借鉴和传播，并没有带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创作价值的普遍认同，如一个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作家的“偏见”，直到莫言的获奖。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将中国文学带上世界文学的高端，这是一个世纪的忧伤和焦虑，重回传统，选择现实，再现中国文化，重塑民族精神，以确立作家叙述和文学创作的民族性身份，这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2002 年的作家写作被看作是一种“悲壮的抵抗”，但它却真正确立了作家要用纯正的母语写作，才能保证民族文学的完整性和独立性。2007 年，中国作家直接提出在文学中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因素的吸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本质上是对国家意识形态下“宏观叙述”模式价值的再估量。格非认为我们要创造的是“中国小说”，在经过许多作家的努力后，文学领域已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那就是以民族性、地域性来抵抗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抽空，小说写作需要坚守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向民族的历史传统寻找资源，在创作实践中凸显民族价值，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标出中华民族文学的位置，以构建和确认民族的主体精神和价值体系。

　　2004 年，国内学术界、文化界等70 多位知名人士在北京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呼吁人们重视国学，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设立“乾元国学教室”；中央电视台转播在山东曲阜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56 周年的活动；中国政府宣布在国外成立100所孔子学院等。2005 年后，中央电视台通过“百家讲坛”对《论语》《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传统经典进行大众化传播。这一年后，“中国风”迅速风靡于通俗音乐、电影、绘画等艺术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可以认为凡此种种都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之上。

　　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说，历史是历史学家按照本人的叙事观点编织虚构文本，会将历史记忆中的非真实性内容单方面的看成历史家的撒谎。所谓的“历史文本”只不过是权力的一个“谎言”。对于作家来讲，通过文学文本的技术性操作让历史变得更真实，让生命体验在文本世界中获得实证，让文本历史在现实经验中获得价值，让生命良知在历史叙述中获得重塑，进而达到艺术对社会人生的改造。

　　历史是一种富有个性的存在，国家意识形态是这种个性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不存在普遍有效的价值观，所有的价值选择都应属于特定历史结构中的一部分，属于某种文化秩序中的民族精神。新世纪的历史叙述就是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再现传统，重塑民族、国家的时代形象，在展示作家的个性的同时，再现传统的力量，以构建真正的现实主义主体。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研究”（12BZW005）；2013年渭南师范学院校级项目“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价值建构研究”（13SKZD008）阶段性成果。

　　注释：

　　ac王晓路：《文化批评与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1页，第 277页。

　　bRichard Jenkins.Social Identit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 年，第8页。

　　d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380页。

　　e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5页。

　　f陈晓明：《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文艺争鸣，2005，（6）。

　　g王彪：《与历史对话——新历史小说论》，《文艺评论》，1992，（4）。

　　h陈思和：《略谈新历史小说》，《文汇报》，1992，9-2。

　　i吴戈：《新历史主义的崛起和承诺》，《当代作家评论》，1994，（6）。

　　j蔡志成：《双重书写：解构主义与新历史叙事》，《人文杂志》，2011，（1）。

　　k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天涯》，2008，（1）。

　　l孟繁华：《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张未民，等：《新世纪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版。

　　m张未民：《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作家》，2006，（7）。

　　n莫言：《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第225页。

　　o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名作欣赏》，2011，（1）。

　　p许纪霖：《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历史主义思潮之批判》，《开放时代》，2010，（5）。

　　qt甘浩：《新的民族主义政治——新世纪文学重续传统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r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4）。

　　s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