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至九十年代前期逐渐式微,在短短数年间完成了肇始——发展——鼎盛——衰落的轨迹。它的存在虽然短暂,却影响深远,在文学观念、叙事伦理、审美范式、生产机制等层面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先锋作家们也持续发力,跻身文坛翘楚之列。然而,与先锋小说在国内文坛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其在域外所受到的关注与影响却一直为人所忽略,而这恰恰是重评先锋小说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将以先锋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为切入点,将其作为跨语际、跨文化对话的一个标本,去探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转型问题。
一、美学与政治: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两个关键词
文学的域外译介与传播,说到底根植于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因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也就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一样,难逃政治与美学的纠葛,大体呈现出由社会性与文学性并重,到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再向文学审美回归的趋势,并逐渐多元化与市场化。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便有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的英文刊物《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该刊由美国人威廉·阿兰与萧乾合办,译载了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作品,似有描绘中国新文化运动蓝图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译介民间文艺作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民生与“民粹”,传扬中国社会、文化之进展。除主动译介外,优秀的作家作品也陆续进入西方学者和译者的视线,鲁迅、沈从文、老舍等人的小说均有英文译本在西方出版。在选本方面,1936年,由埃德加·斯诺编选的《真正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在美国出版,收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柔石、沈从文等人的多篇小说,呈现出中国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创作的风貌,亦企图展现编者眼中“真正的中国”;194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裔学者王际真编选的《当代中国小说集》(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更偏重作品的审美品质,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总结性选本。
不可否认,翻译是一种政治。建国之后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主要依靠官方机构的组织和推动。外文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革命历史小说的英译本,并由文化部与外事局(今外交部)牵头组创了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学的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其主要任务是反映建国后“中国人生活新的一面,和迥然于外国所知的新人物形象的一面。”该刊第一期刊发了《新儿女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此外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等。由刊物的时代背景、创刊宗旨、机构体制、作品选择不难看出,这份《中国文学》实际上是冷战时期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一份文学版的对外政治宣传品,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文学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与此同时,西方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甚至海外汉学这一学科的建立,也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样的发端决定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只停留在了解社会现实的粗浅层面。
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也是对外译介的高峰期。1981年,《中国文学》开始翻译出版“熊猫丛书”,共出版190 多种,介绍作家、艺术家二千多人次,译介文学作品3200 篇,几乎涵盖了当代所有重要作家及其作品。八十年代出版业已开始市场化,然而“熊猫丛书”这种毫无经济利益可言的出版物能够以如此大的规模出版,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国内文学热的附属效应,也不难看出文学主管部门在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曾尝试做出过不少努力。然而即便如此,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却仍不理想,翻译家葛浩文曾提到:“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以前多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读者群同时也在扩大,这还很难说。我们要考虑到波动原则——每次新闻报道中报道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文学作品销量就会好一些,而新闻报道没有什么中国的消息时,这些书就从书架上消失了。”西方出版社所选择的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多为反映文革后社会问题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可见,到此时,西方社会和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还停留在社会学层面,注重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当然,这与彼时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潮流也是吻合的。