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平

　　1983年，出于对新时期故土农民生存状态的即时性思考，贾平凹创作了具有强烈时代革新意识的《鸡窝洼人家》。小说因其强烈的真实性和时代意识而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该作品获得了西安市首届文学奖，随后被第四代导演颜学恕搬上了银幕，改名为《野山》。电影《野山》因其对原小说精神内核的把握和深化，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极大成功，是迄今为止贾平凹文学改编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24年后，出于对故乡进城农民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的深入思索，贾平凹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兴》；《高兴》因其对最底层农民工群体生活样态的真实呈现和关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随后小说《高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高兴》；而电影《高兴》也取得了贾平凹小说改编有史以来最好的票房成绩。两部作品虽一个是中篇、一个是长篇，但都取得了文学改编的巨大成功，是贾平凹文学作品影视改编中社会反响最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两部作品会不会存在共同的成功的要素呢？细究起来，《鸡窝洼人家》和《高兴》确实存在着某些方面的艺术同构性。

一、现实关照：对时代思潮的精准把握

贾平凹是一位兼具现实主义精神、人文关怀和时代忧患意识的作家。他对自己所生活的故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和思索，他关注着当代社会转型给时下的中国人带来的灵魂蜕变与痛苦抉择，他苦苦思索与探讨着能通往人类精神家园的路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鸡窝洼人家》与《高兴》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对不同时期的时代思潮与社会热点的强烈关注和精准把握。

　　《鸡窝洼人家》中，具有求新求变意识的禾禾由于不满足于固守几分薄土的现状；而不断地进行“折腾”以想发家致富；但禾禾屡遭失败，这“折腾”也使得他与妻子麦绒变为路人，而由于烟峰对禾禾的亲睐有加，回回也因为禾禾对自己小家庭的介入，而跟烟峰渐行渐远。最终两组家庭都破裂了；但由于回回和麦绒生活价值观念的趋同。具有守旧意识的回回和麦绒很快就重组了家庭；而禾禾经过再三的“折腾”后，最终获得了成功，不仅发家致富了，也和烟峰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小说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视点，也就是从普通的日常生活来透视当下社会情状，从普通平民的心态来折射整个时代跳动的脉搏。对于禾禾、回回、烟峰、麦绒等的这些农村普通平民，既怀着深切的包容和热爱，又有着一种冷静的批判性目光。小说虽然深入地呈现了当代的农村生活和农民革新意识，但作家并没有正面去描写改革，而是把着力点放在了几个普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刻画上，通过这些人物思想意识的走向，来折射时代的演进：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活中并不是天天都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也不是每个人都在谈变革，尤其在农村，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更少了，但同时，时代精神又必然会渗透到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他们的情感心理、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没有正面描写改革，却又深刻地感应和表现了变革，这正是《鸡窝洼人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其间的奥妙正在于作家用艺术的笔触穿透了变革现实生活的表象，融入进了时代洪流中普通农民百姓精神世界的深层，从而真实地谱写出了一部形象性、具象性兼备的反映农村变革的“心史”。

　　如果说贾平凹对于中国八十年代社会热点：农村变革的前景和方向有了一个清晰的呈现的话，那么24年后的《高兴》则对九十年代后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焦点问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以及未来命运表示了自己深切的关怀。

　　进城务工是中国广大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要桥梁。“1978年，中国只有15 万农民工，1990年这一数字接近了3000 万，而到2007年底中国农民工的总数是1.5 亿。三十年间增长了1000 倍”。可由于城乡文化观念的“碰撞”、市场经济的强力挤压以及周边生活环境的改变，使身处城中的农民工群体经受着强烈的不适应感和疼痛感。文化以及文明程度的巨大差距始终是农民工与城市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如何面对城市，是每一个进城农民不得不思考乃至于焦虑的心灵问题”。

　　在《高兴》这部深切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和生活情境的作品中，贾平凹以其一贯的平静与淡定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浮世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交织着错误、冲突、伤痛、荒谬而又情义深切的当代故事，真实地记录了城市最底层农民工的惨淡生活。小说以刘高兴和五福两个人的活动为主要线索而展开情节，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悲苦境遇。刘高兴、五福、杏胡、黄八等人为了生活，怀揣着憧憬和希冀来到了西安城，然而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安乐窝”，“一没技术”，“二没资本”的他们只能在同乡韩大宝的帮助下去捡破烂。他们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面糊疙瘩汤，一顿稍好些的面条就是他们的美味佳肴，穿的是城里人扔掉的破衣旧鞋。刘高兴身上的西服是一位孤寡老太所赐，而皮鞋则是五福收购来的，他们住的是破烂不堪、岌岌可危的“剩楼”，他们以廉价的劳动力维持着最低的生存条件，但是因为社会地位的低微，这一种最低层次的生存条件也不时受到威胁。他们不得不忍受像韩大宝、瘦猴，个体户老板，门卫以及形形色色市民们的欺压盘剥与嘲讽，甚至连乞丐石热闹也瞧不上他们。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却得不到城市的认同，想融入城市却始终不得而入。

