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你的小说创作起步于对于城市生活的表现，但后来却又转向了乡村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关注视野的变化？可以谈一谈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动因么？李骏虎：其实我刚开始写小说并不是写城市生活，1995年在《山西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清早的阳光》，是根据我小时候在农村听的一则民间传说写成的；1997年在《北方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乡长变鱼》当然就是写一个乡长的官场遭际和精神世界的。这些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和生活，也是我最大的资源。后来我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环境的变换对我造成感受刺激，对社会和人性产生了诸多思考，也是由于当时正处在对爱情感受最强烈的年龄，这一切的生命体验造成创作的冲动，所以那个阶段写的有关个人城市生活体验、感情体验和精神世界的作品比较多。这在一个青年作家，是很正常的阶段。靠调动个人体验创作，时间长了必然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笔触转回我生长了二十年的乡村，开始写我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其实中国并没有完成人的城市化，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大乡村，中国人的思维和精神都还是乡村社会的传统思想，所以只需写好乡村，足以把人的精神走向和政治生活表现出来。当然，写过去的乡村生活不足以表现当下的时代价值和社会状况，但文学的任务是分区域的，对于我来说也是分阶段的。我通过从过去到现在乡村的书写，完成对从个人生命体验到对更广大的世界的关照的过渡。从一个狭窄的视角，转为较为广阔的视角，这是作家走向成熟所应该经历的，是自然的阶段转变，而不是什么刻意的转型。傅书华：那从开始起步到现在，经历了怎样的写作变化？李骏虎：我的创作经历了和正经历着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个人体验，是一个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对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书写，这个阶段有很多作品，短篇小说如《流氓兔》、《局外人》、《解决》，长篇小说如《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当然更多的文字谈不上是作品，只能说是练了笔，回报是当了一回畅销书作家并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第二个阶段是寻根写作，回归到自己最熟悉的农村，以故乡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为对象，书写他们的精神和生存方式，这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个阶段，作品不多，但带给我的荣誉最多，比如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得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第三个阶段在我的计划中原本是要写当下，写时代，写城市和社会，但我发现我没这个能力，我把握不住时代脉搏，也看不清时代方向，更不知道这个时代人们恒定的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于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我决定先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做个深入研究，也就是说通过对历史的认知和历史小说写作，来锻炼自己的历史眼光，然后再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当下。于是乎，第三个阶段就变成了历史小说写作，我选取了抗战时期对全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作协的帮助下到晋西南定点深入生活，采访并搜集各种资料，原本打算写一系列的中篇或者一个长篇来表现当时全民族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结果只写出了一个中篇《弃城》，发在《当代》上，后续的篇什因为我个人的情绪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搁浅了；我的终极目的是第四个阶段，能够像巴尔扎克一样书写当下，书写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但我发现我还远远做不到。傅书华：认为作家能够培养出来吗？可以谈谈鲁院学习对自己的影响。李骏虎：写作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第一要靠天分。我从二十二岁做报刊文学编辑，至今也有十几年时间，其间看到被文学耽搁了青春，毁灭了人生的文学青年比比皆是，男的精神错乱的有之，女的贻误终身者有之，这都是我们六七十年代生人的文学悲剧，怀揣文学梦想者如过江之鲫，而成功者的比例比现在国家公务员的录用比例都要小。但话说回来，就算你有文学天分，写作除了艺术感觉外，还是讲究方法的。在国外，作家培训班跟厨师和汽修工培训班一样，是个技术活儿，怎样开头，怎样结构，怎样设置悬念，怎样高潮，怎样结尾，那都是有很多方法的。我们是个矜持的国家，习惯把一切东西形而上，只重艺术不重技术，不知道怎样培养天才的成长，放任自流，毁灭了很多天才，《伤仲永》就是个典型案例。所以说，要想写好小说，它是有方法的。作家只顾闷头写作，不知道站起来审视自己的写作，不知道总结艺术方法，终究是成不了大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院对作家的意义就是当头一棒，喝醒你对文学的迷途，引导你的艺术感觉。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上了鲁院听到胡平老师讲文学要“照亮”灵魂，才猛醒的，写那篇获鲁奖的中篇《前面就是麦季》时，时时在想着怎样“照亮”，而这个题目，也是在鲁院课堂上听韩作荣老师讲诗歌美学时，听到他念了一句诗“前面就是夏天”，我变通过来的。