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八十年代小说中的艺术创新。杜迈克在其编选的《当代中国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列出了一批不同寻常的作品,包括北岛的小说《陌生客人》、陈迈平的《广场》、史铁生的《黑黑》等;戴锦编选的《春竹: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 of Com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中则以郑万隆、韩少功、陈建功、李陀、扎西达娃、莫言、阿城的“寻根小说”代表作为主体。《新鬼旧梦录》(New Ghosts,Old Dreams)记录了以王朔为代表的中国“垮掉的一代”的声音。九十年代,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现代中国小说”丛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亦有中国当代小说翻译与研究丛书。通过这些途径,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如莫言、冯骥才、刘恒、贾平凹、王安忆、张辛欣等人的作品被翻译出版,这也说明了西方对中国八十年代以后文学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就是普及本出版商开始严肃地对待中国文学,他们对中国作家的选择有所拓展,这表明海外出版界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趋势和走向。
二、先锋小说译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开始转型
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当代文学的艺术性复归,自此走向“成熟期”,这一时期也正是先锋小说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作品本身的繁盛是文学海外译介繁荣的内因,那么出版机制市场化改革就是当代文学浮出水面、飘扬过海的外在动力。自先锋小说开始,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在价值观、传播方式、领域和效果等层面逐渐开始转型。(一)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价值观转型
和在国内所面临的命名的尴尬一样,先锋小说诞生伊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先锋小说(Avant-garde Fiction)、实验小说(Experimental Story)或新小说(New Fiction)等等,他们被作为一支异军突起的新生代创作势力,很快就被介绍到西方世界。1991年杜迈克编选的《中国小说的世界:中国,台湾,香港的短篇与中篇小说》是较早推介先锋小说的文集,囊括了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和洪锋的《生命之流》两篇作品。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发生变化的直观标志是,先锋小说在海外受到重视,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数量较之此前大大增加,作家的知名度在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下也得到大幅度提升。苏童、余华、残雪等是颇受西方出版商青睐的先锋作家。据现有资料,苏童作品有《米》等七部被译为英文;余华有六部小说被译为英文,包括《兄弟》、《活着》等;残雪作品的七部英译本是《五香街》、《天堂里的对话》、《苍老的浮云》、《绣花鞋》(短篇小说集)、《天空里的蓝光》(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情人》、《垂直运动》,其中有的作品多次再版。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叙事规范产生危机时应运而出,它们提出并实践了一种新的文学可能,将文学由“写什么”带入了“怎么写”的现代主义丛林,扩大了当代文学的美学空间,具有更强烈的审美价值,因而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由对先锋小说的译介开始,将全力聚焦于社会现实的目光,移向作品的文学性本身。这其中当然不能排除中国改革开放、世界格局变化的大环境影响,但融合了民族特征、普世价值和现代性精神体验的先锋小说作品本身居功至伟。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余华小说集《往事与刑罚》时,在封底做了这样的评价:“难怪余华的小说在20 世纪80年代面市时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他的创作是对中国文学传统观念的反叛,令人想到卡夫卡、川端康成、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这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嵌套进中国背景的故事当中,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极大地激发了西方读者的兴趣,人们急于读到融合了中国人生命体验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文本。纽约锚(Anchor)出版社在推介《活着》时,介绍小说“不仅写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而且触及到人性的深处。……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融美德、反抗和希望于一体,……《活着》是人类精神的救赎,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追求”。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是文学永恒的内部动力,也是沟通东西方心灵的有效捷径,先锋小说正是以文学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变叩开了海外传播之门,也使中国当代文学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展现于世界舞台。与余华相似,苏童小说在被西方解读时,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为“超现实”、“想象力”、“欲望”、“人性”、“记忆”、“历史”……可见,虽然先锋小说中无不暗藏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折射,但更重要的是,作品展现的对人性的关怀、对灵魂世界的深刻体察打破了人类心灵的壁垒,通过文本实现了东西方情感的交流。
(二)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转型
