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超

　　北村创作于2003年的长篇小说《玻璃》，着重以罗达特、李文两个男人之间的生存故事和精神路标，表达出作家对现实人性和心灵皈依的审美认知。它剔除了笼罩在“玻璃”（“BL”即“boy′s love”）一词上的欲遮还羞的另类书写色彩，消弭掉关于男同性恋者因社会身份脆弱而需要借助朦胧夜色作为保护色的类似于玻璃的易碎性、透明性表征，决绝地转向了对不涉及欲望与爱恋的同性友谊的叙述。罗、李两人在当代社会的复杂流变中社会身份几经蜕变、精神大旗几番易帜的生命历程，显示出作家对超验的终极目标一以贯之的关切与探索。

　　在小说的开始，李文和罗达特是以文学青年即诗歌爱好者的身份出现的。在二十多年前，作为海边一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两人通过写诗既占据了社会的“时尚”高位，又赚取了巨大的名声，并且在那个主潮清晰、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中，他们都有着想当英雄的远大志向，执着于对诗情诗性的纯真守护使得他们凭借自己的才华获取到青年诗人的桂冠，成为校园大学生心中的白马王子。不管是性格外向的罗达特还是趋于内敛的李文，在那个时候都对外界关注的名和利没有太大的兴趣，罗达特在一次全国诗歌座谈会上的草率发言断送了他在诗歌界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有着精神洁癖的李文更不愿意拿平淡深奥的诗歌与外界直接对话，这种与文学缪斯血脉相连、倾向于内心需求的生存方式延续到他们工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相对于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他们更愿意沉浸于纯粹的个人创作中。

　　虽然经历过身份蜕变的北村乐于以基督徒的语气在小说创作中传经布道，通过对基督之神的渴慕来宣布其他救赎的不及物性，但这篇小说依然流露出作家潜意识中的关于文学审美救赎神话的怀旧情结。北村一方面意识到“文学并没有帮助我到达渴望的乡邑”，“没有启示，我无从识别文学的虚假本质”，是基督信仰让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赋予他直面苦难兼济天下的博爱之心；另一方面又在潜意识里对文学之乡心存感念，不能忘怀沉浮在世俗之海中的文学之舟，让小说人物仔细聆听抵达精神深处的诗歌絮语，来获得生命的超越，从而抵御外在世俗人生的纷扰，达到心灵疗救的目的。罗达特与李文沉湎于诗歌创作的个人化生存阶段，既是他们之后直面或投入神性关怀的延宕，又暗示着作家文学救赎之梦的下意识地复活，是创作主体感性与理性双重交织的结果。

　　随着情节的进展，罗达特与李文的诗歌之梦所遭遇到的多重挫折既与两人执拗的文学追求密切相关，也与诗歌在社会生活发展中的边缘化趋势相互关联，更与作家从文学救赎到神学启示的意识操纵转向大有关系。自己的作品被诗人柯南所盗用之后，罗达特开始背对渣滓泛涌的文坛，甚至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文坛；失去接受者的寂寞和巨大的虚空感折磨着两人，如果说李文开始还能保持处乱不惊的话，罗达特则在诗歌之路上一变再变，经历过几次的停笔与复出，身份也在诗人、犯人和商人之间发生转换；而之后发生的最大的变化，还是从国外归来的芊带回主的福音，让两人接受到精神的洗礼，可以说，否定爱情、性和诗歌对人性的救赎而代之以基督神谕熨帖人的灵魂，是北村神性小说的重要写作图式，穷病潦倒的李文之所以烧掉了所有的诗稿，随即投入基督的温暖怀抱，与作家的神性导引密不可分。

　　但至此为止，生命个体面对基督之神的延宕依然没有结束。当李文脱离文学之海在基督圣光的沐浴下幸福得救后，罗达特依然把信教作为一块检验生命出路的试验田，传教途中一个好人被甩出中巴车外死去的事件加深了他对救世之主奖罚信徒公平性的怀疑，陷入了信与不信相互纠缠的困境，在爱恨交加中杀死了主的虔诚信徒李文，最终也毁灭掉自己的生命。所以，整个小说虽然没有脱离基督教的关怀视野，试图以神性信仰的胜利来填补人性信仰的破灭，但却通过两人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恰恰写出了这个时代信仰的混乱。罗达特等人信仰的失落与新的信仰选择的痛苦，其实印证着北村在追问人类终极体验上显性的皈依与隐性的摇摆之间的微妙张力，而这种张力所显示出的作家探索神性本体存在时的犹疑彷徨心态，正是作家对基督神启的“该与不该”、“信与不信”的思想冲突和情感困惑，由它所造成的个体人物面对主的召唤的延宕与反抗其实昭示着人性的真实写照。

