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各级政府也在采取积极的措施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次主动尝试，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南京师范大学于2014年4月共同推出全英文期刊《中华人文》，旨在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华人文的优秀成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由于期刊出版的系统性和时效性，《中华人文》需要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形成相对固定、可操作的翻译模式。就现有的翻译模式而言，中国文学外译最为成功的模式是葛浩文、林丽君夫妇合作翻译，他们各自拥有母语优势，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在场，及时沟通，因而既能全面理解原文的内涵和意境，又能使英译文的表达流畅地道，并最大程度地传达原作的艺术特色，被誉为中西合璧的翻译“梦之队”。参照这种成功模式，《中华人文》邀请母语为英语的汉学家担任译者，同时依托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选择专门从事文学、翻译研究的教师作为编辑，通过译者-编辑合作模式完成译稿。《中华人文》创刊号重点译介毕飞宇的三部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怀念妹妹小青》和《相爱的日子》。三部小说的译者均为职业翻译家，这三篇译稿的编辑由笔者之一许诗焱担任。合作基本程序为译者翻译第一稿，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与编辑随时进行交流，译稿完成后编辑进行校对，并与译者共同修改，修改完成后由主编进行最后审定。本文将以这三部短篇小说的翻译为例，对初译稿、修改稿和定稿所呈现的翻译动态过程加以考察，探讨译者-编辑合作模式在文字翻译、语境构建和文学传达三个层面的运用，旨在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参考。
一、文字翻译
谈到自己作品的翻译，莫言曾对葛浩文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段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作家对作品外译的宽容态度，但就翻译本身的要求而言，文字层面的准确性和确切度还是不可或缺的；文字是小说意义的载体，文字层面翻译的偏差会影响小说整体意义的表达。为了保证文字翻译的准确，葛浩文十分重视与林丽君的合作：“即使是我自己单独署名的翻译，每次也必定要请丽君先帮我看过之后，才会交给编辑。在认识她以前，我会找一些母语是汉语的人帮我看译文，以确保不会有所失误。”毕飞宇小说的三位译者也非常认可与母语为汉语的编辑之间的合作，在发送译稿的邮件中都明确表示，希望编辑对自己的译稿进行“ruthless”（不留情面的）校对和修改，确保文字翻译的准确和确切。尽管三位译者都是精通汉语的职业翻译家，但编辑在校对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一些对文字理解的偏差。比如《相爱的日子》中，“他”第一次认真地打量“她”之后，对“她”相貌的总体印象：
原文：说不上好看，是那种极为广泛的长相。
译 稿：She wasn’t that good looking.She was that kind of girl with really broad features.
译者将“广泛”译为“broad”，虽然“broad”的词义中的确包含“广泛”这一意思，但编辑认为这个句子中的“广泛”与“broad”一词中所包含的“广泛”并不完全一致：“broad”所侧重的是“广”，指“适用范围大”，而这句话中的“广泛”所侧重的则是“泛”，指“一般，不特别”。汉语中用“极为广泛”来形容人的长相其实并不常见，作者有特别的用意：“她”貌不惊人，只是无数在都市中打拼的年轻女子中的平凡一员，作者不强调“她”相貌的独特性，甚至没有给“她”姓名，旨在凸显“她”的普遍性。另外，“broad”的词义还包括“宽的”、“粗俗的”，可能会引起读者对于“她”的长相产生不恰当的联想。编辑就这个词的翻译与译者讨论，译者最终将“broad”改为“ordinary”（普通的，平常的），同时将“really”（真正地）改为“extremely”（极其地），与“ordinary”之间的搭配更加顺畅，与原文中的“极为”之间的对应也更加贴合。
修改稿：She was that kind of girl with an extremely ordinary look.
长相“极为广泛”的“她”与同样面貌不详的“他”经历了一段“相爱的日子”：“他们一个星期见一次，一次做两回”，虽然没有同居，却越来越亲，越来越“黏乎”。小说结束时，经历完无限欣喜的缠绵，他们一起翻看“她”手机中相亲对象的照片，“他”平静地为“她”选择年收入30 万的离异男子作为结婚对象，与“她”本来的打算一致，“还是收入多一些稳当”。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之后，
原文：她就特别定心、特别疲惫地躺在了他的怀里，手牵着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
译稿：With equal parts determination and exhaustion，she lay there in his arms，hand in hand，caress followed by caress.
