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民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较早关注和表现生态问题的作家，其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和浓烈的生态人文情怀。关于贾平凹小说的生态思想研究，学界谈论较多的是他早期作品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书写，而对《废都》之后作品中所蕴藏的精神生态书写关注较少。从现实生存来说，人是一种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存在的统一体，人的精神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现代科技与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抑、扭曲与摧残正说明了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危机也逐渐地侵蚀和蔓延到了人类内部的精神空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衰微越来越引人注目，不少作家对此表示惆怅和忧虑，表示痛心甚至愤怒。贾平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作品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揭露、批判与反思，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从《浮躁》始，到新作《老生》，这些作品中有一条或隐或显的精神嬗变的脉络，即人的内心由最初的浮躁到精神的空无、迷茫，进而是精神寻根的痛苦、失败之旅，最终表达出对乡土想象与传统文化被连根拔起的焦虑与无奈。论文通过对《废都》《高老庄》《秦腔》等文本进行细读，以生态为视角，探析作品中蕴含的精神生态思想及其变化，对于我们更深入理解贾平凹的作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颓废”的都市与失衡的精神

从小说《浮躁》起，贾平凹就开始了他揭示与表达因外界生存环境和社会变化而引发人内心波动的精神之旅。贾平凹敏锐地洞察到了长期处于封闭、非正常状态下的世人在改革开放浪潮冲击下沉渣泛起的精神现象，且将之归之为“浮躁”。不管这种论断准确与否，他以心浮气躁的金狗回归乡村、回归乡土传统结束小说的叙事，是借理想的乡土想象情结来医治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浮躁的时代弊病。《浮躁》中流露出作者对乡土传统被腐蚀的忧虑,而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既然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生存于其中的人的思想及各种观念也必然会随之而变,就像一条原始的河流，没有经济的发达、旅游的开放、工业的发展，河流依然是清纯美丽的，而有了这些外部的侵入，河流就被污染被侵蚀，以致会变成一河丑陋的臭水。在社会变革时期，人及人的精神世界逃脱不了外部环境的影响。金狗尚可通过回归乡土来安抚浮躁的内心，是因为淳朴的乡情还在，美丽的乡村还在，传统的乡土文化还没被现代性侵蚀殆尽，而到了庄之蝶、夜郎、子路们就不同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沉沦与灵魂的无所归依是无解之谜。

　　上世纪90年代，贾平凹创作的视角从乡土叙事转向关注知识分子的城市生活，描摹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存状态，尤其是游走于乡土文明与城市文化冲撞下的精神世界，以强烈的文化和社会批判姿态表达着对传统文人生存与精神危机的道德考量。《废都》《白夜》是贾平凹书写城市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深浸着传统文化的遗韵，具有浓郁传统情怀的知识分子，作者让他们生活在传统文化已经式微的当下，就是要通过他们的种种行为来折射出在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传统文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游荡。《废都》《白夜》揭露传统文化的崩溃与批判现代城市文化的腐朽堕落，这座文化古城的人经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断裂，精神信仰的茫然与困顿。《废都》中通过庄之蝶与几个旧文人的你来我往，与唐婉儿等五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在被虚假名声、烂熟肉欲、泼烦琐事和职场勾心斗角包围下渐渐丧失了健康的人性与活着的意义。时代变了，他们仍以自恋的方式相互吹捧，流窜于旧城市的古旧街道，搜寻着散失于民间的秦砖汉瓦，虽埋首于陈年旧事，又对世事沉浮神经质地敏感与抵触，生活在旧的人文环境和文人的自我想象的狭小而又封闭的生态圈之中。贾平凹是借庄之蝶们的种种丧失理性节制、伦理规范的行为，表现他们在时代剧变下精神信仰迷失之后心灵的空虚、焦虑和灵魂的无所归依的生存境遇。这种生存状态正是特定时代与环境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浪潮下，西方奔涌而来的文化、思潮把一切旧有的价值规则四脚朝天地掀翻在地，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面对这样的局面与状况，知识分子的内心被抽空，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片空茫、无助与困惑，贾平凹借传统文人精神世界的失衡鸣响着传统的碎裂之音。废都之中岂有完人。庄之蝶并非是唯一的沉沦者，他不过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无根”状态的代表而已。他的虚无、茫然、破碎、焦虑是社会的巨大变动打破了长期处于封闭、非正常的社会状况后的必然反映。

