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我在乡下生活了多年，对草木山色略有体会，而每每不知如何描之。古人写到乡下，田园的惬意之外，偶见惆怅之笔，那是最让我们动情的地方。前辈写山野之味儿，文字透出对亘古不变的时空的神秘，但千百年的调子相似，好像在一个韵律里。五四之后，乡愁变成了生命哲学的审视，土地里的人性被远远射来的神光所照，夜游的鬼魂露出面目，神秘的幽云被晒出缕缕色泽，世间的众物有了归所。倘说旧物的本质尚可还原，那些是新文学家才能做到的。

　　除了小说家发现了乡村外，在思想上描述它的还有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自从学者们在田野调查里发现乡村的隐秘，思想史在悄悄的变化。我当年读费孝通的书，看他在乡间所得的感受凝成的理性之说，是恍然悟道的。小说家鲁迅、废名以感知的方式还原了乡村的底色，而费孝通则展示了社会科学的智慧。这些都改写了我们的认知历史，也因由这些，中国社会的内在性隐秘已不再罩在古典的语序里，它已成了现代语境的一部分。

　　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文字和述学文体，有一种美感的因素，仿佛在以数字和风景连缀的图画，有丰富的内涵。西洋的理念和中土的经验在他那里没有隔膜，反倒相得益彰。以平静、客观、条理化的文字描述乡土社会，那结果有以往的文本所没有的力量。现代学术的闪光点，常常在这样的新奇的文本里的。说它是新文化的馈赠，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想，费孝通的成就可能与自己的既贴近又超然的精神态度有关。他跨越了都市与乡村不同的语系。人们对乡村的发现，与城市文明的进度有关。由于都市的发达，城里人对乡村开始抱有多样的好奇。怜悯与关爱，自然流淌在那些文本里。有了优越感，多了悲悯之情。于是乡村被都市人的笔唤醒，宁静之所便有了无尽的意象，原来的山林野店也非世外桃源，人性的颜色和生命的叫声证明了古老的存在内在的明暗。

　　在我的印象里，言论乡土社会所得的结论与职业背景有关。社会学家看重种族、谣俗、生产方式的布局，小说家描写了流动其间的精神。五四之后，这两类人终结了士大夫的书写。过去的作品，都各自为战，彼此不通，学人们不太跨界。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从交叉的视角里审视此类话题者出现。韩少功就把学者思维引进作品里，李锐的农村小说要做的也是社会学的工作。而学者张柠先生的《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在梳理乡村社会的时候，带有的是社会学逻辑与审美的感性直观。这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社会学、文学交叉式的思考，异样的笔触和异样的逻辑，呈现着诱人的精神之色。当社会学著作与文学史著作界限消失的时候，研究乡村经验，其实带来的是认知的转变。

　　我个人很看重张柠式的写作，他的书写没有一点职业的功利心，初读时有点诧异，接着便很是豁然开朗的欣喜。我猜想作者耐心、细致地整理乡村的一切存在，是为了早期记忆所做的一种总结。不仅仅为自己，还有血统里的无边的历史。农民乃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存在，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审视只有诗人的温情还远远不够，倘和社会学的冷思相遇，则有另一番味道。我读这一本书想起费孝通《江村经济》与吕思勉《中国制度史》，是沿着前人之路的一种更为深切的寻找，也多了前者所没有的感性的直观。这里几乎涵盖了乡村社会的主要角落，时空感里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被显微镜式的眸子所照亮。作者明明是诗人和小说批评家，但对乡下社会的万象的理性透视竟如此冷静。仿佛也把人类学最为本质的部分镶嵌在感性的文本里。这样的研究，先前没有见过。那些我所熟悉的而未经理性过滤的细节，在其笔下唤起了我打量的冲动。

　　我自己对乡村文化半知半解。当年到农村插队，心却向往着城里，对山川河谷没有细心思考过，可谓匆匆的过客。如今看到同学们回忆插队的生活的诗意的描绘，总觉得我们都很虚伪。过客的感受永远都是外在的，没有肌肤的疼痛。知识人写泥土里的人与事，总像外饰着什么。我们看孙犁、赵树理的文字，有刻刀般的力度，在与他们文字相遇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对那个世界的一切所知甚少。浩然晚年的回忆录说自己对农家粪味的亲切，我们城里人则觉得奇怪。尽管未必赞成浩然的的审美理念和价值观，但他对土地里的一切感觉，我们是不能不尊重的。

