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峰

　　80 后文学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从“拒绝命名”到成为媒介与学界追逐与研究的重要对象，一直伴随着广泛的的争论与争议，前不久，还有学者提出“何必以‘代’论文学”。那么，在80 后世代与80 后文学已然成为一个社会与文化“现实”的今天，“世代”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哪里？80 后作为一个世代在当代中国的位置与意义何在？80 后文学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经验？如何给一个世代的文学进行文学史的描述与定位？

一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场域里，80 后世代的视域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召唤，但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在于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在于寻找解答的方法。从宏观照彻而言，“代”是一个关乎时间分类的概念，从中分衍出“时代”与“世代”的概念。80 后世代的概念，实与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脉动息息相关。这个概念本身因而可视为一种世代向度的指标，文化、意识形态力量的聚散点。“80后”的世代命名，实际上想完成的不仅是文学的代际清理，为一个世代的写作方式建立合法性，争取生存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史的视野下“找到80 后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合理性与全面评价的可能性”。事实上，“世代概念在分析上的有效性，不在于指出他们在生物学的年龄一致或相近，而在于说明他们如何因为处于同一社会的特殊历史过程中，经历了类似的社会变迁力量，因此在生活经验与反应上有某种的共同性，而这也使他们异于其他的世代”，这正是80后作为一个世代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前提。世代书写者无可逃避，必须回应时代给出的考卷。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生活在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人都很幸运：东方这个古老的民族由20世纪80年代进入到90年代一直迄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大转折。变化之巨，只能用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来形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成为：在当代中国，为什么80 后会成为代际命名的开始？为什么这一世代在当代中国变得如此重要？简单地回答是，当代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始于1980年代。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一时代诞生并成长的“80 后”，成为当代中国这个“新轴心时代”的“新轴心世代”。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怎样的范畴里认定与使用“轴心时代”这一概念？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提出的，他认为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公元前6、7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这一时期世界上的各大文明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如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称之为“轴心时代”。另外，西方学者认为“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这是“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内涵，而轴心时代的另外一个重要内涵则如亚斯贝尔斯所说的“到那时为止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观念、习惯与环境，都受到审查、质疑与清理”。

　　因此，一方面，我们是在一个古老文明当代“复兴”的语境里使用这个概念，更是在“到那时为止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观念、习惯与环境，都受到审查、质疑与清理”这一范畴里重新定义这个时代。

　　这个概念的引入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因为采纳一个分析家的解释要比从杂乱的“直接”描述性材料中开始分析更容易些。而且是因为如果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了解80 后的文化性格与文化环境的关系，那么，把文化环境作为分析80后文化性格的背景知识时，从文化上可能更容易感受它们。这种研究可以将研究者们从描绘研究对象的难题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们能够研究文化事象是如何汇集在核心问题周围的。直面80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是使这种复杂性消失在标签化的描述中。从80 后世代书写探究其文化品格，进一步从世代面相上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的转型，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取向。从这种意义上说，80 后这一世代概念，不能仅仅当做描述用语，而应该成为分析的概念。现有的描述性成果固然提供了一种贴近对象过程的现象描绘，而后来的研究者如欲从文学书写出发进一步从世代角度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与文化转型，则必须在理论分析上再加以提升精进。这或许是“新轴心时代”里的“新轴心世代”这一理论命题之于80后的意义。

　　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进入历史的轴心时代，那么诞生与成长于这个时代的80 后，便成为这个不断成长时代里的正在成长中的生命。他们属于青春的中国，属于成长的力量。或者说，他们的青春恰恰与一个古老民族的走向复兴的历史际遇重合了，是一个大的时代托举出一个世代。那些经历青春的觉醒、迷惘转化，具有鲜明的世代认同，在青春书写中定位自我、世代与社会的逐渐成熟的知识青年所构成的80 后世代，就其在当代中国的当下与未来的社会与文化上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可称之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途中的“新轴心世代”。正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中，80 后世代反思自我的处境与角色，对这种世代差异倍加敏感。这一代人因而有着鲜明的集体记忆建构与世代意识。他们的世代认同镶嵌于青春的书写，依附于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而展开。他们在青春叙事中自我定位、寻求存在的意义与美学救赎，这代人的文学书写与文化实践，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重要承载者。