这里，译者将“定心”译为“determination”（下定决心），与这个词在小说语境中的意义不符。编辑认为，在小说语境中的“定心”表现“她”在完成选择之后的解脱和放松状态：虽然“他”和“她”两性相悦，但面对生存的压力和无望的未来，最终分离的结局其实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所以在结束“相爱的日子”时才会“定心”。如果翻译成“determination”（下定决心），意思正好相反，会影响读者对于小说主题的理解。编辑通过邮件向译者指出，译者考虑后，将“determination”改为“relief”（解脱），同时译者认为“with equal parts relief and exhaustion”这个词组本身有些生硬，与原文语境不一致，将其进一步修改为“so relieved and so exhausted”。
修改稿：So relieved and so exhausted，she lay there in his arms，hand in hand，caress followed by caress.
与上面两个例子相比，《哺乳期的女人》中成语“不绝如缕”的翻译与修改一波三折，颇有戏剧性。小男孩旺旺的父母常年在外跑运输，他是爷爷奶奶用不锈钢碗和不锈钢调羹喂大的。当通体充满母性的哺乳期女人惠嫂无遮无拦地给孩子喂奶时，“硕健巨大”的乳房和“浓郁绵软”的“乳汁芬芳”让从未吃过母乳的旺旺无比企盼，又充满忧伤。
原文：旺旺被奶香缠绕住了，忧伤如奶香一样无力，奶香一样不绝如缕。
译稿：He was bound up in the scent of milk；his grief was just as powerless as that scent，just as vanishing.
译者将“不绝如缕”译为“vanishing”（消失），编辑凭直觉认为译者将这个成语的意思翻译反了，应该是“延绵不绝”的意思。在给译者写邮件时，为了增加说服力，特意查阅成语字典，但查出的结果却出乎意料：“不绝如缕”在字典上的解释是“像细线一样连着，差点就要断了，多用来形容局势危急或声音细微悠长。后也比喻技艺等方面继承人稀少。”字典还特别指出：该词常被误用来形容“持续不断，经久不息。”换句话说，译者对“不绝如缕”的理解更接近这个词的原意，而编辑的理解反而是这个词被误用的意义。但编辑相信自己的母语直觉，在反复分析这个成语在文中的含义之后，认为这里的“不绝如缕”还是应该采用一直以来被误用的意思。因此编辑在邮件中向译者仔细解释这个词的原委，译者说自己的确是查阅字典后根据字典意义翻译的，但完全认同编辑的分析，将译文修改如下：
修改稿：He was bound up in the scent of milk；his grief was just as powerless as that scent，just as lingering（逗留）.
译稿修改完成之后，编辑在一篇研究毕飞宇创作的论文中读到：他创作《哺乳期的女人》的最初灵感来自“与生孩子回单位满身奶味的女同事之拥抱，以及见到只留守老人与孩子的空镇之寥落。”女同事满身的奶味显然说明奶香的延绵不绝，进一步印证自己对于“不绝如缕”在文中含义的判断。
编辑在校对的过程中还发现，对于一些词句的翻译，译者虽然做到了词义对应，但原文意义并未得到确切的传达。比如，《怀念妹妹小青》中，作者在描写妹妹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时写道：
原文：艺术是她的一蹴而就。
译稿：Art was her first recourse.
译者只基本译出了“一蹴而就”的字面意思，句子的意义并不明确，编辑结合上文中的“与生俱来”、“本能”以及下文中的“她能将最平常的事情赋予一种意味，一种令人难以释怀的千古绝唱”，向译者解释“一蹴而就”的意义，之后译者提供两种翻译方法：
译 法1：Wherever she trod，there art appeared.
译法2：Her every footstep gave rise to art.
