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春

　　近年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荣态势，大批引人瞩目的作品集中出现。其中，贾平凹《带灯》、余华《第七天》、阎连科《炸裂志》、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马原《纠缠》、乔叶《认罪书》、鲁敏《六人晚餐》、徐则臣《耶路撒冷》等重要文本，都包含了强烈的现实关注和反思色彩。这些作品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展示与分析，不可谓不全面，也不可谓不深入，评论界也主要从文本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入手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较高的评价。看起来，似乎中国小说创作正在走进当下的社会现实并取得极大的成功。然而，如果细究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的角度、方法，建构起来的现实图景以及作家的立场姿态、言说倾向，我们又会发现许多问题，结论也许不会那么乐观。以下，我们将结合上述作品，对最近两三年内长篇小说的现实书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形成更加客观、冷静的思考。

一

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小说也必然要反映时代命题。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尤其明显。上述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建立在某一种社会问题的基础上，采取同构化的方式，力求如实地反映社会问题。这些小说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新闻热点与重大关切。这些小说往往由一个热点或者事件，氤氲成一些故事情节，按照这个热点可能具有的各种因素铺排成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实际上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的，对事件本质没有任何穿透能力。小说可能对这个热点的所有因素全面涉及，也可能把这个事件表现地非常典型。但是从起点上说，这种小说不是由作者的思考而产生的，而是由社会的热点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小说的创作起点就是对社会热点的文本追逐。

　　在《兄弟》（尤其是下部）中，余华已经显现出对描写社会热点事件的极大热情，到了《第七天》，这种热情终于全面爆发了。小说以杨飞的灵魂在死后前七天里四处游荡为线索，因为没有钱、也没有人替他买墓地而“死无葬身之地”，讽喻性地写到了离谱的墓地价格。除此之外，小说还涉及到了暴力拆迁、女富豪自杀、火车上产子、医院遗弃死婴、年轻女子因收到山寨手机做礼物而自杀、警察被杀事件、商场火灾死亡人数被隐瞒、食品安全、警察刑讯逼供致死犯人、集体卖肾等新闻与事件。小说将这些故事与杨飞的经历结合起来，穿插到杨飞人生的每个阶段。对于小说叙事而言，杨飞变成了单纯的结构性线索，除了自身的悲惨经历之外，他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见证者，将这些与自己关系不大的故事捏合在一起，形成对社会热点的总体关注。在死后第五天时，杨飞看到有人坐在草地上吃东西，“我意识到四周充满欢声笑语，他们都在快乐地吃着喝着，同时快乐地数落起了那个离去世界里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这段叙事更是将最近几年的社会关切事件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新闻串烧。

　　《我不是潘金莲》以李雪莲上访作为故事主线，描写当代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同样李雪莲的上访经历也是作为展示社会热点问题的结构性线索。《炸裂志》以孔明亮从村长到市长的经历揭示当代社会城市化的宏大进程及其包含的社会裂变，在炸裂这个局域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整体变化，各种社会问题当然也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带灯》以乡镇女干部带灯为线索，叙述了农村生活中种种光怪陆离的乱象。《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故事进程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段落：涂自强上大学前、大学时期和大学毕业后，这三个段落分别集中描写了农村子弟上学难、贫困大学生和大学生就业难三种社会问题，它们以涂自强这个人物为附着物，集中展示了如今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明显的科层化现象，深入揭示了在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所有“自强”都是“徒劳”的社会主题。

　　这些小说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新闻串烧特征。这种新闻串烧模式对于长篇小说艺术本身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退步。在这种模式中，人物性格刻画不再是小说集中的目标，人物形象仅只充当小说展示社会问题的“提线木偶”，人物为故事服务，而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往严重里说，这种小说模式虽然或真实或虚假地仿拟了社会事件，但再怎么真实，也比不上现实本身的丰富多彩，反而其实是作家无力把握现实、分析现实、超越现实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模式与现代小说的发展方向相违，为了追求新异的叙事效果而严重损害了小说的审美品质，破坏了小说叙事的完整性、连续性、多义性和严肃性，使得小说叙事成为平面化的故事集锦，甚至是一个个段子的汇编。这些叙事方式的集中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因，既有作家表现现实的过于急切、把握现实的力不从心、描写现实的手段单一，也有出版机构的利益驱动和读者猎奇心理的市场追捧。

