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琨，张悦然

　　王琨：能谈谈您最近的状况么？张悦然：我现在正在写一个长篇。已经写了很久。下个学期或许会在大学开设一门小说鉴赏的课。王琨：以现当代作品还是以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张悦然：都有，偏于外国小说吧。因为我们这一代主要的阅读资源是外国小说。王琨：在您的阅读过程中，如何对待外国文学里面翻译跟原著的落差？张悦然：我们主要的阅读来源还是外国文学。所以翻译的问题一直都是无法忽视的。翻译会使很多东西失去，这是必然的，比如在这种语言内部完成的一些修辞以及涉及地域文化内容，可我始终认为，好的作品可以穿越翻译的墙壁抵达另一种语言。当然，必须承认，翻译影响着我们的阅读，每个译本也会有不同的读者。举个简单的例子，《包法利夫人》，之前我们读的是李健吾老师的译本，这也是流传度最广的译本。最近我读了周克希老师的译本，比较了它和李建吾老师的译本。有人认为周克希的译本很文艺腔，我反倒觉得，他的文体风格更容易被年轻一代的读者接受，他们会觉得读起来更自然流畅，没有任何被时代淘汰的词语出现。很多从前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或许现在都需要重新修订或者翻译，不是因为从前的译本不好，而是因为里面有些语言的说法已经陈旧和过时了，这对新的读者来说是一道屏障，他们会觉得很难沉浸其中。王琨：外国作家里面哪些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张悦然：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多。比如说契诃夫、纳博科夫、卡波特、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托尼·莫里森、安吉拉·卡特、克莱尔·吉根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作家。王琨：您在豆瓣上推荐的《焚舟记》非常惊艳，感觉安吉拉·卡特的小说中有您的痕迹，同是作为女作家，是不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张悦然：安吉拉·卡特是独一无二的，难以模仿。她的文体的复杂性，真是一个绚烂的谜。那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戏谑和反讽，使她的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如果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就是带有些许自恋的因素，即她无法停止关注自己，无法停止完善和修补自我的形象。安吉拉·卡特显然超越了这一层。比如她重写美女与野兽的故事，一直都在嘲弄那个又美又蠢的女人，野兽只是作为一个男性符号化的存在。王琨：后来您的创作转向了更加宽广的领域，对人性也有了更为入的探寻，您作为一个女作家，觉得能够在文字里构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王国么？张悦然：我不太清楚什么是“属于自己的文字王国”。如果是指文字的风格化，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当然也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事。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确在思考关于“书面语”和“口语”的问题。对于香港、马来西亚以及海外华人来说，他们大多是在用书面语写作，通常使用更繁复的词语，更复杂的句式，甚至在对话中。因为他们的口语和书面语有很大差别，所以在使用书面语的时候，有一个转译的过程，在写的时候势必是要思考的，经过了有序的整理，以更优美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所运用的书面语的词库，是固定的，不流动的。但是我们的语言是活水，口语和书面语离得很近，互相入侵，没有明确的界限。我自己先前的语言是非常书面的，有时候甚至会下意识地选择离口语更远的词汇。这样的语言很有局限性，充满失真的危险。比如在处理对话时，很多人的对话都会看起来出自同一人之口。所以我试着让更多的日常语言和口语进入写作，但是它们有时候会是一种对语言风格的妨碍和牵绊。王琨：您觉得一个作家最打动读者的是什么？或者说您打动读者的是什么？张悦然：我不清楚我最打动读者的是什么。也许是一些词语，一些比喻，一些意象，一些人物形象。应该很少是因为情节，我并不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王琨：对于“80后”的创作，您有没有欣赏的作家？张悦然：有很多，像周嘉宁、张怡微、蒋峰等等。