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业智

　　199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莫言的长篇巨制《丰乳肥臀》。这部小说在1996年获得《大家》“红河”十万元文学巨奖，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的最大看点。一时间文坛内外众声喧哗，见仁见智，作品的题目及思想政治倾向是其遭到质疑的根本原因，总政文化部认为它“观点偏狭，情绪消沉，没有能够以唯物史观看待历史”，并通过中宣部出版局，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和再行发售此书。十年间，文坛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批评家们运用不同的理论体系阐释对作品的理解，由对文本表层的解读逐步深入到对作家作品深层意识的开掘，对作品的评价也趋于理性和深刻。莫言将《丰乳肥臀》视为自己最有分量的作品，“我更加明确的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我坚信将来的读者会发现《丰乳肥臀》的艺术价值”。作为新时期文坛的重量级作家，莫言将自己的创作体验和思考凝聚在了这部作品之中，对作品的深入挖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莫言。本文拟从新历史主义的思维视角、苦难历史的根源和民间立场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重新解读。

一、新历史主义的思维视角

《丰乳肥臀》遭到众多质疑并最终被查禁的根本原因是其思想政治倾向的异端性质。从表层文本来看，《丰乳肥臀》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它“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极左’概括，半个世纪以来没有正义和崇高可言，这种描述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与艺术家的良心，”甚至被一些批评家视为“近乎反动的作品”，这些批评都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出发对文本表层的解读，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还应建立在对作家深层心理机制即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文本表层意识关系的分析上。潜藏于文本背后的作家意识往往会颠覆文本的表层意识，形成一种反讽的效果，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会增加作品的深度和价值。莫言认为，“作家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是人类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批评家“把小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较的批评，是类似于堂·吉坷德对着风车作战的行为。”很显然，我们应该从艺术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去理解《丰乳肥臀》，历史在这里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是虚构而非真实的存在。作者的意图是通过历史来展现自我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理解，而非对历史做某种政治性的判断。超越历史真实再现的束缚，运用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变形、扭曲、虚构的创作手法，表现人类共同的本性和焦虑，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典型特征。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明显的解构性和反叛性，它竭力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展示历史非正义性的一面。张清华在《十年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回顾》一文中，对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中国80、9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要理解新历史主义小说，首先要区分“新历史小说”和“旧历史小说”。“旧历史小说”特指当代那些受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影响、限定的历史小说，其特征有三个：一是红色虚构与意识形态视角，二是政治话语写作，三是善与恶、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简单二元对立。“新历史小说”与之相对的基本特征是：一是回到民间的整和的和多元的历史视角，其融合性、整体性、中和性、非功利性的审美特征消除了单一立场上的片面性，更接近历史的本然状态；二是民间话语的叙述特征，语义的单一所指和叙述的模式化得以消除，中性的、文化的和审美的内涵得以复归；三是化简单二元对立为复杂二元对立或二元复合状态，价值判断趋于相对化、内在化和隐蔽化。“新历史小说”的这些特征是“新历史主义”创作手法的具体运用。莫言的《丰乳肥臀》可视为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范本。作品叙述的是自抗战到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作者没有从政治-历史的视角出发去建构宏大叙事的模式，而是以“我”母亲的苦难史和九个儿女的命运为线索书写了一部人类心灵的受难史，历史的正义性被解构，仅成为母亲受难的背景。作者笔下的历史已幻化为与人性相异的因素，扭曲着人的灵魂、摧残着人的本性，历史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历史在这里被完全消解。莫言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破碎的文本，复调式的叙述和多视角的描绘交织在一起，展示了人类的抗争史和堕落史。对生的执著和人类面对历史毁灭的无能为力是人类心灵受难的根源。母亲果敢、勤劳，却一生受难，临死也找不到一块栖身之所；母亲生养八女一男却带来无尽的苦难和煎熬。母亲的抗争与求索带来的却是更深的伤害，历史在这里显示了它巨大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作为存在的历史永远只存在于想象和既成的文本中。“历史客体即对曾经存在的人或事物的‘表述’仅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中，表述的实体是保留下来的记录和文件，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所表述的历史并非真正的历史，至少不是“历史的客体”，而仅仅是构成文本的一个话语因素，这种话语的言说与真实的历史无关，仅是作者头脑幻化出的以“历史”命名的一种文本言说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丰乳肥臀》，我们或许不会再囿于政治的视角而质疑作者本不存在的“思想政治倾向”了。

