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话题的出现，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重要的研究对象，“底层叙事”或“底层写作”则流行于21世纪初。李云雷的《“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洪治纲《“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等，都表达了对“底层叙事”的理论性关注。文学对底层社会的特别反映，逐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它不断被人们审视和争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种典型文学现象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形式主义热潮一次重要反拨，也是对市场经济下文学商业化所造成的文学审美空虚化的历史修正，底层文学的特别性在于它呈现了一个时代发展的社会生活图景，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生活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李云雷认为“底层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的人和事；在形式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和探索；在写作态度上，他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同情怜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创造。”近十年的“底层叙事”，多是以底层民生作为审视生活的视点，将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作为文学创作表达的具体内容，通过文学展示日益严峻的社会困难和历史矛盾，借以引起人们对社会民生问题的特别关注。理论界对“底层”的界定，多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认知，“底层”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资源方面均处于匮乏和缺失的人群，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广泛存在于偌大的土地之上，他们缺少社会话语表达的权利，是一群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组合是一个多元体，流散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经历着各不相同的生活，却都呈现出社会底层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反映出国家社会所需要关注的群体。而底层文学创作的不断丰富和艺术技巧的创新，为文学理论新知识的生成和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创新
“底层叙事”的流行是否意味着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改造呢？或是通过文学表达一群似乎被社会忘记了的人群呢？李洱认为“写的好坏是一回事，但一定要触及”，作家作为社会的良知，一定要积极的介入生活，善于观察生活，要努力发现生活中的新问题，以“陌生化”的方式，“重建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因此，作家需要不断自我更新，在叙述中表达，在表达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实现文学对生活的启蒙和对观念的革新，实现文学理论的时代性价值。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家的创作也逐渐打破了一元化的叙事标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被抽象化、符号化的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叙述话语等“乌托邦”式的文学创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文学思潮，此起彼伏，以连续性的方式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学话语的流变，文坛形成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众多作家的艺术实践中充实了内涵，扩展了外延，实现了现实主义的现代性转换。
90年代中后期，广西作家鬼子陆续发表了“瓦城三部曲”，《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从作家的立场、情感和作品的内容已经比较明确的表达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底层叙事”理论。其实，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叙事”、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等都可以归属于“底层叙事”范畴。底层文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创新性特征。2007年，李云雷在《“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中提出，什么是底层文学，底层文学怎么样，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他确认底层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已经被理论界接纳，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社会思潮是对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缺少话语权世界的一次集中表达，底层文学的创作有利于社会问题的发现，能够推动社会和谐秩序的形成，是对生命主体价值的社会反思。同样，这也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一次胜利。
“真正的现实主义充满人民性、真实性、批判性，它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价值立场，一种价值诉求，称其为‘现实主义精神’更符合其本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应该是历久弥新的，它是被无数次历史实践所检验和验证的真理，现实主义不仅属于某个民族，还属于全人类。这种精神是可以穿透任何时空的，让我们不会迷失，并且有可能重现我们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对现代作家而言，他们对现实的叙述，在多大层面上能够是生命体验之后的话语叙述，这值得人们思考和考证。他们的叙述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回忆或是生活中的见闻，以话语虚构的方式表达生活，创造作品。如许多伟大的作家对“乡村”的叙述就是回忆性的乡土，他们以距离的方式审视乡土生活，包含了很多自己的想象和观念，在对乡土社会的叙述中，他们完成自我主体价值的表达。鲁迅以“侨寓者”表达“乡愁”，其实“鲁迅并不‘属于’乡村的、农民的中国，这才使他有可能汇集过渡、转型期中国诸种矛盾的文化因素，并由此铸成有如大海、大地一般广阔的文化性格”作家以文学作品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反思，对民族性进行启蒙和改造，以文学作为手段，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不由自主的将对象纳入到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中。事实上，话语中的乡村社会只是他们用话语构建的一个对象，而不是真实的故乡。写作就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故乡”，故乡的失去将是生命的双重“漂泊”，它既是身体上自然远离，又是精神价值的重新选择，是生命的被动性离开，又是一种能动性的寻找。
底层叙事对乡村或城市的底层社会进行的“本质化”构建，更多的是个人理性价值的体现，这种主观性的努力却容易造成了底层社会客体的某种被遮蔽。这些对象被“他者化”后，让那些不具自我言说能力的底层民众的悲剧性命运和生活就有可能被掩盖。作家无法摆脱历史结构为他们所准备好的社会条件，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和先进性的社会观念在相互矛盾，它使作家对现实的话语叙述表现出一种无言的焦虑。而“艺术正是经由自身的存在而实现社会的批判”。这样，许多底层文学在创造的过程中，用话语描述代替了价值判断，造成了作品解读的多义性，含混性，它将更多的思想留给读者思考，在对话交往中实现对底层生命体的发现和确认，这是直接的现实主义，具有引导性认知和价值性反思。底层叙事在继承现实主义风格的基础上，体现出文学理论的时代性特点。
二、社会空间的多元性