傅书华：你是70 后中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能不能谈一下你对文坛自己同代作家小说创作的理解和看法。李骏虎：我们这拨作家基本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创作，而那个时候由于体制的转型，国家的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从关注中心突变为边缘化，因此注定了“70 后”作家群是一个孤寂的群体，不会像前辈作家那样一篇作品就会著名。而“70 后”又是延续了传统文学观念的一代，和独生子女群体“80 后”的社会观念、人生价值有着严重的“代沟”，必然难以与“80后”读者群体产生共鸣，所以这些年我们的寂寞和被忽略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尴尬的事情，相反它反而让文学趋于正常化，让作家的心态和社会处在同一脉搏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像“60后”那样一篇成名的文学环境，也没有“80后”那样一呼百应的读者群，因此我们没有因为从事文学而带来命运的转变，相反我们从事的工作和社会上其他工种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们和所有行业的人一样普通，谋生、求职、就业、家庭，体验着所有平常人的平常，焦虑着所有这个时代的草根的焦虑，这就使我们的思考具有现实意义，使我们的作品具有普世价值。相比被各种文学思潮挟裹的“60 后”，我们的文学观念更加合理；相比“80 后”，我们又具有文学上的理想主义和经典情结，因此“70 后”的实力凸显和地位奠定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注定要超越过于文学的“60 后”和失于文学的“80 后”。这是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我的真实观念，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来都没感到过尴尬和被忽略，相反，每一点艰难的进步和收获都令我信心倍增，走到今天更加是这样。傅书华：你认为70 后作家能够走多远？如果存在着不足，那么这不足体现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克服？李骏虎：我们“七零后”这批作家，受五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对文学的宗教般的膜拜流毒甚深，本身经历了很多命运坎坷，但生活稍微稳定宽裕一些，就很容易去追求文学修养了。所以，小格局、小格调的作品成为普遍，写农村写过去的作品成为主流，对文学艺术的单向追求成为这个时代作家的法宝：学习西方叙述结构，讲究语言特色，挖掘主题深度，提升思想高度，把握精神向度，技法越来越专业，手法越来越纯熟，而所表现的题材和所体现的作家情怀，却不能触及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的多棱面，更无法折射其本质，也和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渐渐脱节，成为高超的“缚龙术”，和社会与时代无关了。或者说，自以为表现的是这个社会和人群的普世问题，其实不过是戴着近视眼镜看蚂蚁打架。当代作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精神的萎缩和人格的矮化，在同样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基本追求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妥协和认可，作为作家，我们并不比别人更高尚一些，因此我们没有像前贤那样，成为别人的精神的导师，我们的作品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人们期待的探讨精神出路的伟大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作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还远远没有写出应该写出的那部作品。这个时代太需要作家走出书斋，用敏锐和眼光和广阔的情怀观察、书写和关照了。傅书华：你是一位山西作家，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小说创作传统。请谈一谈你对山西小说传统的认识与体会。李骏虎：“山药蛋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流派，她发源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成熟于五、六十年代，复兴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果从其奠基人赵树理最早开始文学创作的二、三十年代算起，直到仍然对山西文学创作产生潜在影响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那么这个流派先后横跨两个世纪，历时近百年，这样绵长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毫不夸张地说，建国后17年的中国文学，是以“山药蛋派”为主导的，之后，改革开放初期的“晋军崛起”和新世纪以张平主席获得茅盾文学奖为标志的第三次文学高潮，都奠定了山西在全国的文学大省地位。而这其间，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一脉相传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道路，以及反映时代、关注社会的情怀和担当。傅书华：你认为自己应该在怎样一种意义上接受并转化这种创作传统？李骏虎：作为新一代作家，继承山西文学的优秀传统，就要让自己的作品跟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关系，这也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共同遵奉的一个信条。