　　贾平凹睿智地洞悉到了时代特点和文人无所适从的心态。这种心态若是拉开了距离来看是自然而然的。庄之蝶们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思想深处中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迂腐甚至是自恋意识，他们倾心于传统文化中的美好、淳朴的世情风尚，抵触都市风景中种种对人的限制和压抑，无法在世俗的现实中安妥自己的灵魂；同时他们又有着接受新事物的愿望和现代理念，不愿被时代大潮所吞没，承受不起生命的如此之轻，只能在内心的挣扎中，走向社会的边缘，走向精神的自恋、沉沦、逃离与灭亡。废都已废，庄子蝶只能出走，然而他的目的地在哪里呢？庄之蝶无奈之中选择逃离来化解精神失衡带来的困苦与重压，然而却无法如愿，他的灵魂依然飘荡在废弃的西京城内。

　　《白夜》是继《废都》之后又一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设计还是内涵表达都延续了后者对都市知识分子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揭露与批判，是对后者的赓续与深化。夜郎就是《废都》中死去的庄之蝶的幽魂，他在西京城里游荡即是庄之蝶不安灵魂的游荡，也是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隐喻。庄之蝶的出走就是为了夜郎的出场，然而生活在西京城里的夜郎同样是无家可归，精神荒芜、孤独与茫然。贾平凹以戏耍的方式表达了都市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世界，小说《白夜》的命名就是一种有意味的折射。“白夜”—一个既非白日也非黑夜，充满悖论无以名之的东西。……失去了历史，也没有了真实，没有了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城市就是抹去了白天和黑夜界线的颠倒混乱的白夜。西京城里人鬼不分、黑白颠倒、真假难辩、善恶交杂，各类人事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夜郎灵魂安身之处。在夜郎和颜铭第一次交欢之后，夜郎自诩西京城里一切都肮脏了，唯一干净的就是他深爱的女人。然而，当发现毛巾上的鲜血是颜铭刻意而为之之后，他大失所望，极度悲哀。夜郎在西京城里唯一一点真实的感觉也被无情地抽去，俨然成为一个无根无蒂、无以附着的幽魂。

　　如果说庄之蝶的痛苦更多是一种传统文人失落心态的话，那么夜郎的苦闷更大意义上是灵魂守望失败后的精神绝望，他们都是精神贫瘠的病人。其实《白夜》就是一部现代都市精神贫困症的病历，从官员到百姓、从知识分子到平民、从男性到女性、从英雄到俗世的常人，他们真实体验到的是没有尽期的焦虑、躁动、犹疑和不堪承受的精神疲惫。焦虑、躁动、犹疑和精神疲惫是庄之蝶、夜郎之流们共同的精神特征，作为精神存在的主体，他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与所处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可分离，他们不堪忍受也逃脱不去。废都世界的一切皆废，包括人的灵魂。四枝奇花、四个太阳、七条彩虹的反常现象，狗眼移植、牛的暗示与反刍、疯癫老头的歌谣等世纪末的反态世相，庄之蝶的逃离，龚靖元的自杀，女尼姑慧明的失身，“哲学牛”的死亡，夜郎的游荡等都暗示着变革时期的社会世相和精神生态失衡后的浮躁情绪。

二、尴尬的还乡与无奈的逃离

如果说《废都》《白夜》是贾平凹表达和揭露都市知识分子精神苦闷、灵魂无所归依的生存状态，那么接下来的《高老庄》《怀念狼》等则是以主人公在现实和精神上双重还乡的历程来表达对寻找精神家园和缓解知识分子精神苦闷的一种尝试。庄之蝶的逃离以中风死亡结束，夜郎的灵魂守望以终日苦闷为果，如何安妥失衡的内心？贾平凹将视野转向了曾经和谐美好的故乡商州，以知识分子的回归乡土来寻找精神拯救之路。然而，曾经美好和谐的理想家园已是昨日黄花，尴尬的精神还乡，得到的却是再次无奈的逃离。