　　在《文学的“假死”与“复活”》一文中，北村强调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密切关系，坚持认为“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它与我个人寻找终极价值的道路紧密相随，以至于它成了我的个人史”。这种“个人史”的魅力主要在于作家对小说具体个人命运的深沉探寻，也就是说，当北村着眼于个人走向宗教救赎的艰难途径描述时，他获得了人性描述的真实与饱满，而当他把宗教救赎看做整个人类的精神归宿试图一揽子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这种面向芸芸众生的布道行为就显得凌空高蹈，人物也趋于雷同化和符码化。在此意义上，笔者更加看重《玻璃》所展示出来的个人精神皈依的延宕，罗达特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主的后面乖顺地谛听着天外福音的教导，而是不断地质疑着艺术、宗教拯救现实人性的有效性与虚幻性，这种来自心底的冲突与煎熬恰恰显示出北村人性拷问的深度和广度。

　　解读这部小说，需要拈出的与主要人物驶向神界的延宕相关联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辩驳。如果说“延宕”从历时长度上揭示出生命个体精神炼狱的漫长与曲折的话，“辩驳”则是从共时横断面的角度展现出不同个体相互辩论、互为补充的复调真相。其实，《玻璃》并没有出现巴赫金所谓的“众声喧哗”的狂欢化场面，作家对于艺术、爱情、性爱救赎理性上的“不信任”和趋于一元论的神性思维指向不容许人物生活中出现太多的杂“声部”，但小说还是通过对李文与罗达特之间的互文性描述以及叙述者“我”（罗达特诗中的“曹同志”、宿舍中的老六）的讲述态度来造成鲜明的“复调”倾向。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来命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复调小说”，认为陀氏的小说中存在着众多各自独立、相互讨论争辩的声音和意识，形成独特的“复调结构”，并认为“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而《玻璃》就凭借诸多与此相类似的“事件”，产生出多声部相互辩驳的奇特效果。

　　打着“玻璃”（男同性恋）的擦边球，小说塑造了罗达特和李文这一对难兄难弟，还把两人的名字合二为一：李—达特。虽然两个人从外貌到性情、从生活习惯到信仰追求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密友关系，以至于让叙事者“我”产生了嫉妒的情绪——“有人管我们叫三剑客，但只有我知道，他们才是一窝里的蛇，我呢，最多不过是洞外蹦跶的蚂蚱”。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罗达特和李文惺惺惜惺惺，在物质上互相帮助，在精神上相互支持，简直难以分开叙述，“我称他们叫李—达特，实在是出于无奈，这两人只能当做一个人叙述，因为他们形同一人”。这种叙述带有把小说中的一个行动元分别由两个角色来承担的嫌疑，但笔者相信作家的用意远不止如此，他要通过两人在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上的分合来完成对人生出路和灵魂归宿的探寻，运用“复调”式的辩驳对话便成为重要的技巧设置。

　　虽然对诗歌艺术都有着百般的热爱，但自闭于诗歌王国的李文乐于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里修炼自我，辗转于世俗洪流的罗达特向外部世界印证着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对待名与利、爱情与性爱、物质生存与精神追求上，两人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次次的争吵、打斗、辩论、驳斥都成“复调”叙述的重要“事件”。如果说前面的分歧还能逐渐得到解决趋于统一的话，最后则由于精神信仰分歧无法得到有效弥合，而酿成了两人的生命悲剧。当李文熄灭了心中的诗歌之灯，在芊的引导之下皈依基督，走出自我的小圈子融入到诵经布道的宗教大家庭之后，罗达特在李文的引导之下却无法继续追寻神的脚步，面对李文苍白的劝说和无力的回答，他难以信赖能够依靠神的伟大力量来解决现实中的罪恶与背叛，“不信”的他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信”的他（李文）的生命，较为准确地预言出基督信仰的“在场”与“退场”。

　　罗达特与李文之间不管是一体两面还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关于两人双声复调、互文共生的叙述已经形成。北村制造出两个差异很大的声部产生辩驳，罗达特能够顺从世俗法则，贪恋肉体享受，在名与利的荆棘丛林中收放自如，因欲望的拖累和理性的束缚无法进入主的福祉，李文则渴望真理与永恒，坚持个人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对抗，能够凭借个人的启悟和灵魂的蜕变融入主的神圣祭坛，他们之间不断对话，相互诘问难以分出胜负高低。米兰·昆德拉在论述复调结构时，将小说与音乐相比附，伟大的复调音乐家看重的是声部的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声部可以只起简单的陪衬作用”，所以复调小说的声部也是平等互文的，而李文与罗达特之间的精神交锋就暗含着作家对诗歌艺术、爱情以及彼岸世界的多重质疑和反思，两人之间的契合与分野、纠缠与逃离也反映出作家面对审美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时“信与不信”的内心纠结。

　　《玻璃》的复调叙述还表现在小说叙述者与人物身份的故意混同上。叙述者“我”既担任罗达特、李文故事的讲述者，又是他们故事中的重要人物角色（老六、曹同志），他既以故事“在场者”的身份参与罗达特、李文他们的对话，又作为建构、讲述故事的叙述人以“他者”的自由地身份发表对故事、人物的见解。因此，“我”的主张、态度也成为小说复调叙述的另一个重要“声部”。与李文和芊选择异质的基督精神拯救国人的文化激进主义态度不同，“我”只能是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追求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没有在功利化之路上像罗达特那样起伏不定，也没有在非功利化之路上像李文那样淡泊宁静，更愿意做一个现实世界的自由主义者。“我”在讲述，也在评判，在说话，也在倾听，多种角色集一身的混搭功能使得这一设置富于吊诡意义，就连最后坐在坟边望着西下的夕阳为逝去的好友而失声痛苦的身影，也为小说增加了一抹浓重的沧桑感。