　　其次，社会伦理面貌与家庭关系。《我不是潘金莲》、《炸裂志》、《第七天》、《认罪书》、《纠缠》等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从社会伦理角度反思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尤其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进行反思，比如说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还有婚外恋关系。

　　最典型的是《认罪书》。小说的题目叫做《认罪书》，可是它的故事重点显然不是“认罪”，而是惩罚。金金，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破坏别人的家庭，然后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最后她自己也死了。小说为了让女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有来由、可解释，在后半段叙述了女主人公从小的生活经历，描述她对她的父母，尤其是对亲生父亲的一直不愿承认的态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认罪书”这样一种模式里进行的。但是，小说大部分的情节里，金金对梁知、梁新等人的批判与损害却显得底气十足，仿佛具有某种先天的道德优势。对整部小说而言，这种道德优势其实多少有些牵强，它只是小说中一个叙事框架而已，在这个框架里面涵盖了婚外恋、文革等题材。这些题材所带出的热闹故事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用心的地方，也是最能吸引读者的地方，它们已经与“认罪”毫无关系。可以说，小说是在“认罪”的框架下吸纳了许多流行的情节元素，以看似具有正义感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纸上审判”。整部小说对当下社会生活中家庭伦理的朽坏现象进行了真实呈现，但是小说叙事并不具备对这些现象的穿透力，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而远远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内部，也没有形而上的思考。因而，基于简单社会现象的“道德焦灼”并不能结构起一个有质量、有厚度、有生命的文本，在深入的理性思考、全面的文化审视、复杂的人性视角缺席的情况下，在只有批判别人、没有自我反思的前提下，小说的“纸上审判”也注定是不及物的、无效的。我们当然承认这些社会伦理问题的真实存在，但是也必须要承认，通过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表层化的现象展示和看似公允的道德评判，无法触动坚硬的社会现实，也无法建构具有历史和审美双重深度的文本。相反，甚至可能会成为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同谋。

　　《第七天》、《炸裂志》、《我不是潘金莲》、《纠缠》、《耶路撒冷》、《六人晚餐》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家庭伦理关系中的乱象，尤其是婚姻关系的不稳定和男女双方的互相背叛。与这些小说相反，《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则采用了逆向的思路。这部小说以坚强善良的涂自强对家庭伦理的坚守和对母亲的不离不弃来反衬整个社会伦理水平的大规模滑坡，用涂自强所坚守的乡村家庭伦理来反思城市中只重利益、不重道德的现代文明。涂自强用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母亲，即使自己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也要千方百计安排好母亲的晚年。涂自强用孤绝的方式对抗社会的不公，并因此而不停遭遇人生悲剧，但他内心却没有仇恨，没有对社会的整体反思。“因为这就是我们各人的命运。我也从没指望这世上有一个公平的社会。”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涂自强是一个殉道者，他的命运越是悲惨，就越能反衬出社会不公现象的普遍程度。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涂自强作为一个个体，其人生选择的代表性和真实性其实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说金金、李光头这样的人物形象是被作者赋予了过量的“恶”，那么涂自强则是被赋予了过量的“善”，使得这个形象被高度地“道德提纯”，既缺少了现实性，也缺少人性的复杂。

　　在承认这些作品触及到了社会问题本身的同时，作为文学批评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种伦理批判当中所应该具有的批判伦理。中国现代小说就是以伦理批判开始的，不管是《狂人日记》、《雷雨》，还是《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等，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进行社会批判。优秀的长篇小说在进行家庭伦理思考的时候总是将其放置在阔大的文化空间中，将时代与人性的复杂性结合起来，在反思社会的同时也将问题引向人自身、人性自身，而非简单归结于社会的世风日下。否则，小说叙事中的伦理思考将失去深度、信度、效度和力度。遗憾的是，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其伦理思考和社会批判中都变现得较为浅显，在历史、文化、人性三个维度上都缺少深度。