　　乡土文学家常常给我们以冲击。中国的神秘之所不在城里而在乡下。农村的时间在我眼里是凝固的，我们在废名的小说里感到的就是那种禅式的静谧，水意与野境就那么伸展在神秘里。而沈从文则强化了这种神秘。张柠不仅仅感知到这种时间的味道，也在冷冷地追问这味道的缘由，有何以如此的解析。他从各个角度审视乡下社会的遗存，食物、农具、婚俗、节气、岁时、表情等方面，有着比城里人更有趣的内涵。比如作者在生态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对应里，看到存在的诡异性。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与心理存在的互感性在这里立体地形成了。而“节日是对时间的救赎”的道理，真的水到渠成般地被我们所接受。作者慢条斯理的陈述，在中国职业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那里不会这样，我想是文学家的感受在起作用吧。但他又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要漫溢，理性的维度里是一种求真的态度。

　　我自己在东北乡下生活的时候，对于空漠的存在只有体验而没有认识，理性之维乃囚禁之状。《土地的黄昏》告诉我们的是世俗的与神圣的精神载体复杂的关联。田头、晒场、祠堂、墓地等存在乃循环往复着乡野的元气。小说家与诗人用心于类似的意象的捕捉，但那里的夸大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张柠在这里唤起神秘的感受的地方，竭力把背后的隐秘写出，不使自己陷入虚妄的话语里。当乡下被美化和漫画化的时候，他给予的却是常识的罗列，以透视的眼睛了望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怀旧与诅咒是最简单的描述，既不仅仅是眷恋，也非背德般的讽喻，则需要知识的深度与理性的高度。这样的劳作，已超出了文学研究者的范围，有时文学之外的趣味才能够解析生活，细想一下，很有道理的。

　　张柠的野心很大，要在自己的书里做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乡下的日常生活，精神走向以及器物，在其笔下被本质化书写着。书中的许多片断引起我的兴趣，唤起了诸多联想。记得多次造访过江南祠堂，这在我们东北是没有的，那里不仅仅是家族血缘的符号，其实也是诗意和道义之所，世俗生活在此获得一种神奇的精神之力，信仰与迷信均于此生长起来。张柠描述这些遗存时，不乏传神之笔，虽点点滴滴，而内蕴得以展开。宗教学家可能于此会阐发幽微，诗人大概要驻足咏叹，而我们的作者却以平淡之笔写出看不见的存在，世俗里的曲直，形而上的来龙去脉，一点点渲染出来。先是感性的体味，继而是知识化的陈述，最后定格在冷冷的思考里。对于乡土的认识而言，这样的写作不乏精确性，也带有对“遮蔽的错觉”的矫正，其中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不妨说，乡村有我们民族的隐秘，只有看到了这一切，才知道我们都市里的稀缺之物何在。当年知识青年到乡下去插队，哭哭泣泣之后，却发现了神奇的生活方式里有人间的本色。这本色给城里来的人以精神的感动。小说《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写到了这一点。那是一本在南方的乡下插队的人的小说，告诉我们的是江南的故事。外来的闯入者在看似枯燥无趣的地方，发现了生命自身的美质。而乡民对这些外来者的无声的态度，其实有文化里的动人之处，只是我们没有细细体察而已。

　　《土地的黄昏》要做的是过客式的考察所没有的工作。恰如作者自己所说，自己是以一个体验者的身份作存在的观察。许多片断都来自他的记忆，可是作者把这些都对象化了。而当意识到自己也曾是那其中的一员的时候，如何对待那些感性的成分，在生死问题里怎样平静待之，不是简单之事。我自己描述当年生活过的小镇的时候，就掩饰不掉爱憎的感受，对照社会学家的文本，则会感受到文学性的书写对世界的夸大或变形性的破坏。当一个人能够平静对待自己的身体里的情欲的时候，那已经有了禅师式的升华。