社会变革时期，底层结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底层文学或写农村生活的凋敝、农民生活的艰辛，或写下岗工人生存的无奈、打工妹不幸的人生遭遇，或写进城打工农民的尴尬等，但他们总体上表现出底层人生的无奈，即使格调向上，乐观开朗的刘高兴，也无法摆脱生存的无奈，虽然他认为“挣了城市的钱，就要爱城市，就是城市里的人”，也只能在城市的垃圾堆中求生活，只是城市中的过客。底层文学中的人物命运非悲即惨，但却让我们感觉这样的人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是真实的，具体的，底层文学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刻意描绘，借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能够反思生活的合理性，帮助人们审视繁荣社会的另外一面。恩格斯认为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对于底层人生来讲，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限，悲剧性命运具有普遍性，多是在悄无声息中生成，在不被注意中悄然逝去。有人认为，人对苦难的体验与个人承受力关系很大。当生命阻力等于或大于生命动力时，人才遭受苦难；当苦难还没有耗尽生命动力时，人才体验苦难；一旦个人彻底丧失了生命活力，就不可能体验苦难，从最低限度上看，它是生命力的蛰伏却没有消失的标志。社会转型会使一部分人表现为社会性的悲剧，这是任何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对于个人来讲，会有各种不幸，但对于社会来讲，却是发展的必需。底层文学使这种社会现象以艺术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社会问题的发现者，体现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提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作家的敏锐性在于他的对生活的关注和体验，但生活的特殊背景会给作家带来文学创作的局限，甚至会是生存价值困惑。由于个人的偏见，作家在作品创作中很难对社会和历史作出非常合理的判断，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画面的呈现。底层文学创作的成功，表现出作家对复杂社会生活的积极性思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好的突破。在作品中，作家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意识，完善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宏观判断，“用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考去观察一切人和事”他使许多底层文学成为人们认识生活工具，被大家广泛的传播和议论，还有被改编为影视，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众多作家在追求文学现代化，大众化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现代化’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得到充分的实践和展开，另一方面，知识界对‘现代化’的态度和文化想象却发生了不同于80年代的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方案，在知识界的想象中，充满希望的乐观前景，但在具体实践真正降临后，人们发现理想现实之间的偏差是如此之大；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多种负面效应，使他们意识到现代化发展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对于广大作家来讲，他们在积极的反思生活，对乡村社会、城市底层等的认知和创作，是迫于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的一种积极反应。在具体创作中，许多旧观念不能适应新变化，需要创新。贾平凹就认为“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在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旧的理论不能再作为文学创作的标准，需要作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成功的作品中包含新的理论内容。
在时代剧变面前，作家的价值判断出现了时代制约下的自我困惑和创作范式的丧失。“作家能做什么呢，……复杂的矛盾的东西完全罩住了他，他所能写出的东西就只能是暧昧、灰暗和多元混杂”。社会束缚力的逐渐解禁和现代化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生活的事实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合适的环境，它使许多作家对生活的多样性着意描写，在追求客观性的同时不断创新现实主义内涵。“底层写作”回到了纯粹的乡土生活本身，回到那些生活中那些直接的、最原始的风土人情，也是最本真的生活事象中来。这样，作家才能显示出创作的力量，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创造并表达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世界。
在大量的底层文学中，也表现了“底层叙事”创作中的“碎片化”、“细节化”现象，也许是作家刻意而为之，是艺术技巧的一种应用，技巧产生作品。同时，也可能是作家历史意识的分裂和价值判断的困惑，不能很好的体认历史文化对文学创作的价值标准，只能在作品中的某些地方表现出一种所谓的破绽。但历史意识分裂所呈现的碎片化，是当下底层文学进入乡村历史、现实的有效途径吗？事实上，作家历史意识的分裂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但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历史意识是不能与现实一起碎片化的，相反，“作家应该有一种超越‘碎片化现实’的历史意识、一种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才能获得对现实的美学的表现”，同时，作家应该“具有超越现实的思想能力和把握现实的能力”，选择有表现力的艺术技巧将生活现象呈现的更富有表现力，体现出作家探索现象之外的意义。对于底层文学来讲，也许正是这星星点点的底层“碎片”的叙述完成了“用最小的面积惊人的集中最大量的思想”。底层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多元性空间进行了多侧面的展示，让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多种意识形态能够更好的展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生活提供更好的媒介，为文学理论知识的创新提供更充分的文学实践。
三、审美文化的大众化
鲍曼在其《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现代性好像一个流体，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同样是达到了现代化的国家，它们在现代性方面却可以是千差万别，它们可以奉行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从而表现为制度规范上的差别。这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西方理性的社会制度会导致风险社会出现，工具理性的价值标准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西方“现代人”生存价值观念中的虚无主义信仰等。西方已经出现的这种“问题语境”和“普适性”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现代性的主要困惑，它波及并影响了文学的创作。文学是人们认知理解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在文学世界中充满了各种力量之间的角逐，是多种观念和思想的相互矛盾等。在传统作品中，会用一个被称作主题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和裁判文学素材，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入作品，成为作品中有价值的存在。但在底层文学的更多作品中，多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呈现，多种社会价值的自由性对话，在文学世界中展示各自的合理性，让每一个生命体都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话语。这种底层文学的叙述更像是一种召唤和追求，以建构具有大众性的审美文化。
注释：
①②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J],文艺争鸣,2010（6）。
③李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叙事新变及其研究批评[J],文艺评论,2011（1）。
④李洱: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J],当代作家评论,2005（3）。
⑤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71-192页。
⑥⑦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第40页，第55页。
⑧赵园:地之子·自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1页。
⑨莫言:超越故乡·会唱歌的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第201页。
⑩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J],文学评论，1999（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60页。
?旷新民、刘继明: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文学现状[J],黄河文学，2007（1）。
?陆贵山、周忠厚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21页。
?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5（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85页。
??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J],南方文坛，2007（5）。
??王光东:“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J],文学评论，2007（4）。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三联书店，2002。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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