　　最后，底层生活样态与社会不公。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所呈现的社会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城乡对立。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在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结构中艰难生存，甚至如涂自强般死于非命。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叙述底层生活及其命运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的直接反应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如《带灯》、《我不是潘金莲》，两部小说都以女性视角展开；有的描写由乡村到城市的蜕变史与精神史，如《炸裂志》；有的描写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耶路撒冷》、《认罪书》；有的描写城市底层的悲惨生活，如《第七天》、《六人晚餐》。这些小说的共同倾向是以乡村道德来消解城市的欲望生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非常典型，其前半部与后半部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对比关系，涂自强的乡村生活充满温情，虽然贫穷，可是周围的人们都愿意帮助他；涂自强的城市生活却充满艰难，遇到的都是冷漠和欺骗，甚至自己最终死在城市。对中国当代社会来说，城市与乡村同时存在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交叉有互动，情况非常复杂，简单地用乡村批判城市或者相反，都是有极大风险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许我们到了该反思下文学叙事中简单的城乡对立模式的时候了。建立在线性史观基础上的对立与碰撞模式，或许不能为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学找到出路，或许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城市拯救不了农村，农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二

由于近年长篇小说出于过于明显的批判立场和对描摹现实的过于急切，许多作品采取与现实同构的叙事方式，不管是在共时性的社会宽度方面，还是在历时性的时间进程中。长久以来形成的作家要做历史和时代的“书记官”的信念被推到极致，很多作品不再从叙事结构方面进行个性化的尝试，而是沿着时间脉络一泻而下。这种结构方式看似揭示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作家对历史、时代、生活、人性的审美思考都消失了。文学叙事变成了逻辑推演，变成了假恶丑的集中展示，变成了原始生活材料的机械堆积。很大程度上，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初黑幕小说的叙事模式，或者说一直没有超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官场小说的叙事定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看起来很热闹的长篇小说热、众口一词的赞美声，掩盖的是这些小说在叙事结构探索和小说艺术创新上的苍白无力、乏善可陈。只考虑这些小说描写的内容是否符合社会现实，是否与社会同步，而不考虑小说叙事的艺术性，这种目前最流行的批评方法，其实仍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内容大于叙事的理论模式的回响。只不过，它结合了当下复杂的社会形态，显得更加隐蔽而已。

　　如果对近年长篇小说在反映现实时的叙事模式进行一番检视，我们会注意到一些普遍的现象和常用的手法。这些叙事形式并不新颖，有的甚至有许多问题。

　　其一，非开幕式化。由于极力希望读者相信小说叙述的故事就是现实中曾经发生的，努力营造一种非虚构的叙事情境，几部小说都采用了非开幕式化的手法。这种手法的确达成了某种拟真效果，但其实也是作家未能对现实进行审美超越的结果，是过量的现实焦虑感充斥于文本的结果，更是出于小说要与生活同构的创作观念。要全面理解和把握现实生活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但至少几部小说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并不完善。它们的症状也是当下中国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作品和作家更引人关注而已。

　　《认罪书》的开头交代了整个故事的来由，通过添加出版社编辑这样一个与故事毫无关联的人物，引出小说主要叙事者金金，并造成金金的故事实有其事的效果。这种非开幕式化的方法实际上就造成了貌似客观的间离效果，把叙事者跟小说里面的主要人物进行了切割，减弱了后面第一人称叙事对读者产生的代入感，并因此避免读者把反思或者道德思考的角度直接对准叙事者。因为小说里面的叙事者基本上是所有人命运的迫害者。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手法也制造了某种间离效果，使得读者进入金金沉郁的自我叙述有了某种隔断感，小说的感染力降低。与鲁迅《狂人日记》、余华《活着》相比，《认罪书》的非开幕式化开场只具有修辞意义，而并没有更深层的主题意义和文化意义。它并没有提供更加复杂、立体的，互相驳难的多重视角，没有形成文本内部的复调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这个非开幕式化的开场并无多少存在的必要。