王琨：问一个您一定被问过很多次的问题，您怎么看待“80后”创作群体？张悦然：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处在摸索和重建的过程中。我们的小说背景，更多的是设置在城市。我们眼中的城市，不是一幅完整而宏大的画卷，而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碎片，并且，它可能是趋同的。碎片是因为城市是如此复杂和难以把握的，趋同是因为，城市与城市的确更像。如果比作电影语言，上一代作家更像是舒缓的慢镜头，掠过诸多某地的风貌，从远处慢慢拉近，落在某个人物的身上。而我们这一代作家则是由特写展开的，对着某个人物的脸，能看到嘴角的牵动，眉毛的挑起，然后逐渐拉开镜头，让人看清他周遭的环境。上一代作家总归是有一种全局观，他们在描写一个人物的时候，首先确立了这个人物在世界上的坐标，很清楚他是属于什么阶级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我们这一代人，仅就我个人来说，我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全局观。至少在一开始，不会首先想到这个人的阶级和社会身份。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非常具体的处境和所面临的困难。王琨：更人性化个体化，可以这样说么？张悦然：不，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出发点，真的没有什么优劣之分。王琨：您觉得这种创作上的改变跟作家的成长环境有关系么？张悦然：我觉得有。上一代人的全局观来源于他们对集体的了解，他们更在意一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集体概念瓦解了。王琨：您之前的作品，关于成长的解说，您现在创作还专注这方面的探寻么？张悦然：如何去定义所谓的“成长”？事实上，“成长”是大多数小说的主题：主人公在小说中完成某种意义上的改变。那些改变，都可以视作是一种“成长”。在我先前的作品里，“成长”可能是更加外化的东西，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带来的冲撞和挤压。而现在，它会更加内化，更像是一种缓慢的氧化。我应该始终从“成长”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物，可以说，在死亡的前一刻，我们都还在“成长”。王琨：在北京的地铁里看到面无表情赶着去上班的“80后”，觉得这可能不是他们之前梦想过的生活。您觉得“80后”融入社会，无论是出于自我失守还是主动贡献，担当起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您怎么看待“80后”的这种生存现状？张悦然：对于很多“80后”来说，从毕业到工作，到结婚生子，就好像一条机器的流水线，没有什么选择可言。不过，我其实还是很尊敬那些选择留在大城市的人，因为他们还有梦，如果放弃了梦想，其实也可以去一个小城，生活会更简单和舒适。虽然留在大城市，随后也未必能实现他们的梦，可是毕竟有梦就有希望。在大理那样的古城，我也见过一些看透都市生活的人，过得很悠闲，开一间咖啡馆或者书店，每天有足够的时间晒太阳，关心天空中云朵的形状。这两种生活很难比较，究竟哪一种更可贵？是这些执着于梦的人？还是看透了离开的人？我个人觉得，无论选择哪种生存状态，都无法改变生活本身带来的乏味和空虚。王琨：你出版上一本书的时候是在七年前，在读者期待与自我步伐之间有没有过焦虑？张悦然：的确很焦虑。或许因为早年一些书真的是出得太早了，早在我懂得小说究竟是什么之前。现在回头再看，那些书出得或许有些草率。在现在的我看来，那两个短篇小说集或许应该出版，至于三个长篇，都需要做更多的修改。这几年我一直在写，却没有出版，我只是希望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回头去看一看，再整理一下，让作品不再留下那么多的遗憾。现在在写的长篇根植于一桩我父亲目睹的真实事件。此前我从来没有写过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的事。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调查和采访上，因为它的真实令我敬畏。而从前我其实都是在天马行空的杜撰，非常自由和任性。我记得张爱玲曾在一篇小说的开头，情不自禁地说“这件事是真的”。小说家虽然有无边无际的杜撰的自由，却还是会执迷于“这件事是真的”。真实事件就像一个天然存在的生命，它的蓬勃生机吸引着你。

　　不过，既然“这件事是真的”，就要遵从它的逻辑，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一切比处理纯粹的杜撰要复杂和困难很多，至少对我而言。