　　对我而言，感动的还有那些过往的乡土作品所没有的新隐含，这些在《土地的黄昏》里出现了。它的重要性是增加了鲁迅那代人未见的经验。回乡青年的大兵，外来干部、卖货郎、风水先生，都在暗暗改变土地间的风水，而百姓们以自己的固有道德和认知方式抵抗着一切，那不动声色的眼光与肢体语言，顽强地维持了亘古以来的传统。农村人自己的陈述，和外来人的陈述有如此大的差异，而先前的乡土的图画，抑制了农民的自己发声。张柠以带有温度的语言，为千百万沉默的人代言，遂多了别的农民研究所没有的体验。他把那些碎片般的感受，置于一个深切的逻辑秩序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对自己的感知耐力的考验。理性地拆解自己的经验，其实是自我意识的内省，拒绝自我的偏见，平和地陈述与己身相关的历史，是要有定力的。

　　韩少功在自己的作品里也写到类似的感受，不同的是外来人的视角。南方的乡村与北方不同，水汽之外还有巫气的元素。他在《日夜书》里所讲的故事，乃农村背景下的城里人命运，和泥土上的土生土长者不同。外在的视角别于内在的视角，结论就在不同的路径里。张柠是在泥土地里长大的人，他叙述乡下就有彻骨的感受，写出我们在知青小说家那里看不见的东西。有形的与无形的，隐性的与显性的，就那么奇妙地打开。这是自己打开自己，我们隐隐地也感到了作者咀嚼自己的痛感。但他也许知道，只有克服这样的痛感，精神起飞才能够成为现实。

　　小说家、诗人喜欢对非物质性的遗存的打量。他们在那些飘忽不定的音色、流彩里捕捉了心灵的意象。但那些意象的背后的因素，则不太被人所注意。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于此驻足，则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理论的地图，彼此印证，乡村的存在就获得了一种深切的印记。原来我们生活的土地如此深奥，在泥土与水草之间，神秘的光泽不断光临，没有意义的地方也本有它的意义。

　　在乡村被现代都市文明日益侵蚀的今天，谈论乡土变得有些感伤。所看到它的面貌的模糊，感到旧有的一切的不可复原。苇岸生前在《大地的事情》里精心描摹田野的气息和色调，要找寻的大概是那些洗刷灵魂的空气，他自知都市的阴冷和昏暗，惟有乡野可以救之。但是今天的北京郊区已经难觅清静之所，我们看他的遗文顿增感伤。可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诗意的描述，我以为也有乌托邦的意味，乡村成为城里人的希望所在的时候，多是梦中人语。从土地里长大的人会对此不以为然否，还值得一问。

　　而在对深层问题审视的过程里，小说家提供的素材可能更为丰富。贾平凹在《秦腔》、《带灯》里写到那些古文明的消失，感情极为复杂。一面是哀怜，一面带着无奈。但要说起早期记忆的好处，却也止步难言，乡村的变态之处，未尝没有伤害过自己。那种幽暗的遗存的逝去，也有必然吧。

　　许多作家写到乡村，黑暗的影子多多，看到了那里的畸形之物。莫言爱恨交加，阎连科悲苦相伴，精神的自由消失了。我们看《炸裂志》，小说描绘了一个村庄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变成城市的过程，那也是乡土文化变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乡土社会的恶的元素的功能远远超出善的元素的力量。引用张柠的观点看，乃变态人格的力量操纵了社会的进化。这变态的人格是历史惯性的一种辐射，也带有人性的与生俱来的本然。阎连科在那里体悟到生命里不能挥去的阴影，在凝视故土的遗产时，有的只是叹息。

　　《土地的黄昏》写“乡村变态人格的诞生”，看到了“柔情似水的文化压抑”，和“农夫多重人格”的内因，尤其妇女人格畸变的现实，写得透彻、深切。书中对农夫抵抗的多重人格的描述，也让我联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形殊而理同。鲁迅写阿Q，有自己的考量，内心最为本然的是对乡村社会的失望。但那些关于民俗的描述，无意中也留下了人类学家想要寻找的形态，鲁迅将这些立体化与审美化，流动的是无尽的悲歌。在鲁迅眼里，乡下变态的遗存乃儒道释文化的结果，那些有魅力的遗产经由世俗社会的过滤，变得不尽人意。鲁迅的小说没有点明这些，却暗示了诸多话题。《土地的黄昏》直接指出其本原，爽快而自然，给出一个个清晰的答案。小说家与学问家的态度如此不同，但我们看到了同一个主题。