与原译稿相比，这两种翻译方法对句子意义的表达都更为明确，而译者本人更希望用第一种译法，因为其中包含“trod”（踏，踩），这个词可以与小说中对妹妹优美舞姿的描写相呼应。编辑尊重译者的意见，采用了第一种译法。
《相爱的日子》中，“他”和“她”每次做爱后都要互相评分，再把得分用圆规刻在出租屋的墙壁上。一次，“他”面试遭受打击，导致做爱时表现不佳，“她”为了缓解尴尬，假装开玩笑地判他0 分，并且“一定要替他把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圆圈给他完完整整地划在墙壁上”。译者将“圆圈”前面的定语将其译为“slightly imperfect”(不够完美的)，编辑认为处理有些简单化，没有表达出原文的丰富含义。在与译者沟通时，编辑倾向于将“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圆圈”直译为“what could by no means be called a circle”，而译者认为：“是这个意思，也可以，但是有点太文了……”经过译者与编辑的反复讨论，最终将其转译为“hopeless”。这个词虽然与原文并不完全对应，但在译稿语境中至少可以传达原文中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一方面表示性爱行为的彻底失败，一方面又表示评分行为本身的毫无意义，同时也与原文的整体语气相一致。
《中华人文》副总编Josh Stenberg 具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丰富经验，他曾作为译者与国外编辑合作，也曾作为主编与译者合作。他特别肯定这种英语译者与汉语编辑之间的合作：“国外的编辑很少通晓中文，因此他们一般都不参照原稿文字，而是直接对译稿文字进行修改，翻译的准确度无法得到保证。而《中华人文》目前所采用的译者-编辑合作模式在确保翻译准确性和确切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语境构建
在小说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构建结构在目的语中必须重建，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也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淀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葛浩文、林丽君夫妇在翻译中国文化语境中特有的元素时，林丽君倾向于用地道的英文让译文更加透明、清晰，相对减轻译文中的“异国情调”，而葛浩文倾向于用直译，强调“异国情调”来传达异质文化的独特性。两人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磨合，在归化-异化中寻找最合适的平衡点。《中华人文》所采用的译者-编辑合作模式中，译者与编辑分别作为目的语文化语境与原作文化语境的代言人，通过及时的沟通和协商，将归化翻译的可读性和异化翻译的陌生化相结合，确保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在目的语文化土壤中的有效构建。《中华人文》创刊号中译介的毕飞宇的三篇小说，分别聚焦中国发展的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地域也涵盖农村、小镇和城市，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语境相对复杂，因此特别需要译者与编辑之间的通力合作。比如《怀念妹妹小青》中多次出现“金珠玛米”一词。
原文：她的一双小手在头顶上舞来舞去的，十分美好地表现出藏族农民对金珠玛米的款款深情。
译稿：Her little hands would wave about above her head in a beautiful expression of the Tibetan countryfolk’s deep gratitude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原文：她那双善舞的小手顷刻之间就变得面目全非，再也不能弓着上身、跷着小脚尖向金珠玛米敬献哈达了。
译 稿：In an instant，those dancing hands of hers became unrecognizable，and she could never again arc and sway and prance on tiptoe for the PLA.
译者将“金珠玛米”翻译为“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解放军），虽然意义很准确，但编辑认为缺失了该词所包含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经与译者协商，将“金珠玛米”音译为“Jinzhumami”，并加注释说明其藏语来源：“The Tibetan word fo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既传达了异域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帮助读者的理解。
《相爱的日子》中，“他”去地下室探望生病的“她”，看到“她”不去医院却在床上“熬”着，心酸不已，问：“——你就一直躺在这儿？”她回答：
原文：“是啊，没躺在金陵饭店。”她还说笑呢。
译 稿：“I haven’t been at the Jinling Hotel.”She could actually think of this as funny.
在翻译“金陵饭店”这一陌生文化元素时，译者采用了异化的方法，虽然保留了异国情调，但编辑认为，对于“金陵饭店”这个词有必要解释一下。金陵饭店在南京居民心中其实是一个象征，它所代表的意义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宾馆，而指特别豪华昂贵的高档场所，南京居民经常用这个词进行自嘲。如果不加说明，读者很难理解这句话与下文中的“说笑”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沟通过程中，译者和编辑都认为加注释说明有些累赘，最后决定将“金陵饭店”转译为“five-star”（五星级饭店），用归化的方法接近“金陵饭店”的象征意义，进而传达原文中的调侃意味。
小说中接下来又出现另一个陌生文化元素。“他”帮病中的“她”整理房间：
原文：不知道她平日里是怎样的，这会儿她的房间已经不能算是房间了，满地都是擦鼻子的卫生纸，纸杯，板蓝根的包装袋，香蕉皮，袜子，还有两条皱巴巴的内裤。
译稿：Who knows what it was like normally，but at that moment the room could hardly even be called a room，what with the floor being completely covered with used facial tissue，paper cups，opened boxes of isatis root，banana peels，some socks and also two pairs of wrinkled panties.