　　《高老庄》中的高子路出身农家，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著名大学的教授。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给他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城市的物欲、浮躁、喧嚣又深深困扰着他，使他在都市之中无法息宁自己，身心疲惫，精神孤独。于是，他借祭奠父亲三周年之际，荣归故里，以寻找安妥他灵魂的精神家园，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再次逃离之途。归乡之后的子路发现，高老庄已经不再是都市回望中的故乡，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已无处不在地蚕食着高老庄，印象中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消失，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另外一番景象。高老庄人主动或是被逼无奈地放弃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加入了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大潮。王子龙从城里来农村开办乡镇企业，苏红返乡办起了地板厂，蔡老黑和鹿茂合伙承包了葡萄园，就连子路的前妻菊娃也开起了食杂店。高老庄人正在摆脱贫困的日子，走向富裕的新生活，然而经济发展与物质富裕能给高老庄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吗？

　　过去的高老庄人过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朴实，民风淳厚，处处洋溢着安静祥和的田园美景。然而，当下的高老庄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合围之下，处处显示出不可抵挡的残败之相。如子路所言：“现在的高老庄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的派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着妓女的苏红，有躺在街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经过现代化冲击后的高老庄，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以传统美德与淳朴乡情的消失为代价，金钱至上的观念导致高老庄人没有志气，奸诈狡猾，无利不贪，整个村庄弥漫着恶臭腐朽的气息：土匪到处乱逛，妓女随处可见，家家户户传来的是争吵的声音……这是高子路满怀希望和期待要返回的理想家园吗？受伤的灵魂在这里能得到抚慰吗？农村的淳朴气息被现代社会的物欲纵横所更替，村民的精神被侵蚀，显露出荒无人烟的可怖气息。希望而归，失望而返。可以说，高老庄人精神世界的异变，已成为经济和文化转型期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生态危机的缩影。高子路对高老庄的失望，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道德伦理失范的忧虑，表明高老庄已经不再是厌倦甚至反感都市现代文明的子路理想的精神家园，“家已不家”的现实再也难以安妥漂泊的灵魂，再也不是精神上的栖息地。

　　高子路返乡寻求精神自救之路的尝试可以说是完败的，那么《怀念狼》中高子明的返乡又会怎样呢？《高老庄》中子路是返回故乡寻找精神和灵魂的栖息之地，《怀念狼》中子明则把扭转现代人普遍意义上的精神萎靡，缺乏生命活力弊病的希望寄托在了对“狼”的追寻中，以回归自然来完成精神自我救赎的夙愿。贾平凹说“怀念狼就是怀念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世界的平衡”，同时也是怀念自然的野性和纯性。小说开篇便叙述着对城市生活压抑、剥离自然人性的反感与抵触。城市远离自然与乡村，自然也就远离了野性与活力，久居城市的子明，身体衰弱、精神萎靡，是狼重新点燃了他对生活的热情。

　　小说以返回商州为仅存的15 只狼拍照存档为线索，展开了高子明对生命活力与健康精神状态的追寻。然而，寻狼的过程却是子明一次又一次希望和梦想破灭的过程。寻狼失败意味着野性、生命活力的消失。狼没了，人从生理和心理上也开始了退化，异化成了人狼。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猖獗，使人类对大自然采取彻底的利用和征服态度，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大自然内在价值最低限度的尊重和敬畏，对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也缺乏基本的理性认识和清醒反思。这种现代性的负面意识破坏了人类几千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使人类走向无底的深渊。传统的破坏，一方面，造成商州山地依靠传统生活的人的精神退化；另一方面，令子明这样的农裔城市人遭受剥离传统之根的精神痛苦。高子明眼睁睁地看着15 只狼一只只被打死，保护狼的计划却演化为了一场屠狼的残暴行径，寻找生命活力和自然野性的梦想渐行渐远。内心沮丧与苦楚的他最终在孤立无援中，在雄耳川“人狼”的围攻下狼狈地逃回到了西京。小说的结尾，子明歇底斯里地呼喊：我需要狼！表达了子明内心的孤独与对生命活力与健康精神状态的呼唤。《怀念狼》将这种孤独感表达到了极端，也终结了子明试图通过回归自然来进行自我救赎的梦想。