　　《高兴》令人沉重，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民的生活现实和当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当五福看到摆设豪华的城市家庭就感叹道：“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怎么城里人和乡下人那样不一样地过日子？”而黄八也感慨道：“我就想不通，修一个公园就花十亿，体育馆开一个歌唱会就几百万，办一个这样展览那样展览就上千万，为什么有了钱就只在城市里烧，农村穷成那样就没钱，咱就没钱？！”黄八的这番言语正是贾平凹在《高兴》后记里所谈到的“在所有的大城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就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的脉搏吧”。这集中反映了贾平凹不虚荣、不矫情、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这也正是作者要创作这部小说的缘由，他用作品警示我们在快速发展经济和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也要停留下来进行深入思考与内省，要关注进城农民工群体、尤其要关注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

二、理想人物形象构建：新农民形象的塑造与表达

《鸡窝洼人家》与《高兴》除了共同关注时代焦点与社会思潮外，在理想人物形象的构建和塑造上，也成功地塑造出了两位鲜活的新农民形象。

　　《鸡窝洼人家》之前的一些改革文学作品在书写改革者或变革者这一类人物形象之时，大多从固定的意念出发，把人物形象类型化；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乃至急功近利地为政治服务，进而把人物形象作为图解某种政策、道路和路线的标签；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凸显出光彩，就把他们置于善与恶、正确与错误等的这种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比如写改革，就必然有力主改革的先行者，也必然要有改革的反对派，最终代表历史潮流的先行者通过重重磨难，经过与落后势力或反对人物的较量；带领老百姓发家致富，分享改革的胜利成果。贾平凹抛弃了这种概念化、教条化的创作方式，在《鸡窝洼人家》中，主人公禾禾并没有写成是带领全村百姓共同致富的英雄，而是塑造了一个具有一定变革意识的、真实可信的新农民形象。

　　禾禾这个新农民形象首先“新”在他的求新求变意识上，禾禾在外当过兵，见过山外的大世面，因此回到鸡窝洼后不甘心一辈子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几亩薄山地上苦熬挣扎，于是他想搞副业来发家致富，但发家创业的路上并不一帆风顺，禾禾烙过饼，压过面，在经过一番“折腾”后，家里的钱财被消耗了大半。即使跟麦绒离了婚，禾禾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又尝试过炸狐狸，后又转向了磨豆腐，但由于禾禾心眼实诚，磨豆腐并没有落下几分钱，最终在县委书记的支持下，禾禾依靠养柞蚕和跑运输成为了鸡窝洼的首富。其次，禾禾的“新”表现为禾禾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上。跟鸡窝洼的其他农民不一样，禾禾在外养成了刷牙、喜欢读书并从书中获取致富经验的习惯。禾禾劝说回回每天坚持刷牙，这样可以保持牙齿的健康，但回回却说：“人的口是吃五谷杂粮的，莫非口里还长了屎不成”，面对回回的固执和保守，禾禾无可奈何，但禾禾文明的生活习惯却影响到了烟峰，烟峰学着禾禾每天早上都用盐水漱口。此外，在对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追求上，石磨作为一种原始的生产方式的表征，是鸡窝洼每户人家的必备物件。用石磨磨面、豆子等各种粮食，不仅十分累人且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烟峰就时常感慨，每天用石磨磨东西的时间要占大半，以至于家里的磨盘都由八寸厚磨到了四寸。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电磨不仅是烟峰、也是整个鸡窝洼人的念想。当禾禾发家致富后，马上就把这种念想变成了现实。小说最后不仅全村的人来禾禾家使用电磨，连麦绒、回回都担着粮食来禾禾家磨面，电磨的使用把鸡窝洼的农民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解脱了出来，大大加速了鸡窝洼的时代化进程。小说中的禾禾虽并不一定具有清晰的改革意识，但他凭着那种不安分的天性，敏锐的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积极地融入了大变革的时代洪流，用自己的百折不挠的努力打破了闭塞山乡的宁静。他身上的这种新鲜的活力，正是贾平凹所充分肯定的被时代迫切需要的新农民形象。

　　如果说《秦腔》书写了乡村农民一步步从土地上挣扎出去，《高兴》则刻画了农民出去到城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民走进城市，“农民工”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全社会都不能忽视的社会群体，也引发了文艺界的强烈关注。随之便兴起了“农民工”文学创作的热潮，农民工进城后的艰难生存和悲惨境遇在作家笔下不断地被书写，甚至不断地被变形和夸饰，经常演变为一种深刻的苦难叙事，如孙慧芳的《农工》、残雪的《民工团》等。而对农民工精神领域的关注却被对外在生活逆境的描写而严重的遮蔽着。《高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前农民工文学的苦难叙事，为当前的农民工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作品不仅展现了流落城市的农民工刘高兴，五富等人的物质层面的艰辛生活状态，更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他们的念想、追求与爱情进行了真切的关注，这一切都在刘高兴这个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全新的农民形象身上得到了注解和阐释。