译者使用异化的方法将“板蓝根”翻译为“isatis root”，具有一定的陌生化效果，但对“板蓝根”一无所知的读者会感到迷惑。如果采用归化的方法翻译成“a root often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又不够简洁。经过编辑与译者之间的沟通，最后决定在译稿中保留“isatis root”，而将它前面的量词“box”改为“medicinal sachet”，“medicinal”体现它是一种药，并借助读者所熟知的“sachet”（速溶咖啡包装袋），帮助读者对板蓝根包装袋产生直观的印象，在异化翻译所产生的陌生化与归化翻译所产生的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
对于小说中人名的翻译也是文化语境构建中的一个难题。中文名字由汉字构成，除了提供发音外，汉字还具有明确的含义。林丽君不赞成将人名中的汉字意义翻译出来：“比如你的名字里有个‘静’字，难道英文名就要叫你Quiet 什么的？把‘袭人’翻译成Aroma，就一定很好吗？”但葛浩文强调，对于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译者“需要多花心思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译者和编辑都认为，《哺乳期的女人》主人公的名字“旺旺”就属于这类“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它既是电视广告中反复宣传的零食品牌，又代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财富前所未有的趋之若鹜。而对于旺旺本人而言，这两个字响亮的发音和喜庆的含义却包含嘲讽与怜悯的意味：似乎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注定要以牺牲人伦亲情为代价。译者在开始翻译前就询问编辑，是否可以将这个名字不按拼音译成Wangwang，而是按照台湾品牌的拼写译成Wongwong，并加注释说明这两个字在汉语中的意义。编辑认为将如此多重的含义包含在一个注释当中不太可能，而且会限制读者的思考，所以译者与编辑沟通后决定使用台湾品牌的拼写，不用注释，而是在翻译中利用原文将“旺旺”这两个字所包含的意思解释出来，在译文中自然流露。
原文：但是旺旺的手上整天都要提一袋旺旺饼干或旺旺雪饼，大家就喊他旺旺，旺旺的爷爷也这么叫，又顺口又喜气。
译稿：But because he perpetually went about with a bag of Wongwong-brand cookies or crackers（品 牌）in his hand，everyone called him that，even his grandfather—it rolled easily off the tongue，（发音）and pleased the ear.（意义）
原文：人们都知道惠嫂的奶子让旺旺咬了，有人就拿惠嫂开心，在她的背后高声叫喊电视上的那句广告词，说：“惠嫂，大家都‘旺’一下。”
译稿：Everyone knew Mrs Hui’s breast has been bitten by Wongwong，and some made a joke of it，waiting until her back was turned and then loudly quoting the snack advertisement from the television:“Mrs Hui，let’s all have a‘Wong’!”（广告语）
在文化语境的构建中，译者与编辑除了在归化-异化间寻求最佳翻译方法，对于小说中一些实在难以翻译的文化元素，则采用添加注释的方法直接进行解释。三位译者在译稿中都主动添加了一些注释，比如“清明”、“愚公移山”等，这些注释都作为Translator’s Note（译者注）予以保留。但这三部作品牵涉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即使是了解中国文化的译者也无法真正体会，这时就需要代表原作文化语境的编辑与译者进行合作。比如《怀念妹妹小青》中的“四类分子”一词。“我们来到这个村子才几个月，村里人已经给我们一家取了诨名”——他们叫父亲“四只眼”，叫母亲“哎哟喂”，叫妹妹“小妖怪”，叫我“小杂种”。因此，作者得出结论：
原文：一听就知道，我们这一家四口其实是由四类分子组成的。
译稿：So you knew just by listening that our family of four was made up of four distinct members.