先锋小说的海外传播方式较之以前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国内官方机构一厢情愿的译介相比,西方出版社及代理人的作用日益重要,敏锐的眼光使他们持续挖掘和推出了先锋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并且在推销这些作品的时候具有相当的热情。译者和出版者获得作品的方式也渐渐多样化,出版者凭借影视改编效应、国内评论反响、业内人士推荐等多种渠道与作者和批评家展开交流与合作,将信息转化为成果。作家的明星化、作品的文集化以及如上种种出版方式的变化都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自先锋小说开始已经与国际出版操作规律接轨,作为海外文学生产的产品而不再是政治宣传品走向市场。先锋小说的海外翻译与出版虽然摆脱了一直高悬于其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却走入了另一个尴尬境地:为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促进销量和影响力,海外出版者们多在小说的“中国风格”包装上下功夫,想要以绮靡神秘的东方风情吸引读者。这样的译介与出版策略体现在对作品的选择上,导致了题材的窄化。苏童的以历史与女性为主体的小说颇受欢迎,《米》在1996年第一次出版之后,八年内又四次再版;《大红灯笼高高挂》与《我的帝王生涯》也分别有两次以上再版,并被收入多种文集。苏童在这类小说叙事中所营构的阴郁氛围、家族和历史的奇情故事以及诸多神秘意象,不仅使作品具有可读性,同时也暗合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情愫。余华的《活着》、《兄弟》作为对“现实”中国的深刻描摹也吸引了媒体与读者的关注,借此印证他们关于发展中中国的诸多想像。此外,这些小说的封面也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氤氲之气,龙袍、古装女性、祥云、灯笼、龙、旗袍、扇子、水墨画、京剧脸谱、汉字、红等“中国风”元素的大量使用在读图时代对读者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提供了中国文化符号的视觉盛宴,共同参与了先锋小说的生产过程。这些策略消解了先锋小说的深度,将其平面化之后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传播。勒菲费尔认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的形象主要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诗学。这体现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上,在于支配力量已经由此前的政治意识形态过度到了大众文化的商品意识形态,这不能不说是先锋小说所承载的中国海外文学传播内在机制的深刻变革。然而与先锋派所应承担的对文学机制的抵抗不同,这种变革是在全球化大众文化浪潮裹挟下被动产生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它亦是一场文化殖民,是全球化时代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融合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领域拓展
“新潮文学为学院文集的编辑提供了绝好的材料,也成了英语国家的中国和亚洲文学课堂上理想的教学内容”。这段话说明,先锋小说在海外已进入学院视野,开启经典化进程,拓展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领域,并促进了相关专业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先锋小说和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经进入美国高校的课堂,成为中国文化相关课程的重要文本,被广泛阅读、讨论和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渐渐脱离了传统的汉学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九十年代以降,随着大批中国大陆背景的北美青年学者的涌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活力大增,他们多元化的理论、观点和视角甚至反过来影响了国内学界,形成了西方理论中国背景的对照和互补,这不能不说对国内的文学研究也大有裨益。海外关于八十年代后文学研究较为典型的一种思路是探讨文学或影视作品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教育体制、宣传政策、国家意识形态等的复杂关系,周蕾的《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就是一例。周蕾以与先锋小说关系密切的第五代电影为个案,将当时流行的诸多理论如文化研究、性别、后殖民等融汇其中,并通过对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的特别解读,将第五代电影纳入后殖民世界文化翻译这一普遍议题内。这一视角成为一个时期之内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支点。王晶编辑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是少数英文先锋小说专门文集之一,该文集选取了格非的《青黄》、余华的《1986》、苏童的《飞越枫杨树故乡》、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马原的《虚构》等共计七位作家的十四部中短篇小说。在序言中,编者详尽分析了先锋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主题及形式特征,最后指出先锋小说的出现对八十年代弥漫在西方媒体中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描述是一个反拨:当西方媒介一致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全神贯注于人权问题、寻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时,先锋小说家以其作品富有表现力地对社会政治意识进行了回望与反思。赵毅衡主编的《迷舟——中国先锋小说选》共收入马原的《错误》、《虚构》、格非《迷舟》、余华的《现实一种》为代表的八篇作品。编者在序言《中国近来小说新潮》中大体谈到了他的先锋小说观,指出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转折点。