　　由此不难看出，80 后世代，是个体生命阶段、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与全球化进程辐辏际遇的结果。因此，对这个世代及其文学文化实践的研究，必然要求一种史学情怀，一种文化史与文学史的规划。也就是说，必须在当代中国这个“时代”结构里，才能更好地研究一个“世代”的文学演化结构。

二

“80 后”世代写作，是当代中国具有典型症候性特征的文化现象之一。“80 后”作为一个世代浮现与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一个世代的文学书写的“叙述”和“想象”建构起来的。“80后”这个符号，不仅源于一个世代的青春写作，更源于它所表征的世代形象以及这一世代形象所张扬的一种世代精神与审美品格。作为媒介与大众文化持续关注的热点，“80 后”世代更日益成为深意迭出的能指符号。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因缘际会让80 后的世代书写，错综而复杂地激荡出现实与历史、文学与时代的对话，且交错于一个世代的青春生命的书写隐喻中。80 后世代的文学书写虽然类别甚多，但由于和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以及全球化信息空间里的文化产业赖以繁荣的消费大众具有丝缕相牵、互依共存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呈现许多底层结构的关联性。如果我们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而认识到所有的意义单位，包括作品和个人的主体意识，实际上都是由文化社会中各种意义系统交汇而组构成的，那么我们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便应该是各种意义系统交汇时的动态关系。因此要了解一个世代的文学书写与文化场域的关系，需要耐心探究、以求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文化场域的主导如何转译为一个世代的情感结构，一个世代的情感结构如何转译为具体的艺术风格、主题取向、美学原则等等文学表征。因此，从文学史入手，寻绎其中的文心运作、美学表现，或能进一步厘清一个世代错综万端的生命课题与美学课题。80 后世代文学书写的本体建构和观念形态，固然是80 后世代最显著的文类特征，然而，对这个世代文学论述最终的挑战，还是来自于审美经验与艺术形式。即使文学生态丕变，我们藉由文学解读历史与文化的立场之不断挪移，但不论是创作素材的改换或阅读方法的更迭，美感经验与艺术形式（从审美修辞到市场包装）依然是试探我们品味与史观的重要起点。在全球化脉络里互为主体的情感的当代中国文化场域里，文学的角色与功能是什么？在今天，文学是否可能生产出具伦理性的情感，以对抗全球经济及媒体的非人性化的力量？80 后世代的文学书写保留住残留的现代性，为信息提供了伦理的脉络，并想象可能的、另类的社群与世代。

　　公平地说，80 后世代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提供了一个世代及其青春的自觉形象，提供了一个世代的新的知识和经验。80 后世代的出现引发的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变革，审美经验的扩展，所有这些将是文学与文化学者们所要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比我们以往所处理过的任何问题都更为错综复杂、更加事关重大。

　　在不同的心灵，不同的想象中，因着感觉结构的差异，80 后世代的书写美学，实为投射一个时代/世代的想象与实践。文学书写嫣然是一个世代的透视镜，藉资寻得自己与所属世代与时代存在的意义。一个世代的文学书写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场域系统互动，构成了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世代性”，文学建制或文学生活的场域。深处乎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中的年轻世代，受到时尚风气浸染之怆烈，可以从他们的审美书写中规模出属于现代性的“文学性”。