译者将“四类分子”译为“four distinct members”，虽然字面对应，但没能体现其中隐含的政治意义。编辑建议译者加注，但译者觉得自己对这个术语理解不深入，对加注没有把握。编辑查阅相关资料后为“four distinct members”加注，经总编修改，将Editor’s Note（编者注）定为：“Four distinct members”（四类分子）here is a parody of one of the resounding political parlanc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referring to four categories of enemies of the revolution：landlords，rich farmers，reactionaries and bad elements”，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说明这个政治术语所指涉的特定时期和具体内涵。类似的例子还有小说中出现的“李铁梅”、“李奶奶”等，通过译者和编辑的合作注释，重构原文的文化语境，帮助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同时，为了保证行文的流畅，《中华人文》没有采用脚注形式，而是一律采用尾注，避免破坏读者的阅读感受。
马悦然在《翻译的技艺》一文中指出：“每当文本提及那些读者会视为陌生的文化元素，译者就有解释的责任”。《中华人文》的目标读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和专家，而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普通读者。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和编辑在翻译过程中更需要时刻考虑目标读者在理解文化语境时的困难，主动发掘小说中陌生的文化元素，通过合作找到适当的方式予以解释，确保原作生命在异国文化土壤中的延续。
三、文学传达
在分析当代中国文学译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许钧教授指出：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中，作品的非文学价值受重视的程度要大于其文学价值。西方读者通常将翻译作品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社会学著作来看待，有关中国文学作品的广告宣传也大都强调它们是“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窗口”，而作品的文学性则很少受到关注。作为国内第一本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文学译介期刊，《中华人文》力求在文学性传达方面有所突破，不仅要更多地世界展示中国文学作品，更要引导西方读者关注中国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平等、健康、建设性的对话”。为了保证文学性的传达，葛浩文、林丽君夫妇在翻译过程中都十分重视作者的参与。在谈及《青衣》的翻译时，葛浩文说自己与毕飞宇的邮件往来加起来字数甚至比原著还要多。尽管如此，目前中国作家在作品外译过程中总体比较被动。苏童曾说：“作品能否在国外翻译出版，命运掌握在国外的翻译家手里，翻译家是推手。我的所有作品在翻译之前，从来不认识翻译家，也不认识外国人，完全是被动的过程。”毕飞宇则用“轮盘赌”来比喻自己的作品被翻译的命运：“作品翻译出去了，它在哪个点上‘停下来’，当事人永远也做不了主。随它去吧。”随着中国作家国际知名度的提高，很多作家都已有多部作品在国外出版，作家本人也经常参与海外书展、推介等活动，对海外市场和目标读者都比较了解，因此作家在文学性传达方面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中华人文》所采用的译者-编辑合作模式中，作家的参与度大大增加。在翻译开始之前，编辑与作家联系，邀请作家选择自己希望译介的作品。《中华人文》译介的三部作品均由毕飞宇本人选择：《怀念妹妹小青》叙述一个精灵似的小生命在荒诞年代的猝然消逝；《哺乳期的女人》透过一个小男孩对母爱的渴望，讲述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破败；《相爱的日子》则写了一个现代都市中“低温的”爱情故事。三部作品都关注被那些被现实所压抑和湮灭的“疼痛”，代表作者本人创作的特点，又能引起普遍共鸣。作者选定作品后，再由《中华人文》主编和副主编根据作品选择译者，选择时不仅考虑作品风格与译者品味之间的匹配，更考虑译者对作品的热情，保证每一位译者都像葛浩文一样“带着尊重、敬畏、激动之情以及欣赏之心走入原著”，让译者的主观意识对作品文学性的传达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对作品热爱的基础上，葛浩文、林丽君夫妇相互补充的专业背景让他们能够相对自由地往返于中国文学特点和文学审美共性之间，力求通过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去吸引读者，而不是通过删改刻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中华人文》所采用的译者-编辑合作模式中，译者与编辑的专业背景与葛浩文、林丽君相似：母语为英语的三位译者的专业均为汉语语言文学，而母语为汉语的编辑专业为英语语言文学。互补的专业背景有利于译者和编辑在合作中展开平等对话，保证作品文学性的有效传达。以题目翻译为例：译者为《怀念妹妹小青》提供两种译法，一种为“Yearning for My Sister”(怀念我的妹妹)，另一种为“My Sister Xiaoqing”(我的妹妹小青)。编辑在选择时首先考虑英译小说题目的习惯，认为“称谓+名字”式的名词词组在标题中更为常见，比如My Uncle Jules（《我的叔叔于勒》）、Cousin Bette（《贝姨》）、Cousin Pons（《邦斯舅舅》）、The Brothers Karamazov（《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同时毕飞宇也经常以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作品，比如《玉米》、《玉秀》、《玉秧》，而在《推拿》中，所有的章节名也一律采用书中人物的名字——“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等。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考虑，将小说定名为“My Sister Xiaoqing”。《哺乳期的女人》2012年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海报上翻译的英文名是“Feed Me”（喂我）。