二、苦难的根源

莫言在谈到《丰乳肥臀》的创作主旨时曾说：“这部作品是写一个母亲并希望她能代表天下所有的母亲，是歌颂一个母亲并企望能借此歌颂天下的母亲。”“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大地-母亲”是莫言着力表现的主题，小说的扉页上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这一告白表现了莫言企图通过对丰乳与肥臀的描述歌颂母亲、歌颂大地的主题。可惜的是，莫言的文本似乎偏离了这一主题。从《红高粱》开始，莫言有意在文本中塑造了一大批果敢坚毅的女性形象。“我奶奶”敢爱敢恨的豪气，上官鲁氏蛮横的霸气和“我”母亲执著于生的硬气，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毫无疑问，莫言有着浓重的“恋母”情结，表面上看，这种描述是一种母性崇拜或女性崇拜，表现了莫言对女性的极端激赏态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红高粱》中“我奶奶”敢爱敢恨的品质缺乏一种母性的光环，成了种族强悍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她仅仅是以“我爷爷”为代表的民族野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出发点并非对女性特有的本体意识的开掘，而是男性特征在女性身上的找寻。《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身上体现的不是女性特有的自我意识，而是母亲受难的因素之一，其象征意义大于其实体意义。在她的逼迫下，母亲被迫借种生子，并带病劳动，承受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戕害。本质上，她是封建意识和专制暴力的化身，是母亲受难的根源之一。对于“我的母亲”，莫言的描述并未显示出应有的庄严与敬畏，他选择了“丰乳”和“肥臀”作为描述对象。他说：“母亲之恩，大莫过于养育之恩。养用什么养？育用什么育？用乳，用臀。”用丰乳和肥臀两个最具女性特征的因素作为赞美女性的视点，本无可厚非，但《丰乳肥臀》中的描述却丧失了这种赞美的功能，对母亲的赞美并未体现在以丰乳和肥臀为标志的性行为中，相反，这种行为成了母亲受难的根源之一。母亲的性行为是在上官家的逼迫下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是女性性意识的觉醒，而我姐姐们疯狂的性行为和乱伦则更是母亲受难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丰乳和肥臀代表的不是值得称赞的母亲的养育之恩，仅仅是母亲苦难根源的一种物化形态。

　　上官金童是莫言着力塑造的形象之一。他是母亲唯一的儿子，但他又是一个“恋乳癖”者，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奶子上的“零余人”。批评家们对这一形象做了诸多诠释。有人将其视为东西方文化结合后产生的怪胎，其文本特征就是金童的身世。他的生父是一个瑞典传教士，代表的是一种与东方文明相异质的西方文化。母亲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她的皈依基督教和与神甫的结合隐喻着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臣服。上官金童的“恋乳癖”则可视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这种说法有些牵强。马洛亚神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其实已完全溶入了高密东北乡的本土生活中，它不同于中国的本土文化，但也失去了西方文化的本然状态。在这里基督教所宣扬的仁爱精神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和解构，马洛亚神甫的惨死便是一种象征。而母亲对基督教的皈依其实是她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与马洛亚神甫的结合其实是在家庭逼迫下的一种挣扎方式，是她苦难的根源之一。也有人将其看作是一个宗教故事。母亲象征着圣母，金童则是基督的化身。他们与上帝一样都经受着苦难，都在不断求索中承受着心灵的痛苦。显然，这也是一种臆测。上官金童没有能力承担起拯救世人的使命，他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救赎。他是一个离开乳房就无法生存的性无能者，他存在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欣赏、把玩女人的乳房。这种变态的、畸形的行为方式又如何能承担起拯救世人的使命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上官金童并非文本叙述的重心，只是一个母亲受难的转述者，也是造成母亲苦难的根源。母亲皈依基督教是她摆脱精神苦难的一种求索方式，与她的性行为一样都是和苦难的抗争行为。这种抗争为母亲带来的是更深的苦难——瞎眼的八姐和“零余人”我。文中反复说：乳汁是女人的血变的，我吸母亲的乳汁就是在吸母亲的血，这种吸血的行为竟然持续一生。甚至母亲年老无法为我哺乳时，为了我能够活下去，不得不为儿子拉皮条。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多么恐怖的隐喻！与其说母亲生了一个儿子，不如说母亲生了一个吸血鬼。所以，上官金童的意义在于他是母亲受难的目击者和制造者之一，他给母亲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从哲学的角度讲，母亲是人类的象征，她的苦难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上官金童可看作是人类最爱的最亲近的事物或情感（从母亲对待我和八姐不同的态度即可看出），然而正是这种事物或情感给人类造成了最深的伤害。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莫言完成了对母亲（人类）苦难的叙述。