刘康的长文《短暂的先锋:余华的转型》对余华兼及先锋小说整体创作进行了述评,简述先锋小说历史,在与西方先锋派文学的比较中指出中国先锋小说的内在精神驱动力、自身矛盾及其衰落的不可避免。他指出,“先锋小说代表了中国在建立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形式和规范过程中所面临的对立和窘境”,而先锋派的内在矛盾既来源于其自身的理论紧张,也与其在历史时期中所处的尴尬位置息息相关。杨小滨的《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反讽》一书,探讨了余华作品中对过去的重现、对现在的肢解以及残雪作品中永不停歇的对噩梦的捕捉力证了精神创伤与暴力的关系;马原、格非、余华、莫言作品故意以拙劣的模仿解构宏大叙事,从而彰显出反讽的价值。吕彤邻的《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立政治:当代中国实验小说》以莫言、残雪、苏童的作品为个案,探讨了“实验小说”中的革命与未来、暴力与文化虚无主义、男权中心与女性主义等问题。除以上作品之外,涉及到先锋文学的专著还有王晶的《高雅文化热——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钟雪萍的《被围困的男性?——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破碎的语言——当代中国诗与多多》等。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如李欧梵、王宁、陈志远(音译)、李映红(音译)也都曾在文章中对先锋小说进行过论述。除了华裔学者,一些西方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亦感兴趣于这一崛起的当代小说潮流,在许多关于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及社会的大型百科全书或丛书中,先锋小说都已然成为重要问题而被谈及。在《哥伦比亚现代东亚文学》中,Andrew F.Jones撰写了其中《中国先锋小说》一节,介绍了先锋小说发展的大致情形及代表作家作品;同样的还有Rosa Lombardi 在《当代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中撰写的一节《先锋/实验小说》和Bruce Doar 在《现代中国百科全书》中的一节《先锋小说》。先锋小说进入百科全书类典籍,表明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确认,客观上推动了先锋小说经典化过程。
正像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海外学者常常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先锋小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上,因而它们在论述中普遍谈及先锋小说与文革、时代政治、改革开放和文化热之间的联系。然而,张旭东注意到了阐释先锋小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在他的英文著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华语新电影》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先锋小说。在其中,张旭东虽然通过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先锋小说借助形式来寻找自主叙事,是建设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掩护,但同时他注重论述先锋小说的存在、发展与变化语境,探讨了市场经济、批评家、读者等文化生产场域的变化对先锋小说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可见,海外学者对于先锋小说的关注由一致地集中在审美与意识形态领域,到开始关注到生产场域等其他领域,这本身就说明了先锋小说作为转型期的文学现象,为海外汉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可阐释的文本与更为复杂的语境,丰富了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
三、结语
先锋小说产生于文学需要变革的八十年代历史交汇点,又消逝于文学再次变革的九十年代,曾以其独特姿态给国内读者带来了关于当代文学的崭新认知,无论在文本还是生产过程中都呈现出极大的张力和可阐释的空间,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景观和难以被其他文学思潮所替代的独一无二的经验。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先锋小说在图书市场上的翻译出版与在学术领域中的译介研究并驾齐驱,共同开创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局面,从几个不同层面推动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转型。同时,域外的收获也反过来影响着本土的文学创作,使文学渐趋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制约,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并呈现出文学精神的丰富性。当代文学在未来有理由剥除政治与商品意识形态的双重制约,激发原创性思想动力,关注人类命运,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轨迹,建构尊灵魂的中国文学精神,并积极参与世界文学图景的营构。注释:
①参见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小说评论》,2011年第5期。
②何琳、赵新宇:《新中国文学西播前驱——〈中国文学〉五十年》,《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24 日。
③葛浩文:《美国汉学家:从翻译视角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10/01-25/2090499.shtml,http://www.chinatibetnews.com/wenhua/2010-02/08/content_403060.htm。
④参见[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七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及[加]梁丽芳:《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选本》,《中国翻译》,1994年第1期。
⑤[加]梁丽芳:《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选本》,《中国翻译》,1994年第1期。
⑥《河岸》(Su Tong,The Boat to Redemption,trans.Howard Goldblatt.London:Doubleday,2010.);《大红灯笼高高挂》(Su Tong,Raise the Red Lantern,trans.Michael Duke.London:Penguin Books,1996./New York:William Morrow,2004.);《米》(Su Tong,Rice:A Novel,trans.Howard Goldblatt.Now York:William Morrow,1995.);《桥上的疯妈妈》(Su Tong,Madwoman on the Bridge,trans.Josh Stenberg.London:Black Swan,2008.);《我的帝王生涯》(Su Tong,My Life as Emperor,trans.Howard Goldblatt.New York:Hyperion,2005.);《碧 奴》(Su Tong,Binu and The Great Wall:The Myth of Meng,trans.Howard Goldblatt.London:Canongate Books,2008.);《刺青时代》(Su Tong,Tattoo,trans.Josh Stenberg.Portland,Maine:Merwin Asia,2010.)