三、乡土的审视与“废乡”的悲叹

如果《废都》《白夜》可以看作是对城市知识分子在时代剧变下精神世界不和谐状态的揭露与展示，《高老庄》《怀念狼》是借知识分子返回想象中的故乡寻找精神平衡的栖息之地与生命活力的源泉，那么《秦腔》便是通过揭露乡土世界的没落与荒废，指出子路、子明们回归乡土寻找精神归宿和家园失败的缘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潮几乎是每十年即一变，社会思潮变化之快让知识分子无所适从，导致了相当普遍的“现代化的焦虑”。在这样的历史变化关头，庄子蝶、夜郎们精神世界的沉沦和无力自救的尴尬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贾平凹想通过回归乡土来进行精神救赎，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滚滚车轮下，乡土世界已是被碾压的遍体鳞伤。美好而诗意的乡土世界的没落、颓败正是子路们无法在故乡安妥破碎灵魂的根本原因，子路、子明归乡的失败和逃离也是偶然中的必然。贾平凹通过《秦腔》中土地荒废、农民离乡、秦腔无人问津等意象诉说着心中的忧虑与无奈。

　　《秦腔》是继“废都”之后的“废乡”之作。小说以“密实流年”的叙事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讲述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同时也展示了乡土是怎样离我们远去的。土地的荒废与乡土传统文化的失落是互为关联的，没有了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于乡土文明来说等于抽空了得以延续的现实环境。正如有论者所言，“夏天义是清风街最后一个‘守土者’，夏天智则是最后的‘守道者’。”夏天义与夏天智的死亡某种意义上隐喻着整个乡土世界的没落与废弃。

　　夏天义是《秦腔》中坚守土地的英雄，他深知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面对清风街土地的流失，面对农民对土地流失的无动于衷，他内心有说不出的痛苦，为了守住农民的命根子，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最终以葬身土地来祭慰对土地的守护与痴迷。一面是用生命表达对土地的热忱，一面却是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涌进城市，这种鲜明的对比诉说着贾平凹对土地荒废的痛心与忧虑。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把打工作为生存的手段，他们对土地已经没有了感情，不管在城市干些什么，反正他们不愿再回到清风街。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了农村的日常生活，夏天智入殡，连抬棺材的青壮劳力都凑不够，“三十五席都是老人、妇女和娃娃们，精壮小伙子没有几个，这抬棺的，启幕的人手不够啊！”这是如此萧瑟的乡村！农民离开了土地无法很好的生存，用贾平凹的话说抖净了根须上土的树和草栽在哪儿都活不了，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农民离开清风街呢？夏君亭的一席话道破了其中的秘密：“农民为什么出外，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在乞讨，还在卖淫，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其实,农民对作为农村生命线的土地感情的淡薄,对物质富裕的渴求，早在《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及《古堡》等作品中，贾平凹就借主人公的言行流露出这种意识，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与土地的疏离不像新世纪以来这么迅猛与强烈。