真正的作家，是应该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思考、把握和表现，甚至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我们要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普遍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做深入的研究，也要对作为公共的生存环境和普遍的人性走向进行深入的思考，比如说，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取向和创伤感以及幸福指数是什么？只有对这一切有了真正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我们才能塑造出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并且赋予他们灵魂和魅力，创作出真正能够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来。傅书华：作家应该有一种相对开阔的思想艺术视野，要想在创作上真正有所成就，就必须对于中国文坛的整体现状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界的状况，你究竟做何种评价？李骏虎：我觉得当下的作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的矮化，是白话小说史以来的一个最大低谷。纵向来比较，从中国新文学的发端开始说起，实际上是1917年到1949年之间，这个时候是国难重重，作家们在作品当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忧国忧民，同时鲁迅这些人的作品对国民的精神、人性与尊严给予了好多反观与思考、批判。当时的中国作家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这就是1919 到1949年之间作家的理想，而当时西方文明已经很发达了，横向比较，西方的作家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他们对当时很发达、富强的国力之下的发达的文明，人家已经开始产反思了，他们在批判，甚至开始对宗教信仰也开始进行一种追问、反思、批判。无论纵向到新文学的发端，还有新文学发端当时这种国际上的横向写作比较来说，作家要写什么，写这个东西要干什么，他们都有精神向度。建国以后，经过一个很漫长的闭关锁国以后，20 世纪八十年代欧美的一些文学思潮席卷了中国，产生了先锋派、开始很纯的文学写作；从那个年代到现在，又历经了30年。从1919—1949年是有精神的写作，从80年代到现在这30年，反过头来看，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副本写作，欧美文学的一个副本写作，除了咀嚼人家的精神剩饭以外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精神向度的。到了现在文学之所以被大众边缘化，实际上也是作家精神矮化的结果，出现了很多伪现实的作品，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作家又沦为枪手，文学作品沦为影视的仆佣。同时作家人格的矮化造成了英雄情节的丧失，作品视角全是些碌碌之辈，活得没有点心气儿。不能说，和平时代就不能有英雄情节，你看人家好莱坞的大片，英雄一直是永恒的主题，要支撑起民族的脊梁，需要作家有英雄情怀，能塑造出英雄人物！
傅书华：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提高中国作家的思想艺术创造能力？李骏虎：我感觉新世纪以来小说家最缺乏的是怎样把握时代的脉搏的问题。这之间有许多作家，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比如柯云路写《新星》，比如贾平凹的《浮躁》，写一个社会转型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时候人的那种精神失落，后来又到《废都》，写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人的信仰缺失，我觉得作为作家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的脉搏是什么？我们已经把握不住脉搏，但是能看到一些表层现象，时代已经从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发展到一个很单一的价值观的时代，就好像卡尔维诺对19 世纪作家们表现的那个时代有一个说法，我们现在也正是处在一个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为什么经济学家能够看到社会运行规律和本质，文学家看不透，正是因为咱们正处在一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社会，我们能否看到现实，能否去判断它，去把握它，去表现它，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理解难题，更是一个写作难题。在当代的中国，我最服气的是陈忠实老爷子，或许和国外或者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师比他少些思想力，但在当代中国，比他会说的大有人在，而没有一部作品是能和《白鹿原》相比肩的。陈老师缺乏大师的思辨光彩，但他绝对是顶级的大作家。我个人认为的大师和大师作品，是能被一个国家和民族耳熟能详，并且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作用的，当然这个对象是全人类更好，比如说托尔斯泰。
傅书华：作为一位曾经从事过评论写作拥有相当理性思考能力的作家，你对于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这样几种创作方法有什么样的认识？你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及某些大师的著作，那么哪些中外作家、作品对你的创作影响较深呢，你以后的创作将基本上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李骏虎：写小说的写了这么多年，原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的写作理想。从刚开始的激情式的写作，到后来跟上的玩什么主义，到后来慢慢回归，实际上有了自己的写作理想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后来非常想写一部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恐怕也是成了以后的越来越坚定的写作方向。