　　80 后世代的文学书写可以展开多种学科的研究，或者说，可以整合多种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譬如80 后世代所展示的一个“生命故事”，是当代中国新民族志研究的对象与文本之一。而作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无疑是重要的方式之一。这里的文学史研究，不仅仅是80 后文学以怎样的姿态进入文学史的评价系统的问题，更是以一种文学史的眼光如何把握一个世代的文学生命的生成与形态，结构与功能，经验与品格等问题。“文学史描述的对象或者需要解释的现象，除了‘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以外，还应该包括出版机构、作家社团、甚至读者反应、文学规范等。”因此，80 后文学作为一个“世代的文学史研究”，即不再孤立地研究作家个别的精神创造，而将它放在“关系”中来考察：既将一个世代的精神产品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关注这个世代自身内在的精神结构与外在文化社会场域结构的关系及其演变轨迹，更将一个世代个体精神创造置于整个文学的、社会历史的“关系”中，研究其接受过程以及这种“接受”与世代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与研究，达到对世代文学书写的创造流程与时代文化场域的双向动态把握，进而从一个世代的角度揭示时代精神历史的某一侧面。从而把80 后文学研究由文学批评与媒介空间引入文学史研究与学术场域。在过往研究80 后世代的方法学上，开发出一条较为朴实而饱含潜在能量的思考路径。

三

80 后世代写作无论是从发生学的真实性，文本质地，创作美学，还是从接受效果史上看，都具有自己鲜明的世代症候与美学突破，“80 后”世代的审美经验这一概念正是其中富于症候性的一种表达方式。80 后世代的文学书写及其论述，要能够不只是文学市场上的一个品牌商标，要能够建立起独特的审美视野与文化身份，就必须要提供一个有别于以往文学的“世代”观点，要能够看到一个世代在文学文本里的流动与生产及提供的审美经验。有学者曾直陈“80后”存在的症结：“‘80 后’的成长与写作年代恰逢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思想（价值观念的变革）、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持续增长）、媒体环境（拥有相对于纸媒更加开放、自由的网络与平台）发生裂变；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80 后’文学的出现伴随着一连串乱花迷眼的‘变化’：发表媒介、生产流通方式、文学写作形态……以至于前辈作家都承认‘真正的断代是在‘80 后’’；然而，一切‘断裂’的指认必须落实在美学经验之上，恰恰在这一点上，‘80 后’无法理直气壮。举个例子，在当时被称为‘晚生代’（或‘新生代’）的作家韩东、朱文、鲁羊、邱华栋、李洱、林白、陈染……伴随着1990年代文学成长，麇集在他们周围的‘个人化写作’、‘日常生活’、‘边缘’等关键词既恰切地解释着这拨作家的创作，现在也已成为有效的文学史概念。但是今天的年轻一代还缺乏独特的标识，也许是创作者提供的文本还不够丰富，也许是评论者的阐释功力还不到家，总之，尽管在市场上一度风生水起，也不乏代表人物的横空出世，但因为美学经验的模糊，使得‘80后’这个概念尽管诞生了近十年却依然不够说服力。”因而，对一个世代文学书写存在的合法性确认，固然有不同丈量的诠释意涵，但文学史维度无疑是关怀的焦点，也是一个世代取得文学史合法性的前提。因此，80 后世代青春书写势必被植入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藉由观测当代中国文化场域语境的移转或置换，考察一个世代的美学符号与言说方式，进而探勘80 后世代于承续与衍异中的书写新貌与美感经验。