⑦《往事与刑 罚》(Yu Hua,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trans.Andrew F.Jon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活着》(Yu Hua,To Live,trans.Michael Berry.New York:Anchor Books,2003.);《许三观卖血记》(Yu Hua,Chronicle of a Blood Merchant,trans.Andrew F.Jones.New York:Anchor Books,2004.);《在细雨中呼喊》(Yu Hua,Cries in the Drizzle,trans.Allan H.Barr.New York:Anchor Books,2007.);《兄 弟》(Yu Hua,Brothers,trans.Eileen Cheng-yin Chou &Carlos Rojas,2010.);《黄昏里的男孩》(Yu Hua,Boy in the Twilight: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trans.Allan H.Barr.New York:Pantheon,2014.)
⑧《天堂里的对话》(Can Xue,Dialogues in Paradise.trans.Ronald R.Janssen &Jian Zhang.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苍老的浮云》(Can Xue,Old Floating Cloud.trans.Ronald R.Janssen &Jian Zhang.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绣花鞋》(Can Xue,The Embroidered Shoes,trans.Ronald R.Janssen &Jian Zhang.New York:Henry Holt &Co,1997.);《天空里的蓝光》(Can Xue,Blue Light in the Sky and Other Stories,trans.Karen Gernant &Chen Zeping.New York:New Directions Books,2006.);《五香街》(Can Xue,Five Spice Street,trans.Karen Gernant &Chen Zep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垂直运动》(Can Xue,Vertical Motion,trans.Karen Gernant &Chen Zeping.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11.);《最后的情人》(Can Xue,The Last Lover,trans.Annelise Finega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⑨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第112,116页。
⑩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第115-116页。
11陈德鸿、张南峰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12[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七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13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孙绍谊译,台湾:远流出版社,2001年。
14 Jing Wang,“Introduction”,in 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14.
15 Henry Y H Zhao,“Introduction”,in The Lost Boat:Avant-Garde Fiction from China.London:Wellsweep Press,1993,pp.9-18.
16 Liu Kang,“The Short-Lived Avant-Garde:The Transformation of Yu Hua”,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63:1,March,2002,pp.89-101.
17 Yang,Xiaobin.The Chinese Postmodern:Trauma and Irony in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18 Lu,Tonglin.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9李欧梵 Lee,Leo Ou-fan.“Against the Ideological Grain:A View of the Resurgence of Artistic Creativity in China in the Eighties”,in“I don't want to play cards with Cezanne and Other Works:Selections from the Chinese“Avant-Garde”and“New wave”art of the Eighties”.edited by Strassberg,Richard E,eds..Pasadena,Calif.:Pacific Museum,1991.pp.1-4;王 宁Wang,Ning.“Postmodernit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in“The Force of Vision:Proceedings of the XIII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edited by Kawamoto,Koji;Yuan,Heh-Hsiang;Ohsawa,Yoshihiro,eds.,Inter-A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5.Vol.6:,pp.565-573;陈志远Chen,Zhiyuan.“Avant-Garde Literature”,in China Today:An Encyclopedia of Lif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edited by Luo,Jing.Westport,Conn.;London:Greenwood Press,2005.xxviii,pp.42-47;李映红Li,Yinghong.“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A Historical Perspective”,Language Research Bulletin (Tokyo).14 (1999),pp.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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