　　《炸裂志》则以《附篇》开头，并煞有其事地写了“主笔者说”、“编纂委员会名单”和“编纂大事记”。小说通篇模仿方志的体例、写法和语调，造成某种真实感，与曾经争讼纷纭的《马桥词典》类似。尤其是在《附篇》中，作为整部小说作者的阎连科和作为方志《炸裂志》的阎连科、作为叙事者的阎连科仿佛合而为一，这样的叙事结构仿佛打通了作者、隐含作者和小说人物之间的界限，最大程度地提供某种真实感，同时也为小说最后阎连科与孔明亮的分歧埋下了伏线，从而展开了小说对以孔明亮为依托的官场生态和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主题。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这种艺术效果，作者在“编纂委员会名单”中“阎连科”一条后面竟然“如实”地写上“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把追求拟真效果的非开幕式化手法发挥到淋漓尽致。

　　其二，文体杂糅。《认罪书》对河南的许多方言、典故、民间故事、新闻事件等进行了插入性的注释，这些注释造成了叙事的中断，使得小说的道德批判感的形成不断地受阻，不断地延宕，造成了一种虚拟的真实感。此外，小说也穿插到了许多现实内容，比如流行歌曲《无所谓》、电视剧《甄嬛传》、瘦肉精事件等。《炸裂志》本身就是一个跨文本实验，小说本身既是一部方志，也是关于这部方志产生过程和命运结局的记述，带有元叙事特征。《我不是潘金莲》由两篇占小说绝大部分篇幅的“序言”和一篇极短的“正文”组成。李雪莲的故事全部存在于“序言”中，反映的是农村女性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境遇，以她的一次次上访作为叙事线索。正文却与李雪莲无关，只是讲述因李雪莲上访事件而被撤职从而改变了命运的史为民的故事：他因别人上访而遭撤职、退出官场，却因为在北京买不上票没法回家而假冒上访者、被遣送回家，主要描写他淡定的生活态度。“序言”与“正文”形成互文和反讽关系。《耶路撒冷》的叙事者初平阳是北京的某个大学里边的学者，主要由他来观察北京的生活，对故乡东海县进行回忆，围绕他进行叙事。同时这个人物在小说里面还承担了反思现实的功能。小说不断插入他写专栏文章。这个专栏总体上带有回忆性或者带有批判性、反思性，通过完全个人的眼光来批判现实。通过这样一种文本间性，小说叙述的三个好朋友的故事与当事者之一的初平阳的专栏文章之间形成了对话，使得文本产生了主题张力，有了更为宽广的表现领域和更加深湛的主题深度。

　　其三，探秘叙事。《认罪书》、《炸裂志》和《第七天》等都带有明显的探秘叙事倾向，这种手法可以解释人物命运的形成过程，展示故事的逻辑关系，建构起小说叙事的历史意识。《认罪书》的故事背景是从文革一直到当下，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隐秘事件由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一步步地揭开，为金金的复仇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与《雷雨》中的繁漪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类似，金金也是由爱生恨并进而造成别人命运悲剧的。这种揭秘模式使得小说有了历史的纵深。更加具体的应用则是小说中金金为了了解梁知的内心世界，而去破译梁知的练字本，最终发现了他的全部内心历程。——只需要为他写下的每个字都添上“心“就可以完全破译了。《第七天》以死亡作为故事起点来回叙杨飞生前的人生经历，在七天里，他的灵魂见到的每个人都勾起了他对生前经历的回忆，而回忆里死前的生活总是充满悲剧和荒诞。这种探秘式回叙结构带有明显反讽意味，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判。几部小说采用探秘式叙事制造悬念，造成紧张的叙事氛围，增强了故事性。

　　其四，姓名隐意。将小说人物的姓名赋予一定的寓意，是古代小说常见的做法，尤其是《红楼梦》更是这种手法的集大成者和最成功的个案。现代小说也时有采用，鲁迅对阿Q 的命名就是一个精彩的实例。然而，这种手法是需要有深刻的象征性作为前提的，而不是将人物特点简单命名了事。