　　在现代化与商品经济对农耕文明的围剿下，土地荒废是历史的必然进程。这不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困境，而是现代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与毁灭。贾平凹深爱着那片土地，但又对它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他试图写出故乡的灵魂，但心里明显感到故乡的灵魂已经破碎。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村的生命线，一旦农民离开了土地就如断了线的风筝随风四处飘荡。在《高兴》中，贾平凹将这种离开土地后的“城市乡下人”的身份焦虑和精神裂变一览无余地展示给了大家。像刘高兴们那样脱离了土地进入了城市的乡下人，他们生活的幸福感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如愿地到来。无论是收破烂、做建筑工，甚至是从事皮肉生意，他们都受到重重盘剥，受人歧视、欺辱，失去尊严地死乞白赖地栖身于城市的晦暗角落，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愿再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中去。一是内心不乐意，二是不可能。城市生存对他们来说十分艰苦，思想又十分矛盾，既爱又恨，整个人生从未有过如此迷茫如此矛盾，但是他们却不愿回头，只是硬着头皮，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趔趄爬行。或许回乡之路已被阻断。正如贺雪峰所言：“传统的乡土文明已经解体，传统的农民已经蜕化，传统的田园风光已经消失，当代农村已经难以给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在工业化进程设置的一道道厚重的钢筋水泥墙壁的拦阻下，返乡的道路已经断绝。背乡进城的打工者实际上已经成了‘无家可归’者，这才是进城打工者‘死不还家’的根本原因。”土地荒废之际，乡村传统文化精神也分崩离析。秦腔在小说中代表着传统文化，它在乡村的遭遇也正是传统文化在乡村的遭遇。夏天智是秦腔的痴迷与热爱者，也是传统文化的守道者，他的胃癌隐喻着秦腔及乡土传统文化不可救药的未来。秦腔原本是三秦大地民间的高雅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精粹，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商品经济席卷农村大地，这种高雅的民间艺术不得不从戏台上跌落下来，从农民心中的“祭坛”坠入民众之间。如果说秦腔的衰败代表着乡土传统文化的没落，那么小说中到处充斥着有违传统伦理道德的细节便意味着乡土传统观念的消失。《秦腔》不仅写出了夏天义、夏天智和秦腔的命运，也诉说着几代农民和乡土颓败的明天，它就是一曲衰颓中的乡村文化的挽歌。面对土地荒废与乡土传统文化精神的颓败，贾平凹深感不安与惶恐：“这条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该又怎么办呢？”从高子路、高子明的“返乡”到清风街成为“废乡”，贾平凹内心满是心酸与苦楚。“返乡”是他安妥破碎灵魂的唯一方式，城市颓废了还可以返乡慰藉失落的灵魂，乡土废弃了何以慰藉呢？农村何去何从？清风街的乡亲们如何过活？《秦腔》是贾平凹为故乡立的一座丰碑，丰碑只是记载了过去，面对未来谁又可知？“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城市颓废，乡土断裂，贾平凹在作品中无论怎样布局谋篇，施展才情，城市和乡村在他的笔下都是残缺的世界。城市废了，要回到乡村；乡村的状况比城市好不到哪里去，又折回城市，无论怎样都找不到合适的安身立命之所与精神栖息之地。既站在乡村传统文化立场上批判现代城市文化，又站在城市文化的高度洞察乡土传统文化的得失，贾平凹始终找不到两者绝佳的结合点，这是他内心矛盾的核心所在。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经历了一个由亲密到疏离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精神世界的浮躁、焦虑、失望与茫然。这一切都是作为农民出身的贾平凹洞察到人类在错误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在远离乡土的道路上越行越远而引发的思考与忧患。正如评论家程德培所言，我们渐渐失去了我们的祖辈有过的与土地的和谐关系及诗意的接触，我们也渐渐失去了我们自身存在的自然，并且被一个统治一切的命令（现代化进程，引者注）所驱使，这个命令把我们投入一个与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外部自然的无尽的战争之中……，归根结底讲的都是一回事：我们是如何痛失自然的。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中诗情画意的存在、美好和谐的生活是真实的，可信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掩盖着冲突的事实。伴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土地的疏离愈演愈烈，置身其中的当代人精神世界的裂变和失衡随之发生，且呈有增无减之势。如何进行精神救赎？恐怕光是返乡式地回归自然是不够的，不仅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外部和谐，还要重塑人类内部的自然生态。

　　注释：

　　a（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4页。

　　b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c 谭红，杨毅：《从描摹淳朴的“美丽”到展示复杂的“丑陋”——贾平凹艺术追求轨迹探寻之一》，《当代文坛》2001年第2期。

　　d 王亚丽：《“老西安”“古典”传统与“招魂”写作——论贾平凹的西安城市书写》，《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e 汪政：《论贾平凹》，见《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fk 傅异星：《在传统中浸润与挣扎：论贾平凹的小说》，《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g 旷新年：《从〈废都〉到〈白夜〉》，《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h 孟繁华：《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i 贾平凹：《高老庄》，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31页。

　　j 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

　　l 陈晓明：《他“披着狼皮”写作——从〈怀念狼〉看贾平凹的“转向”》，《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m 高端泉，杨扬：《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11页。

　　n 孙见喜：《贾平凹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o 胡苏珍：《〈秦腔〉：纯粹的乡村经验叙事》，《宁波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pquv 贾平凹：《秦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92；562-563；562-563页。

　　r 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s 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

　　t 邰科祥：《“泡沫”中沸腾的〈秦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5页。

　　w 李建军，贾平凹等：《〈土门〉与〈土门〉之外——关于贾平凹〈土门〉的对话》，《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

　　x 程德培：《镜灯天地水火：贾平凹<带灯>及其他》，《上海文化》2013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