　　这是当代中国审美场域里最年轻的麒麟，一

　　个时代的文学“进行式”，这个世代的文学书写与美学实践凸显出一个世代的审美经验与当代中国审美地层的推移。从乌托邦的审美救赎、异托邦的审美批判到后情感主义的审美消费，80 后世代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提供了有着自己时代与世代烙印的审美经验，开启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新的空间场域，可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典范转移”的譬喻。在此，仅以备受争议的郭敬明的小说与电影为例，从成名作《幻城》到代表作《小时代》系列，郭敬明经营着一个由一次又一次的文学跨越所架构起来的“小时代”场域，而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场域这个“大时代”则是这则寓言中最重要的潜文本。这样不断跨越的青春寓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跨越文学与文化所表达的，又是怎样的政治姿态？它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文化想象？它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提供了什么样的审美经验？对于郭敬明文学书写，究竟能够引发出什么样的批判思考？还是只是重复地在阅读政治与市场逻辑上打转？这一连串问题所引发的思考，将会是我们重新想象郭敬明文学书写的批判性基础。站在普通的道德立场上批评郭敬明的这些作品，也许是需要的，但如果仅仅用道德的标准来评判，完全无视这些艺术形式在当代中国所取得的市场成功，那就愚不可及了。“在一个急剧变化并因而变得混乱不堪的社会里，文化形式总会发生变化，教育可以深化和提高我们对这种变化作出有意义回应的能力，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却鲜有作为，所以我们必须在学习各种行动形式的同时，也学会批评的方法。”实际上，文学书写与影像演绎在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已转衍为搬演青春体验，或流行文化，甚至是青春生命与时代风尚共构的时空剧场。这个多元演绎“时尚审美”的奇诡唯美的文学空间，近于根据作者的意向，以演绎者为中心的一种“表演空间”。小说铺展“视觉性”的都市景观，自蕴含着一套兼涉都市风潮与时尚物语的青春伦理学，正熏染出作者的精神向度。重新阅读《小时代》，我们发现谁的“小时代”，何谓“大时代”，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与文化政治，或许才是这本小说里最有趣的问题。郭敬明笔下的世界有两根基柱：一是浪漫而物质化的唯美抒情；一是物质饰丽的生活风尚。主人公的追寻之旅就是要在这两根基柱当中造一条跨越现实与理想的桥，显然的，主人公要的不是批判性地改造这个世界，而是要在两个世界两种认同的摆荡中寻求归属与满足。由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小时代里主人公追寻的意义，不在于个体是否穿越了一重又一重的俗世世界，而在于对外在世界的追寻中个体所经验到的临界点，如何挑战了传统的思维框架，进而产生了重新模塑世界的可能——这或许才是作者把他的书写命名为“小时代”的初衷。而且唯有在这充满张力的临界点上，我们对郭敬明“小时代”书写的想象才能够脱离“非小即大”或“又小又大”的二元修辞，而能够更具批判力地思考“小时代”与“大时代”之间的临界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观察郭敬明，他是有着自己的书写野心，他企图通过他的文学书写建构与打造一个“小时代”，建构与打造一个“小时代”的重点不在于掀起革命，物质的改造世界，而在于藉由意识的反省与转换来重新组构这个世界的样貌。因此，我们应该试图介入与展开的，不是对抗式的阅读，以“小时代”抵抗“大时代”，或以“大时代”抗拒“小时代”，而是该在重新省思时代与世代的过程里，去爬梳一个世代的写作者在“小时代”与“大时代”之间，既继承又排拒的错综复杂的情结。唯有去梳理与反省这个“世代情结”以及与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交相互动的关联，我们才能走出全球化的物质主义的阴影，向更宽阔的世界走去。换句