　　相对于北村的其他神性小说，笔者更看重篇幅并不太长的《玻璃》，它面向现实与心灵世界的敞开恰恰在于它心路历程探寻的未完成性，这与北村信仰追求的“在路上”状态密不可分。《施洗的河》让大奸大恶的刘浪在主的庇护下变成幸福的羔羊，这种略显生硬突兀的神启话语显示出作家皈依基督不久的生发状态，《望着你》中的五环与维林之间从无钱有爱到有钱无爱再到施钱存爱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作家把爱情上升为对信仰复活与永生的理想化追求，《愤怒》的李百义受到王牧师的启悟而替恶赎罪皈依神性的天国的终极叙述模式，暗示出作家对主爱世人、超度生灵坚信不移的基督救赎情结。面对基督之神，《玻璃》既没有一触即信的稚嫩，也没有超理想化来告慰自我，更没有达到完成式的坚信阶段，而是在延宕与辩驳中充分描绘个人追求终极信仰的内心折磨和外在困难，也敞开了作家在信仰之路上内心深处的种种困惑。

　　其实，罗达特与李文在诗歌与宗教之上的进退之路暗示着北村对艺术与宗教关系的思考的变奏，他们人生信仰选择的往复多变也揭示出作家在这种思考变奏中的回旋。作家潜意识中对审美救赎的难以忘怀与意识中对基督之神的祈盼皈依的复杂念头相互博弈，导致了文本叙述旨归上的犹疑与复调，他悬置了神的旨意对人物横空出世的笼罩和支配，让不同的声音耽溺在现世世界里相互质疑诘问，从而使人性的冲突更加丰满真实起来。北村创作神性小说力图为盲目生存的世人指出迷津，护送他们到达通向神性天国的渡口，而《玻璃》显然没有完成类似于《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小说所挑起的重担，并没有足够的信仰支撑让北村拿基督神谕召唤信徒，净化世人，驱赶杂念，使多个声部九九归一，无法定格于单一信仰的非完成状态使北村袒露出自己的精神困惑，在多元碰撞的精神版图中勘探人性困境与奥秘。

　　有学者认为：“神格的获得、终极价值与终极操作的获取，是北村诗学所要抵达的最高境界。”《玻璃》显然还没达到这样的境界，不信教的罗达特杀死了信教的李文，已经预言了宗教“在场”的艰难，这个看似意外的结局处理其实暗示着微妙的深意。小说依然位于探寻神格与终极的路途中间，但没有完全用基督徒的眼光丈量和规划堕落的现实世界，设置辉煌的“天国”来挽救这黑暗肮脏的“地狱”，最终以“神”的胜利涤荡人的罪恶，去实现宗教的超越。在此意义上，关于基督之神的言说并非文本叙述的终极话语，只是它探寻终极的诗学参照，基督话语未能一统天下，正是在诸种话语相互辩驳的罅隙中间，泄露出北村许多神性小说难以道出的人性天机。由此，笔者更愿意在北村小说中看到神格与终极获得之前的“在路上”状态，这样更易于在信仰的叉路口触摸到前行者们精神选择的突突脉搏，并从他们的多维对话中体味到丰富的超越形而下的人性内涵和生命意义。

　　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昌盛的“无神语境”中竖立起神性言说的高标，对小说家而言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个机遇。这是因为，作为基督徒的北村需要在“己信”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他信”，必然面临神位本体早已坍塌“缺席”的语境真相，需要制造基督之神依然存在的宗教圣谕布道赐福，这对作家的“己信”与耐心都构成严峻的考验；如果作家能够经受住神性言说尴尬带来的考验，在延续基督话语文学书写传统的基础上，依靠基督福音像诗歌、艺术、爱情等其他乌托邦一样为无根漂浮的人们提供超功利的诗学对照和灵魂救赎的话，这种向上向善的书写对作家和时代都是难得的机遇。但这种神性书写在创作预设上应该是让人们自己去比量选择，而不是替他们选择，如果把排他性的基督信仰强加给文学接受者，以信就进入天国、不信就贬下地狱的二分法切割世界的话，文学就有沦为宗教意识形态布道工具的危险。还是史铁生说得好：“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玻璃》在此种意义上所显示出的救赎的冲动、超越的期待、信仰的延宕、精神的考辨都能够为人们带来丰富的启示。

　　注释：

　　a 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作家》1996年第1期。

　　b 北村：《文学的“假死”与“复活”》，《厦门文学》2010年第7期。

　　c（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 卷》，钱中文主编，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d（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e 唐小林：《论北村的基督宗教诗学》，《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f 史铁生：《病隙碎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