　　《带灯》中“带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女主人公原名为萤，她“读到一本古典诗词，诗词里有了描写萤火虫的话：萤虫生腐草。心里就不舒服，另一本书上说人的名字是重要的，别人叫你名字那是如在念咒，自己写自己名字那是如在画符，怎么就叫个萤，是个虫子，还生于腐草？她便产生了改名的想法。但改个什么名为好，又一时想不出。”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她想出了“带灯”这个名字：“马副镇长在门前的场子上喊：萤呢，萤干事呢？萤站起来就要到门前去，却看见麦草垛旁的草丛里飞过了一只萤火虫。不知怎么，萤讨厌了萤火虫，也怨恨这个时候飞什么呀飞！但萤火虫还在飞，忽高忽低，青白色的光一点一点地在草丛里、树枝中明灭不已。萤忽然想：啊，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于是，第二天，她就宣布将萤改名为带灯。”这种改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带有诗意。但是这个小说里面“带灯”是唯一一个有亮色的人物，它实际上是指向正常社会秩序中去的一盏明灯。所以“带灯”这个人的名字和在小说中的功能之间就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寓意结构。这种寓意结构其实非常浅显。

　　《认罪书》里的金金，在偶然的情形下认识了一个家庭里面的长子，名字叫梁知（良知）。因为梁知已经有家，所以她就为了接近自己的情人梁知，就要去嫁给他的弟弟，这个弟弟叫梁新（良心）。梁家曾经有过一个养女，这个养女的名字叫梅好（美好）。梁知、梁心、梅好三个名字却包含了许多罪恶。与之接近的是《我不是潘金莲》。蔡富邦（市长）、史为民（县长）、荀正义（法院院长）、董宪法（法院专委）、王公道（法院审判员）、贾聪明（法院专委），这些名字背后的寓意都不难解读出来。“涂自强”这个名字中的“涂”（徒，徒然）和“自强”则构成了小说中互相纠结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涂自强面对自己的命运，只能走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之路；另一方面，小说也告诉我们，这种努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是徒然的、徒劳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得涂自强的悲剧具有了更深的社会意义和更加沉郁的悲剧色彩。

　　上述各种手法的大量应用，来自于作家们审视现实、批判现实的道德立场和将小说写得比现实还真实的诗学追求。由此而形成的各个文本紧密地附着在当代社会现实这个肌体上，从中吸取大量的营养，却无力进行超越性的思考，最终导致作家的现实焦虑感无法抵达生活本身，也无法建构起具有充分审美现代性的文学文本。

三

在艺术特征方面，这些长篇小说存在的缺憾与表现题材的相对固定、叙事手法的相对简单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有深度、有力度的现实思考和叙事探索是非常困难的。总体来看，由于过分粘着于对现实的摹写和对热点的追逐，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现实书写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平面化。因为没有对人的存在本身进行终极的思考，只是对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仿拟，所以这些小说缺乏对人物生活、故事架构和叙事过程的审视与判断。从内部到外部，小说文本结构至少包含三层审视关系：一个是小说人物对自己生活的审视；一个是叙述者对主要人物及其生活的审视；当然还可能隐藏了叙事者对文本的审视。缺少了提取生活细节的能力，作家对生活细节的处理就总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均匀地从生活表面提取信息，没有节奏变化，也没有焦距变化。

　　视觉化。由于大多采用线性的时间叙事，许多小说的叙事节奏很快。有些小说取消心理描写、风景描写、对话和语言描写，抒情性的叙事语言减少，动词的频速加快。这些特点使得小说叙事更加视觉化。另外还有使用很多常见的所谓的蒙太奇的手法。叙述语言本身也越来越直白，缺乏诗意。小说叙事结构变成了语言的自动填充，文本中除了从生活中移植而来的荒诞故事外，别无他物。

　　狂欢化。对长篇小说而言，缺少了人性探析和对人物性格的认真阐释，停留在故事层面，必然会导致小说叙事结构、叙述语言、想象方式等方面的无尽狂欢。

　　“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其实是由中国文学评判标准问题衍生而来的。”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改革的深入以及文化场域的结构性变化，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的背景下，当今的中国面临许多突出的现实问题，有许多甚至非常尖锐。这些现实问题进入了作家和作品的视野，并得到了极大关注，表现了当下文学创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在评判这些文本的得失时，历史和审美两个标准仍然需要得到体现，而非仅仅因为其反思了社会问题或者描摹了社会现实就认为这些小说取得了超越性的成绩。小说审美形态表现出的种种不足，同样需要我们正视。惟其如此，当下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的言说才能更加深入，才能产生更加丰硕的成果和更具审美价值的诗性文本。

　　注释：

　　①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156页。

　　②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③[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④⑤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第14页。

　　⑥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