　　王琨：会因此去实地了解、深入生活么？张悦然：我会去了解它涉及到的人，经历过、看到过的人。王琨：您作为一位作家，后来又担任了《鲤》主题书的主编，主编与作家身份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张悦然：还好，《鲤》更像同人同志的杂志，让写作者可以自由地沟通和交流，所以对我而言，作者和编辑身份没有那么鲜明的对峙。每一期《鲤》都会关于某个主题展开，而我自己也会因为编辑的工作，对于这个主题有更深入地思考。比如说，《因爱之名》那一期，探讨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与父辈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同样也是我在自己的小说里要去思考和面对的话题。王琨：父亲的形象在您作品中有些暧昧，从文字看您是一位从小被关爱倍至的孩子，有着很健康优渥的成长环境，但为什么会塑造这种父亲的形象呢？您应该不缺乏安全感吧？张悦然：父亲的形象在我的成长中有一种缺席感，父亲当然一直都在，可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少。似乎还是生长在具有男权气氛的家庭里，父亲和女儿很难有亲密的感觉。我想得到父亲的爱，但是我们之间始终不能够达到令我满意距离。在写作中，我似乎在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不过我觉得这是很普遍的，对于很多同代人来说，父亲是很容易缺席的角色，因为原本顽固的父权形象受到冲击，变得支离破碎。

　　王琨：您在作品中常常会提到一些亲密无间的女性之间的友谊，很难得的非血缘的亲密与真诚，很令人羡慕。在现实中，您怎样看待女性之间的情谊？张悦然：我觉得有时候女性互为彼此的镜子而存在。与女性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在寻找一部分自己，或者看到自己的某些缺失。我们是在同性身上完成对自己的调整和修改。王琨：您小说里的女孩子在爱情中很容易成为跟随的一方，但是这种跟随即使是低到尘埃里了，所开出的花朵最终成全的是自己的属世生命，感觉她们有着非常坚强的生存信念，您怎样看待女性生存？张悦然：很多人在我的小说里读到某种女性主义的倾向，但我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只是信奉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意志。或许因为很多时候选择了女性视角，所以就去处理她所面对的困境。可能因为自己是女性，所以对那些妨碍女性自由意志的东西有更多的观察和了解。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性别立场。王琨：在现实生活中，您会在情感关系中甘于舍弃一部分自己么？张悦然：会。对我个人而言，任何情感关系（包括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稳定和长久，都是一种自我的磨损。我并不把自我的完整看得很重要。我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势必会受到外力的冲撞和挤压。缺损会造就新的形状，有时候，它也是一个完善和更新的过程。王琨：少年成名至今，您的生活作态一直是很低调的，您一定也抵制了很多名利的诱惑，您怎样看待物质欲望？张悦然：我对物质生活有要求，不过并没有太贪婪的欲望。王琨：您认为作家的创作中的表达能够将过往的郁结倾吐么？张悦然：不能。很多作家一直都在用自己写作去面对和解决一些过往的伤害，但很难彻底完成。很多时候，表达只是一种和解：你感觉到你可以和那些伤害平和地相处了。王琨：您觉得一个作家在表达时，能否做到真正的诚实？张悦然：诚实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品质。在我看来，诚实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诚实地面对现实，对于他所看到的世界不掩饰，不粉饰。另一层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必须做到足够真诚，启动自己的情感。王琨：在文学史上，或者在读者眼里，您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张悦然：我希望在读者眼里，我是一个以某个句子、某个段落、某个篇章或者某个小说打动过他们的作家。王琨：在践行这种创作理想时，会不会疲惫？张悦然：会。一件持久的事总会让人觉得疲惫。有时候连呼吸都令人感到疲惫。王琨：您怎样协调写作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张悦然：这的确是个难题。规律的生活对我来说，始终是奢侈的。王琨：您好像喜欢熬夜，是不是在夜里更有利于创作？张悦然：可能因为那时醒着的人比较少，所以感觉到每个人分到的夜晚更多一些，好像因此获得了更广阔和自由的疆域。