　　刘高兴的“新”，首先表现为对其仪表仪态的注重。城里人与乡下人一个显著的区别莫过于人物的仪表仪态了。小说中刘高兴看起来不像农民，而五富、黄八则始终不改农民本色，很大程度上是刘高兴对自己的仪表仪态的注重。刘高兴原名刘哈娃，一进城后，立马改名为刘高兴，这是他追求改变，追求新生活的开始。为了尽快融入这座城市，他不仅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和谈吐，还专门模仿城里人的生活习性和方式：——穿西服、穿皮鞋、读废旧报纸、逛公园……对自己所处的困窘的居住环境，他不仅没有像垃圾一样肮脏下去，反而把这一方小小的区域收拾得清清爽爽，衣服虽旧但洗得干净，衣着整洁。而在文化素养上，他读过《红楼梦》，还吹得一手的好萧，不仅能识文断字甚至还能读懂兴隆街锁骨塔上的碑文。虽然租住的地方是没有建好的剩楼，但他在心目中却把剩字念成圣字，把剩楼视为自己事业起点的圣地。这一切都显得刘高兴具有着不同于一般乡下农民的特质，也无怪乎孟夷纯第一次见刘高兴时觉得刘高兴不像农民。

　　其次，刘高兴的“新”体现其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和注重。刘高兴在西安的生存之路是艰辛的，经常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欺负和轻视，普通市民看不起他们，废品收购站的人看不起他们，房东的邻居看不起他们。生存的艰辛和苦痛刘高兴可以忍受，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被别人轻视和看低，对刘高兴而言，生存的艰难是一回事，生存的尊严却更重要。很多农民在进入城市后，禁不住城里物欲横流的诱惑，由单纯、纯朴走向堕落、腐化，而刘高兴显然没有，他不因为生活的艰难而放弃自己坚守的人生准则，也不会像韩大宝、五富、黄八、石热闹等人那样使强用狠，自私、搞破坏、作践自己。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五富和黄八一起在饭馆吃饭，快吃完时，黄八把准备好的一只苍蝇放在碗里，以此敲诈饭馆老板，不仅不付饭钱还要老板进行赔偿。刘高兴知道真相后，不仅没有喝糊辣汤还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异常的愤慨。在这个细节中，我们看到了刘高兴正直、纯朴的道德品质以及它做人的原则。从他对孟夷纯的无私的爱恋以及韦达给他安排工作而婉拒等的一系列事情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品质在现实生活生活中的熠熠生辉。“这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坚守，使‘刘高兴’这个人物内心世界具有超越欲望化现实的精神之美”

　　再次，强烈的城市认同感和自信心。刘高兴有着一种异于其他农民的强烈的城市认同感，在他眼中，城市代表着文明、优雅、时尚和浪漫，是他在清风镇娶亲失败后一直向往的地方。他梦想着能成为一个城市人，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能在城市中立足，他为自己的城市认同找到了一个重要的佐证：那就是自己的肾卖给了城市，“一只肾早已成为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在生存处境难于改变的状况下，极力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他在五富怨恨城市时极力劝导他“不要怨恨”，而要懂得“微笑”和“欣赏”——“比如前面停着一辆高级轿车，从车上下来了衣冠楚楚的人，你要欣赏那锃光瓦亮的轿车，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路边有一棵树被风刮歪了，你要认为这是咱的树，去把它扶正”。刘高兴这种对城市的极度热爱，是一种比久居城市的市民还要深切的城市关爱，除了这种城市认同感，刘高兴也用自己的自信和智慧去处理与城里人的关系，这正是一般的农民所不具备的。如五道巷门卫不让五富进去收破烂，五富跟黄八用胶水报复了门卫，刘高兴斥责了各种下三烂的行为。他先用计让送菜顺手收破烂的秃子得罪了收购站的瘦猴，使秃子收购来的酒瓶卖不出去，只好低价转售给五富；随后刘高兴又带着五富用一盒纸烟和一堆奉承话摆平了五道巷小区的门卫，事情处理得圆满且充满智慧。此外刘高兴虽然没有看上别人给自己介绍当对象的翠花，但当翠花遭到雇主的刁难时，刘高兴又挺身而出，他穿戴整齐谎称自己在报社工作，以高度的自信心以及在五富的配合下，帮翠花要回了身份证。此外，刘高兴跟市容队员的斗智与较量的事件充分体现了刘高兴作为新农民形象的自信情怀。

　　通过对上述两部作品的艺术共性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转型给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贾平凹人生经历、社会感悟的不断丰富和沉积，贾平凹乡土情怀跟现代意识的融合进一步走向深入和成熟，其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城市社会情状以及乡村现代化情境也由浅入深，从简单走向繁复，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整个中国乡村、农民以及时下中国最诚挚的忧患意识以及人文关怀。

　　注释：

　　①贾平凹：《高老庄·后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75页。

　　②刘芳：《一层帘子后的夫妻生活—农民工性压抑》，凤凰卫视，2008年3月24 日。

　　③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裂变的审美镜像》，《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④王光东：《“刘高兴”的精神与尊严—读贾平凹的〈高兴〉》，《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