三、民间立场

走向民间是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关键词之一。民间与庙堂在某种意义上的对抗性，为热衷于解构主流话语的新历史主义者提供了新的言说空间。陈思和先生在多篇论文中阐释了他对民间的理解，他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是在国家权利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持相对的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在政治势力面前总处于弱势，但有着自身独立的历史和传统；第二，自由自在是其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第三，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简单的价值评价不适用于它。亲和民间，走向民间，是90年代文学的一种趋向。知识分子放弃了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以民间代言人的身份进行创作。民间既是他们探索的领地也是他们表述的对象，这种倾向与90年代的文化语境有密切关系。资本主义化的经济环境使知识分子遭到来自商业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兑，除了遵循经济规律的市场化写作和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写作之外，民间化写作成为一种有效的言说方式。如前所述，“新历史主义小说”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回到民间的或整和的多元的历史视角，以及民间话语的叙述特征”，这是90年代“新历史小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消解了历史的主导力量，主流逻辑，着眼于个人家庭、寻常百姓、逸闻传奇，把弥散在历史时空中的烟云重新予以涂抹，它着眼于历史的局部具体与个案的生动性，在一角一隅，一鳞半爪中让人感知其沧桑变迁，世事轮回，由此而触摸到历史那无处不在的宿命力量和悲剧逻辑。”对于民间，莫言有着自己的理解，“当作家站起来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应该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由“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表明了莫言的民间立场。将自己视为老百姓中的一员，放弃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用平视的视角关注身边的生活，这是莫言民间立场的真正含义。他的《丰乳肥臀》彻底放弃启蒙主义的立场，有意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在对历史的民间化叙述中，展示了底层民众所承受的苦难和抗争。没有救赎，没有批判，有的仅是发自良心深处的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同情。张清华将《丰乳肥臀》称作“莫言迄今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一部真正具备了‘诗’和‘史’的品质，一部富有思想和美学含量的磅礴和雄伟的作品。”它“最典型地体现着莫言对民间伦理的执着追求”，他“对被侵犯的民间的生活的描述，同母亲的苦难与屈辱和大地的悲怆与哀伤一起，合成了一曲感人的悲歌和哀歌。”秉承民间立场，描述底层苦难，莫言的《丰乳肥臀》在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莫言的民间立场并非完美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方式有可能被置换为迎合老百姓口味的写作。民间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空间，这种复杂性在为作家提供广阔的空间的同时又在拷问着作家的良知。如何有效地整合民间资源，使其充分展示人类共通的本性和情感，表现底层民众的苦难与宿求，在形而上的层面解构有悖人性的异己力量，是作家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着眼于苦难，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手法，解构历史的合法性，立足民间立场，着力表现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抗争是莫言《丰乳肥臀》的价值所在。从表现苦难的角度讲，莫言成功了。

　　注释：

　　a 王金城：《理性处方:莫言小说的文化心理诊脉》，《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

　　b 莫 言,王 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

　　c 陈淞：《迟到的批评——莫言〈丰乳肥臀〉择缪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

　　d 何国瑞：《歌颂革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06）.

　　ei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

　　[fgl 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09）.

　　h 莫言：《〈丰乳肥臀〉解》，《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

　　j 莫言：《丰乳肥臀（增补修订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9.

　　k 陈思和：《中国文学整体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m 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论坛”上的演讲》，《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

　　n 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