　　这是很有挑战的思考。农村社会隐性的遗存或可能是蛮风的一种，生命最根本的色调在此没有消退。《土地的黄昏》对乡村的婚姻、生育和性爱的审视，都很恰当，性别政治看似古老的形式的延伸，其实也是我们汉文化的基因，许多伦理形态和价值形态初发于此，我们今天的政治也难以摆脱这样的遗传的惯性。在乡下的性文化里，蛮风与禁忌是互为存在的一体，那也揭开了生存的隐秘。这些都外化在日常行为里，有了大致近似的姿态与声音。张柠写农民的表情很有特点，那是一种诗意的透视，但笔调也多见节制之美。他介绍农民独处的特点，告诉我们那些行为如何与孤独不同。他写了土地上的人的目光的两种类型，凝固的目光与游移不定的目光怎样折射出生存环境与个体人的关系，都是颇得要领的。农民的善意何以形成，愤怒的原因在哪，是一个与环境有关的难题，解释它的内因是可以做到的。张柠的细微的考察令我兴奋，他常常流出奇思，写出我们视而不见的存在。在极为自然的行为里，作者看出社会性的隐性因子。即在一个系统里了望行为的深层意味。比如在乡村的声音系统的分析里，有其文明里的本然，区别其间的差异会带来诸多的启示。就咳嗽而言，分为生理咳嗽与社会性咳嗽，他写道：

　　还有一种特殊的咳嗽声，我称为“社会性咳嗽”，而不是生理性咳嗽。这种社会性咳嗽来自具有权威的成年男性农民。我怀疑它是肺气肿的一种社会化变种，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咳嗽”转化为单一的“政治学咳嗽”的表征，也是生理性咳嗽转向社会性咳嗽的结果。乡村的孩子和农妇，一般都没有这种咳嗽形式。

　　农民的社会性咳嗽，来自父亲和祖父。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善于使用眼睛，他们善于使用的是嗓子。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来自厅堂或卧室的干燥而威严的咳嗽声。这是一种暗号式的、威胁性的咳嗽。通过咳嗽，成年农民禁止孩子和女人的某一举止言谈或某一类声音。也就是说，这是农民礼仪训练的特殊方式。由于农民经常有生理性咳嗽，所以，对于外人来说，这种声音的社会性比较隐蔽。但对于熟知这种声音的儿童来说，它起到了理想的教育作用，又符合传统礼节。

　　不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断不会有这样的体察，即便长期在乡下，人们对此也是习而不察。许多到过乡下的知青，对于这些也未必感同身受，我自己就在这些看似熟悉而实际隔膜里，错过了深度阅读乡人的机会。就情感和思维的维度而言，农民的表达在分寸性里的无限广阔性意韵，是融入其群体者才可以感受的。我们看那些外来者的游记与考察报告，是读不到类似的文字的。

　　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的作家受鲁迅的影响，对乡土的描述只局限于一点，余者都是空白。台静农、许钦文无不如此。沈从文则走到鲁迅的反面，捕捉的是美丽的形影，后来的汪曾祺继续了这个传统。但到了贾平凹那里，灰色者有之，暖调子亦在，明暗相间为数不少。这就丰富了乡村的语境，《古炉》《带灯》就有了全景的意味，我们考察乡土的变化，小说里的世界，是不能不注意的。就这个话题而言，近几年中国文学关于乡土的省察，确多了几多新意。

　　但在贾平凹那里，乡村的宗教、信仰的描述，有诸多空想的部分，我疑心他以善意唤回了那些，以安慰自己寂寞的心。今天的乡村，乡绅、巫师、和尚都不易见到，《古炉》里的善人，早已消失，只能在《带灯》那里看到一个有梦的青年的自娱。那是心造的幻影，我们的读者未尝不知，但希望其真的存在，那原也自然的。乡土的消失，给作家以怀旧的冲动，他们在自设的情境里，书写自己的旧梦。《带灯》最迷人的地方是主人公对爱的渴念及对超然的梦境的求索，乡下的旧意几乎隐去了。作者借着旧文人气填补精神的空虚，现实可观者那么有限。深味传统的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造成了小说的空想意识的漫溢。绝境里的不安和梦想，乃时代风气的写真。我们看作家的感怀，其实也透出社会的危机。