　　话说，我们必须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这个“大时代”的各面向来理解郭敬明的“小时代”，不仅要理解小时代的青年人的物质主义追寻，更要探问他们的文化价值、审美想往与消费形态。因此，若要精确拆解“小时代”里主人公的规范意义，必须将这个文本的意涵置入当代中国文化场域里绵密复杂的脉络来理解。换言之，研究的取向并非预设小时代的叙事只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脉络下都市发展的消极产物；相反地，应该试图从物质世界切入，说明文化文本与成长叙事所呈现的时代想象与其中所蕴含的消费意识形态。在《小时代》里，主人公们的生活经验不仅具体显现了一个世代青春主体的能动性及个体对当代中国都会空间的擘画理解，他们的生命成长更阐明了一个世代与一个时代多元而绵密的连接。而且，从这个世代开始，从文学生产到文化市场到读者消费，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过而立之年的郭敬明（还有韩寒）把文化触觉从文坛伸到电影界，并一再（或一举）获得巨大的市场成功。为什么“毫无电影从业经验和专业知识储备的两个年轻人竟然可以调用到所有苦苦挣扎的电影人梦寐以求的各种顶级资源来拍自己想拍的东西而且能赚几亿的票房。这种魔幻的事情是不是只可能在中国发生？”（网友的话）。其实，《小时代》从小说到电影，可以作为同质异构与增值事件来理解，基本上并无不妥。一方面，文本日益变得精致、唯美，但这种精致、唯美是作为被消费且能娱人耳目的形式因素，而不是作为审美体验本身的因素而出现的。另一方面，在郭敬明的“小时代”叙事中有着一种稳定的进展，自然地发展出当代中国文化场域里的风尚审美。这种发展也说明了在一个变化、分裂的社会里，随着社会性格的日益物质化、只认同于某个青春偶像，俗世生命、美感经营以及生活时尚就会日益成为审美关注的主题。审美的发展趋向于时尚和嗜欲的刺激，创造出时尚审美的形式。郭敬明小时代的叙事，证实了从读者到观众与偶像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这类电影依靠的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社会支持，其观众来自于多年营构的粉丝族群。在郭敬明一出又一出的电影制作中，我们清晰地辨认出时尚的感伤、柔弱的忧郁和生活时尚这些配置。郭敬明已经彻底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把当代世俗的时尚经验纳入到电影作品中。在郭敬明的小时代叙事里，我们看到新的情感模式的影响，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性格是若合符节的，与当代中国消费社会的文化节奏是同调的。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个世代的文化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一个世代的文学书写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文学与文学活动，改变了几千年的文学观念。这种鲜明的“世代性”与“文学性”只有置于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场域的格局里做深切的文化考古学的勘探才能够厘清，只有具备深广的文学史情怀才能做出理性的定位。这样亟待清理的学术问题，大多数研究者不是“浅尝辄止”，便是“望而还走”，这一简慢的态度本身不仅让一个世代的媒介“共识性”与其审美辨识度之间产生错位，而且一个世代审美经验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被这种急于“定性”的简慢批评方式轻松跨过。因此，在建构“80 后”世代研究的学科诉求中，经由审美经验引领一个世代的美学经验将会返回一个时代的文化场域。一个世代的审美经验，往往需要我们把文本同写作者的写作抱负、文化立场和审美精神等文本外的东西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更只能在它赖以生发的文化场域里才能得到深切的阐释。对此，从文学史切入说明一个世代的审美经验，正是80 后世代书写获得自身合法性和根本解释的重要途径之一。

　　世代，不只是一种客观身份，更是一种主观认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与学术建构的产物；同样的，文学史不仅是一种权利话语，更是一种文化塑造与学术建构。因此，把一个世代置于文学史的视域里观察与定位，考察80 后文学的“世代性”与“文学性”，既是一种学术规划，也是一种史家情怀。当年，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或者“白话文运动”的同时，以崭新的文学史观重新规划中国文学史，写作了《白话文学史》，“扶立了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的传统，使得元曲、章回小说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学体类，成为‘文学正宗’”。今天，面对一个世代的文学书写，我们更需要这种史家情怀与胆识，在文学史的长时段里，总结一个世代的文化实践与审美经验。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曾经说过：“不管怎么说，在今天，当代人如何处理当代历史，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我们就身处所处理的对象之中。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并试图‘处理’、叙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80 后文学，是在全球化的场域下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巨大转型期出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它必然要纳入到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史的视域里进行规划与定位。“处理”它，也是“处理”我们自己。既然我们并非站在历史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未完成的”复杂发展过程的某个点上，所以，这种历史叙述与文学史建构必然不是一蹴而就，它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术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开放我们的文学概念（包括文学史概念），给“80 后文学”一个说法，无疑是重要的学术课题之一。

　　注释：

　　a 郜元宝：《何必以“代”论文学》，《文汇报》2014年11月27日。

　　b 江冰等著：《新媒体世代的80 后文学》，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

　　c 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 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第21页。

　　d 参阅刘俊峰：《新轴心时代与新轴心世代——80 后世代写作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研究刍议》，《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 第2期。

　　e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

　　f 金理 李一：《新世纪青春小说：期待“逆袭”品格的重生》，陈思和 王德威主编《文学》（2013 春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1—32页。

　　g 参阅刘俊峰：《当代中国的媒介空间与80 后文学的审美经验生成》，《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

　　h【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3页。

　　i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j 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