编辑觉得“Feed Me”作为电影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作为小说标题不太理想，所以并未将该译法与译者沟通。译者在译稿中将标题翻成“Nursing”（哺乳），编辑认为信息缺失较多：小说讨论母性，因此标题中的“女人”不能省去。编辑与译者沟通时曾考虑借鉴葛浩文对于《玉米》（Three Sisters）的互文性翻译方法，将《哺乳期的女人》翻译成“Women in Lactation”，与D·H·劳伦斯的Women in Love（《恋爱中女人》）形成互文，但译者认为“Women in Lactation”不太符合英语语言习惯，同时译者和编辑也考虑到《哺乳期的女人》与《恋爱中的女人》之间的主题相关性较小，所以最终放弃互文，译为“The Lactating Woman”，既忠实，又上口，现在分词的使用也令标题更显灵动。《相爱的日子》的标题翻译相对简单，译者译为“Love Day”，编辑建议将“Day”改为“Days”，以体现相爱的一段日子，而不是一天，译者认同修改。译稿完成后，编辑与作者谈到《相爱的日子》标题的翻译，作者认为译得不理想：“他”和“她”之间自始至终就没有爱过，只是在这段日子里相互陪伴——“像恋爱了”而已；而译名“Love Days”会让人觉得“他”和“她”是相爱的。编辑的阅读感受却与作者期待不一致，在编辑看来，孤独的“他”和“她”用身体互相安慰，用鼓励相互支撑，这种陪伴本身就是爱，而且小说中温情的细节也是爱的体现。尽管作者与编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恰恰体现文学性的魅力，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如何通过翻译来体现文学性的这一独特魅力，实在是个难题。编辑参考李安电影片名的翻译：《推手》译成“Pushing Hands”，《饮食男女》译 成“Eat Drink Man Woman”，《卧虎藏龙》译 成“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不论片名背后蕴含多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因素，都使用最为直白的字面翻译法，为观众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相爱的日子》最终还是被译为“Love Days”；“他”和“她”到底是否爱过？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思考评判，让读者在思考评判中体会文学的魅力。
尽管译者与编辑在翻译过程中都十分努力地传达毕飞宇作品的文学性，但不免还是有缺憾，就像葛浩文所说的那样，“在拿出我的译稿之前，我总是要确保自己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的语气、语域、微妙的差别以及更多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总为那些不可避免的损失而痛惜不已。”。比如毕飞宇文学语言中兴化方言的微妙语调，翻译之后注定无法保留。还有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意识形态语汇：
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蒲苇的。（《怀念妹妹小青》）
一个叫花子冒充革命军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怀念妹妹小青》）
现在的女人不行的，没水分，肚子让国家计划了，奶子总不该跟着瞎计划的。（《哺乳期的女人》）
他就那么站着，一手捏着手机，一手握着自己，两手都在抓，两手都很软。（《相爱的日子》）
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性话语的戏仿和挪用”，仿佛“整体克制的情况下激情探头探脑的短暂的放松时刻”，中国读者会心一笑，但外国读者很难理解，要让他们体会到其中的幽默几乎不可能。如果一味解释，又显得画蛇添足。为了弥补缺憾，《中华人文》在三篇小说后刊登了三篇代表性评论，分别是李敬泽的《毕飞宇的声音》、施战军的《克制着的激情叙事》和王彬彬的《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三篇评论不仅包含了在翻译中无法传达的方言性、政治词汇移用等，对毕飞宇作品的其他文学特色也有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既然无法通过翻译一蹴而就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作品的文学性，借助评论家犀利的文学眼光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来辅助文学性的传达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一方面，译者与编辑通过翻译这些评论加深对毕飞宇作品的理解，提升对其作品的翻译水准；另一方面，对于评论的译介也可以对读者的关注点进行积极引导，“从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态逐渐转变到聆听中国文学真正的声音”，循序渐进地加深对中国作品文学性的认识。在“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学术会议上，宋炳辉教授指出，“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出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阐释，对文学作品内涵的有效和多元阐释是实现本土文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代中国文学译介中，这一维度目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华人文》要在这方面努力进行尝试，就像毕飞宇所希望的那样，“如果整个西方世界是用一种美学眼光、文学眼光、小说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那个时候即使中国作家没有得奖，中国的文学也走向了世界。”