　　一切都在消失，仅留下的是记忆和缥缈的期冀。张柠以暮色来形容其存在现状，颇有深意。如今的乡村，正在被都市文明所侵扰，成千上万的乡下人到城里打工，远离自己的故土，也带走了古老的旧梦。乡下不再是隐居之地和生命的温床，却成了废弃之所。关于它的童话和故事，仿佛已经是很久的遗存。

　　对乡土的逃逸不是今天就开始的。鲁迅那一代不必说，八十年代的路遥在《人生》里，已有了出离的冲动。旧的秩序在失范，人们希望的是到城里去，因为乡下意味着凝固，没有出路。留在乡下是一种悲剧，而离开也未尝就是幸福，却也酿成更大的悲剧。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是乡下人苦苦的寻觅，他们羡慕城市，却在城市里遭难。这一切来自旧的精神秩序还是别的什么，作家无力深谈，但一个古老的文化之网的失落，乃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事实，文人雅士对之只能叹息，读者面对它的时候，也徒增了几许悲伤。

　　路遥作品持久地走红，原因自然很多，但我想可能与乡土的崩溃有关。他的小说写了农村青年新梦的诞生，也流露出觅而不得的苦楚。他的作品对乡村的荒漠性的勾勒是深切的，而摆脱这荒漠的选择，竟如此艰辛。那些被葬送的欢歌在其笔下转化为寻路的激情，这也许是对土地上的人的一种救赎。在许多从乡下走出的人眼里，《人生》《平凡的世界》有度苦的内力在。脆弱的文字间，我们感到了失败的英雄的悲壮之怀。

　　这究竟是进化还是退步，社会学家与文学家看法不一，所散出的趣味和思绪，则都带难言之味。文学家对于这些的敏感，都留在了文字里。《土地的黄昏》注意到“中国诗歌的农耕精神”、“中国小说中的乡土经验”，发现了作家与乡村互动的隐含，所思所想都意味深长。这样的研究，是建立在社会学的基础上的，诗学与社会学的对接，精神的灰暗之地便有了亮点。张柠在思考里涉及到诗人，那些写作背后的隐忧被明确地勾勒出来。比如古典诗意有原生诗意与次生诗意，节奏与陌生化经验辩证等等，而现代诗歌，一切则完全不同了。他介绍了海子的作品，那些陈述让我眼睛一亮。我自己完全不懂得海子的内在价值，而我们的作者却把其精神与土地的联系做了形而上的勾勒：

　　海子是农耕世界抒情诗的最后一个遗腹子。他在20 世纪80年代“田园诗”咽气的时候开始了狂热的、执拗的抒情。生活在大城市北京的他，在诗歌中断然地拒绝“城市”，背对城市，“将眼睛闭成两根绳索”，以一种农业时代的“王子”和“弥赛亚”的姿态，展开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审判”。他用宏大的词语为垂死的农业文明举行招魂仪式，召来麦地、村庄、太阳、月亮、草原助威，还有王和弥赛亚。在长诗《弥赛亚》中，一些乡村匠人架起了天梯，通过浪漫想象的直线天梯，直奔天堂。想象的中止，意味着想象的天梯的垮塌。直线的天梯，质朴简单而浪漫的乌托邦，就这样在复杂的现代生活的包围中崩溃了。执拗的农民选择了死亡！他们的诗歌是20 世纪浪漫诗风的最后绝唱。

　　多么美妙的表述！在这里，我们才读懂了“土地的黄昏”的隐喻。而书的分量，已经非简单的社会学著作和文学批评著作所可以比肩。两个学术领域的相似主题便获得超越性的表达。

　　当乡土文明渐渐失去的时候，怀旧与感伤之外还有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加入了使乡土社会瓦解的大军。农业文明本来有一个恒定的存在，现在它的基础被动摇了。乡土社会有自己的精神循环系统，信仰与权力是分开的。权力者不能饶开祖先的遗训而为道。那遗训是亘古不变的，无论谁都难逾越。但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古老的图腾的内力，权力可以漫过精神之堤，无所不在地冲刷着一切。生态失去，美丽失去，一切一切都在失去。我们多了苦恼，也暗增了期冀。面临无边的黄昏，只能梦想着远在的晨曦，聆听神意的足音。这样的未来，不知道何时能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