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就是想写出一部对社会生活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的发展能有反观、借鉴或者推动作用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自己感觉这个方向越来越坚定了。但是在学习上，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我并没有偏好。我阅读的第一本名著是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二本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第三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论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给予过我精神的陶冶和视野的开拓。后来我多年着迷于阅读雨果和博尔赫斯。一度我很喜欢米兰·昆德拉，他有一部中篇叫《认》，后来译名改做《身份》，我很喜欢。我终于开始写我最熟悉的乡村，是因为受到哈代的“人与自然及社会”三者关系的影响。现在，我打心眼里喜欢托尔斯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而且我已经理解，现实是文学上一切主义的起飞点和落脚点。傅书华：你多数是生活在城里的，对于农村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描写，怎么驾驭？全凭多年前的记忆或者体验生活？李骏虎：贾平凹老师去年在《当代》发表了他的长篇《古炉》，今年又在收获发表了新长篇《带灯》，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刻画得细致入微，那是因为他从小就生长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写起来当然传神。我也是类似的情况，首先我的创作冲动不是冲着乡村题材的小说去的，我是冲着在我眼里从年轻一直活到衰老的那些人物去的，我想写他们的命运，同时想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我来说，完成这部小说是很享受的，基本不用进行什么虚构，因为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人物，我甚至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命运轨迹，只要我还有文本结构意识，只要我的语言还算朴实好读，基本上完成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中国农村的传统风俗丰厚，老百姓的语言本身就非常形象和准确，我只是熟悉这些，尝试着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作品里。我不替人物去思考，我只是知道他们的思维模式，我也不替他们编织语言，我只需回想什么情形下谁是怎么说的，那种古朴的语言，是最有力量和味道的。傅书华：在创作上，你有过怎样的探索？是否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甁颈是什么？李骏虎：我走过很多弯路，但现在看来都没有白走，大量的废品生产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的宝贵经验。我自我感觉模仿能力很强，从王小波到雨果，都执着地模仿过很多年，写过很多作品，后来渐渐摆脱，但当摆脱后，他们的一些东西其实已经深入骨髓，所有作品中都浮现着不可磨灭的影子。我最苦恼的是，自己是一个理念先行的作家，说得比写得好，能想到但做不到，总是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想象中的好。但问题还得慢慢解决，经验还得慢慢积累，比如长篇小说的大历史背景问题、命运感的问题，人物塑造的问题，要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不是一日之功啊。傅书华：最近有什么新作，感觉怎样？李骏虎：十月中旬突然接到作家出版社张懿翎老师的电话，问我有没有长篇，希望我十一月中旬能给她书稿。正好2010年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小社会》还没改出来，我就集中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完成。紧接着《大家》筹备复刊，李巍老师重新出山，希望我提供一个中篇，李老师于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我不能拂他的好意，就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个破案的小说《此岸无关风月》，用一个案件表现当下社会的一个问题：人间险象环生，死亡如影随形。没想到居然解决了我一直无法切入当下的难题，真是意外的收获。傅书华：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作家？李骏虎：写小说写了这么多年，原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的写作理想。从刚开始的激情式的写作，到后来跟上的玩什么主义，到后来慢慢回归，实际上有了自己的写作理想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后来非常想写一部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恐怕也是成了以后的越来越坚定的写作方向。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就是想写出一部对社会生活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的发展能有反观、借鉴或者推动作用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自己感觉这个方向越来越坚定了。托尔斯泰的终极追问，巴尔扎克的时代逼视，未必不能和福克纳浓郁的地气结合起来，试试总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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