对于中国文学的外译，苏童曾经打过一个比方：“隔着文化和语言的两大鸿沟，所有经过翻译的传递不可能百分百精确，译者就像鲜花的使者，要把异域的花朵献给本土的读者，这是千里迢迢的艰难旅程，他必须要保证花朵的完好，而途中掉落一两片叶子，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译者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上的护花使者，那么译者-编辑合作模式促成两位使者联手护花，必然能将“异域的花朵”保护得更好，最大限度地减少途中可能掉落的“叶子”。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译者与编辑共同“把异域的花朵献给本土的读者”还只是“千里迢迢的艰难旅程”中的第一步，之后还有“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中华人文》今后将更多地利用期刊平台，积极联络作者、译者、编辑、评论家、出版方、媒体等，将合作拓展到更深的层面，不仅要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还要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注释：
①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英汉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57页。
②《哺乳期的女人》的译者Eric Abrahamsen 长期在中国生活，曾译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苏童的《西瓜船》、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等，2010年创办Paper Republic 出版社，专门从事中国作家、作品的海外推介。《怀念妹妹小青》的译者Kay Mcleod（刘凯琴）曾任爱尔兰HarperCollins 出版社中文翻译、编辑，在中国生活期间为江苏省昆剧院翻译昆曲唱词字幕，曾翻译毕飞宇的《睡觉》、范小青的《我在哪儿丢失了你》等。《相爱的日子》的译者Jesse Field（方哲升）为亚洲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曾留学清华大学，专门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状态与生活境况，并翻译多部杨绛的作品。
③笔者之一许诗焱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专门从事文学、翻译研究与教学，曾赴美访学。
④《中华人文》由杨昊成教授担任主编，稿件审定工作主要由主编杨昊成教授和副主编Josh Stenberg（石峻山）负责。杨昊成教授具有英语语言、英美文学、中西艺术史论、美国文明史等方面的学术背景，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教学与研究，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和译著。Josh Stenberg 为加拿大藉汉学家，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戏曲专业博士，译有《桃花扇》、《牡丹亭》以及苏童、范小青、余华、毕飞宇、叶兆言、黄梵等作家的作品。2013年，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Irina’s Hat:New Short Stories from China 由MerwinAsia 出版。
⑤斌格、张英：《葛浩文谈文学》，《南方周末》，2008-03-26。
⑥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英汉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57页。
⑦引自http://hanyu.iciba.com/chengyu/325.shtml。
⑧吴周文、张王飞：《论毕飞宇命运叙事的独特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第125页。
⑨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⑩王颖冲、王克非：《中文小说英译的译者工作模式分析》，《外国语文》，2013年第2期，第121页。
11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英汉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57页。
12马悦然：《翻译的技艺》，罗选民主编，《中华翻译文摘（2002—2003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3许钧：《我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中国外语》，2013年第5期，第12页。
14马会娟：《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第69页。
15摘自《中华人文》办刊宗旨。
16斌格、张英：《葛浩文谈文学》，《南方周末》，2008-03-26。
17舒晋瑜：《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
18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50页。
19毕飞宇、张莉：《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降低——毕飞宇访谈录》，《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第77页。
20吴赟：《西方视野下的毕飞宇小说——〈青衣〉与〈玉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学术论坛》，2013年第4期，第95页。
21孙会军、郑庆珠：《从〈青衣〉到The Moon Opera——毕飞宇小说英译本的异域之旅》，《外国语文》，2011年第4期，第90页。
2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第81页。
23施战军：《克制着的激情叙事》，《钟山》，2001年第3期，第121页。
24祝一舒：《翻译场中的出版者——毕基埃出版社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小说评论》，2014年第2期，第6页。
25张毅、綦亮：《从莫言获诺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7期，第56页。
26引自毕飞宇2011年香港书展访谈（http://www.56.com/u30/v_NjIzODM0MDg.html）。
27高方、苏童：《偏见、误解与相遇的缘分——作家苏童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47页。
28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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